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藤條救下百萬人，曾被海外「壟斷」！這位杭州人，真正的全國推廣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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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番薯，軟糯香甜的口感，大家都不會陌生。但你知道嗎，我們今天能夠吃到番薯，其實和明萬曆年間的一位名叫金學曾的杭州人有關，就連「番薯」的大名都是他取的！

作為全國番薯推廣大使第一人，金學曾不僅讓番薯成為百萬人的「救命糧食」，還成功讓清朝期間人口增長了3億，時至今日我國番薯年產量達三千萬噸，佔世界總產量的80%。這位，就是「功過神農」的金衙莊主人……（點擊查看更多#25史里的杭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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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舊時有很多私家莊園，劉庄、汪庄、郭庄、蔣庄……不過，那些都是外地的富人到杭州來蓋的別墅，唯獨有個金衙庄，是明朝曾經做過福建巡撫的杭州人金學曾蓋的。

金衙庄，現在是看不見庄了，但這個地名還在。在清泰門旁，貼沙河邊，金衙庄的原址旁建了一座中等規模的公園，仍以此命名。

金學曾是明隆慶二年（1568）的進士，在京為官曆任工部主事、禮部主事，萬曆年間，出任湖南督學。當時，張居正進行變法，為了扼制反對的聲音，規定禁止學校、書院自由講學。金學曾對此做法不以為然，公開持異議，認為「學不講，則所崇何業？」結果遭到彈劾罷歸。他回鄉閑居杭州期間，為自己的父母建起了這座規模頗大的莊園。由於他曾是衙門大官，所以，杭州百姓就稱此莊園為金衙庄。金衙庄在民國時期還存在，新中國成立後，因為城市建設的需要，拆掉建公園了。

說來好笑，金學曾的歷史功績倒不是爭取「言論自由」，而是推廣番薯種植。

張居正死後，他被朝廷重新起用，告別金衙庄前往南方出任福建巡撫一職。巡撫堪稱封疆大吏，後世官修的家鄉方誌上都會有重點記載。《乾隆杭州府志》就讚揚說：「學曾功在八閩。」

那麼，金學曾的功在哪裡呢？就是因為他最早大力推廣番薯種植，不僅救活了大量福建人，也對後世的救災賑荒作出了巨大貢獻。

番薯原產於美洲，因地下塊如瓜，又稱地瓜。番薯有紅、白、黃、紫等多種，可充饑，制澱粉，釀酒，是一種高產的糧食植物。西班牙人最早將它引進到了亞洲的殖民地呂宋（今菲律賓）。

福建號稱「八山一水一分田」，因耕地稀少，糧食產量無法滿足全省需求，所以，早在明代，就有不少福建人出洋謀生，世居福州長樂鄉下的陳振龍就是其中之一。陳振龍在呂宋經商時，發現當地的丘陵、山間都種有一種叫朱薯（也叫紅薯）的作物，當地人告訴他：「朱薯可以替代米糧，而且產量很高。」陳振龍想到家鄉山多，正可以引進這樣的作物，便詳細打聽了朱薯的種植方法，並私下買了朱薯藤苗，想將其帶回福建。但是西班牙殖民者卻把番薯當成寶貝，不允許出海，傳播到外地種植，而且西班牙的海關檢查特別嚴格。陳振龍花重金收買了當地土著的酋長，把藤蔓纏繞在自己商船的纜繩上，編織在籃筐內，又用污泥把它們染臟，混為一體，就這麼把朱薯藤苗給偷運了回來。

陳振龍回到國內是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五月，當時，福建正值饑荒，身為福建巡撫的金學曾向社會各界徵求賑濟糧荒的良策。陳振龍的兒子陳經綸是縣學的生員，也即俗稱的秀才，便向巡撫遞交了一份推廣種植朱薯的建議書。

金學曾閱此建議書後，當即作了批示，肯定陳氏父子「涉險帶種而歸，事屬義舉」，但他也擔心福建的土壤是否適合朱薯生長，因此要陳振龍父子先去試種一下，成功了再向各縣推廣。

圖源網絡

得了巡撫的批示後，陳振龍父子即在自家屋後「紗帽池舍傍隙地」種上了朱薯。4個月後，從地里挖出不少朱薯，大大小小像拳頭一般。陳氏父子立即向金學曾報告，並呈上了新收穫的朱薯。金學曾生平第一次品嘗了煮熟的朱薯，頗能抗飢且口感甚好。金學曾大喜，立即要求各縣推廣種植。

為了指導各縣依法栽種，金學曾還將陳振龍父子提供的朱薯種植方法總結成一篇長文《海外新傳七則》，詳細介紹了朱薯的育種、栽培、貯存等具體做法。文中還提到：「薯傳外番，因名番薯。」——原來，「番薯」的大名還是杭州人金學曾取的！

《海外新傳七則》中記載

次年（1594），福建各地開始試種番薯，以中丞署名的《海外新傳七則》則作為農技指導書下發到各地。這一年，福建各地又遭遇大旱，由於番薯屬耐旱作物，「秋收大獲，遠近食裕，荒年不為害」，福建人感恩地用金學曾的姓氏命名這種救命糧食，將番薯改稱為「金薯」。福建省圖書館至今還珍藏着一本從民間徵集到的「孤本」古籍——《金薯傳習錄》，上面就詳細記載着這個故事。

到了清康熙年間，番薯又開始「走出福建，走向全國」。而從福建流出的第一站就是金學曾的家鄉浙江，也算是金學曾遺澤造福桑梓。當時，有一個叫徐瑗的人將金薯種苗和金學曾所撰《海外新傳七則》帶到浙江鄞縣，指導當地人在貧瘠的土地上廣種番薯。起初，鄞縣人還頗有懷疑，認為這樣的土地種不出這麼大的果實。不料，到了秋收時，挖出的番薯比閩地所產還要大。浙江丘陵、山坡種植番薯的歷史就此開啟。

番薯引入我國後，改善了我國農作物的結構和食譜，成為我國舊時代度荒解飢的重要食物之一。據古籍記載，荒年時，「鄉民活於薯者十之七八」。清乾隆年間，番薯已推廣到全國大部分地區，而中國的人口也史無前例地突破了1億，達到了1.4億；到了道光年間，人口更是超過了4億。

這表明曾經長期制約我國人口增長的糧食瓶頸，已被有效突破。這自然與明朝晚期引入番薯、玉蜀黍（尤其是番薯）等高產作物有着密切的關係，而杭州人金學曾實在是功不可沒。郭沫若當年曾到福建省圖書館專門調閱了《金薯傳習錄》，並且稱讚金學曾「功比神農」。如果沒有金學曾，陳氏父子的番薯種植可能也就局限在自家，頂多不過是自己家鄉那麼點小範圍。因為有了巡撫金學曾的推廣，才使得番薯大面積種植起來。而且，當時到各地去推廣番薯種植，總是帶着金學曾的《海外新傳七則》，畢竟，只有帶有官方認證的科普文章才更使人信服。

福建省福州市為紀念陳振龍和金學曾而建的先薯亭。來源 福建新聞網

令人遺憾的是，金學曾推廣番薯的功績卻沒有在官修的《明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而且，這位福建巡撫甚至在《明史》上沒有單獨的傳記，只在列傳第一百五十八卷「沈有容」的傳中，帶到一句：「福建巡撫金學曾欲用奇搗其穴，起有容守浯嶼、銅山。」確實，金學曾在福建巡撫任上還對抗擊倭寇作出過貢獻，他甚至最早向朝廷提出了駐兵澎湖的計劃。

但是，作為史書卻只關心戰爭的殺伐之功，而忽視甚至無視和平的建設之力，終究是不公平的。順便說一句，目前我國的甘薯種植面積已經達一億多畝，年產量達三千萬噸，佔世界甘薯總產量的80%。杭州人路過金衙庄，可不要忘了金學曾這位鄉賢先人。

金學曾：(生卒年未詳)，字子魯，明錢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事見《明史*沈有容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