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聯」這個名字，為何至今讓人心懷敬意

光明日報記者 顏維琦 任鵬

1930年3月2日，星期日，晴。午後，魯迅由馮雪峰、柔石陪同，走出景雲里弄堂，去往數百米開外的上海中華藝術大學。下午兩點，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召開，宣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革命文學組織誕生。自此，以魯迅為旗手的中國左翼文化運動蓬勃開展，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翻開新篇章。

91年後的冬日暖陽下，我們行走在上海虹口區多倫路、四川北路一帶，轉馬路，穿弄堂，再一次步入左聯成立大會會場，穿梭於景雲里、公啡咖啡館、內山書店、大陸新村，尋訪魯迅、瞿秋白、茅盾等一批左翼文化名人留下的足跡。我們不禁思索：左聯這個名字，對於當下年青一代還有多少現實意義？回望這段於暗夜中吶喊、書寫的篇章，為何至今讓人心懷敬意？

站在時代潮頭浪尖，追求先進文化，吸引和團結一大批知識分子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誣衊和壓迫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裡，用我們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

——魯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左聯是在血色中誕生的。

左聯成立之時，正值大革命失敗，中國革命陷入最低潮。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對革命根據地進行軍事圍剿，另一方面對國統區實行文化「圍剿」。當時的形勢，迫切要求上海的左翼作家們團結起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歷時兩年的革命文學論爭結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

走進多倫路上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會址紀念館，一樓展廳再現了1930年3月2日左聯成立時的場景。一方講台，一塊黑板，十幾條長凳，在這間不大的教室里，50多位作家濟濟一堂，一場影響深遠的革命文藝運動就此開啟。

消防指戰員參觀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會址紀念館。光明日報記者顏維琦攝/光明圖片

中央文委書記潘漢年代表中共黨組織作《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的發言。1929年6月，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文委的成立，是黨從組織上加強對革命文化工作領導的開始。隨後，在眾人的期盼中，魯迅作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即興發言。

「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面對當時「左」傾激進表現，魯迅表現出他的冷峻。他提出，革命作家一定要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並第一次指明文藝要為「工農大眾」服務。

大會直開到天色昏暗，通過了行動綱領，選舉夏衍、馮乃超、錢杏邨、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菲7人為執行委員。左聯的成立，標誌着中國共產黨不但從思想上，而且從組織上正式開始領導左翼文化運動。左聯成立後，迅速向全國擴展，先後建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方部和天津、廣州支部等地區組織。1930年夏，左聯東京支部成立。1930年11月，左聯加入「國際革命作家聯盟」。

「左聯是世界左翼文化思潮和革命文藝運動的產物，左聯的許多活動都與國際上的無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會址紀念館館藏的茅盾手跡

產階級文學運動同步。」在學者、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看來，「左聯的革命性，首先體現在它的先鋒性」，將左聯作為世界文化背景下的一種政治文化現象來觀察，恰恰可以看出我們黨的先進性——始終站在時代的潮頭浪尖，追求先進文化，向著沒落和腐朽開戰，由此吸引和團結了一大批知識分子。

以筆為槍，鼓舞大眾，讓紅色文藝之旗屹立飄揚

我們文學運動的目的在求新興階級的解放。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理論綱領》

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是魯迅生前最後一處居所。隔着馬路，就是新式里弄住宅東照里。1933年3月至6月，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曾在此間居住。就是在這裡，瞿秋白抱病完成了《魯迅雜感選集》的編選，並撰寫一萬五千餘字的序言，最早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分析魯迅的創作及其思想。

跟隨左聯會址紀念館工作人員的腳步，我們從多倫路出發，沿着「魯迅小道」行走。至今，虹口區仍然留存有大量左聯遺迹，「魯迅小道」便是梳理其中幾個地點串聯而成。小道見證多少歷史風雲，我們彷彿看到，90年前的「他們」行走其間，以筆為槍，鼓舞大眾，讓紅色文藝之旗屹立飄揚。

左聯重視與世界文學的聯繫。在魯迅、瞿秋白等人的推動下，左聯加強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譯介和研究，以極大努力輸入蘇聯及其他國家的文學作品。據統計，自1919年到1949年，全國翻譯出版外國文學書籍約1700種，左聯時期翻譯出版的佔40%。除了高爾基的《母親》、法捷耶夫的《毀滅》等早期無產階級文學作品，辛克萊的《屠場》、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等其他國家進步作家的作品，也先後被介紹到中國來。

1931年4月25日，《前哨》推出「紀念戰死者專號」。

左聯的業績和作品站在了那個時代先進文化的制高點上，更是傳諸後世的寶貴財富。2020年，左聯成立90周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會址紀念館完成了近20年來最大規模的修繕改建和展陳改版工程，一些塵封的左聯往事以新面目呈現在觀眾面前。

紀念館三樓，是左翼文藝代表作品的展示。左翼文化大旗之下，文學、電影、戲劇等創作極大活躍。以電影為例，1933年3月，以夏衍為組長的黨的電影小組成立。1933年至1937年，陸續拍攝、上映了74部左翼電影。展廳中央，滾動播放着《漁光曲》《馬路天使》《風雲兒女》等電影片段。

「當年的左聯盟員多是一群年輕人，我們希望面向今天的年輕人講好左聯故事。」左聯會址紀念館館長何瑛說，「對先進文化的不懈求索，正是左聯不可磨滅的時代意義。」

到人民中去，與身處的世界保持血肉聯繫，是「左聯」精神對當下文藝的啟示

首先，左聯應當「向著群眾」！應當努力的實行轉變——實行「文藝大眾化」這目前最緊要的任務。

——《關於左聯目前具體工作的決議》

1933年1月，開明書店出版茅盾長篇小說《子夜》，3個月內重版4次，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也是左翼文學的代表作之一。

在周立民看來，茅盾《子夜》的成功，在於作家打開了自身生活經驗的世界，以金融和資本的視角呈現1930年代的上海。同為左聯盟員的艾蕪寫作《南行記》同樣如此，對滇緬邊境民眾苦難與鬥爭，以及傳奇風情的展現，開拓了文學反映社會生活的新領地。「關注當下，到人民中去，與身處的世界保持血肉聯繫，正是左聯精神的體現，也是當下中國文學需要的品格。」周立民說。

2016年，作家程小瑩參與上海市作家協會發起的「紅色起點」創作項目，一頭扎進對左聯往事的梳理，用三年時間完成了非虛構作品《白紙紅字》的創作。在他看來，在革命最低潮的時候，左聯首揭左翼文化大旗，推動了革命文化的發展。左聯提倡的「文藝大眾化」主張，也深刻影響了後來延安以及新中國文藝構建。

1936年初，因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形勢需要，左聯解散，匯入抗日救亡文化的大潮。雖然左聯存在僅6年左右，但它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新文學創作和批評、翻譯介紹外國進步作品和作家、培養造就文學新人、開闢人民大眾的文學新路等方面成就卓著，為20世紀以來中國無產階級文學、文化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首先就強調文藝是為人民大眾的。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說，左聯繼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傳統，繼續「目光向下」，從「為人生的文學」到「文藝大眾化」，讓新文學和新文化儘可能容納更多的民眾。就這一點來說，從「五四」到左聯、再到延安時期，乃至新中國成立後，這條線索一直貫穿於黨的文藝創作觀之中，形成「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時隔90載，發端於左聯的「文藝大眾化」的思考，依然閃耀着時代的光芒。

《光明日報》（ 2021年01月27日05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