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李大釗活起來，立起來」——十年編著《李大釗年譜》的若干認識和體會

楊琥 《 中華讀書報 》（ 2021年06月16日 05 版）

1920年陳獨秀致警察總監吳炳湘函（選自《中國共產黨北京（平）黨組織活動紀實》）

1916年李大釗致友人霍侶白函局部（選自《李大釗手札》）

1924年北大呈教育部請咨行內務部將通緝李大釗明令取消函局部（選自《中國共產黨北京（平）黨組織活動紀實》）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近日，由筆者編著的《李大釗年譜》由雲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看到自己花費了不少心血和工夫編撰的文稿變成正式的著作，筆者的喜悅之情自不待言。但回想起編著的艱辛過程，真是感慨萬千！欣慰的是，這部年譜廣泛搜集了有關李大釗的大量史料，對李大釗的革命活動、思想言論和人際交往，都進行了力所能及的考察和研究，並取得了一些新成果。本文擬對編撰過程中堅持的原則、取得的新發現和筆者的體會作一簡略的介紹。

基礎入手廣搜史料

李大釗是革命家、學者，亦是社會活動家。他生活的時代，正是近代中國報刊傳媒、社團學會、新式學校等新生事物萌芽並逐步發展的時代，李大釗是這些新生事物培育的時代青年，同時亦是積极參与者、實踐者和開拓者。而他後來從事的革命工作，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又多為地下的秘密活動。因此，在廣泛搜集史料時，我主要圍繞着以下三個方向進行：

第一，基於李大釗是生活在中國近現代的公眾人物，首先集中於報刊資料的搜集和閱讀。

鑒於先行研究者較多地利用了《晨報》，我在此基礎上，將閱讀重點主要放在《京報》和《大公報》這兩份京津地區的報紙上，同時旁及《申報》《民國日報》等。而對李大釗所參與創辦、編輯和撰稿的《言治》（月刊）、《言治季刊》《甲寅日刊》《憲法公言》《新青年》《少年中國》《新生活》等報刊，則全部通讀。通過廣泛查閱和重點通讀，從中獲得許多新的資料，茲舉例說明：

1923年9月2日，蘇俄政府代表加拉罕抵達北京，是當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晨報》《京報》均報道了北京各界人士赴車站歡迎的消息，但關於李大釗是否參加了歡迎活動，這兩份報紙均未提及。而我在9月3日的《大公報》上查到了一則明確的報道：「昨日午前十點十五分，蘇俄代表加拉罕氏由奉抵京。」「籌備中俄交涉事宜王正廷及北大圖書館長李大釗等，均在站歡迎。」（《昨日各界歡迎加拉罕之盛況》）這證實李大釗參加了歡迎加拉罕的活動。再如1919年6月，陳獨秀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後，李大釗曾四處奔走營救，但此事在北方地區的報紙中不見記載。後轉換思路，特意查閱在上海出版的《時事新報》和《民國日報》，果然在1919年6月23日的這兩種報紙上找到了李大釗營救陳獨秀之事的報道。（《陳獨秀案之大疑團》）此外，還有諸如吳佩孚擬請李大釗就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李大釗曾被北京女師大學生提名為校長人選之一、李大釗曾在國際大學演講等史事，都是以往李大釗研究界從未提及而在我多方努力查找後搞清楚的。

第二，從李大釗任職北大的角度考慮，致力於從他在北大的友朋、同事和學生的日記、書信、文集中搜集相關資料。

以往出版的幾種《李大釗年譜》，主要利用了白堅武、胡適、吳虞等少數人的日記。我則在更大範圍內閱讀和搜集李大釗師友的相關記載，因而發現了許多為前人所不知或知之而未利用的史料。在此略舉兩例說明：

蘇甲榮日記。蘇甲榮是五四時期的北大學生、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他留下《日記》以及其中有關於李大釗的記載，以前並不為人知。2000年冬天，我得知北大圖書館從老館閣樓上發現一堆尚未整理的舊書和文稿，便聞訊而至。經過申請，圖書館特准許我在館長辦公室翻閱這批新發現的老資料。經過仔細搜索，我從中發現兩本沒有署名的日記冊，其中一冊中，竟然記錄有1919年五四運動當天的情況。發現後，我迫不及待地將日記翻完。翻閱過程中，不僅弄清了日記的主人為北大學生蘇甲榮，而且發現了有關李大釗的數條珍貴記載！當時，心中的喜悅真無法言說。然後，我花了一周工夫，在館長辦公室將日記中的重要內容抄錄下來。茲將蘇甲榮1919年日記中關於李大釗的記載摘引一條，以見其價值：

8月16日：上午十時赴王光祈處，不一刻高一涵至，謂《每周評論》已被封，因王君之《司法獨立與教育獨立》一題論也。並有捕人之說，王君乃決意往昌黎李大釗處暫避。下午二時一刻赴津，《少年中國》月刊之發行編輯事統交於余，嗣又囑其同鄉趙世炎幫余忙。夜，趙君到談。

蘇甲榮日記的發現，使我對搜集和發現有關李大釗新資料的信心大增。在此之後，我又遍讀了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蔡元培、吳虞、楊昌濟、梁漱溟、顧頡剛、朱希祖、白堅武等人的日記、書信和文集，從中收集到不少關於李大釗的資料。

錢玄同日記。李大釗與錢玄同的密切關係，以前所知甚少，近年來，則因《錢玄同日記》手稿影印本和整理本的出版而引起學術界注意。

在1917年1月20日，錢玄同日記中第一次出現李大釗的名字：「獨秀今晚宴客於慶華春，同座者為沈尹默、高一涵、李大釗、劉三諸公。」（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這可能是李、錢的初次相識，但須注意的是，日後《新青年》編委中的五人（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就常在一起聚會。

李大釗當時正在協助章士釗編輯《甲寅日刊》，同年底至北京大學工作。從此，錢玄同在日記中多次記載了李大釗的言行。如1918年1月12日記道：「至大學上課二小時。獨秀交來《新青年》用稿一篇，題為《人生真義》，約千八百字左右，做得很精。又李守常論《俄國革命與文學》一稿，可為第三號用。」李大釗此文，發表時即改為《俄羅斯文學與革命》一文。錢的記載，為我們判斷該文寫作時間是在1917年底至1918年初提供了較準確的依據。又如1919年10月5日，錢玄同《日記》記載了一條信息：「下午三時，至胡適之處，因仲甫函約《新青年》同人今日在適之家中商量七卷以後之辦法，結果仍歸仲甫一人編輯。即在適之家中吃夜飯。」這是《新青年》同人內部出現嚴重分歧，陳獨秀、胡適和李大釗、錢玄同、周作人等商議《新青年》編輯事宜的重要會議。如果沒有錢玄同這一筆記錄，此事細節恐我們後人難以知曉。從錢玄同日記的這些記錄中，我們對李大釗的思想言行及其《新青年》同人的聚合分化有了具體深入的理解。

此外，魯迅、周作人、蔡元培、梁漱溟、朱希祖等人的文集、日記和書信中關於李大釗的資料，內容亦甚為豐富，本年譜均採擇收錄，限於篇幅，不再介紹。

第三，從李大釗革命活動的秘密特點出發，着力發掘未刊檔案或檔案資料彙編中以往未注意或被忽略的材料。

我相繼查閱了北京大學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等多家檔案館收藏的有關李大釗材料，收穫頗豐。此處僅介紹兩則珍貴史料。

1920年初，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逃離北京，是北大校史上和中共黨史上流傳甚廣的佳話，但此事究在何時發生，前人著作僅有大略推斷，或說1920年2月，或說1920年春。我則查閱到一條北洋政府警察廳的檔案資料，明確說道：「查於二月九日下午一時余，見陳獨秀乘人力車出門，聲言至緞庫後身胡適宅拜訪，是日並未回。復經調查數日，並未回家。」由此可知陳獨秀是2月9日離開其家的，結合胡適當天日記的記載，可推知陳獨秀就是當天離開北京的。又據陳獨秀在離開北京到達上海後，致警察總監吳炳湘之函稱：

鏡潭總監台鑒：

夏間備承優遇，至為感佩，日前接此間友人電促，前來面商西南大學事宜，匆匆啟行，未及報廳，頗覺歉仄，特此專函補陳，希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為面謝。敬請勛安

這說明2月14日陳獨秀已到達上海並將臨時生活安排妥當。據此，可將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出京之事定為1920年2月中旬。

又如關於李大釗與共產國際第一位使者威金斯基會面的時間，不同回憶者的說法各不相同，究竟如何判斷？我翻閱了有關共產國際的檔案資料彙編，並請教了研究共產國際和中共早期黨史的相關專家，終於從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情報檔案中查知威金斯基到上海的時間應是在1920年4月6日。而威金斯基是先到北京，經李大釗介紹後赴上海與陳獨秀會面，這樣，就可推知李大釗和他會面的時間是在4月初。

以上事例，在在說明了搜集有關李大釗的檔案材料，不能限於一隅，而必須多方面、多種類、多視角以及多地區、多語種的廣泛搜集，才能有所收穫，也才能完整、準確、豐富地展現李大釗的革命活動的全貌。

多方參證考訂正誤

在本年譜撰寫過程中，堅持多方參證、嚴密考訂的原則。對於史料充分的史事，按其不同類型、不同來源，每一種史料均摘要錄入一條，以互相印證。同時，對於各種敘述矛盾或有歧異或與李大釗生平、思想不符的各種史料，則嚴格考辨，仔細分析，擇其可信者而用之，其不可信者而棄之，在準確可靠的史料基礎上努力重建李大釗生平事迹之史實。

第一，多方參證，鑒別真偽。回憶材料本來是當事人對往事的回憶，如果是真實的，那麼因當事人親聞、親見和親歷的介紹和講述，能夠再現歷史情境，就具有極大的價值。但是，由於近現代中國政治環境的劇烈變動，回憶材料除了因當事人記憶模糊而造成的不準確或失誤之外，也有作假、作偽之成分，這在一些人有關李大釗的回憶材料中表現尤為突出。本年譜對此類史料和問題，運用多方參證之法，盡量做到去偽存真。

例如，四十年前，一部有關李大釗的傳記寫道：「在這絞刑架下，在殺人的刑台上，大釗同志發表了最後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並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表現了他對死亡和對反動派最大的蔑視，對黨、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他說：『不能因為你們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我們已經培養了很多同志，如同紅花的種子，撒遍各地！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世界、在中國必然得到光榮的勝利！』」（《李大釗傳》，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這部傳記刻畫了李大釗就義之前的光輝形象，因之這一說法流傳甚廣，影響巨大，至今仍被一些人津津樂道。但此一說法有何根據，史料來源為何，該書均未註明。經過查找，在1951年8月出版的《李大釗先生傳》中，找到了類似的描寫。此類描寫，與目前已知的檔案中所載李大釗受審情況基本不合。事實是，在獄中，李大釗始終以國民黨左派的身份自居，從未承認過是共產黨員（《李大釗獄中供詞》，《北京檔案史料》1989年第3期）。而李大釗就義之時，當時的《晨報》《世界日報》《申報》等都有詳細的報道，但仔細閱讀這些報道，也均無該書描寫的上述情景。由此可見，這段描寫儘管非常感人，但並無確鑿的史料根據。因之，對於該書中所述之此類材料，本年譜都摒而不採。

第二，多方考訂，糾誤補正。本年譜不僅對李大釗生平事迹之重要事件，多方參證，弄清史實，而且在許多細節問題上，亦力求廣泛搜集，多方印證，對以前不清楚之事或錯誤之事有所補充和糾正。茲舉兩類情況：

利用多種史料，查清李大釗之行蹤。這方面的事例如：李大釗進入北京大學的時間，學術界大致認為是1918年初。但我從《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所收《北京大學廿周紀念大會攝影》照片中，發現即有李大釗，而據《北京大學日刊》關於北大紀念二十周年校慶的報道，這張照片為1917年12月17日所攝。另據顧頡剛同日《致葉聖陶函》稱，時任北大圖書部主任的章士釗「近已將圖書主任開去，易以李守常，亦《甲寅》雜誌記者也」。（《顧頡剛書信集》第1卷）將這三條資料綜合起來，就可以將李大釗入職北大的時間確定為1917年12月。

多方考訂，糾正失誤。這方面分兩類情況，一是自我糾正，一是糾正他人。在編撰本年譜過程中，發現自己所參與編注的《李大釗全集》與新資料不符之處，均依據新資料予以改正。如1918年李大釗致袁守和函，《全集》（修訂本）判斷其撰寫時間為1918年10月（《致袁守和》，《李大釗全集》［修訂本］第5卷）。我根據1918年4月4日出版的《清華周刊》發佈的「贈書鳴謝」所言「本校圖書館近承……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守常先生贈自著之《中國國際法論》一冊」，其內容與致袁守和函內容相符，因而判斷李大釗給清華圖書館贈書應在他參觀清華圖書館之後不久，即3月下旬，故將該函撰寫時間由10月改為3月下旬。

以上所舉事例，表面上看是一個小小的時間問題，但實際上卻涉及李大釗生平中重要的行蹤或事件。此類考訂，均在細節方面搞清了有關李大釗的不少史實。

陳獨秀鞠躬二月十四日

加強研究拓展認識

作為年譜，本書主要以收錄豐富的資料、客觀敘述李大釗生平事迹和介紹詩文著作內容為主，但並不以此為限，而是在整理史料、辨別史料的基礎上，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結合我自己對李大釗生平事業、思想演變的理解和研究，對李大釗的社會交往、革命活動、思想演變等方面進行了細緻考察和深入研究。希望拓展和豐富對李大釗生平及其革命活動的認識，以期在一些重大問題或關鍵點上推進李大釗研究。這方面的進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加強對李大釗社會交往、人際網絡的考察。從中國社會、文化和歷史的實際狀況出發，本年譜注重於對李大釗師友、同學及人際交往圈、社會活動圈的追索與考察，也為今人了解較少的李大釗師友撰寫小傳，儘可能展現李大釗成長道路的曲折性和人際交往的廣泛性。

李大釗與湯化龍、孫洪伊。李大釗從一名農家子弟、愛國青年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與他個人救國救民的志向、追求分不開，與時代、環境的造就分不開，但也與前輩、師長的提攜幫助密切相關。在他人生成長的道路上，孫洪伊、湯化龍兩位政治家對李大釗的幫助至關重要。孫洪伊是清末天津立憲運動的領袖之一，早在1909年天津的國會請願運動中，李大釗就結識了孫洪伊，此後長期追隨，其見識、思想及才幹均受到鍛煉和影響。而孫洪伊也很欣賞李大釗的才華，就將其介紹給時任眾議院院長的湯化龍。隨後，二人共同資助李大釗留學日本。

關於李大釗和湯、孫二人之關係，前人已有所研究，但仍顯不足，反映李和他們二人來往的直接材料更少。我則查找到李大釗至友霍侶白的一份手稿，其中談到湯化龍資助李

大釗留學之事時說：「君於民國初元畢業於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旋因孫公伯蘭之介，得交蘄水湯濟武先生。蘄水愛才如命，念君敏而好學，不慕榮利，然貧乏不能自存，乃解囊助君東渡，俾精研學術，以成其志。」（霍侶白《李大釗烈士遺札題詞》）這份手稿撰於1949年之前，不同於後來受政治環境影響，提及湯化龍先立足於批判，因而較客觀公正地稱頌湯化龍「愛才如命」，其欣賞李大釗「敏而好學，不慕榮利」，故「解囊助君東渡，俾精研學術，以成其志」。

眾所周知，李大釗留學日本，對他的成長和發展及其人生道路的選擇影響甚大，而湯化龍、孫洪伊是資助李大釗留學日本的兩位政治家。如果說李大釗是一匹千里馬，那麼湯、孫二位就是真正的伯樂！因之，在本年譜中，對湯、孫二位與李大釗有關的事迹也儘力收錄，以揭示李大釗人生道路與思想演變的曲折、複雜與艱難歷程。

李大釗與黃炎培。黃炎培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創始人，在為編撰本年譜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我有幸抄錄的這份黃炎培手稿，明確記錄了二人的結交經過：「早年從北京大學諸友好處聞守常先生名，而未獲見。一九二二年，有友走告，中國共產黨人對我有所不諒。我不甚信之，終乃乎直投書先生，願一席傾談，得復歡迎。乃從上海入京，專訪先生，從清晨談至近午。時我方倡職業教育，詳述所懷抱的理想與所採取的途徑，終極目標為使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先生亦詳細見告所志所事，將使每一個人站立起來，一群人組織起來，能自力解放個人和大眾一切問題，結論認為雙方所用方法不同，而目的則一。歡然而別。既而我為《申報》輯《最近之五十年》，將刊，先生為寫《一八七一年的康妙恩》文見贈。先生蓋借歐洲群眾運動故事，以寫其想像中的革命方式也。」（黃炎培手稿抄件）黃炎培的回憶，為我們了解李大釗的社會交往之廣泛性提供了典型的事例。

第二，多角度認識和理解李大釗革命活動。李大釗所從事的革命工作，既是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而奮鬥的革命事業，也是為世界無產階級獲得徹底解放的偉大事業，這場革命的國際性、中外革命人士聯繫的密切及其互動，是其非常鮮明的特點。如果僅從某一方面的視角和眼光或者僅孤立地看待李大釗的革命活動，就會忽略一些極其重要的方面或史實，本書則從中外革命互動、李大釗革命活動所處具體環境等角度來考察李大釗及其革命事業，豐富和拓展了對李大釗革命活動的認識。茲舉自己的兩點認識：

共產國際的幕後指導與幫助。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包括李大釗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是研究李大釗必然要面對和處理的課題。以往限於條件，這方面總處於一種梳理不清的狀況。蘇俄檔案的解密及其出版，為我們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諸多材料。這些檔案材料說明，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許多活動中，背後都有共產國際或者蘇聯的幫助，甚至在表面上看似與蘇聯毫無關係的活動，實際上也是蘇聯通過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在指導。1922年的非基督教運動，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事例。

眾所周知，1922年3月初，為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十一屆大會在清華學校召開，上海一些青年學生成立了「上海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北京大學學生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各地學生紛紛響應。4月4日，李大釗與王星拱、吳虞、李石曾、鄧中夏、蕭子升等12人發表《非宗教者宣言》。從吳虞1922年4月1日《日記》中，我們得知，該宣言為「李守常主稿」（《吳虞日記》下冊）。由此可以推知，李大釗與這場運動關係密切。

而蘇聯檔案中的材料說明：非基督教運動是一場由中國共產黨和共青團組織、領導的政治運動，李大釗實際上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根據共產國際工作人員利金1922年5月20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部的報告：「從表面上看，非基督教運動是青年學生進行的一場運動」，實際上，「運動的總指揮部隊從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產黨中央局手中，它通過青年團成功地控制了整個運動。」該彙報又說：組織方面「運動的基本力量確實是我們的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非基督教同盟只不過是一個合法的擋箭牌，使我們能夠公開地和廣泛地進行宣傳活動。」（《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

此類事例還有很多，這提示我們對中國現代革命和李大釗的革命活動，都要注意到中外革命的互動，在新的視角下理解。

北京大學對李大釗革命活動的掩護。自1920年2月起，李大釗即被北洋政府之密探監視，其後數次被北洋政府或公開或秘密通緝，但直至犧牲，李大釗的合法身份一直是北京大學的教授。面對通緝令，李大釗也每每化險為夷，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於北京大學對其革命活動的掩護。茲僅舉一例：

1924年5月20日，中共北京黨組織的負責人張國燾被捕後，北洋政府亦下令通緝和逮捕李大釗，李大釗先至昌黎五峰山避難，後又赴蘇聯參加共產國際五次代表大會，暫時脫離了危險。針對北洋政府的通緝令，北京大學評議會在同年6月4日的會上專門進行了討論。評議員討論的結果是，議決「由文牘課草函教育部質問」，並請政府取消通緝令。同年8月7日，北京大學正式致函教育部，請取消通緝李大釗令。鑒於其函針對北洋政府通緝令的抗議擲地有聲，茲將該函摘抄如下：

敬啟者：頃據本校評議會函開，近閱報載，內務部以工黨一案，與本校教授李大釗有關，業經明令通緝。……閱竟之餘，殊深詫異。查李教授大釗，從事本校，頗稱穩健，就令平時於言論或著作上有所主張，然大學為講學之地，研究各種學說，實為大學教授應盡之責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緝。事關國家學術前途，為此函請校長，特函教育部咨行內務部，請將通緝李大釗明令，迅予取消，以維學術。……謹上教育部。

國立北京大學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

（《為致教育部請咨行內務部將通緝李教授大釗明令取消事》）

此外如1920年、1923年、1925年，北洋政府都曾發出密電，命令禁止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組織的革命活動，但這些命令都由北京大學出面多方掩護，最終無形取消。北京大學對李大釗的保護以及對其革命活動的掩護，真正體現了魯迅所說「北大是常為新的」，「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之精神，本年譜亦充分發掘和揭示了北大在此方面的一些作為和史實。

以上所述，是我對編寫本年譜所遵循的原則，所作的努力及內容、特色的簡略介紹。在年譜編撰過程中，我常就某些疑難問題與業師劉桂生先生討論。記得在一次談話中，針對以往李大釗研究中存在的那種貼標籤、程式化的論述和研究，劉師說：「你這部年譜，要讓李大釗活起來，立起來。」如今，書稿已經完成，我深知遠未達到劉師的這一要求，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謹錄劉師此語，作為我今後努力的目標！

來源： 光明網-《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