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勞工組織近日表示，過去20年來，全球童工數量在逐漸減少，但冠狀病毒大流行可能會扭轉這一趨勢。
冠狀病毒大流行迫使印度的孩子輟學，進入農場和工廠工作，讓印度原本已經嚴重的童工問題更加惡化。
《印度快報》報道，在全球因為疫情發生大封鎖的時候，16歲馬赫莎娃阿里·蒙卡拉帕利和她15歲的妹妹也不得不停止學校課程。蒙卡拉帕利的母親和姐姐失去了她們在印度南部泰倫加納邦首府海德拉巴當女傭的工作。她的妹妹一直與祖母住在附近的一個村莊，現在為了生存，被迫與她們的母親一樣，成為農場工人。
蒙卡拉帕利說：「在太陽下工作是非常艱辛的，很難讓人適應，但我們必須至少掙到錢買大米和其他雜貨。」
國際趨勢
自冠狀病毒爆發以來，很難量化受影響兒童的數量，但民間社會團體正在解救更多的兒童免於強迫勞動，並警告說，還有許多人被迫在城市工作，因為那裡的流動勞動力更加短缺。
在疫情爆發之前，印度一直努力讓孩子們有機會呆在學校里。根據敦豪國際（DHL）2018年的一項研究，估計印度超過5600萬名兒童被迫失學，這個數字是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等國家數字總和的兩倍多。
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在那些沒有上學的孩子中，有1010萬在工作，要麼是「主力工人」，要麼是「邊緣工人」。
據國際勞工組織稱，過去20年來，全球童工數量一直在減少，但冠狀病毒流行可能會扭轉這一趨勢。預計多達6000萬人今年陷入貧困，這不可避免地推動這些家庭送孩子出去工作。
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發佈的一份報告估計，貧困人口每增加1個百分點，童工數量至少會增加0.7個百分點。
印度尼西亞是世界上人口第四最多的國家，也存在着大量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輟學做童工的現象。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在目前的情況下，大約有1100萬人面臨被剝削為童工的危險，特別是在印尼欠發達的東部地區，如蘇拉威西群島、努沙登加拉島和巴布亞島。
經濟損失
在擁有世界上最多年輕人的印度，這「失落的一代」將對這個亞洲第三大經濟體產生重大影響：生產效率和收入潛力的降低、未來的稅收收入、貧困水平的上升以及要求更多政府救濟的壓力。
意大利佛羅倫薩的因諾琴蒂兒童基金會兒童權利和保護研究部門的負責人拉米亞蘇布拉馬尼安說：「即使在大流行之前，印度失學兒童和童工的數量也很高。一個更大的問題來自於本應在此期間進入學校的孩子，如果這些孩子面臨入學延遲，可能會導致未入學的孩子數量增加，這反過來可能會推高童工數量。」
印度憲法規定，為所有6至14歲的孩子提供免費和義務教育。雖然蒙卡拉帕利和她的妹妹由於年齡原因不再受該法案的保護，但他們受到當地童工法的保護，該法律禁止僱傭14至18歲的青少年從事任何危險性職業。相同的法律禁止14歲以下兒童從事任何形式的工作，除了作為一個兒童藝術家，或在一個家族企業工作。
強迫勞動
社會實踐機構Praxis的項目經理德拉說：「在家庭層面上，很難區分兒童是否涉及強迫勞動，比如火柴盒製造這樣的小型企業可以在家裡經營，這些工作可能仍然是危險的，並且違反法律的，但是很難確定這些工作使得兒童受到剝削。」
在封鎖期間，由諾貝爾獎得主凱拉什•薩蒂亞爾希創建的「兒童權利保護組織」從印度各地的強迫勞動和抵押勞動中解救了591名兒童。
抵押勞動，即人們被迫為債權人工作以償還貸款，是家庭送孩子去工作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該組織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一旦封鎖解除，製造業活動恢復正常，工廠主將尋求通過僱傭廉價勞動力來彌補他們的財務損失。」
非政府組織指出，童工數量真正的激增還沒有到來。當經濟活動開始恢復的時候，有一個風險是返回大城市的工人會帶孩子一起去城市。
SOS兒童村的項目協調員阿布舍克·庫馬爾說：「當酒店重新開業，建築工作開始，當一切都開放了，這個回歸正常的社會將促使孩子們被帶到城市去。」
當農民工因為疫情逃離城市回到農村家庭的時候，孩子可能被視為權宜之計來填補城市的工作空缺。
孟買塔塔社會科學研究所勞工研究中心的助理教授拉胡爾·薩帕科說：「負擔已經轉移到城市地區的貧困家庭。」
他說，雖然孩子們並不完全從事通常由成年人從事的繁重勞動，但如果父母為了方便工作帶着孩子們一起，或者只是為了避免把他們留在家裡——這些都已經有先例可循——這樣的活動也會成為常態。
黃色代表願意送孩子去當童工的家庭
蒙卡拉帕利的母親並不希望讓她的孩子們被迫出來工作，但她不認為自己有其他可以選擇的方案，因為他們賺的錢仍然還不夠。
她說：「蔬菜、大米、香料、肥皂，儘管我們四個人在工作，我們仍然無買不起這些必需品，如果我們可以回到過去，情況會更好。」她說，儘管疫情爆發之前在海德拉巴做女傭的工作也非常辛苦，但是收入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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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carrie
責編：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