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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人在德黑蘭市中心慶祝停火，但許多人指責本國領導人導致局勢升級。
2025年6月，伊朗與以色列之間持續12天的對峙雖未釀成全面地區戰爭，卻可能標誌着伊朗國內政治格局的關鍵轉折點。相較於以往與外部敵對勢力的直接衝突，此次的伊斯蘭共和國顯得前所未有的軍事虛弱、內部分裂，且日益與本國民眾疏離。
脆弱的政權：硬實力與軟實力雙重削弱
與上世紀80年代兩伊戰爭期間，國家能夠憑藉捍衛主權的旗幟而空前團結不同，當前的伊朗政府在與以色列的衝突中，似乎嚴重缺乏顯著的公眾支持。儘管伊朗國內難以獲得準確的民意調查數據，但戰前缺乏支持政府的集會、長期低迷的政府支持率，以及戰後政府採取的鎮壓措施，都足以說明問題。
作為長期研究伊朗不同民族群體的學者，我觀察到許多伊朗人——尤其是那些來自長期被邊緣化的社群——普遍將與以色列的衝突視為政府意識形態冒險主義和魯莽推行地區代理戰爭的惡果，而非一場關乎國家防禦的必要之戰。這使得伊斯蘭共和國自1979年伊朗革命建立以來，正處於其最為脆弱的境地。
值得關注的是，在近期遭受一系列打擊後，伊朗政府的實力已大幅削弱。其曾賴以維繫統治的「軟實力」，即以革命合法性、什葉派意識形態影響力和反西方宣傳為基礎的敘事，正遭受嚴重的侵蝕。
數十年來，伊斯蘭共和國一直構建並依賴一個強大的敘事框架：即它是全球範圍內唯一敢於對抗美國和以色列、捍衛穆斯林事業，並作為伊斯蘭世界精神領袖的政府。這一形象通過國家媒體、代理民兵組織和宗教言論廣泛傳播，幫助政府為其海外干預行動以及巨額軍事開支（特別是核計劃和支持地區民兵組織）尋求辯護。
然而，這一敘事如今已不再具備往日的號召力。伊朗領導人已無法再聲稱能夠在國內凝聚團結，或在國外製造恐懼。即使在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門的什葉派人口中，在以色列與伊朗對峙期間，支持伊朗政府的聲音也顯得異常微弱。與此同時，在伊朗國內，將以色列描繪為「生存敵人」的宣傳已然失去了影響力，尤其是在年輕一代中。他們正日益認同人權運動的理念，而非政府的口號。
2022年的「女性、生命、自由」抗議活動中，伊朗民眾湧上德黑蘭街頭，引發大規模騷亂。
此外，伊朗的硬實力也在同步削弱。高級指揮官的喪生和重要軍事基礎設施的毀滅表明，政府的情報和安全體系已受到嚴重損害。甚至在以色列襲擊之前，多份報告就已指出伊朗軍隊正處於「數十年來的最弱狀態」。近期戰爭中真正令人意外的，並非以色列和美國炸彈造成的破壞規模，而是以色列對伊朗軍方和情報部門高層滲透程度之深。此次衝突，既是軍事上的失敗，也是安全上的潰敗。
外部受挫與內部動蕩的惡性循環
隨着伊朗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似乎逐漸減弱，伊朗政府內部的控制力也正在鬆動。伊朗文化部202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民眾中存在普遍的「不滿」情緒，超過90%的伊朗人對國家當前狀況「不滿」。而2024年11月的選舉投票率不足40%，進一步凸顯了伊朗民眾對政治進程的冷漠與不滿。
來自伊朗境內的報道顯示，許多伊朗人將與以色列的戰爭歸咎於政府政策。「我將責任歸咎於這個國家的決策者，」一名拉什特居民對路透社表示，「他們的政策給我們帶來了戰爭和破壞。」
面對國內普遍的不滿，政府採取了其慣用的鎮壓手段。據親政府媒體報道，在衝突期間及結束後，超過700人被逮捕，他們被指控與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合作。
與以往的鎮壓行動類似，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庫爾德人聚居區——成為了此次打擊的重點目標。就在停火協議簽署的次日，政府處決了三名庫爾德跨境勞工。這些人賴以走私貨物，在伊朗欠發達的庫爾德地區艱難謀生。
這些未經審判或法律援助的處決，與政府通過「民族替罪羊」策略來維持權力的模式如出一轍。這與歷史上的模式高度吻合：當政府感到威脅時，往往首先打擊庫爾德人。
壓迫的軌跡：歷史模式的重演
據估計，伊朗庫爾德人約有1000萬至1200萬，約佔該國總人口的12%至15%，是僅次于波斯人和阿塞拜疆人的第三大民族群體。此外，伊朗還擁有數量可觀的巴魯奇人和阿拉伯人少數民族。
1979年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之初，許多民族群體曾對革命抱有期望。他們期盼建立一個比前朝（一個經常針對少數民族的殘暴專制政權）更具包容性、更民主的伊朗。
然而，這些希望很快便化為泡影。通過拒絕多元主義，並推廣以什葉派伊斯蘭教和波斯民族身份為核心的統一意識形態，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將非波斯人和非什葉派群體邊緣化。其他民族群體遭到普遍的懷疑，而什葉派阿塞拜疆人則主要被吸納進體制內。
霍梅尼甚至對庫爾德抵抗組織宣戰，稱其為異教徒、分裂分子以及以色列和美國的代理人。憑藉從最後一位巴列維國王手中繼承的先進武器，政府在庫爾德斯坦省發動了大規模軍事行動。許多庫爾德村莊和城鎮被摧毀，1979年至1988年間，約5萬名伊朗庫爾德人被殺害。該地區此後被轉變為軍事化區——這一狀態至今仍未改變。
鎮壓庫爾德人：從兩伊戰爭到「大屠殺」
1988年8月兩伊戰爭結束後，經濟拮据、軍事削弱的伊朗政府擔心可能爆發國內起義。然而，政府並未推行政治改革，反而發動了伊朗歷史上最殘暴的鎮壓之一。霍梅尼頒佈宗教法令（法特瓦），下令處決政治犯，其中包括大量庫爾德異議人士。
1988年7月底至9月間，數千名政治犯被處決——其中許多人未經審判或任何法律程序。據國際特赦組織統計，至少5000人被殺害並埋葬在無名集體墓地中。霍梅尼將他們稱為「莫哈雷布」（「與上帝為敵的戰士」），並批評革命法庭未能更早地判處他們死刑。
此次大規模處決行動表明，政府決心消除一切異議，無論是否存在法律先例或人權規範。此後數年，政府有系統地暗殺庫爾德族領導人及其他反對派領袖，無論其身在伊朗境內還是境外。
1979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行刑隊在簡易審判後處決了九名庫爾德叛亂分子和兩名前沙阿政權的警察。
對庫爾德領導層的針對性清除，加上對政治犯的大規模處決，是一項有預謀的戰略，旨在任何有組織的反對派挑戰政府生存之前將其斬草除根。
新的危機，舊的策略：弱勢政府與分裂的反對派
伊斯蘭共和國似乎正在重施故技，但其當前的條件卻脆弱得多。鑒於政府目前的脆弱狀態，人們有理由質疑為何現在沒有更多抗議活動，尤其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對許多人而言，答案是對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深切恐懼。
許多庫爾德人從過去的起義中吸取了慘痛教訓——尤其是2022年的「婦女、生命、自由」運動——他們深知，當他們領導抗議活動時，將面臨最嚴酷的鎮壓。在隨後的鎮壓中，超過56%的遇害者和受迫害者是庫爾德人。
與此同時，整體反對派仍然處於分裂和無領導狀態，不僅沿民族界限分裂，在目標上也存在分歧。主要反對派團體傳統上不願承認民族權利，更不用說將其納入對未來伊朗的任何願景中。相反，他們堅持將「領土完整」作為任何對話的先決條件，這與伊斯蘭共和國的修辭如出一轍。
這正是伊斯蘭共和國的關鍵遺產：其宣傳不僅塑造了國內輿論，還深刻影響了反對派，導致伊朗人在國內外長期處於分裂狀態。長期以來，它通過將少數民族，特別是庫爾德人，描繪成內部敵人，來動員佔主導地位的民族群體對抗少數民族，從而鞏固其統治。
本文作者：舒克里婭·布拉多斯特，弗吉尼亞理工學院規劃、治理與全球化專業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