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07月07日20:38:14 熱門 1475

從2020年發生主權債務違約，贊比亞的債務問題一直無法拿出一個解決方案來。

對此，西方國家紛紛指責中國，英國《金融時報》甚至曲解了贊比亞財政部長對中國參與債務重組的態度，引發後者緊急發佈聲明，對其錯誤報道進行了澄清——由此也可見西方為了坐實中國造成非洲「債務陷阱」，是多麼不遺餘力。

贊比亞債務問題背後，西方正打着什麼算盤？而中國的原則又是什麼？由贊比亞債務問題引出了中國援非貸款的討論，中國資助非洲國家的目的是什麼？難道真的是在「送錢」嗎？就以上問題，觀察者網採訪了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唐曉陽教授。

觀察者網：受新冠疫情衝擊，2020年贊比亞成為全世界首個主權債務違約的國家。贊比亞一直在努力重組超過170億美元（225億新元）的外債，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由中國持有，中國是贊比亞最大的債權人。西方國家一直要求中國減免贊比亞的債務，背後打的是什麼算盤？

唐曉陽：實際上，在贊比亞債務違約後，中國一直積极參与贊比亞的債務重組。2021年，贊比亞債權人委員會成立，中國和法國共同作為主席在債權人委員會里進行談判和調解。但在最近幾個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美國在債務問題上突然高調施壓，抹殺中國一直在做的努力。

在這一次債務問題中，有中國這樣的新興債權人，也有很多商業債權人的加入，使得情況變得比較複雜。

中國想要在新的結構下更好地照顧各方利益，所以一直強調談判和共擔責任。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方似乎想抓住這個機會對中國施壓，儘快讓中國服軟，以適應它們所提出的條件。

中國一直強調採用「減緩還債」的方法，這其實也是一種優惠政策，但西方卻不同意，而是希望中國「全部減債」，即以一定比例減免債務，但中國的財務系統里從來沒有這樣的做法，也不可能因為當前這種情況進行調整。而且，要做出調整就需要在國內系統進行協調，這需要很長時間。在減債還債的做法方面，中國希望充分考慮各方不同的利益，達成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結果。

然而，西方卻利用這個機會對中國施壓，強迫中國接受西方所提出的減債標準和減債方案，中國說不同意，西方就說我們是搗亂。其它的債權人都是原來所謂「巴黎俱樂部」的組成國，而中國是新興雙邊債權人，所以中國就被無端地拎出來。

西方的用意很明顯，它們並不想和中方或者其它的新興債權人好好談，也並不想和中國進行徹底的溝通和調解，只是想強壓中國來接受西方所提出的減債條件。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中）訪問贊比亞期間稱中國是贊比亞債務重組的「障礙」（圖源：路透社）

觀察者網：但事實上，根據贊比亞財政部披露的數據，以西方為主的商業債權人和多邊金融機構債務佔到贊外債的70%。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提到的，這些債權人和機構也應該參與到對發展中國家減債行動中來。簡單來說，要減一起減，但為什麼它們不願意做的事情要我們來做？

唐曉陽：這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

首先，西方的多邊機構，比如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一直在債務問題方面都是作為最後一個貸款方，提供最後的救急資金，而救急資金本來就已經有很多讓利，所以在債務減免方面就不再參加了。

贊比亞財政部長西通貝科·穆索科圖瓦尼出席2022年10月15日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圖源：路透社）

事實上直到去年，中方與多邊機構一直在進行很好的溝通，我也不清楚這一次提出多邊機構減免是否是因為多邊機構參與了施壓，這可能是雙方產生了新的矛盾才導致的新動向。

中國過去沒有要求多邊機構進行減免，但是中國一直要求西方做出相應的減免措施。在西方發行的商業債券背後，大部分的債券債權人其實都是西方的私營機構，比如摩根大通、阿里昂斯、貝萊德等等，但它們這次基本是完全遊離於減債行動之外。

還有新冠疫情期間提出的「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DSSI），西方私人機構也全部沒有參加。實質上，西方的債券在如贊比亞之類的發展中國家佔比達到50%左右，債務的比例遠遠大於雙邊和多邊債務，西方的債券才是真正導致斯里蘭卡、加拿大、阿根廷這幾個國家近年涉及違約的重要原因。

而且，由於西方一直認為，政府無權干預私人銀行，所以在減債和還債方面，西方的私人銀行就可以遊離於外，不用承擔相應的責任，也不需採取相應行動。

具體到贊比亞債務危機，實際上中國與法國在雙邊債權人委員會裡已經談了一年多，而且已經有了初步成果，但是談判的結果只能解決贊比亞不到一半的債務，很大一部分的債務都來自商業債權人和多邊機構，所以贊比亞的債務問題目前也沒有看到實質性的改變。

不同債權人的性質、在債務中的地位、適用的規則都是不一樣的，這也是為什麼中國認為需要時間，呼籲談判的原因。其實西方也知道這一點，但是它們就是想藉著這個機會把中國拎出來，在輿論上給中國製造壓力。

觀察者網：您提到西方的商業機構可以遊離於減債之外，不受本國政府管束。那麼我國的商業機構是否應該加強建設並參與到類似事務中？

唐曉陽：關於商業機構到底需不需要承擔責任，需要根據情況來適當調整。我們國家的情況比較特殊，我們借給非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貸款比較多，雖然是商業貸款，但這些貸款很多都是國有銀行發出的，所以關於我國發出的貸款到底應該算是商業貸款還是雙邊政府性質的貸款是有爭議的。

我們國家也已經開始考慮，是否可以通過商業債券的形式來發貸款，而不是完全通過國有銀行的形式。贊比亞和斯里蘭卡的債務債券發生違約，其實與美元匯率的急劇上升有關，這導致了它們還債負擔大大加重，如果我們能發行人民幣債券，或許能夠幫助這些國家減少匯率風險。

所以，中國和西方在債券問題上最大的爭議就在於，債務債券究竟屬於國家行為還是商業行為？而在這一次的債務問題上，這也會是雙方談判和溝通的焦點。

觀察者網：您剛才也提到了中國和西方在解決發展中國家債務上兩種不同的方式，以贊比亞或者斯里蘭卡等國家為例，在處理髮展中國家債務問題上，中國能夠提供哪些解決方案？和西方相比有哪些明顯的不同？

唐曉陽：中國的援助性貸款比例其實挺小的，但國內一直也有很多誤解，以為中國是在「送錢」。實際上，中國的貸款大多數是商業性的，而且也是以中國企業到當地進行基建項目的形式借出的。我們也考慮借債方的難處，可以接受緩債，但我們所簽的也是商業合同，該還的錢還是要還，我們還是需要契約精神，這也是我們能夠跟各個國家發展持續互惠關係的重要基石。

剛才也提到，西方的雙邊貸款是援助性質的，雖然看上去給受助國的短期壓力較小，但對於雙方的長期關係其實是不利的，道理也很簡單——單方面的援助就好像天上掉的餡餅，可能受助國慢慢地就會產生依賴性，覺得只要「伸手」就可以了。而如果貸款是商業性的，就需要遵守一定的契約精神，更需要考慮怎樣把錢用到刀刃上，這種互惠關係也是中國一直秉持的可持續商業原則。

在債務結構方面，中國的貸款是具有方向性的，中方和借貸方會共同協商決定具體的借貸項目，比如基礎建設或是一些有收益的工業製造項目，這樣的借貸才是有意義的，能夠慢慢形成良性循環，用生產收益來還掉貸款的利息和本金。而西方往往採取的是直接劃撥，雖然這些借貸國家一下子能得到幾十億的援助金額，但它們在收到錢後往往無規劃地使用，這也是最近幾年這些國家出現債務問題的主要原因。

觀察者網：西方一直說是中國把發展中國家拖入了「債務陷阱」，但從您剛才的分析的情況來看，事實上西方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

唐曉陽：是的。無論是從目前借貸的金額還是借貸的方式來看，中國的借貸要比西方更謹慎。

從數額上來看，中國提供貸款的金額遠遠低於西方，甚至遠遠低於多邊機構提供的金額。

而從另外一方面來講，此次債務危機的一個重要導火索其實是歐債危機。2009年危機之後，西方經濟漸漸蕭條。而那一段時間，發展中國家在中國的引領下經歷了大約10年的市場發展時期，西方機構其實是想從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當中獲利的，而它們獲利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發放債券。

在這10年時間裏，西方有意識地放低了給發展中國家發債的門檻，又通過各種方式來鼓勵發展中國家借債，但等到發展中國家出現問題的時候，西方又立刻把發展中國家拋棄了。

所以這一次的債務危機很大程度與西方有關。

觀察者網：接下來發展中國家可能會面臨比較高的債務違約風險，我們應該怎樣去規避這樣的風險？

唐曉陽：中國其實早在2018年左右就已經意識到這個風險會出現，從那時起我們已經大量減少了貸款，而到目前，中國已經幾乎不再發放新的貸款了，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處理已有的債務問題上。

中國還是希望能夠堅持自己的原則，包括西方一些真正對債務問題有所了解的研究者也都贊同中國的觀點，認為進行認真的討論是必要的。像西方那樣急速解決問題的方式其實並不妥當，而且債務重組歷來都需要漫長的過程，比如西方上一次債券危機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也是直到2005年左右才達成了協議。

這個事情的本質就是西方想要對中國施壓，所以故意把事情誇大。可以看到，贊比亞的財長立刻就進行了澄清，他們也並沒有責怪中國，各方其實都能夠認識到這件事本身的複雜性。

另外，中國在接下來的後疫情復蘇時代，還是會繼續推廣「一帶一路」，也會繼續幫助這些發展中國家進行建設，但確實需要吸取經驗和教訓。

2022年7月29日，贊比亞總統希奇萊馬出席中企承建的卡富埃河供水項目一期工程竣工儀式（圖源：新華社）

我記得在大概在2016年左右，我們也是借貸給這些發展中國家，且數額在短期內快速增加，但與此同時，一些配套設施卻沒有跟上，這就導致了後期當地出現了一些抗議。

在後疫情時代，無論是出於財務的健康性還是規避爭議的考慮，我們都應該讓貸款發揮更好的作用，我們還有不少需要進一步細化和改善的地方。

觀察者網：能不能這麼理解——每一次的危機和債務重組其實是一個新的開始，而在這樣的關鍵節點上，也是西方和中國的一次博弈。

唐曉陽：是的，債務重組確實是一個爭取談判的重要機會，但是我們都希望不要把債務危機變成一種周期性危機。有些國家已經違約了好幾次，每次違約之後又是重組，又是接受各種條件，拿到救助包裹以後又開始進行激進的財政方案，然後又出現短期內的經濟過熱，之後又進入蕭條，又再次債務違約、進行危機重組。

這在很多發展中國家，比如土耳其、厄瓜多爾、阿根廷，包括非洲一些國家已經發生多次，這也是它們經濟得不到真正持續發展的原因。

而中國選擇的模式就是幫助這些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集中於生產力方面的提升。我們認為，這樣的發展能夠擺脫市場周期性的怪圈，進入持續性發展。

觀察者網：也就是說，您認為真正的治本之道是持續穩定的投入，幫助它們形成造血功能，然後逐步向健康的經濟體發展。

唐曉陽：是的。發展中國家進入全球資本市場後面臨的波動很大，它們在全球資本市場里可以說只是一片小葉子。市場的每一次波動，對於美國和歐洲這樣的國家可能是可以容忍的，但對這些小國家就會是驚濤駭浪，對經濟結構的打擊也會特別大。

中國正是因為經歷過這樣一個發展階段，所以很清楚不應該在這個時候讓這些國家完全進入全球資本市場。

正如我所提到的，應該以一種符合發展中國家特性的方式去幫助它們，而不是讓它們立刻加入到全球資本市場，這種波動不適合發展中國家的特性。

觀察者網：如果要對這些發展中國家進行保護的話，誰應該提供保護？因為如果這個責任完全由中方承擔顯然也是不合適的，那麼應該如何權衡？

唐曉陽：我覺得在這方面，其實是需要國際組織來發揮作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包括我們的亞投行都應該可以參與到這樣一個新的金融體系構建中。國際組織應該抓住這個機會，在債務結構調整的時候促進體制發生改變。

二戰以來，世界金融體系都是以西方為主導，現在是時候進行調整了。

從這一次它們對中國的施壓可以看出，它們本質上還是在為西方的理念和標準說話，由此將債務問題政治化，根本不是真正從全球公平的角度考慮，也不是為這些借貸國考慮，它們只是借這個機會來攻擊其它國家。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債務危機應該作為一個契機，我們應該對融資體系和金融治理體系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讓結構更均衡，而不只是以美國華盛頓為核心，讓它們來實行單一的標準。

觀察者網：您可否預測一下，這一次贊比亞債務危機最後的重組方案會是什麼樣的？

唐曉陽：債務危機的解決還是需要相當長時間的，而且我不認為中國應該做出讓步。一些國際組織其實也可以給贊比亞提供臨時救助，贊比亞整個國家體量也不大，臨時救助可以幫助它們度過難關。而且，贊比亞現在的新總統是一個很有頭腦的企業家，他在國內進行的改革方案很有起色，贊比亞很有可能可以通過救助方案和國內經濟的改革，實現經濟恢復，也許將來贊比亞並不一定需要債務重組了也未可知。如果接下來銅價或者礦產價格再進一步上升的話，它可能自己就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現任贊比亞總統希奇萊馬（資料圖）

其實我之前也提到過，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應該有更多的高層人士與中國進行溝通，對彼此的體制有更深的認識，從而在一些決策層面進行調整。如果一方預先設好了標準，採取蠻橫、不妥協的態度，那最後是達不到理想效果的。

觀察者網：在近200年來，國家要實現發展，資本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西方發達國家靠數百年的殖民和戰爭獲得資本原始積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發展所需的資本則主要來自於政府信用和土地財政，那麼對於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而言，如何獲得發展所需的資本原動力？

唐曉陽：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馬克思說過，資本不是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也就是說，資本是一種社會目的，能夠用錢來產生更多的錢，這才叫資本。所以，所謂的資本並不在於多少，而在於能否使其產生這樣一種社會關係，利用這樣的社會網絡獲得更多的錢。也就是說，即使資本少也沒有關係，只要能夠形成社會關係，實現持續增長，自然能夠慢慢地吸引來更多的錢。

中國為什麼能夠變成最大的外資吸引地？因為外資發現在中國能賺得到錢，風險也不大，我們的經濟在幾十年的時間裏一直持續增長，而且有着很多機會，資本自然就被吸引過來了。

所以，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剛開始最重要的不是吸引資本，而是創造環境，在穩定的環境中資本自然願意投入，自然能夠獲得更多的價值和回報。

在我看來，提升國家的生產率，形成持續增長，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講才是關鍵。

觀察者網：也就是說，經常性的債務違約和重組會增加不確定性，影響經營環境，這樣會破壞長期可持續的發展進程。

唐曉陽：是的。發展中國家在轉型的時候一定要控制波動，而中國在發展過程當中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我們在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時會強調用國家貸款來專門做基礎設施等戰略性工程，這也能促進這些國家的轉型。如果在這些國家國內還沒有形成穩定的環境時就把它們引入全球資本市場，只會增加不確定性。

觀察者網：西方的目的可能就不是幫助這些發展中國家發展，只是想追求回報率。

唐曉陽：這其實也牽涉到地緣政治的影響。西方一直試圖用自己的自由市場模式來教導發展中國家，但中國走了一條不同的路，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避免了過早進入市場化的波動，而是慢慢地順利進入市場化。

但是，隨着地緣政治衝突的加劇，西方考慮的可能根本不是怎麼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結構轉型，而是忌憚中國的地緣影響，擔心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壓過西方。所以，西方只能想方設法打擊中國。但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還是理解中國的，它們也能認識到西方的問題，對西方背後的用意也很清楚。

觀察者網：當前很多人會質疑中國資助非洲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您能否再做些解釋？

唐曉陽：從長期經濟利益的角度來講，發展中國家確實很有潛力。如果美國和歐洲對中國進行脫鉤或打壓，我們的市場會被壓縮，但是發展中國家的潛力是無限的，如果它們像中國一樣實現工業化轉型，那經濟能力將會是指數級的增長，這對於中國企業來說是巨大的機會。

另一方面，從短期來講，我們也在獲利。我們給非洲的無償援助其實是很少的，主要都是商業貸款，而且很多是以項目的方式進行的，看似貸出了幾百億的款，但其實不是給現金，而是項目。我們也不單單使用中國員工，也會帶動當地的勞工一起建設，帶動當地就業、消費、建設的全面發展。

總之，我們是通過這樣一套「組合拳」來幫助這些發展中國家，這種融資和建設的組合可以說是我們獨一無二的優勢。而且，我們也因此獲得了很多回報——很多國企得到了技術和人員培養方面的提高，也能夠帶動中國工業投資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