「頭巾事件」:伊朗示威持續升溫,矛盾在哪?如何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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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6日,伊朗女子瑪莎·阿米尼因沒有正確佩戴頭巾,被國家道德警察拘留後意外去世,隨即引發了伊朗國內針對政府的大規模示威運動。當前,持續的運動已嚴重威脅到社會秩序,造成民眾與警察傷亡,公共設施遭到破壞。活動已蔓延國內超過20個城市,在伊朗西部庫爾德斯坦地區(瑪莎·阿米尼家鄉)示威尤其激烈。事實上,「頭巾事件」僅僅為伊朗國內爆發示威活動的導火索,背後充斥的則是各階層團體對自身權益的訴求。在矛盾激化的情況下,存在哪些迫在眉睫的問題?伊朗政府又該如何應對?本文將從伊朗國內示威的主要原因開始展開介紹。

一、 伊朗爆發示威的主要原因

(一) 經濟階層固化,民眾生活困難

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採用政教合一的政體,宗教高於一切。在革命前,統治伊朗的是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王室集團,而革命後取而代之的則是傳統色彩很濃的教士集團。新的統治階層並非資產階級,發展重點在於通過宗教教化民眾,用宗教教義統治國家而非促進經濟發展,由此給改革後財富的探索和創造留下許多空白。同時,儘管伊斯蘭革命前後統治階級有所變更,但財富權力集中於上層的特點並沒有改變,財富依舊集中於少數人。正因為階層結構的固定,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集中於同一群體,經濟政策的制定必是基於統治階層的。

(圖源@谷歌)

即使在革命成功後,統治階層打着「社會公平」的旗號,將前國王財富沒收並建立了多達120個宗教基金,並讓基金組織全面控制了石油、建築、航空、金融、汽車、食品、電子產品進口等所有賺錢行業,但在內部裙帶和外部政治權力抑制的配合下,所謂公平分配只是蜻蜓點水。基金設立並未實際增加普通民眾的經濟能力,反而進一步將資本集中於少數宗教精英。該特權利益集團關注的並非是如何創造出更多的財富,而僅僅是如何分配的問題。但伊朗財富分配的原則往往在「平等」的掩飾下實現上層的壟斷性聚集。

當資本的掌握和分配權力都掌握於統治階級,最終創造出的收益多少就主要取決於宗教領導者個人或群體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決策視野和能力等封閉性主觀因素。宗教精英所制定的經濟政策以階級為導向,因此在領導中出現決策失誤也不足為奇。在國家經濟發展初期,伊朗作為石油資源豐富國家,在閉塞的經濟產業政策下,忽視配套工業的發展而單純依賴於石油資源,最終導致不得不從他國進口石油。

在20世紀90年代的拉夫桑賈尼和21世紀初上台的內賈德開始嘗試探索自由經濟的改革路徑,強調注重市場、私有化、國際合作,但頂層僵化的權力結構始終阻礙伊朗經濟產業的全面變革和靈活化,生產與分配問題從未得到真正解決。魯哈尼在任期間着力推動伊朗融入國際市場,但國家決策結構的僵化和落後的產業基礎依然難以在短時間內轉變。在他上任後經歷的2014年油價下跌、2018年實施經濟制裁以及新冠疫情都給經濟造成巨大打擊,失業率甚至達到12.19%。直至今天,伊朗內部貧富階層分化依舊十分嚴重,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政府補貼於事無補。伴隨着國際經濟低迷,地區宗教、政治局勢動蕩,國內經濟不穩定,底層人民甚至無法滿足溫飽需要,政府在決策上和行動上的無能與低效成為了民眾不滿與憤怒的來源。

(二) 婦女權力受阻,宗教具有世俗化趨勢

在宗教上,伊朗國內超過90%的民眾信仰伊斯蘭教(什葉派),並將其確立為伊朗的國教。正如上文提到,宗教勢力與政治勢力相互融合是政教合一體制的最大特徵。其中,與大多數穆斯林國家一樣,婦女的地位總體低於或附屬於男性,女性需要遵守特定及部分強制的宗教傳統。在巴列維時期,宗教世俗領域的社會矛盾就已經凸顯,而1979年伊斯蘭革命則是世俗的社會反抗與宗教的外在形式兩者的結合。然而,霍梅尼在革命後朝着宗教傳統化回歸,提出社會要遵循先知的聖訓和《古蘭經》的原教旨,使得伊朗在前一時期世俗化的婦女解放運動出現倒退。

如廢除了1967年頒佈的《家庭保護法》,將婦女的最低結婚年齡降為13歲,剝奪婦女的離婚權等。即使期間霍梅尼並未完全忽視女性權利,但女性地位大大下降。其後,自拉夫桑賈尼當政開始,婦女的地位實際上得到很大的提高。她們獲得教育權、選舉權,職業豐富化並活躍於社會各領域,在承擔更多社會義務的同時爭取自身權益。然而,宗教本身與現代生活之間的衝突始終影響着伊斯蘭婦女的基本生活。正如本次瑪莎·阿米尼因未正確佩戴頭巾而被拘留而引發的示威,反對伊朗強制戴頭巾的抗議活動事實上已經是更廣泛的伊朗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女性佩戴頭巾在伊朗成為強制性要求,婦女着裝受法律約束。同時,伊朗國內設置有指導巡邏(道德警察),任務主要是監督和逮捕違反伊斯蘭着裝規範的人,包括女性佩戴頭巾。伊斯蘭婦女對於強制性要求表示反對,並表明佩戴應出於自願,是否佩戴的決定應出於自身對古蘭經和宗教的理解。在世俗化過程中,婦女身份的轉換受到根深蒂固的原教旨影響,並在宗教立國的法基赫制度下難以實現。在22歲的瑪莎·阿米尼意外去世後,伊朗又一次爆發了婦女針對強制性宗教規定的抗議活動,世界的其他地區的婦女也加入示威並通過剪髮來表明抗議的決心。在伊朗國家法律政策的要求和暴力機關的鎮壓下,年輕抗議者被害等系列新聞事件報道,愈加激起示威者的情緒。

(三)外部勢力介入,民族矛盾激化

瑪莎·阿米尼來自伊朗西北部的庫爾德地區,在事件發生後,庫爾德地區的示威活動尤其激烈。庫爾德人作為伊朗少數民族在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提出自治要求,但被霍梅尼拒絕。1978年,霍梅尼向庫爾德人挑起「聖戰」,並派出軍政府控制所在地區。自始,庫爾德人在尋求國內地位和權益中與伊朗政府不斷發生衝突。與此同時,庫爾德的部分黨派被伊朗政府視作美國與以色列在本國的代理人,被指責受到他國權力控制來干涉伊朗內政,分裂國家民族並擾亂地區局勢。

針對本次瑪莎·阿米尼事件,伊朗總統易卜拉欣·萊希及政府官員表示,事件是由敵人所煽動,示威中的暴亂者與示威者不同,活動中的激進者是外部勢力的陰謀安排,企圖破壞伊朗經濟與安全。不可否認的是,中東地區安全自始至今一直受到大國力量的滲透,國家間矛盾重重,關係極不穩定。因此,具有敏感的民族和宗教問題常被外來力量作為干涉地區事務和中東內部國家擾亂對方國家的武器,以激進甚至極端的人民之間的矛盾點燃火藥桶。

(圖源:谷歌)

二、 伊朗破解之道

瑪莎·阿米尼事件持續發酵,針對此事的示威遊行活動受到更廣泛關注。當前各大媒體跟蹤報道伊朗國內外事件的進展及包括國家領導人、聯合國等國際組織領導人、專家學者以及示威者等在內的各群體觀點態度和將要採取的下一步舉措。然而,當下無論政府官方還是媒體提供的圖片、視頻等材料並未受到充分證實,整個事件的起因及脈絡並不清晰,不可武斷地將事件定性為「伊朗宗教專政」或「外國勢力主導」。

在此情況下,事實的挖掘尤其關鍵。歸責的前提是事實梳理,只有透明開放的調查和有效的過程監督相配合,才能給示威者以及所有伊斯蘭人民可信的答覆。任何推測與輿論都不應被大肆渲染從而進一步威脅伊朗社會穩定,給混亂的國家局勢降溫是當務之急。

重視男女平等,保障伊斯蘭婦女權利。伊朗以《古蘭經》作為國家最高法,充分遵循其中男女平等的法規。即使伊斯蘭婦女如今爭取到了較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的更多基本權利,並在維權上獲得了進步,但受根深蒂固的女卑宗教思想的影響,女性尋求平等的道路依舊受阻。《古蘭經》中所倡導的如經濟權利、人格尊嚴、婚姻家庭等問題依舊壓制伊斯蘭婦女生活。就頭巾面紗來說,《古蘭經》教導婦女要謙遜,因此遮住面容是為了保持婦女人格及避免邪惡。伊斯蘭教對服飾規範十分嚴格,並且其象徵著婦女的虔誠。在以宗教教化和管理民眾的國家中,嚴格遵循規則往往有利於國家的統治和治理。然而面紗的政治性不應成為強制的理由,應賦予婦女自願選擇的權利。

拒絕外部勢力的干預,發揮國家及地區自主性。中東地區本身具有極大敏感性,內部矛盾複雜且往往容易激化;部分外部大國尋求並聯合地區盟友,將意志強加於該地區,並根據狹隘的國家利益擾亂地區和平與安全。歷史上,中東地區曾作為美蘇冷戰的博弈舞台,之後美國為爭奪地區石油資源、穩定美元霸權、維持美國地區權力都曾挑動地區緊張關係甚至付諸戰爭的軍事手段。不論此次事件是否是外部勢力和伊朗敵國所煽動,外部勢力都應撤出中東,中東各國都應堅決維護自身主權並增強國家自主性。

破除經濟壁障,緩解民眾生活困境。以政教合一為政體的伊朗由於政治與宗教相融合,且前者服從於後者,經濟決策以宗教精英利益為基礎。財富的集中造成的國內貧富差距和居高不下的失業率都將人民引入生活困境。因此只有緩和社會階層矛盾,實行自上而下的經濟結構改革,才能減少對資源的依賴、完善國家產業結構、進一步開放市場順應全球化,並在完善合作機制的基礎上實現經濟進步,給民眾創造出更多的工作機會,減少危機爆發的潛伏因素。

(圖源:谷歌)

三、 結語

由瑪莎·阿米尼意外去世所引發的伊朗大規模示威活動給國家穩定帶來極大威脅。該事件的直接起因是伊斯蘭女性對強制性宗教規定的反對以及對自身權益、自由的爭取,但該事件在伊朗全國範圍內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力,根本原因還在於國家經濟低迷和貧富差距擴大激化了中下層民眾與伊朗現政府之間的矛盾。此外,外部勢力的干涉和幕後黑手的推波助瀾,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該事件的持續升溫。針對以上原因,對事件的清晰調查、對宗教法規和政策的反思、對外部勢力滲入的禁止、對提高國家自主性的重視以及對國家經濟結構的改革和刺激都是平定暴亂的當務之急。

撰稿|武子渝,《智本青析》實習評論員,就讀於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初審|賀鈺雯,《智本青析》實習評論員,就讀於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終審|吳翔,大外交智庫(GDYT)研究員、《智本青析》編輯部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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