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丨合夥、合作與合雇女廚：民國留學生自炊續錄

周松芳

中國人講究吃，雖窮學生亦然；每所大學各個側門附近的小飯館，都是同學們多年以後相聚時的最佳談資之一。考察民國留學生活史，飲食不可或缺，其實材料也最見豐富；2018年筆者即撰《君子近庖廚：民國留學生海外自炊錄》，刊於3月31日《上海書評》，此後仍念茲在茲，發掘材料日多，甚至也更饒趣味，故現再從「合夥」「合作」三個方面繼續談談，希望讀者能夠喜歡。

合夥自炊，味勝珍饈

一個人做飯，且不說讀書時，即便參加工作後，也不是容易的事，好多小兩口即便結婚或同居了，也多不樂意做飯，更何況孤身一人在外？故單獨自炊並不多見，合夥做飯倒屢見之，且見出其中種種逸聞趣事。

在我看來，首先要講的，應當是黃仲蘇與陳登恪、李璜合夥自炊的故事。目前對黃仲蘇介紹最準確最詳盡的，當屬張德龍主編的《上海高等教育系統教授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版，第122頁）：「黃仲蘇(1895-1975年)，華東師範大學英語語言文學教授。安徽舒城人。1918年與李大釗等人組織中國少年學會。1952年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1921年畢業於美國伊利諾斯大學文學院，1924年8月獲法國巴黎大學文學碩土學位。曾任《少年中國》《少年世界》主編，武昌師範大學，南京東南大學，上海大夏大學和光華大學教授。建國後任光華大學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中文系資料室主任。從事世界文學史、英文現代散文寫作等教學工作。著有《朗誦法》《近代法蘭西文學大綱》《陳跡》《音樂之淚》等。」徐乃翔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詞典》（第1卷，小說卷，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206頁）則介紹了他一些教學以外的履歷：「（曾任）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秘書、總務司編管科長等職。1931年出任墨爾本領事。」

上述介紹說他畢業於美國伊利諾斯大學文學院，恐非是。黃仲蘇在1922年3月30日文章《我來法以後的學生生活》（《學生》1922年第9卷第7期）文章中說他從芝加哥大學轉學巴黎大學不到三個月，則其抵法在是年初。他到巴黎大學註冊讀書是在2月1日：「我去見了巴黎大學文學科長呂羅先生Mr. Branot將美國伊利諾埃（今譯伊利諾依）大學法文文學部主任，及支加哥大學法文文學部教員的紹介信送給他看，和他談了半點鐘，他詢問美國大學學制極為細心，談話的結果當即准許我加入巴黎大學研究院作正式學生（研究法國近代文學）。」詳文意，則其在伊利諾依大學並未畢業就轉學芝加哥大學，然後再轉學巴黎大學，大約因為學習程度已經比較高了，可以直接進入研究院就讀；如果已經畢業的話，不至於只攜介紹信而不出示畢業文憑。而其就讀芝加哥大學的經歷，諸家都忽略了。

他的合炊生活，遠緣於討厭美國的「銅臭四布，鄙視異種」，喜歡「藝術化、大同化的巴黎」；近緣於「巴黎的城市生活，總還不能使我完全恰意，我嫌他太熱鬧，且飲食居住的費用也很費，所以於三月十三日搬到鄉下居住。我住的所在，地名霞第絨（Chatillon）是巴黎近郊的一個鎮市，每日每時間內皆有電車火車來往於城鎮之間，交通可稱極便。」更重要的是，他的朋友李璜及陳登恪都住在附近，而且他們租有廚房一小間，爐鍋俱全，並備有瓦斯氣管，煮飯燒菜均極便宜，並說李璜的「烹調手段極高」，這樣「我們又要省錢而可以吃飽，於是我們便實行合組自炊」；伙食每人約用一百法郎，所有一切油鹽菜米瓦斯及廚房的租金全算在內，確實便宜合算。其實他在美國已經開始合炊了：「我本來是不會弄菜的，去年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曾經跟着幾位同學偶爾學習學習，最初我只有跑行走買菜，洗碗切肉的職分，後來居然也能上灶弄幾樣菜。」如今來到法國還是沒有「用武之地」，「但我卻有個很好的機會跟着李君學弄川菜了」。

出席舊金山會議時之李璜 《北極閣》1947年第11期第1頁

巴黎浪漫而少銅臭，他的另一個四川老友李劼人倒記錄了一個發生在黃仲蘇身上的實例：「比如在餐館裏吃了飲食，自己到柜上去報帳結錢；又如曾慕韓同黃仲蘇由德國乘着頭等車回法國，在路上被扒手將老曾的皮夾子扒去，連車票皆損失了，兩個人僅僅剩了一百法郎，遇着驗票的同他們開玩笑，而居然跑出一個法國工人，一個比利時的紈絝子弟，硬借了幾百法郎給他們，連他們的姓名也不問。」（《李劼人說巴黎》，四川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頁）

可是，李璜在回憶錄中，提到了自炊，卻沒有提到他。李璜也是他中國少年學會的同黨，早在1919的2月5日即抵達法國開啟留學生涯，適逢巴黎和會風潮與周太玄組織「巴黎通信社」向國內的上海《新聞報》等供稿，因此有「五四」運動發生源頭之一的美譽。也因此學業有所耽擱，便先轉赴巴黎近郊之南的蒙達爾尼（Montargis）一所農業學校（Ecole pratique d' Agriculture）習農學並休養身體，1920年2月底重上巴黎大學，並於1924年夏獲「法國敎育部批准一個索爾朋（巴黎大學）的文學碩士學位」。期間為避老同學李石曾之「糾纏」（央其為「華法教育會」接送安置抵法的勤工儉學生，頗耽誤學業，還被胡政之向他時任教育部次長的叔岳父王叔均「告了一狀」），遠避蒙白里葉一年，至1922年夏，因為大姐李琦來法學畫，遂在巴黎拉丁區覓得一間當時尚不多見的內有浴室、自來水及烹飪設施的旅館套房，當然租價要比一般的套間貴三分之一甚至一倍。如此好的自炊條件，以及其良好的家庭經濟條件，自然是座客常滿，「常客為徐悲鴻、蔣碧薇、陳登恪、周太玄、李劼人、陳洪、常玉諸愛好法國文藝的同學」，卻沒有同樣不啻愛好，而且專修文藝的黃仲蘇。關於他的家庭經濟條件，他曾輕鬆而自豪地表示：「我家裡按期與我匯款來法。其時法國佛朗便宜，一個大洋可以換得十五六個佛朗，而巴黎的學生生活，每月有四百至五百佛朗，便很可以過得下去了，合大洋不過四十元，令我甚為安心。」（《學鈍室回憶錄》第三章《留學法國的生活》【一九一九——一九二四】，香港《明報》月刊叢書1979年版，第57-73頁）這樣，如果我們相信黃仲蘇的說辭，便算是為研究李璜、陳登恪提供了一則新史料。

跑去法國的黃仲修沒有學會炒菜，只能繼續洗碗，留在美國的潘楚基，倒是通過合炊，鍛鍊出有似黃仲蘇筆下李璜的廚藝。其實，他的廚藝，也是「時勢造英雄」的結果，因為經過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留學生工讀不易，合夥做飯，也就可謂變相工讀方式之一了：「以燒飯而言，則同學躬任之者實不少。就是最近調查，有六七組之多。佔全人數總在三分之一（密西西比大學共有中國留學生八十人）以上矣。」這六七組人，當然包括了他自己：「弟等七人合炊，每兩周內每人擔任兩天，所費時間較往飯館吃飯時為少。伙食費用，因大量購買且熟悉市場情形之故，至為低廉。在去年上春每月五元即足，現時因物價稍漲，每月約六元余。而口味之佳美，數量之豐富，則較館子中遠勝之。弟現能燒菜六十餘種，如清蒸雞，紅燒雞，麻辣子雞，回鍋肉，八寶飯，醋溜牌骨，鰍魚炒肉絲等均為弟之『名菜』，非但中國同學嘗之者有口皆碑，若干教授及美國人團體亦以得嘗弟之『Real Chinese Dish』為幸。」（《留美生活》，《復旦同學會會刊》1934年第3卷第5期，3-5頁）能習成此等技藝，即便學業不成，飲食事業必成！

1921年暑期，因為囊中將罄而從巴黎「逃食」於柏林的徐悲鴻夫婦，不僅可以藉着德國馬克的暴跌而苟延時日，更兼遇到使館代辦張允愷（字季才，前兩廣、兩江總督張人駿四子）的特別關照，為他們租了一間帶卧室和廚房（備有瓦斯爐）的畫室。這樣，八月間在巴黎成立的天狗會成員如常玉、孫佩蒼、謝壽康等也陸續「逃德」時，特別是「謝壽康先生又一向喜歡燒飯做菜，他看中了我們的瓦斯爐，由他一建議，我們就此組織了小型伙食團，開始自己做飯吃。合夥的份子，就是謝先生、徐先生、孫佩蒼、常玉兩位先生和我，做飯燒菜由謝先生跟我兩個人負責，徐先生孫先生洗碗打雜」。藝術家的脾性是不會安於合夥自炊的，所以「這伙食團沒有維持多久也就解散了」。（《我與悲鴻：蔣碧微回憶錄》，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72、76頁）

畫家徐悲鴻君留法時攝影 《學校生活》1930年第2期28頁

在美國，留學生合夥做飯，實在是太正常的事。何廉先生1918年一到美國就被「上了一課」；當時他長沙雅禮學校的同學陳翰笙前來舊金山接船，並帶他去柏克萊遊玩：「我們到了陳先生和其他一些中國學生一起住着的房子，他們輪流做飯。唉，我儘管出生在尋常百姓家，卻從未做過飯，我父親也沒有做過，這種活，斷然是女人們乾的。可是，在那裡每個小夥子都得輪流做飯。」這一天恰恰輪到陳翰笙做飯，「他一邊燒一邊跟我們說話，結果把飯燒焦了。顯然，他覺得十分尷尬，便向那幾個中國學生表示歉意，說一切由他付錢」。（《何廉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頁）

如果當年朱湘肯像潘大逵在斯坦福大學那樣住在華僑為中國學生創建的中國學生宿舍「中國學生會」，兩人同住一間最好的莊房，月租亦不過八元，然後合夥自炊，每月十五到二十元即夠，合起來每月八十元官費的一半都不到，可以大把錢寄回國接濟妻兒，並且還可以學會一大本領，像潘大逵那樣「成了川味名廚師，拿手好菜是回鍋肉、紅燒肉和炒麵」，那後來回國總不至於活不下去，被迫跟長江里的魚兒一起過活。（《風雨九十年：潘大逵回憶錄》，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4頁）

關德懋先生1931年從慕尼黑轉學德累斯頓高等工業學校後，加入巴爾幹學生會，幫他們翻譯中文文件賺取稿費，再加上擔任中文講師的酬勞以及原有的留學公費和家裡接濟，總共不下三四百馬克，便不再校內搭食，而與幾位中國同學燒中國菜吃，「從此不再有『營養不良』之慮了」。也留下了難得的德國留學生自炊史料，即使語焉不詳。（沈雲龍、張朋園《關德懋先生訪問紀錄》，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頁）

原廣東文史館副館長魏中天對早年留日的自炊生活，大約是最為滿意的，不僅當時即寫成《自炊漫話：留日生活斷片之一》刊於報章（《申報》1934年11月15日第17版），後來在回憶文章中也念茲在茲。他在《自炊漫話》中說他與同住一間下宿（宿舍）的三位早稻田大學同學決定合夥做飯，並正重其事地開了一個伙食會議並做出議決要案如下：（一）經費每人每月拿出九元，如不夠再酌量增加；（二）四個人分為二組，每天由一組的人管理買菜，洗米，燒飯，洗碗筷等之工作；（三）午餐在上午十一時，晚餐在下午六時；（四）不能單買自己歡喜吃的菜。自炊一周後即寫了這篇文章，也寫到烹飪的一些趣事。比如曼波自吹在長沙時曾燒過九個月飯，能夠燒得很好的菜，「可是事實告訴我們，她燒的菜最不好吃，常常把牛肉燒得像塊布」。但無論如何比外間好吃多了，蹭飯者也就不少，包括後來著名影星王瑩，她吃過之後大發感慨說：「我天天吃那不合口胃的日本菜，苦極了，我就天天感到身在異國，今晚吃了這菜，就感到好像是在國內了。」其實我們從他後來的回憶錄知道，這曼波乃當時業已著名的女作家謝冰瑩，也是他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系的同學，當時化名謝彬與他同住於一間叫「中東野桃園館」的學生宿里。還回憶了王瑩來吃飯那天，「記得每人加菜2角，已經很豐富了，大家吃得十分開心」。價廉物美可能是開心的最大理由。他當時先撰稿為生，稿費每千字三元，而他們每月的伙食費才九月，也即三篇千字文即可吃一月，在今天都無法想像。（魏中天《我的留日生活的片斷回憶》，《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第33輯《留學生活》，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301-302頁）

合作互助，共度食艱

合夥自炊，說起來挺美，其實還是有些「門坎」的，對比一下下述的合作共餐，就明白了。

秦西燦1947年赴美國西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經費非常有限，早餐在宿舍餐廳， 吃的是價格最低廉的每月預交全月餐費的、定量的「份飯」，沒法多想。午餐為了省錢，他們組織了「午餐互助組」，也是每月預交全月餐費，但並不是合夥自炊，而是由同學輪流採購即食食品並負責餐前準備和餐後清洗整理等工作，這樣比去餐廳吃更省錢也更省時，但每餐仍只吃一至兩個「熱狗」，再夾上幾片生菜葉子，一杯咖啡，誠屬「最便宜的午餐」。而有意味的是，參加該互助組的同學，有的是半工半讀的，但是「也有的是上層社會家庭的子女，他們都很儉樸，以自食其力為榮」。（秦西燦《留美學習生活》，《山東文史資料選加》第33輯《留學生活》，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115頁）

莫葉教授1947年秋由重慶交通大學派往美國華盛頓大學進修，則經歷了由合作到自炊的過程，因為起初經濟條件有限，只能住數人合住的每月十五美元的房間，伙食自然也是參加互助會，取菜及洗餐具均由自己動手，花費自然也較少。但美國式的伙食，主食是麵包，外加馬鈴薯，副食只有咸、甜、酸三種味道，菜肴缺乏鮮味，不合胃口，將就到獲得研究獎金特別是1950年春季獲聘為華大數系教職，工資每月三百六十七美元，便開始住每月房租二十美元左右單人房間，當然也就開始用電爐做既好吃又便宜的米飯，但菜肴則基本是美國式的，如罐頭食品，加上簡單的蔬菜和雞蛋，早餐則一般在附近商店吃一碟火腿煎蛋，喝點牛奶，因為絕大多數條件好點的房東都是不喜歡你做有油煙的菜的。（莫葉《學成為報國，遊子愛故鄉》，《山東文史資料選輯》第33輯《留學生活》，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77-78頁）

至於像聞一多這種太藝術家氣質的留學生，仗着八十元的「高額」公費既不合炊也不合作，但因為錢多用來買書了，上不起館子又不能忘懷鄉味，乍辦？「茶壺裡煮餃子」可也：「在宿舍里用火酒爐煮水沏茶是常事。不喝茶還能成為中國人？有時候乘興煮雞蛋數枚，範圍逐漸擴大，有一回竟煮起水餃。」但這種煮法，就像我們當年讀研時在宿舍煮食時常引起管理人員干預甚至沒收「作案」工具一樣，也同樣引起了美國管理人員的不滿，好在美國胃容易被中國味「行賄」——「水餃煮熟之後送給他一碗嘗嘗，他吃得眉開眼笑，什麼也沒再說」。只是這種緊張之中，「一多曾經打翻過一隻火酒爐，慌張中燒焦了他的一綹頭髮」，頗足解頤。（梁實秋《談聞一多》，載《自由的我：民國文壇憶往》，嶽麓書社2017年版，第168頁）

同樣是藝術家，林風眠和林文錚、李金髮這三位更同是廣東梅州人，雖然巴黎拉丁區的許多小飯店售賣定食也即「包飯」，通常一湯一魚一點心，麵包無限量供應，還有四分之一瓶的紅葡萄酒供應，一餐只需三法郎七十五生丁，摺合當時中國法幣兩角半錢，既方便又經濟，但他們一方面仍嫌貴，另一方面又嫌不夠味，「於是就燒火做飯。這樣錢是省了一些，但時間又花去許多」。時間和錢都花不起時，「就啃乾麵包，洋蔥加點鹽就是菜了」。（鄭重《林風眠傳》，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25頁）

雕刻家李金髮君夫婦小影 《圖畫時報》1925年第271期第2頁

為了遷就中國胃，另一個「茶壺裡煮餃子」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董作賓先生。董作賓先生1946年應邀訪美兩年，工作地點在芝加哥大學。那時他早已是聲名赫赫的「四堂」之一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研究員，回到中國即被評為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當然年齡也不小，已經五十歲，宜其不慣西餐尤其是美式西餐。所以錢存訓教授1947年應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之聘前往整理中文藏書時，第一次跟董作賓先生在東方學院見面：「看他捧着一把茶壺，很是瀟洒。他的辦公室就在同樓的隔壁二三〇號。他早晨十點來此上班， 因吃不慣美國的飲食，午晚兩餐都在辦公室自己燒煮，晚間十時才回寓所休息。」錢先生雖然沒有點明，但這茶壺顯然是用來煮餃子的——光煮茶，如何生活？不煮餃子，又能煮啥？也是以董先生之尊，始可在辦公室如此烹煮吧，不然也還是得像聞一多先生那樣「俗賄」始可呢！（錢存訓《留美雜憶：六十年來美國生活的回顧》，黃山書社2008年版，第27-28頁）

有的留學生連最簡單的自炊——燒壺茶剝只雞蛋都不會，還要靠合作才有得吃，這可謂最低級但也是最有效的合作自炊了。比如夏鼐先生留英期間，與同學租住民房，按例提供早餐，午晚餐則在學校或校外餐廳解決。某天房東說感冒了不能起來做早餐，他們便自己弄，買了幾塊點心，燒了一壺茶，又吃幾個雞蛋。但煎雞蛋時，可費周折了：「可憐的小陳不知道怎樣擊破生雞卵，像擊破熟雞卵一樣，以尖端往桌板上碰，我到底少時曾幫母親的忙，到街上買醬油、醋，在廚房中擊生雞卵，有些經驗，便告訴他截腰擊碰。」於是「大功告成」！（《夏鼐日記》第二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頁，1937年1月2日）

這種在宿舍里幾個室友合夥簡單弄頓吃的，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留學期間也嘗試過幾回：

1911年2月4日：夜與同居諸君烹雞煮麵食之。

1911年8月20日：與魏、李諸君躬自作饌，烹雞炙肉，大啖之。

1911年8月31日：上午，至王益其處，與同炊爨為午餐食之。（《胡適日記全編》第一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128、131頁）

合雇女廚與太太主廚

晚近以來，中國留日學生最多，吃住的記錄也最見豐富多彩——不僅有大量的華人開設的中餐館——中華料理，也有不少日本人開的中餐館，自炊與合夥自炊也是甚簡便的事，《君子近庖廚：民國留學生海外自炊錄》已有言及，至如「在東京的留學生，大都合四五個人，雇了一個日本女子，教她烹飪的方法，工資是非常便宜的，所以每月每人平均下來，只要十三四元，就可以吃較好的中國菜了」，則是罕有人道及的好材料，也真是好辦法，筆者也是相信實有其事的。（寓公《日本留學生的膳食問題》，《攝影畫報》1934年第10卷第9期，25頁）日本近代以來是日漸強大了，特別是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之後。但這種強大是建立在人民痛苦之上的，特別是日本婦女，無論上海還是南洋，都有大量人從事飲食特別是風月服務，因為她們根本沒有平等的人身和工作權利，舍此奚為？能為弱國留學生充廚役掙點小錢也是不錯的機會，甚至能嫁給中國留學生，同樣是不錯的選擇，畢竟能留學者都不是一般人；後面一節，筆者將另有專文述之。

但是，在歐美，除了工讀給洋人幫廚，哪有女廚的份？太太或女生充廚婦倒時見。筆者前文已有述，再舉數例，為首者，非趙元任夫人楊步偉莫屬，昔人所述已多，她自己也多有述，茲僅聊舉一例。1934年底，浦薛鳳參加完太平洋會議之後，欲重遊哈佛，並約上了時在美國的吳文藻，並請胡適之代訂了房間。抵達之後，發現蔣夢麟也在，這般大人物，自然是趙家所歡迎的，故「常同至元任先生家中進膳」，當然少不了盛讚「趙太太本好客， 新近以英文撰一中菜譜， 詳述如何烹調， 聞不久即可出版。故大家謂得在作家兼專家寓中吃飯真是口福太好」。（《浦薛鳳回憶錄·中》，黃山書社2009年版，第278-279頁）

在歐洲，翩翩佳公子徐志摩1920年從美國轉學英倫，他的太太張幼儀也前來團聚，事實上等於服侍，每天給他燒上海菜吃；當然石硤首富之子租的房子大，但此時已心屬林徽因，為避免「大眼瞪小眼地獨處」，故太太味道也需要「加料」才行了，便又讓出書房邀請郭虞裳入住共享；相信也還有不少其他留學生共享過張幼儀的太太味道吧。（張邦梅《小腳與西服》，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頁）

夏鼐留學英倫的日記中，多次寫到太太口味。如1935年9月11 日與譚季甫到 Kemley Road（肯布爾路）周建北處打橋牌，玩到十二點多，又適逢曾憲朴來，便在周的租屋內合夥做飯吃，「聽說5個人只費三四先令，真懊悔自己從前不曾學些烹飪，既省錢又合胃口」。而「聞其妻子將於後天來英作伴，租了二間房子，一共只25先令」，將有更好的太太味道可吃，更生羨慕！而有多便宜呢？看看他9月27日與陳鳳書、譚季甫兄妹、周建北夫婦（周婦23日抵英）、曾昭燏七人在著名的順東樓吃中國菜，一共用了三十五先令，人均五先令，較之自炊人均不足一先令，便宜程度顯而易見。（《夏鼐日記》第一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59、368頁）

夏鼐日記中所見另一位在英國大發太太味道感慨的是後來曾任中央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山東省教育廳長的李泰華。1936年11月15日，他和夏鼐等在吳金鼎處吃完晚飯並談到十一點出來後，大發「謬論」說「留英同學的太太中，似乎沒有一個能夠燒好菜；他說將來返國後，一定要提倡女子非注意烹飪不可」。（《夏鼐日記》，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頁）吳金鼎是李濟先生的高足，1930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後進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參與過安陽殷墟等的發掘，1933接受山東省政府公派留學英國，他們1936年聚餐時已是三十五歲「高齡」，攜有太太並司烹飪是可能的，這樣李泰華的言論也才算有的放矢吧。（《李金鼎先生傳略》，《中國考古學報》1949年第4冊，第1-5頁）

而從吳金鼎的老師李濟先生1936年底應邀赴英講學，1937年1月20日抵達倫敦，租住皇家丘陵（Royal Mount，大理石拱門附近）每星期房租三個半先令（電費、飯費除外）帶小灶房的公寓，「每天中餐由吳太太來做，晚餐曾女士來做」，這吳太太，當即吳金鼎的夫人了——先生有事，弟子（夫人）服其勞，宜也。日記中也多有提到的「吳君夫婦」，顯指吳金鼎夫人；如1937年1月23日：「約了李先生，及吳君夫婦、向覺明、曾昭燏等，到北平樓聚餐。」李濟的哲嗣李光謨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05頁）說李濟此次赴英講學，吳金鼎、夏鼐、曾昭燏「這幾位學生和朋友當時在倫敦都與李濟過從甚密」，還特別指出吳金鼎1933年赴英國念博士是「偕夫人王介忱同去」。

1937年4月2日，日記又寫到：「偕李先生至大學學院，與格蘭維爾教授晤談，縱覽博物院中之陳列品……返皇家丘陵，自稱為螺絲精的俞女士來做飯。」這俞女士，當為俞大絪，俞大維的妹妹，曾昭掄的夫人，也是曾昭燏的嫂子。（《夏鼐日記》第二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0、99、102頁）熟悉中國民間文藝的，其自稱螺絲精，當關於做飯也。而藉由李濟先生的講學因緣所形成的一個臨時的組合太太廚房（不是某一位太太主廚），更是別有風味了。而在這間臨時組合太太廚房裡，李泰華似乎無由嘗味，宜其大發感慨了。

其實，更具螺絲精特質，也更有太太味道的，是俞大絪的茶餘飯後的「健談」：她說，有一次在德國，數人一同游湖，有人套《儒林外史》的句法，說「趙元任雍容大雅」，「徐志摩文採風流」，「陳寅恪獃頭獃腦」，「羅志希怪模怪樣」。又說，俞大維有一次請客，陳寅恪央求排座位的人不要將他排在女人旁邊；毛子水留十餘年，還是滿口鄉音，人家送他唐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又說，曾昭掄為中大三怪之一，在北大教書時，上課都是步行，被門口的洋車夫上一綽號叫「跑大爺」；皮袍放在實驗室抽屜里，被酸素蝕剝去一大塊；走路時看見石子總是用腳踢，有人看見他由北大一路踢石子，踢到家中；替中英庚款出題，題目紙用火漆封好，委員會在離其家不遠的同一條街上，他仍強迫家人送到郵局去寄，還要挂號保險；下雨時，雨衣掛在手上，雨傘揮着玩。又說，陳衡哲自負為女界領袖，要人家稱她為「陳女士」，而不高興被稱為「任太太」。但她是一個頂討厭的人，有人說是被胡適之Spoilt[寵壞]，時常對人家說胡適之如不討江冬秀這個太太，早已做[駐]美國公使去了；有一次她與自己的親姊妹余上沅太太閑談說胡太太是三等太太，余太太問如我自己這樣的太太當入何等，陳答當列入四等，兩姊妹自此反目。她還譏詢[余太太]你丈夫吃誰的飯，余上沅因之辭去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的職務；在四川時以《兩雲記》被四川人大罵，出小冊子說她想給胡適之做姨太太，而胡不要；陳自謂訓練小孩子的辦法甚佳，謂四川的老媽子都是賊，打掃房屋時，派小孩子在旁邊監視着，小孩子身邊都帶着鑰匙，打掃完畢便鎖上房門。又說：吳文藻的前途都被謝冰心弄壞了，一生只能在大學教書而已。（《夏鼐日記》第二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頁）真是活色生香，涎液流干！

前面說到柏林使館代辦（大使顏惠慶因故回國）張季才，因為是家世富有的世家公子，在柏林排場甚大，攜有一妻一妾及一兒一女，太太又善調湯羹，自然是座客常滿：「那時候常到張家去的一些朋友，有朱騮先夫婦，黃伯樵夫婦，孟心如夫婦，有一時期還有黃膺白夫婦，以及胡世澤（時任使館二等秘書）、譚伯羽、沈怡、曾垂祺、楊度先生的兩位公子楊公庶、楊公召等諸先生。」（《我與悲鴻：蔣碧微回憶錄》，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72、76頁）這等太太味道，只有少數留學生可嘗，洵非常格。至於「薛（仙舟）先生愛國好學，自奉甚儉，攜他的甥女韋增瑛女士留學，常自購蔬，借房東廚房自烹」（《蔡元培自述》，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53頁），亦非常格。

1945年11月，何炳棣以當年庚款留學考試第一名成績（高出他西南聯大同學楊振寧十分）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1946年12月，妻子邵景洛自上海來伴，「太太味道」從此開始，並留下不少佳話。首先邵景洛即出身邵興名門並已獲西南聯大教職，她的父親邵文鎔與邵力子同族，早年在北海道札幌學習鐵路工程，曾任滬杭甬鐵路工程師，後在蘇北東台經營棉業，與魯迅為生死之交；她的大姐邵景淵也是清華的畢業身兼教員，大姐夫王遵明同樣畢業於清華，後獲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二姐邵景濂留學日本的國畫家；妹妹邵景渭也是西南聯大畢業，真是書香名門，且家境殷實。何炳棣家族當然也不簡單，他的堂兄何炳松先生是家族第一個留美歸國者，長期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協理和暨南大學校長，堂侄何德奎先生曾跟蔣廷黻先生一道被選為中國留美學生駐美京代表，後任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華總辦」，抗戰勝利後任上海市副市長。特別是在吃的方面，可能比邵景洛更講究，因為他是父親四十八歲時才生的獨子，自幼受寵，六歲時就出席達官貴人的聚會，不僅要他去品菜，而且讓他去入席，入那種場面，入那一道道菜里含蘊的歷史與文化。這種講究，體現在他1986年回故里的演講中，他下榻金華國貿賓館，對大廚們拿出看家本領做的菜一一點評，入木三分：比如說金華湯包佐料怎麼可用薑末？一定要用醋加薑絲，而且要順着姜紋橫切的薑絲；認為由火腿、宣蓮、蜜棗組成的蜜汁火方是金華火腿菜之絕品……（方竟成《聆聽何炳棣》，《江南》2012年第6期）以這種出身背景，邵景洛的太太味道絕不會差。1947年春，訪美的王信忠教授回清華，把一百零七街三百一十二號起居室和廚房、浴室齊備的公寓讓給他們後，他們便在這裡接待了不少過往同學朋友，特別是這年夏天楊振寧與李志偉等四位同學從芝加哥大學來訪，許景洛精心準備之際，李志偉一進門即大嚷：「楊振寧這小子，一到芝加哥就打聽諾貝爾獎金怎樣申請。」最為席前佳話。後來清華老友陸家駒、王原真夫婦也來紐約讀學位，更過起了四人合炊的「幸福生活」。（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07頁）

自炊好，合炊更好，有留學生還因為找不到合炊夥伴而大感慨呢：

到了美國有中國同學告訴我一句很幽默的話：「我們中國學生到美國來別的事沒有學會之前，對於煮飯的本領卻大多數必定學會了回去。」我聽了，覺得非常好笑，以為完全是一句笑話。後來漸漸覺到自煮飯的中國同學很多，尤其是幾個合住在一起的，大可合作一下。因為自己煮飯非但省錢（平日每人至少要八角錢一天，而自己煮則平均約四角錢而已合胃口。久在異鄉，天天麵包山茹吃膩了，對於中國飯非常思慕，於是我在到美國兩個月後也學煮飯了。

……

可是只有我一個中國人，無人合作未免單調而且費時，所以朝上與中午還是以吐司、牛乳、麥片等過活，取其簡便迅速，到了晚上，舒舒服服來試煮中國飯……現在的女學生也有許多不知道怎樣煮飯，且以煮飯為恥，真是教育的大失敗。（張文昌《學煮飯》，《青年周報》1938年第34期）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