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城市家庭生活中，如下這些對動物的擬人化稱呼是常見的：「貓星人」「寶貝」「毛孩子」。在稱呼之外，各位「鏟屎官」對與其共同居住的貓貓狗狗一般都會取一個名字，早些年有「大黃」「小白」「湯姆」，近些來則有「雪糕」「可樂」等。因此，它們其實已經在不同程度上被視為一種家庭成員。而當我們提到動物是人類的朋友時，首先想到的也自然是像這樣的萌寵動物。
另一類動物則是被忽略的。這就是經濟動物。
在某種意義上，經濟動物是遠離城市生活的。它們生活在郊區或農村的農場、養殖場，再或者農家的院子，一般情況下，當它們被宰殺，從身體變為「肉」以後，才會由運輸車送到城市，出現在菜市場，進入人們的冰箱，被擺上餐桌。它們沒有擬人化的稱呼。這也不難理解，有了名字，就容易被視為是有感知、有感情的動物。為了警惕由擬人化稱呼喚起的同情共鳴之心、憐憫之心，養殖者、烹飪者，以及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不會那樣做。
當然，經濟動物被當作萌寵動物帶進家庭也是有的，譬如養小豬、小雞，可這畢竟並不普遍。在關於動物的話題中，經濟動物幾乎只在一種情況下才可能成為熱門話題——吃素還是吃葷。吃素比吃葷更道德嗎？吃素是做作嗎？不吃素就是沒有愛心，是偽善嗎？在這個問題上，任何一方都無法說服另一方，若是執着於某種極端觀點，雙方都無法展開一場理性的對話。甚至可以說，這都無關乎於邏輯和推理。
以動物書寫見長的作家黃宗潔在《它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中也專文探討了經濟動物。他的方法是從文學作品中的文本出發，重現經濟動物的生命處境、人們面對經濟動物的道德倫理處境，持續不斷地試着接近「飲食倫理」。很多事不是二選一的問題，畢竟，「真理曖昧不清，我們只能儘可能貼近它」。
以下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它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摘編有刪減，完整的論述見原書。標題為摘編者所取。
原文作者｜黃宗潔
《它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黃宗潔 著，南京大學出版社·三輝圖書，2022年4月。
「素食」或「肉食」，一個不可能被理性討論的議題
我們不妨先看一段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愛麗絲幻游奇境與鏡中奇緣》（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這部經典作品最後那場盛大的宴會，紅棋王后與愛麗絲進行的對話：
「你看來有點害羞，幫你介紹一下那條羊腿吧。愛麗絲—羊腿，羊腿—愛麗絲。」只見羊腿從盤子里站起來，向愛麗絲微微一鞠躬，愛麗絲也鞠躬答禮，心裏卻不知道該害怕還是好笑。
她拿起刀叉，對左右兩位王后說：「我可以幫你們切一片肉嗎？」
紅棋王后斬釘截鐵地說：「當然不可以，切割剛剛介紹給你的朋友，是不合禮儀的。來人啊，撤下羊腿！」侍者撤走羊腿，換上一大盤葡萄乾布丁。
愛麗絲連忙說：「拜託，不必介紹布丁和我認識，不然我們什麼都吃不到了。我可以分一點布丁給你們嗎？」
電影改編版《愛麗絲夢遊仙境2：鏡中奇遇記》（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2016）劇照。
故事的後續發展不難想像—愛麗絲再次被介紹給布丁認識，於是布丁又被撤走了。愛麗絲鼓起勇氣要侍者把布丁端回來，切下一片布丁之後，卻被布丁斥責：「如果我從你身上切下一片，你會高興嗎？」雖然在此段中，卡羅爾是以cut既有「切割」又有「故意冷落或裝作沒看到」的雙關義作為趣味所在，但愛麗絲不想認識布丁和羊腿的心情，對多數人來說恐怕並不陌生，因為面對食物，其實我們往往不想知道太多有關它們出現在盤中之前的事，但這些「食物」原本的樣貌，是談論經濟動物最困難也最核心的關鍵。
要討論經濟動物議題，免不了就得碰觸到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那就是，我們所吃的食物，都是來自活生生的生命。而它們抵達我們餐桌的這段旅程，充滿了各種讓人不想凝視的真相。儘管大多時候，人類身為雜食者的事實可以讓多數人理直氣壯地面對食肉的各種爭議，如果我們將雜食視為必然，素食／肉食的差異，理應是個人自由意志下的選擇，也無所謂道德與否。然而，素食這個選擇本身，彷彿已隱然帶着某種道德（譴責）的意味—儘管素食者並不見得有譴責肉食的意圖，素食的理由更未必與動物倫理的考量有關，但餐桌上的素食者，對於一場務求賓主盡歡的宴席而言，似乎總帶點掃興的感覺。
J. M.庫切在小說《伊麗莎白·科斯特洛》中，就曾透過女主角科斯特洛在餐桌上的對答，生動地展現出動保人士對宴會氣氛帶來的「殺傷力」。在科斯特洛進行完一場冗長與充滿思辨的動保演講後，筵席間，有人客氣地詢問：「科斯特洛女士，你的素食主張是出於道德信念嗎？」她回答：「不，我不是這麼想，這只是出於想拯救自我靈魂的希求。」於是「四周一片死寂」。眾人的窘迫生動地呈現出動保人士的格格不入，尤其當有人努力化解尷尬，表示素食主義是他所尊重的生活方式時，科斯特洛卻毫不領情地回答：「我腳穿皮鞋，手拿皮包，假如我是你，我就不大會尊重素食主義。」有趣的是，這段對話是否聽起來似曾相識？因為它正是我們面對動物議題時最常聽到的某種論證循環。若某件事情被批評為殘酷，「吃牛羊豬雞難道不殘酷嗎」幾乎是必備的標準問答例句；然而一旦倡議者本身也是素食者，「你還不是穿皮鞋、拿皮包」多半是接下來會發生的質疑；若這位素食者恰好還是個在生活中也實踐純素主義的人，那麼「植物難道不是生命嗎」就會成為另一個辯論的套裝組合。
《小豬寶貝》（Babe 1995）劇照。
顯然，相較其他動物議題，經濟動物幾乎是最難被理性討論的。但是，談論經濟動物議題必然等同於辯論人是否應該吃素嗎？並不盡然。如果將素食與肉食視為對立的兩端，誤以為經濟動物議題就只是鼓勵民眾吃素，就會很容易落入前述的論辯循環中而讓討論失焦。要真實理解從「產地」到餐桌之間，發生在經濟動物身上的遭遇，並且認真看待改變的可能，我們或許必須先放下素食與肉食二選一的道德是非題，反身審視經濟動物的處境如何與為何觸動我們不安的感受，唯有放下防衛心理之後，許多被視為理所當然或「必要之惡」的對待方式，才有可能重新被檢視與鬆動。
我們何以不安？
2017年4月間，香港一個頗受歡迎的飲食節目《阿媽教落食平D》，在播出之後接獲了若干觀眾的抗議，原因是兩位節目主持在挑選冰鮮的豬肉食材時，在冰櫃里拿起了兩隻完整的、用保鮮膜包妥的冰鮮乳豬，乳豬的眼耳口鼻在鏡頭前面顯得相當清晰。批評的理由多半是認為這一幕「殘忍、噁心及令人不安」，也有民眾指出，「吃就吃，不要拿着它來揮舞」。
事實上，對於已經成為冷凍鮮肉的乳豬來說，是否被拿着揮舞，並無「殘忍」與否的顧慮可言，但這個揮舞冰鮮乳豬的畫面竟然會被抗議太過殘忍，若只將觀眾的反應簡化為「偽善」或「道德不一致」—畢竟他們抗議的是「不要讓我看到鏡頭前揮舞的乳豬」而非吃乳豬或殺乳豬—就會忽略了這其實是一個很典型的「愛麗絲式」反應：拜託別讓我認識那隻羊腿／乳豬。對於食物，我們只想吃，但不想看見。
這樣的畫面之所以讓人感到不太舒服，無非是因為它們看起來太像活的了。而肉食信念體系最核心的運作方式之一，就是「隱匿」。隱匿又可以分為象徵上的隱匿和實質上的隱匿，前者是透過各種名稱上的迴避；後者則是將實質的暴力隱藏在看不見的角落，讓真相隱而不顯。問題是，真相的線索仍不時在生活中浮現，提醒我們肉食背後的生命處境，當國王的新衣被拆穿，飲食與死亡之間的連結將逼人選擇回應的方式，是凝視深淵還是繼續建造更高的城牆避免看見？不同的選擇，其實凸顯了吃動物這件事背後，飲食、動物、環境與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我們不想看到食物是生命的反應，會不會連結着更深沉的，關於不想記起、不想被提醒人與動物相似性的理由？
《小豬教室》（ブタがいた教室2008）劇照。
在羅爾德·達爾（Roald Dahl）帶着黑色諷刺意味的短篇小說《豬》（Pig）中，父母雙亡的男孩雷辛頓在茹素的姑婆照料下，天真無邪又與世隔絕地成長。姑婆去世之後，他的財產幾乎被律師騙光，但對此毫無所悉的雷辛頓，對紐約這個陌生又充滿新鮮事物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到了餐館，他要求來一份日常熟悉的食物高麗菜卷，侍者不耐煩地表示所有的餐點只剩下pork（豬肉），雷辛頓因此吃下了此生第一口葷食，並且對這新奇的食物口感驚為天人。他再次喚來侍者想知道這了不起的世間美味究竟是什麼做的，之後兩人進行的對話充分展現了肉食如何透過語言的象徵體系產生隱匿效果：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他說。「這是豬肉（pork）。」
「豬肉到底是什麼？」
「你從來沒吃過烤豬肉嗎？」服務生瞪大眼睛問他。
「看在老天的份上，老兄，趕快告訴我這是什麼東西，不要再吊我的胃口了。」
「是豬（pig），」服務生說。「你只要把它塞進烤箱里就好了。」
「豬！」
「所有豬肉都是從豬身上來的，你不知道嗎？」
「你的意思是，這是豬的肉嗎？」
在中文的語境中，可能較難體會雷辛頓受到的衝擊，那是因為我們的語言並未將「豬」的概念與「豬肉」分離，而在英文中豬肉和牛肉的語彙之所以與豬和牛有那麼大的差別，最初的目的倒也並不是為了製造「這食物並非來自豬和牛」的假象。事實上，pork和beef是來自當時領主階級使用的法語（過去只有諾曼國王才能經常吃到肉），這樣的語彙被沿用下來，直到今日，豬肉和牛肉仍用法語來表達，豬和牛則使用盎格魯-撒克遜用語。但是，透過語言的象徵體系讓人對食物／動物產生疏離感，始終是肉食系統中很常見的運作模式，我們使用什麼樣的語言去指稱動物，多少反映出動物在我們道德量尺上的坐標。
彼得·辛格在被譽為動物倫理經典之作的《動物解放》中，就曾提醒過，當我們選擇以「火腿」一詞代替「豬的腿」時，用詞本身就已經是在掩蓋事實。哈爾·賀札格（Hal Herzog）對於語言如何影響道德距離，則有更深入的析論。他主張，語言可以幫助我們創造對現實的看法，例如在菜單上不受青睞的「巴塔哥尼亞齒魚」（Patagonian toothfish），在重新命名為「智利圓鱈」（Chilean sea bass）後，聽起來就變得比較可口。這說明了何以某些動物權利團體選擇將創造新詞作為某種行動策略：例如「善待動物組織」（PETA）就曾用「救救海底小貓」（Save the sea kittens）作為反釣活動的口號。《動物平等：語言和解放》（Animal Equality: Language and Liberation）一書的作者喬安·杜那耶（Joan Dunayer）更建議採用「水牢」代替「水族箱」，或用「虐牛者」代替「牛仔」，來強調人對動物的剝削。
《小豬寶貝》（Babe 1995）劇照。
當然，上述這些「必也正名乎」的呼籲，或許會被視為偏激動保人士的小題大做，對於動物處境能產生的實質改變恐怕也相當有限，但提高對語彙的敏感度，絕對是重新反省人與動物關係的起點之一。
如果我們總是習於用「豬隊友」「瘋狗」「禽獸」「神豬」來作為貶低他人的語彙，當動物總是在語言的象徵體系中，作為輕浮、嘲諷、貶抑與偏見的表現時，不難想像它們在真實世界中的遭遇恐怕也很難被認真看待。由此可以發現，一般人雖然不見得那麼清楚地意識到語言可作為度量道德距離的量尺，但我們早已透過日常語言的實踐，展現出自己看待動物的眼光。這是何以多數人會認為替經濟動物或實驗動物取名字，是非常不智或怪誕的行為。因為一旦有了名字，量尺上的距離就拉近了，然而誠如賀札格所言，取名是要付出代價的，那是「把『他們』轉換成『我們』的道德成本」。當經濟動物有了名字，被模糊化、集體化與工具化的它們，輪廓變得清晰起來，甚至擁有自己獨特的性格與情感。此時取名就可能成為難以承受之重，因為對於它們接下來無法逆轉的遭遇與命運，我們會更容易產生罪惡與不安的情緒。
被定價的生命
如何才能讓豬與豬肉之間的連結被建立起來呢？前述的短篇小說《豬》，其實有着饒富意味的後續發展。雷辛頓在初嘗肉食滋味後，要求知道這美味是如何料理出來的，廚師告訴他：「一開始，你得有塊上好的肉才行。」於是雷辛頓直奔肉品工廠。在導覽的過程中，驚慌的豬在被鐵鏈倒掛時不斷掙扎：
「真是令人着迷的過程啊，」雷辛頓說。「可是它往上的時候，發出了一種有趣的喀啦聲，那是什麼啊？」
「可能是大腿吧，」導覽員說。「不是大腿就是骨盆。」
「不過，這樣不要緊嗎？」
「這怎麼會有什麼要緊的呢？」導覽員問。「你又不吃骨頭。」
此處的「不要緊」，是幽默手法中最常見的「概念的移轉」，雷辛頓問的是「豬（生命）受傷不要緊嗎」，但導覽員卻認為雷辛頓問的是「豬肉（商品）損毀不要緊嗎」。導覽員的不以為意，正反映了工業化農業商品邏輯下的普遍心態。當生命被定義為密集生產線下的商品，它們連要得到符合基本動物福利的待遇都相當困難。要改變這樣的局面，就必須讓它們從隱匿之處曝光，因此，一直以來始終不乏藝術家或創作者，致力於揭露這些「不願面對的真相」。
《鯊魚黑幫》（Shark Tale 2004）畫面。
英國藝術家蘇·柯伊（Sue Coe），就曾以一系列的畫作表達屠宰場中的動物處境，並出版為《死肉》（Dead Meat）一書揭露屠宰場的面貌，在她的作品中，彩繪着可愛農場動物的圍牆內部，是一幕幕令人不忍卒睹的畫面。柯伊表示，她企圖藉此思考「為什麼會以這種方式屠殺動物？還有更重要的，為什麼這種現象被忽略，被當成常態」？「常態」二字並非誇大，若綜觀所有以工業化農場為主題的作品，會發現內容往往有着驚人的相似性。
最早揭開屠宰場內駭人景觀的作品，應推1906年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屠場》（The Jungle）一書，雖然辛克萊的動機主要是喚起大眾對於屠宰廠內工人處境的正視，但員工的困境與動物的困境其實是一體兩面的，小說中如此描繪屠宰場內的狀況：
人們用電擊棒把牛隻從那條走道趕進來。……等牛兒站在裏面吼叫跟跳動時，畜欄上頭會有位拿大鐵鎚的「敲頭工」，找機會把鎚子砸下去。……動物一倒下，畜欄的側面就會抬起來，然後仍在踢腳掙扎的牛便會滑進「屠床」。……工人們活動的方式教人看了畢生難忘；他們發了狂似的拚命幹活，真的像在全力狂奔一樣，此種步調只有美式足球賽才能相提並論。這是高度專業化的分工，人人各司其職，一個人通常只需切下特定的兩三刀，然後在接下來的十五或二十條屠宰線，對面前的牛重複同樣的動作。
由於小說中那血淋淋又污穢可怖的屠宰場景如此寫實，出版後迅速喚起了讀者們對黑心食品的恐慌。更驚人的事實可能是，在《屠場》出版已逾百年的此刻，該書中的若干場景非但不是歷史陳跡，相反地，它們仍是世界各地屠宰場中的某種「日常」。
喬納森·薩弗蘭·弗爾（Jonathan Safran Foer）在《吃動物》（Eating Animals）一書中，就列舉了若干非營利組織暗中搜證時拍攝的影片，包括養豬場員工如何每天毆打凌虐豬只，並在其意識清楚的情況下，鋸斷它們的腿、剝除它們身上的皮。索尼婭·法樂琪（Sonia Faruqi）足跡遍及印尼到墨西哥各地的《農場》（Project Animal Farm）一書中，就不時可以看到這樣的例子。蛋雞場的農夫布瑞克一面輕鬆地撿拾籠架間的死雞，一面解釋蛋雞的幾大死因，包括：因為無聊所以把頭伸出籠外不慎卡住而弔死、工作人員把雞放進籠子時太快放手造成翅膀或腿折斷，以及生了太多蛋之後內臟外露並被其他蛋雞啄食。愉快的語調「彷彿我們正漫步在蘋果園裡」。
《小雞快跑》（Chicken Run 2000）畫面。
然而，語調的輕快與無所謂，並不代表這些人內心邪惡或異於常人地殘酷，相反地，這是因為在考量成本與效益的前提下，動物的感受被隱匿了，人的感受能力也就在這樣的隱匿中隱匿。
值得注意的是，法樂琪在參觀完加拿大的黑水屠宰場並經歷巨大的衝擊與驚嚇之後，有了如下的感悟：
在黑水屠宰場，我觸及某種內在的極限。當我搖搖擺擺地站在通往屠宰區的門邊，便知道心底有些東西將再也不一樣了……我也感覺與家人、朋友之間疏遠了。我覺得他們或有意或無心地活在虛假的面紗之下，更認為這個社會本身就躲在偌大的託辭背後過日子。工業化農業的現實距離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如此遙遠，根本就像是發生在另一個時空的事。
隱匿也好、製造道德距離也好，或此處所用的「託辭」也好，其實都殊途同歸地指向同一件事，那就是工業化農場與我們的生活如此疏遠，以致我們可以輕易地對背後蘊藏的巨大苦痛視而不見。該如何才能從這樣的距離當中解脫出來，把「他們」轉換成「我們」？李欣倫的散文作品《此身》，提醒我們意識到動物的「身體」，或許能夠成為將這段餐盤前的斷裂路程連結起來的起點之一。
如何將屍體「還原」為身體？
如果我們總是選擇迴避「看見」，不斷透過把動物當成物體和商品的各種方式將真相隱匿，就很難期待人們會認真看待改變經濟動物生命處境的重要性，因為對於物品，是不可能有道德考量出現的。李欣倫《此身》書中《他們的身體在路上》一文，讓我們重新意識到在我與他之間，人與動物之間，處境是那麼不同，但身體感受的能力未必是不一樣的。在文中，她以傷感的口吻寫下如詩般的輓歌：
而這些孩子不會跳車，他們只是呼嚕呼嚕地挨擦着彼此，呼嚕呼嚕地被某種力量牽引着、推送着，往苦難的方向。好幾次，我竟然臨時改變路程，騎車一路跟隨他們要去的地方，陽光照在我的身上，也照在他們身上，一視同仁，無所分別。那陽光，我始終覺得冷。……綠燈了，卡車繼續往小徑前行。閉上眼，我掉下眼淚。……看哪，看哪，我流下眼淚，幾乎要喊出來，看哪，看哪，他們的身體在路上，在路上。……在生的路上，在死的路上，流浪生死，生死流浪。
這會是無效的哀傷嗎？乍看之下是的，對於這不可逆的最後一段路，再多的感傷都是徒勞。但李欣倫提醒了我們，這段路的目的是讓他們的身體「成為眾人的身體」。那麼，我們真能用「反正都是要殺來吃的，所以怎麼對待他們都沒關係」這樣的理由來合理化一切嗎？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認同這看似理所當然的選擇。
《夏洛特的網》（Charlotte's Web 2006）劇照。
事實上，經濟動物臨終前「最後一里路」的對待方式，是考量經濟動物福利時不可或缺的一環。除了運輸途中沒有水與食物的運載時間需進行規範，近年也有人道屠宰的例子，針對進入屠宰場時的曲槽走道等設施進行勘查，確保其中沒有任何會驚嚇到農場動物的細節。以推廣人道屠宰知名的坦普爾·葛蘭汀（Temple Grandin），就曾以她身為自閉患者的感受，同理動物與自閉患者之間在「看見細節」上的類似性。包括地上的陰影、搖晃的鐵鏈、金屬碰撞的聲音、空氣的嘶嘶聲，都可能使動物受到驚嚇而卻步。過去處理這些「不聽話」動物的典型方式就是拿出電擊棒、毆打與吼叫，但如果能確實改善屠宰場中的細節環境，這些暴力行徑根本是完全不必要的。
丹·巴柏《第三餐盤》中也有個看似相當「不切實際」的例子：結合農場、餐廳與教育中心的「石穀倉中心」里的藍丘餐廳開幕時，某日家畜禽經理克雷格帶了一隻巴克夏豬（Berkshire Pig）到屠宰場，結果宰殺之後非常難吃。克雷格認為應該是因為這隻豬「單獨前往屠宰場的途中承受過大壓力」，於是他採取了一種「邁向死亡的夥伴支持法」，讓兩隻豬結伴同行，並且在運送的貨車裡放上充足的飼料以及放大的農場樹林照，抵達之後宰殺其中一隻，另一隻則運回農場，隔周，上次那隻被運回來的豬邁向自己的最後一程時，也有另一隻同伴陪着它。採用這種方式之後，乾澀的口感消失了。
然而，可以想像的是，當你在意動物的身體和生命，下一個兩難的處境，就會重新回到那個無法迴避的，關於吃動物本身就是動物利用的不安事實。換言之，這裡所討論的那些罪惡感、想要逃離與防衛的心理機制，必然會再次擾亂我們，「道德」背後隱含的指責意味彷彿又要進入前述的循環中：一切的道德都要推到吃素嗎？不吃素的道德實踐者就是偽善嗎？
《小雞快跑》（Chicken Run 2000）畫面。
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吃的美德》（The Virtues of the Table）這本書，就挑戰了我們對於飲食道德的簡化觀點。他在書中以三份虛擬的英國菜單，讓讀者體會到道德選擇的多元性與複雜性：在一月的「自由放養雞做成的雞肉蘑菇派。紅蘿蔔絲。大蒜泥。加了有機凝脂奶油的反轉蘋果派。食材全部來自英國本土，產地多半不超過二十五英里遠」、三月的「M S C（海洋管理委員會）永續認證的野生鮭魚。公平貿易認證的有機豌豆。公平貿易認證的有機印度香米做的番紅花燉飯。加了公平貿易認證的有機無花果和馬斯卡朋起司的杏仁蛋糕」和九月的「劍魚。烤奶油瓜。奶油韭蔥。莓果奶酥。所有食材都來自英國本土及英國海域」這幾個選擇之中，哪個「最道德」呢？書中固然提供了一個相對較佳的選擇，但他的重點其實是藉此強調被視為黃金三律的「當季、有機、在地」原則，有時彼此之間是會相互抵觸、難以兼顧的。在各種道德價值之間，我們必須做出哪個更重要的優先決定。
換言之，所謂道德沒有標準答案，並非以憊懶的「多元性」取代溝通，而是充分理解在現實生活中實踐道德價值時，幾乎不存在單一、絕對的標準，如同巴吉尼的提醒：「道德立場本來就是介於全心相信和漠不關心的無止境探問。最重要的是有道德自覺，同時對我們採取的道德立場保持懷疑。」保持懷疑，才有鬆動的彈性與讓改變發生的縫隙，也才能避免落入道德多元主義或二元對立的迷思。
因此，對於巴吉尼來說，他認為善待動物和吃動物的確可以是不矛盾的，而他選擇的道德底線，是區隔痛苦和折磨（pain/suffering）的差別：「所有具備基本中樞神經系統的動物都感覺得到痛苦，這一點毋庸置疑，甚至某些甲殼類動物也是。而折磨則是一段時間的痛苦，是累積加深的痛苦，需要某種程度的記憶。」他認為某些動物例如蝦可能無法體會自己受到折磨，但豬可以，因此顯然我們不應在飼養過程中讓豬受苦，而不是不該殺豬。
無論基於動物會感受到痛苦、不應讓動物承受折磨，甚至純粹想減輕動物死前的壓力，這些不同的道德底線還是指向了相同的方向，那就是，我們永遠可以從看似理所當然的日常中，找到改變現狀的理由。
持續不斷地試着接近「飲食倫理」
沃倫·貝拉史柯（Warren Belasco）在《食物》（Food）這本書中，曾提出過一個相當簡要的模型，說明食物選擇的三個面向：認同（社會與個人）、便利（價格、技能以及可取得性）、責任感（對我們吃什麼會有何後果的覺察），我們的每一餐，都是在這三個因素相互競爭與複雜協商影響下的結果。只是過去我們的眼光更常放在飲食如何聯繫情感、延續文化，以及如何以更快速、便利、平價的方式進行消費，畢竟這兩個部分，都比責任更能帶來食物的正面、愉悅的能量。但今時今日，或許到了應將更多注意力投注在飲食倫理的時刻了，因為那些我們熟悉的飲食與生活方式，已讓環境遭受了幾乎無法逆轉的變化。
當氣候異變與資源匱乏將成為新的日常，天空、土地、海洋以及置身其中的所有生物，都在釋放着同樣的訊息，那就是，生態環境是一個整體，飲食是一個系統與循環，我們的任何作為都將為環境帶來影響並且需要付出代價。更重要的是，每一個選擇都可能在意想不到之處發生連鎖效應。
紀錄片《海豚灣》（The Cove 2009）畫面。
《第三餐盤》中就舉出一個值得深思的例子：有些廚師有感於混獲（誤捕）現象的嚴重性（平均每一千公斤的漁獲中約有四百公斤是被捨棄的），因此精心烹調這些原本將會被捨棄、賣相不佳的食材，卻也非常弔詭地創造出新的需求，讓原本誤捕的魚類成為大家爭相食用的對象。最初期待透過推廣替代性海鮮來維繫海洋永續的目的，最後是否反而因此危害了這些替代性海鮮的未來？這是丹·巴柏拋出的、在真實世界中發生過的道德兩難情境。類似的難題還有各種各樣的變化，當前述那些價值與條件相互衝突時，它們就會不斷地挑戰我們的思想與行為。
思考經濟動物的議題，從來不會是輕鬆的事，尤其當我們越是努力想要尋求道德上的理想，就越可能給過去熟悉的信念系統與認知模式帶來新的衝擊。許多以「人道經濟」出發的思維，乍聽之下更可能像是科幻小說中的狂想—例如只要在豬或牛身上抽取針挑般的肌肉細胞，就可以在實驗室中「養」出肉來。這些產品如果讓我們感到抗拒，究竟是因為它們「不自然」（但工業化農場中飼養動物的方式並沒有「更自然」），還是因為我們所習慣的舊世界被顛覆了？而類似「實驗室生成肉品」這樣的產物毫無疑問地，也會在未來持續衝撞我們的道德觀。但是無論如何，不要選擇別過頭去。如同巴吉尼在《吃的美德》中指出的，試着以欣賞的眼光看待飲食倫理的模糊地帶和複雜程度，將會發現自己對知識的認知有多禁不起考驗。很多事不是二選一，畢竟，「真理曖昧不清，我們只能儘可能貼近它」。道德沒有絕對真理，我們只能持續不斷地，試着往比較好的方向邁進。
原文/黃宗潔
摘編/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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