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是我國小說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是其重要的標誌。
它們各以其獨特的風貌、精湛的造詣，稱著於小說之林。
如果說《三國演義》《水滸傳》代表着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的最高成就，《西遊記》代表着神魔小說的實績，《儒林外史》伐表着諷刺小說的高峰，《紅樓夢》代表着古典小說的終結的話，那麼可以說，《金瓶梅》標誌着小說意識的真正覺醒。
它所萌發的小說新觀念在中國小說史上無疑是一次巨大的變革。本文圍繞《金瓶梅》所萌發的小說創作的新觀念，來探討它的美學貢獻。
（一）從對歷史政治的單向輻射到對家庭社會的全方位透視
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經歷了先秦兩漢的孕育、魏晉南北朝的發展、唐宋的成熟、明清的繁榮等幾個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
由於種種條件的現在，中國先秦神話始終沒有形成如希臘神話那樣的鴻篇巨製。
如果我們從整體上對先秦時期的神話加以觀照就不難發現，「神奇性」是這些原始神話中的英雄千古流傳的性格基礎。
如開天闢地的盤古，銜石填海的精衛，生前於民除害、死後為人造福的夸父，不惜生命、制伏洪水的鯀，降伏蚩尤、為民除暴的黃帝，鍊石補天、拯救人類的女媧，上射九日、下殺猰貐的后羿等等，
他們遠離世俗生活，以絕倫的勇武，無比的膂力，超凡的智慧，忘我的精神為人類造福。這些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話英雄，孕育和促發了後世小說中神話或半神話的英雄系列的出現。
這些神話傳說，也成了我們今天追溯中華民族起源的重要資料。
周秦兩漢，史學成了幾乎無所不包的綜合性極強的學科，司馬遷的《史記》更是開闢了史學與文學融會的廣闊天地。
它不僅成了後世史學家所遵奉的圭臬，而且也成了文人記人寫事效法的楷模。
就其對後世文學的影響來說，它不僅對我國古典小說描繪人物的藝術發生了重大的影響，而且也成了歷代文人從事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的題材寶庫。
這種意識的歷代積澱，逐漸形成了文人墨客濃重的歷史意識，人們也往往以「稗史」「野史」「遺史」「異史」等來稱謂小說。
《史記》
從小說創作與沿革的歷史來考察，這種發達的歷史意識，不僅使歷代的小說家們在創作小說時對歷史題材分外偏愛，在諸類題材的小說中歷史小說往往格外受到接受主體的青睞，而且在我國的古典文論中，早期的小說評論家大都是史學家。
正如魯迅所說：「自來論斷藝文，本亦史官之職也。」[1]
對一部小說的考量，也往往是以是否符合「信史」作為重要的價值準繩，甚至在作史書時，往往從小說、傳說、故事中吸取素材。如司馬遷《史記》中的《五帝本紀》，顯然是把神話傳說當成了歷史。
漢代小說雖已散佚，但從《漢書·藝文志》所錄的十五家1390篇作品的篇目及班固的記述來看，或為史官記事的實錄，或荒誕近乎神怪，或為深奧哲理的闡發，或為風俗遺聞的記述，或為野史雜記，或講養生之術。
尤其是在「《周考》七十六篇」下班固注曰：「考周事也。」
在《青史子》五十七篇下注曰：「古史官記事也。」由此可見小說與史的密切關係。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漢代小說作了為多數人所接受的如下推測：「據班固注，則諸書大抵或托古人，或記古事；託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謬者也。」
至於陸賈的《楚漢春秋》，趙曄的《吳越春秋》，劉向的《列士傳》《東方朔傳》等等，雖然異聞迭見，有時甚至語涉不經，但始終沒能擺脫對史實的依託。
六朝時期是中國小說發展的重要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志人志怪小說，雖多「張皇鬼神，稱道靈異」之作，但並未形成自覺的小說意識。
「當時以為幽冥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2]況有許多小說都被列入史部。
在某種意義上說，六朝小說正是時人心目中的「信史」「史實」。當時對一部小說的取捨，也往往以是否真實為準繩。
如晉隆和（362）中，裴啟撰《語林》，記載漢魏至晉的「言語應對之可稱者」，因為有關謝安的記載有失實之處，為謝安所斥，此書便馬上由盛行轉遭被廢棄的厄運。[3]
劉惔稱讚干寶《搜神記》的傑出成就，只是將干寶與良史董狐並列。
葛洪將自己託名劉歆所作的《西京雜記》等同於班固的《漢書》，在《西京雜記跋》中提出《西京雜記》可以「裨《漢書》之闕」。
優秀的史家、史著成了衡量「小說家」「小說」的重要參照系，這足資說明六朝人歷史意識的濃重。
唐代是中國小說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說：「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
與六朝小說相比，儘管唐傳奇有體制上的闊大、情節波瀾的曲折多致、人物性格的鮮明完整等優長，但在內容上卻遠遠沒有詩歌所反映的生活面宏闊。
或者搜奇獵異（如無名氏的《補江總白猿傳》），或者宣揚迷信、天命思想（如王度《古鏡記》），即使中唐時期出現的優秀之作如《枕中記》《南柯太守傳》《任氏傳》《柳毅傳》《霍小玉傳》等，主人公多局限於落地才子、風塵佳人、貴族男女。
至於直接取材於歷史人物事迹的作品如《高力士傳》《安祿山事迹》《李林甫外傳》等，更是表現出歷史事實與神怪狐鬼的合流。
總之，由於小說的發展尚處於幼稚階段，缺乏必要的藝術積累，唐傳奇遠遠沒有反映出當時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描寫的深度也存在着比較明顯的缺陷。
就人們對小說這種藝術的態度來講，還遠遠談不上理性的認知，如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的《采撰》《雜錄》諸篇仍將小說視為史書，這比《隋書·經籍志》將大量小說收入史部毫無二致。
宋元時代，是小說由典雅(文言)向通俗(白話)轉變的重要時代。據《都城紀勝·瓦舍眾伎》《夢粱錄·小說講經史》《西湖老人繁盛錄·瓦市》《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等的記載，當時「說話」藝術相當成熟。
在「說話」諸科目中，「小說」和「講史」尤為聽眾所喜愛。講史藝人「諸史俱通」(《夢粱錄》卷十二)，出現了專說三國故事的霍四究、專說五代故事的尹常賣(《東京夢華錄》卷之五)。
從現存的《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宋宣和遺事》《全相平話五種》等講史話本來看，儘管裡邊夾雜着不少野史雜傳、民間傳說故事，但它們最終總以不乖信史為其指歸。
即是當時影響至大的「小說」一家，也多從史實中尋求素材，「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都城紀勝·瓦舍眾伎》)。
《東京夢華錄》書影
朝代興廢的歷史往事，仍是其重要的題材來源；講述人及聽眾的興趣仍是歷朝的政事成敗、興衰更替。
因此，較之唐傳奇，宋元話本中雖然出現了個別取材於現實生活的篇什，但這些作品還遠沒有形成強大的陣勢，與歷史小說相抗衡；作品裏現實生活中的人物也遠遠沒有歷史英雄更能吸引人，芸芸眾生的喜怒哀樂在作品中還只是作為一種點綴；人們的審美情感還表現着對歷史政事的傾斜，欣賞情趣還體現出對歷史英雄的偏愛。
明初小說並未沿着宋元話本所萌發的描寫現世生活的新觀念發展下去，而是出現了依據信史而鋪敘成的《三國演義》《水滸傳》的雙峰並峙。
《三國演義》圍繞魏、蜀、吳的鼎立紛爭，提出了以什麼樣的手段、讓具備何種德能的人來統一天下的問題。對政治治亂的再現，對賢明君主的憧憬，對忠義品格的禮讚，對傳統文化的深刻反思構成了全書的基調。
作者的理想在「擁劉反曹」的具體描寫中表露無遺，但小說結尾作者卻在無可奈何的筆墨中把統一天下的大業歸之於他一再鞭撻的姦邪一方，封建倫理與現實社會的矛盾突出了出來。
《水滸傳》描寫綠林與朝廷的對立，表現宋江等人的「替天行道」。
在這裡，朝廷的昏庸腐敗與綠林的開明美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主宰天下的當政者遠遠不如佔山為王的草寇流賊，人們看到的是「無惡不歸朝廷，無美不歸綠林」。
封建機構喪失了治理社會的行政職能，這就是《水滸傳》所體現的矛盾性——正統與正義的不一致性。
然而宋江等人最後還是在節節勝利的凱歌聲中走上了招安之路，「非正統」終於被納入了「正統」的軌道。
至於宋江等最後的終歸毀滅，不過是對歷史上奸佞殘害忠良的涵括，留給人們的是深沉的歷史思考。
至於說到對小說的評價，人們當然多從信史的角度來加以衡定。如庸愚子（蔣大器）指出《三國演義》是「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4]，修髯子（張尚德）也認為羅氏此作「可謂羽翼信史而不違者矣」[5]。
其後林瀚在《隋唐志傳通俗演義序》中認為羅貫中的《隋唐志傳》「尚多闕略」，「遍閱隋唐諸書」後以羅著為基礎增訂編輯成《隋唐志傳通俗演義》，使「後之君子……以是編為正史之補，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余邵魚也提出小說創作要「一據實錄」[6]、謹按經史的主張，余象斗、陳繼儒等遙相呼應，胡應麟更是以正統史家的口吻，以考據的眼光，斥責唐傳奇、《水滸傳》等小說的「鄙誕不根」「鑿空無據」「事實詭誕」、乖悖正史[7]。
就連極力推崇小說、並以編撰大量反映世俗人情的短篇小說享譽後世的馮夢龍，也聲稱自己編撰的小說可以作為「六經國史之輔」[8]。
從以上簡略的回顧可見，中國小說從萌芽、發展到成熟、繁榮，歷史朝代的興衰更替，政治鬥爭的風雲變幻，民族英雄的赫赫功業，始終是中國小說主要的表現對象。
浩繁的歷史典籍為小說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素材；對歷史興衰的重現，對政治得失的反思，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小說創作傳統，從而使中國小說呈現出一種獨特的風貌——歷史文學化而卓立於世界小說之林。
然而就其對審美領域的開拓來說，它提供給欣賞主體的，往往是較低層次的滿足，缺乏較高層次的愉悅；儘管有的作品在描敘歷史事件的同時表現出一定的時代色彩，但在對歷史的重現中畢竟見不出時代生活的豐富多姿。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歷史小說容易激發人們的崇拜之情，難以引起人們的親切之感。
文學是人生的反映，又反過來給人生以啟迪，指導人生的航程。我們不否認文學再現歷史的重要意義，但僅此遠遠不夠。
只有將筆觸伸向活生生的現實，去發掘生活的意義所在，去描寫現實中的美和丑，才能更直接地給人生以啟迪，才能更強烈地感染生活中的人。
小說史上這種由對歷史政治的單向的輻射、淺層次的表現到對社會人生的全方位透視、較深度的開掘的轉折，便是以《金瓶梅》為其標誌。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鄭振鐸說，《金瓶梅》「是一部很偉大的寫實小說」，「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的社會」，「表現真實的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說了」[9]。
《金瓶梅》所寫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商人西門慶的一生及其紛繁錯雜的家庭生活。
它以西門慶發跡暴亡的興衰過程作為全書的結構線索，上達朝廷，中結各級官僚機構，下連市井社會，編織出一幅五光十色的社會生活的鳥瞰圖，提供給我們一幅對社會進行全方位透視的立體畫面。
它一改此前小說對史傳的謹從慎依，揚棄過去小說所注重表現的天下大事以及才子佳人的悲歡離合，而將藝術的觸角伸向區區清河縣的西門府邸，着力描摹的是這個家庭內部的種種腐朽和罪惡以及千姿百態的市井生活畫面。
小說對封建社會官僚制度、剝削制度、奴婢制度、宗法制度、財產私有制度、婚姻制度的無情揭露不是靠對歷史政治事件的簡單複製而達到，而是靠對一個活生生的家庭的看似極為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細緻描寫去實現。
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說，《金瓶梅》「寫的乃是在宋元話本里曾經略略的曇花一現過的真實的民間社會的日常的故事」，
「她不是一部傳奇，實是一部名不愧實的最合於現代意義的小說」，是「一部可詫異的偉大的寫實小說」，並認為「《金瓶梅》實較《水滸傳》《西遊記》《封神傳》為尤偉大」，說它標誌着「中國小說的發展的極峰」。
這種評價無疑是立足於小說對生活反映的真實程度和廣度上，以及對生活本質特徵挖掘的深度上。
的確，在《金瓶梅》中，朝廷臣僚的文治武功，達官貴人的窮通得失，佳人才子的恩恩怨怨，各級官僚的榮辱進退，都已退居次要地位，作者的審視焦點凝聚於新興商人的野蠻征服、橫行無忌；
幫閑蔑片的吹牛拍馬、無德無行；僧尼道士的無心禮經、迷亂心性；三姑六婆的坑蒙拐騙；娼妓優伶的打情賣俏；家庭生活的複雜多端、爾虞我詐；
妻妾之間的互相傾軋、明爭暗鬥，……通過這個市井社會生活畫面，我們窺見了當時的政治生活、經濟狀況、官場結交、社會意識、社會道德、風俗習尚、人情世態……從此，中國小說創作才真正走上了社會化、人生化的軌道，並且成為小說創作的主流。
《金瓶梅》對家庭社會全方位描寫的價值並不僅僅局限於它本身對小說審美領域的開拓，更在於在它的影響下一大批以家庭日常生活為描寫對象、由一家而及社會的優秀小說的誕生，最突出的表現是它對代表我國古典小說高峰的《紅樓夢》的影響。
儘管時代生活的變遷決定了《紅樓夢》的描寫主要集中在大觀園，而不能再像《金瓶梅》那樣反映出廣闊的市井社會生活，但《紅樓夢》的結構、人物、寫法甚至細節描寫，都無不從《金瓶梅》中得到借鑒。
因此脂硯齋說《紅樓夢》「深得《金瓶》壼奧」(庚辰本十三回眉批)，俞平伯說「《紅樓夢》之脫胎於《金瓶梅》，自無庸諱言」，
尤其給《紅樓夢》直接影響的，「為明代的白話長篇小說《金瓶梅》」[10]，毛澤東稱讚「《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11]。
總之，《金瓶梅》所萌發的小說創作的新觀念是小說史上的一次偉大革命，是近代現實主義小說意識的嚆矢。
《毛澤東文藝論集》
（二）從對天下興亡的關注到對平凡人生的體察
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說到底是一種儒家文化。儘管道釋曾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對社會、人生發生過某種程度的影響，但最後無不是與作為中國本土文化基礎的儒家文化妥協、靠攏，才找到了自己的立存之地。
由於儒家傳統文化的長期積澱和歷代熏染，形成了中華民族以「天下為己任」的義務本位精神和積極入世、建功立業的嚴肅的人生態度。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為一種普遍的人生追求；名標青史、萬世流芳，成為實現人生價值的終極目標。
除了傳統文化的影響之外，中國歷史興衰更替頻繁的特點，也對這種「以天下為己任」式的人生追求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亂世紛釀的動亂社會背景，決定了歷代文人對天下興亡、建功立業的經久不絕的吟詠。
就中國長篇小說的發展來考察，「三國」「水滸」故事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流傳豐富，而宋、金、元又是邊事繁多、戰亂頻仍的多事之世，
統治集團你爭我奪，統治殿堂屢易其主。誰能稱霸中原？採取什麼樣的治理模式？如何對付奸佞的肆虐？在有志之士屈沉下僚的嚴峻現實面前應作何種選擇？……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擺在世人面前。
時代提供了一個思考天下治理問題的背景，歷史提出了社會治亂的任務。
羅貫中、施耐庵正是處於這樣的選擇君主、選擇政治、選擇治理模式的歷史轉折點上。
他們加工、創作《三國演義》《水滸傳》時固然汲取了歷代滲透於此類故事中的封建正統思想，反映了廣發民眾的審美情感，但他們對各種傳說故事、史傳雜記的爬剔搜掘，無疑凝聚着他們的愛憎與褒貶，在加工組合的過程中更多地傾注有他們自己的喜怒好惡情感，摻進了他們自己的理想，其主要表現便是《三國演義》對劉備忠厚仁義的讚頌，對曹操奸詐殘暴的鞭撻和《水滸傳》中所反映的「身在江湖」而「心懸魏闕」的人生觀念。
結合保存下來的有關施、羅二公的史料，羅貫中曾「有志圖王」[12]，似曾與元末農民起義領袖張士誠有關係[13]；施耐庵曾為官錢塘，因與當道不合而棄官歸里；
再聯繫他們一生所撰多為朝更代移之事、豪傑馳騁之功，從而見出，《三國演義》《水滸傳》實際上也表現出他們在亂世之時「沉鬱下僚」的那種強烈的憂患意識與積極入世的熱切參與願望，以及對社會治亂的強烈責任感。
《稗史彙編》
《金瓶梅》的產生卻有着完全不同的時代特徵。
大一統帝國的建立，百餘年的休養生息，區域性的經濟繁榮，使整個社會相對安定。
歷史沒有向人們提出統一天下的問題，朱氏王朝也在努力杜絕着動亂事件的發生。
他們統治權術的顯著特點，便是政治思想上的嚴密防範，用程朱理學去規範人們的思想、言論，排斥異己，鎮壓異端，李贄的被迫害致死就是證明。
不可否認，此期也出現了相當數量的歷史演義、英雄傳奇諸作，但它們大多是對歷史事件的演繹，對英雄事迹的再現，側重的是對遠古往事的回顧而較少時代的寄託。
當時人們面臨的問題，是社會對人性的扭曲，正常的人性慾望受到壓抑乃至扼殺；而「物極必反」的邏輯運動結果，卻導致了社會的糜爛，慾望的橫流。
它迫使人們不能再拳拳於對歷史興衰、英雄業績的陶醉，而轉向對人生底蘊的體察。
蘭陵笑笑生正是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用他的如椽巨筆，以百萬字的巨制去體味人間情趣和紛繁的社會人生，從而使《金瓶梅》取得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都不可比擬的成就，難怪欣欣子稱它為「寄意於時俗」之作[14]，魯迅稱其為「世情書」[15]了。
《金瓶梅》第五十七回，西門慶對吳月娘說了一段駭人聽聞的話：
……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注名，今生了還……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
咱只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常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波天富貴。
可以說，這是西門慶的處世準則，也是他的人生宣言。作為中國十六世紀的一個商人，他對金錢的價值有着獨特而深刻的認識；而對金錢的認可，正意味着他對自身價值的肯定。
他追求金錢不擇手段，開闢了多種聚斂錢財的途徑，包括放月利高達五分的高利貸，在商業投機中牟取暴利，不娶大姑娘而專娶擁有錢財的富孀寡婦，假公濟私，貪贓枉法等等。
同時，他更是認識到了金錢的價值不在金錢本身而在於用它換取物質享樂和官能的愉悅。
當然，這種人生價值觀呈現着腐朽、反動、墮落，但這卻是中國十六世紀商人心理的真實再現，對我們從事明代歷史的、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文學的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在《金瓶梅》中，西門慶貪婪攫取，野蠻征服，極盡享樂，最後喪生於他苦心構築的安樂窩裡；潘金蓮追求沒有理性節制的官能滿足，沒有道德約束的恣意放縱，終於斃命於道德的審判台上；
李瓶兒背夫迎奸，淫蕩歹毒，終遭對手暗算；龐春梅助紂為虐，不悔前非，死於淫慾；宋蕙蓮輕浮淫蕩，虛榮貪財，終於招來家庭的悲劇和自我的毀滅；陳經濟貪花戀色，偷香竊玉，終於做了刀下之鬼；西門慶生前那些情同手足、形影不離的把兄弟們在他屍骨未寒時，就一個個改換門庭，甚至忘恩負義……這種結局的安排旨在說明：
為富不仁，淫縱無節，必然招致禍敗與毀滅；沒有情的維繫，以金錢財富作交易的兩性關係，結局只能是財罄義絕；建立在吃喝、金錢基礎上的友情，最後必然終結於財的枯竭……
這，大概就是笑笑生對十六世紀中國社會平凡人生思考後得出的結論，也是他留給後人的頗堪回味的人生昭示。
總之，《金瓶梅》重點表現的已不是歷史的興衰、政事的得失，而是世俗的真實、人性的回歸。
需要說明的是，《金瓶梅》的時代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自然人格在掙脫理性人格的枷鎖後猝然覺醒，這便使剛從蒙昧中覺醒的人性在發展的航程中失去了控制的航標，結果便由現實規範、封建道德對人性異化的極端(社會人格的極端)導向自然人格泛濫的極端；猝醒的人性沒有精神的依託，缺乏合理道德的約束，走向了無所顧忌的放縱，肆意妄為的滿足。
這也導致了《金瓶梅》在描寫中沒有邁上對人性美進行升華的健康軌道，而是誤入了展示人的原始本能的歧途。
但是，我們只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用歷史發展的眼光而不是用道德的標尺去衡量這一切，就不得不承認，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性解放的意義，具有鮮明的人本色彩。
可以說，它是對理學摧殘人性、壓抑人格、窒息人慾的一種反撥，是對文明禁錮的一種非理性抗拒，是對封建道德、傳統觀念的一種示威與叛逆，也是對人的生存價值的肯定。
當然，這裡的意思絕非是為《金瓶梅》中千篇一律的肉的展示及消極、庸俗情趣作辯護，但對其價值與意義的一味抹煞，決然不是客觀的態度。
《水滸傳資料彙編》
（三）從「文以載道」到文學對人本位的復歸
文學是表現社會人生的藝術，反映社會人生是文學的根本任務。中國文學的萌芽、產生，本來就是源於對個體情志的抒發，也即從人本的意義上肇端的。
比如早在《尚書·堯典》中就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的說法，《樂記》也認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文學創作究竟應該是「道」本位還是人本位？這本應是沒有懸念的問題，在中國文論史及文學創作史上卻屢經反覆，持論難一。
自從孔子將詩歌與政教、禮樂制度合二為一，提出「興、觀、群、怨」說，對文學的功用作了社會政教理倫的釐定與規範之後，荀子更是把明道、徵聖、宗經作為文學表現的內核。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毛詩序》更是將文學視為諷上化下的封建治世工具。「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成為文學創作的根本目的。
本來是以人為中心的文學藝術逐漸被依附於封建倫理、封建統治的「道」所取代。
由於儒家文化所具有的鮮明的輔政作用，因而被法定為一種官方文化，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曆程中一直是封建大廈的精神支柱，塑造了中華民族理性觀念極強的民族性格，成為民族精神的主導。
就其對文學的影響來看，便表現為重倫理而輕個體意志，重功利而輕人生情趣。
《莊子》所注重的隨情適性，魏晉文人對自我價值的重視與抒寫，李商隱作品中偶爾表現出的人性的閃光，始終沒能形成足以與「道」本位文學的強大陣勢相抗衡的力量。
就是在明中葉個性解放的浪漫思潮中喊出時代最強音的湯顯祖的《牡丹亭》，也還在「情」與「理」的鋪排中，在劇終拖上一條「理」的「光明」的尾巴。從這裡，我們足能感覺到文學史上「道」本位勢力的強大與頑固。
按照儒家的「詩教」傳統和創作規範，文學的核心所在，應該是政治、倫理觀念。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必須是世俗必須尊奉的圭臬，而且被規定為文學乃至一切藝術所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僅成了人生追求的目標，而且也是文學創作必須闡發、詮釋的「神聖」內容。
凡是不合乎這種規範的文學，統統被斥為歪門邪道，永遠沒有登上大雅之堂的資格。
山水詩的受冷落，宮體詩的被斥逐，反映人情、人性的作品長期以來爭論不休，就是典型的說明。
由於這種觀念的長期影響，使得中國古典文學的創作往往不去審視人的自身價值，不注重表現人的個人慾望，不去關心人生的多重欲求，形成了與西方文學注重個體迥然有別的東方特色。
反映在說部，便使得中國古代小說創作及評論往往過於注重政治教化而淡薄對審美的追求，過於注重小說的輔政作用而忽視對人生價值的探索，過多注重歷史的真實而忽視了小說的真趣所在。說穿了，就是道本位對人本位的取代。
《莊子》
在「道」本位文學觀念的支配下，小說中本應表現的豐富多彩的人生往往被主要人物躬行某一道德觀念的模式所取代，人物形象的單一化、臉譜化，成了小說創作的致命傷。
《三國演義》《水滸傳》儘管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對儒家倫理道德反思的意圖，但在總的傾向上仍然為儒理所拘囿。
順應歷史趨勢但不合正統的曹操成了唾罵的對象和姦惡的化身，不具什麼才能唯有忠厚仁義、代表正統的劉備成了作者謳歌的理想君主；奸臣高體、童貫、蔡京成了昏庸的宋徽宗的替罪羊，宋江等人之所以心存忠義而報國無門，不在於皇帝的昏聵而在於奸佞的當道；
儘管作者在描寫中唱出了一曲起義軍受招安必然招致毀滅的哀歌，但結果還是強行把宋江這伙草寇納入封建正統的國家機構之中，讓其「護國順民」，剷除敢於自立為王、對抗正統的方臘。
至於《好逑傳》《歧路燈》等作品，更是充滿着赤裸裸的封建說教了，小說中的人物簡直成了封建倫理觀念的化身。
從這裡，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道德倫理本位、詩教傳統給文學創作帶來的嚴重弊端，給作品內容和藝術上所帶來的缺憾和失敗。
明代社會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代，道德與慾望激烈衝撞，理性與人性劇烈衝突。
一方面，程朱理學對人性的扼殺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人本應享有的自身權利遭到理學的緊閉與否定；另一方面，躁動着的市民意識日益咄咄逼人，在枯死的社會壓抑下透露出一縷清新的氣息。
一批敏銳的思想家們覺觸到了這種新的思想氣息，便衝破傳統偏見，起而為之吶喊。
折射在文學領域，便表現為徐渭的不被禮法所拘，豪放不羈地抒寫着人性的讚歌；湯顯祖對「情」的大膽謳歌肯定；吳承恩《西遊記》中所表現出的擺脫一切束縛，衝破一切枷鎖的反叛精神；「三言」「二拍」中對世俗社會物慾情慾的禮讚；李卓吾對「吃飯」「穿衣」「好貨」「好色」的肯定以及公安派對「性靈」的推崇等。
這種帶有一定人本主義色彩的進步文學潮流，無疑是對「明理」「載道」的文學傳統的一次清算，標誌着文學對人本位的復歸。
《金瓶梅》，就處在小說由載道明理而復歸人生的重要轉折點上。
在中國小說史上，像虯髯翁、崑崙奴、紅線女乃至於《三國演義》《水滸傳》《楊家將》《說唐》《說岳》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某種倫理道德的躬行踐履者。
他們作為人們理想的英雄，足能引起讀者的崇高之感，滿足於欣賞主體英雄崇拜的心理層次。
然而，作為一個「人」，他們卻是超凡脫俗，可望而不可企及，距離人們的現實生活畢竟遙遠，很難引起讀者的親切之情。
《金瓶梅》則破天荒地打破了從唐到明中葉將近一千年獨霸說部的這種倫理詮釋式的創作格局，驚世駭俗地第一次在長篇小說中大寫特寫人的世俗慾望，真實表現人的七情六慾。
對世俗慾望的深刻體味，成為《金瓶梅》區別於此前小說的根本標誌。
在《金瓶梅》的描寫中，我們已看不到儒家理性規範對人生的約束效用，相反則是芸芸眾生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宗法政治、等級秩序、封建倫理以及程朱理學的褻瀆與叛逆，看到的是傳統價值觀念在市民社會的貶值，是人生在世的享樂生活以及對現世享樂的孜孜追求。
當然，其中包含有原始的野蠻和野性，但在這千姿百態的世相背後，卻蘊有深沉的歷史內涵，反映着作者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標準和信仰觀念、價值取向基礎上對人生的重新思索。
拿西門慶和潘金蓮這兩個主要人物來說，西門慶雖然只活到33歲，但在這不長的人生旅途上，他從沒有放棄自己那種野性的生活信念與追求，並且充滿着自信與強悍。
他的葬身慾海，對他來說算得上是壽終正寢。
潘金蓮雖有千古「淫婦」的惡謚，但只要聯繫她的出身、經歷（裁縫之女、幾度被賣、婚姻不幸、無錢財家世靠山等）對她的所作所為進行全面考察，就不難悟出，其行為包含着一定程度上的反抗命運安排、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等級制度的合理因素。
這樣，我們大概就不會對其行為一味加以指責了。
需要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未能像湯顯祖等人那樣反映出「情」的合理舒展、慾望的正常滿足，相反寫出了「欲」對「理」的畸形抗拒，
這突出地表現在小說人物性慾的放縱，從而使本應以感情、平等和自由為紐帶的兩性之間的聖潔關係及人生的合理慾望與要求，變成了金錢與貞操的交易、動物式的發泄以及為滿足一己私慾而不擇手段，
在對人本位的倡導中不去尊重人的自身價值與完善人格而導向了對生物化和野性化的渲染，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不說，《金瓶梅》在文學復歸人生的嘗試中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人性向獸性的倒退。
明中葉新的社會意識、價值觀念的萌生，啟發了人們對程朱理學的深刻反思，喚醒了儒理道德異化了千百年的人性。
蘭陵笑笑生順應了這種進步潮流，在中國小說史上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雖然新思潮賴以產生的經濟因素伴隨着異族鐵蹄的踏入而遭到了摧折的厄運，但滋生在這種土壤中的新的意識給社會注入的生機卻感召着後人。
清代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們勇敢地繼承晚明進步思想傳統，進一步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封建道學；受《金瓶梅》啟發而產生的《紅樓夢》，更是在對黑暗社會的鞭撻、對腐朽道德的抨擊中，唱出了一曲個性解放的讚歌。
我們承認《紅樓夢》在思想內容的深刻和藝術造詣的精湛方面都比《金瓶梅》大大提高了一步，但《金瓶梅》所架起的通向小說藝術成熟的橋樑卻永遠不能抽斷。
否則，中國小說發展的鏈條就要斷裂，中國小說的發展歷史就無法撰寫。
《<金瓶梅>新視域》
注釋：
①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一篇《史家對於小說之著錄及論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
②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五篇《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頁。
③ 《世說新語·文學》：「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但庾道季以《語林》中所記有關謝安的兩句話問謝安，「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於此《語林》遂廢」（《世說新語·輕詆》）。分別見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第145、45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
④ 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
⑤ 修髯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引》。羅貫中：《三國志通俗演義》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
⑥ 余邵魚《題全相列國志傳引》。陳繼儒：《春秋列國傳》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⑦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庄岳委談》，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411-439頁。
⑧ 可一居室《醒世恆言序》。見馮夢龍《醒世恆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895頁。
⑨ 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見徐朔方、劉輝《金瓶梅論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3頁、第2頁。
⑩ 俞平伯《點評紅樓夢》，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頁、第336頁。
11 《毛澤東文藝論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07頁。
12 王圻《稗史彙編》。見馬蹄疾《水滸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503頁。
13 顧苓《跋<水滸圖>》。見馬蹄疾《水滸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5頁。
14 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金瓶梅詞話》卷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1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說（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頁。
文章作者單位：河南大學
本文獲授權刊發，原文刊於《張進德<金瓶梅>研究精選集》，2015，台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出版。轉發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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