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山」的梗讓《隱秘的角落》出圈,也讓秦昊成了披荊斬棘的哥哥。現在很多人聽到這句很「禿然」的邀約,想必都會不寒而慄了。
然而當看到《數電影的人》中的兩位小姐姐帶着一瓶白酒爬山到胡金銓的紀念碑前時,不禁熱淚盈眶。那一刻,她們變成了「俠女」。
這兩位小姐姐是台灣電影資料館的數位掃描員,彼時正在修復胡金銓的武俠代表作《空山靈雨》。
《數電影的人》是一部相對簡短的紀錄片,紀錄了電影資料館中各個崗位工作人員的日常,沒有特殊的剪輯敘事手法,如同這些工作人員的日常。
日常工作也包含了電影修復工作的全過程:從搜集/收集膠片、整理/保存膠片,再到修復膠片、數碼掃描、畫面修復,同時還要調色、修聲,聲畫合成後再做輸出。
而之所以他們和她們被稱為「數電影的人」,因為在這些工作人員眼中,電影的單位不是一場、一部,也不是一處情節、一個鏡頭,而是「一格」。一格格地修復,一格格地掃描,一格格地放映。
這部紀錄片選取了幾個代表性的事件,比如退伍老兵找記憶中的《國歌》、修復胡金銓導演的《空山靈雨》、連燕石委託修復《丁蘭二十四孝》,中間還穿插着介紹了收集、保存、修復的日常工作內容。
1873年被發明的膠片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保存百年以上,但很多時候都會出現損傷,比如臟點、劃痕、噪波、霉斑、抖動、閃爍。所以當膠捲整飭員邱繼諺拿到膠片時,主要工作就是檢查確認膠片損傷的情況,然後進行物理修補,繼而清洗。
這一項工作結束後再交給數位掃描員潘琇菱,如果不出意外,一秒鐘可以掃三格膠片,一部90分鐘的2K電影三天可以掃描完成。
但這其中但凡有點紕漏,比如物理修補的位置有裂痕,甚至清洗時候還有一些毛髮之類的,掃描就要重新開始。
這還只是從膠片到數碼的過程,最難的是在數碼畫面的基礎上修復,比PS可要難很多了。
「拍照三分鐘,修圖三小時」的自拍在修複電影這件事兒上完全沒有可比性的,據潘琇菱介紹,修復《空山靈雨》的過程中,兩個工作人員每個月最多修復10分鐘,而這部120分鐘的電影至少需要整整一年的時間。
這只是其中一個事件,而紀錄片中還展現了幾部已經修復好的作品,比如1931年卜萬倉導演、阮玲玉主演的《戀愛與義務》,1960年岳楓導演的《丈夫的秘密》,1963年李行導演的《街頭巷尾》,1977年陳鴻烈導演、林青霞主演的《我是一片雲》等等。
當我們看到這些五十年前甚至近百年前的作品煥然一新或者說恢複本來面貌時,或許會致意那些雕刻了時光的創作者們,但這些修復了時光的匠人俠客們也同樣值得我們舉杯。
在展示庫房庫存影片時,有幾部影片片名也讓我充滿好奇,比如《觀世音與海龍王》《孫悟空大戰飛人國》等等,看海報上的宣傳語「彩色寬銀幕古裝神怪大特技巨片」「雷門電影公司魔幻超級巨片」,不禁讓我想到當下網絡電影市場上的古裝、魔幻、神怪作品。
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作為電影從業者,多了解電影史也會大有裨益的。或許知道來路之途,也能知道去處之徑。
比如這部號稱「中國影壇有史以來耗資千萬金元 第一部特技神怪災難電影」——《戰神》,它另一個為人熟知的名字是《關公大戰外星人》。
很多人知道這部作品是因為彭浩翔,他花重金買到了世上僅存的唯一拷貝,而後花百萬餘元在泰國修復了這部作品。因為這是他小時候看過的給予他啟迪的一部作品。
這部作品的導演陳洪民1982年還參與了一部名為《人蛇大戰》的電影的剪輯工作,不知道2018年林珍釗導演的《大蛇》是否受這一部電影的啟發。
後者作為網絡電影在優酷上映,三個月票房分賬破5000萬,成為標杆性的作品。
說到這兒,不禁生出一個疑問,那就是什麼樣的影片的膠片被保存和修復了呢?是像紀錄片中導演連燕石自己委託的影片《丁蘭二十四孝》嗎?他是為了讓子孫後代知道自己不僅僅是一個老頭,還是一個導演。
那其他影片呢?難道只有靠從影迷變導演的彭浩翔這樣自費修復《關公大戰外星人》嗎?這個疑問在《數電影的人》里同樣被提出。
聲音修復師蔡孟均在片中說:不想對這邊的片子放太多感情,不是說我不喜歡它們,而是當你覺得一部片子比另一部重要的時候,對其他片子是不公平的。它(膠片)離開片庫(進行數位化)是它唯一一次展現時機,有點悲哀的是,每次你進到片庫,你一聞到那酸味你就知道,你面前的一堆膠片都快死了,而你現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們怎樣在它死之前,把它的資訊保留下來。
這個困惑我在讀《電影史:理論與實踐》時候也聽到過:
電影資料館的工作人員因而出於一種尷尬境地,他們不得不通過微薄的存片資金分配來決定哪些電影史證據要保留下來,哪些將永遠捨去。
應該首先把優先權給予那些最有變質危險的硝酸片嗎?
應該保存已確立地位的導演的影片,還是應該嘗試修復那些被評論忽略的導演的作品呢?
電影史學家能從所謂某個時期的「最佳」影片的保存中受益嗎?
資料館的工作人員應該拯救有代表性的樣片嗎?
顯然,每個決定都意味着有些影片要被埋沒。這樣一來,有些可能成為歷史證據的重要作品便無可換回地失去了。
台灣有一個紀錄片導演楊力州曾經為金馬獎五十周年拍過一部紀錄片《那時·此刻》,將五十年來的一些電影作為拍攝對象融入其中,在他眼中「電影不是單純的存在,而是跟歷史、社會、政治、經濟脈絡,甚至流行音樂、流行服飾或飲食文化息息相關。」
甚至彼時不受重視或者沒有好評的所謂爛片,通過歷史的眼光,反倒成了證據或者檔案一般的存在。
現在有不少人在重寫電影史,或者重讀電影史,想必也是發現我們的一些書籍並不能完全涵蓋電影走過的歷程。
比如陳凱歌的代表作《孩子王》在彼時只賣出了三個拷貝就名垂電影史,而那幾年的票房冠軍《大上海1937》《遊俠黑蝴蝶》還有幾個觀眾知曉呢?
行文至此,又想到伍爾芙在《普通讀者》中引用的一段話,「能與普通讀者的意見不謀而合,在我是高興的事;因為,在決定詩歌榮譽的權利時,儘管高雅的敏感和學術的教條也起着作用,但一般來說應該根據那未受文學偏見污損的普通讀者的常識。」
以此作結,與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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