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5日15:40:25 熱門 1183

若斷若連的墨線，像是暮秋將枯的寒樹，又如同初春滋生的柔枝，虯曲而無勁，柔弱卻有骨，如此沉重，卻又如此空靈，彷彿能夠掙扎與安寧同時被塗抹在一張紙上，才能造就這般既相互對抗，又彼此成就的墨跡。如果不是存心諂媚或是貶低，而是以最誠摯的眼睛去觀看這四個字「悲欣交集」的話，不得不承認，美與丑這兩個字，在這四個字的面前，已經失去了原本的用途。

弘一法師手書絕筆。

寫出這四個字的，是怎樣的一隻手呢？

如果照片和文字值得作為參考，只能說，那是一隻衰朽、枯瘠的手，有着六十二歲的老年人所應有的一切蒼老的特徵，而常年的辛勞與病痛，更加劇了衰老的侵蝕——然而，這一切未必非這隻手的主人所願，在過去的二十四年里，他的所作所為，無一不是在刻意加速身體的衰朽，他奔波於風塵遠途，棲止於禪房陋舍，蔽衣舊履，粗茶淡飯，幾乎斷絕了人世間所有肉身的滋養，唯以安之若素的清苦沒日沒夜地鞭策着自己，行走於人世之間，直到他衷心嚮往的解脫之門，終於在他的眼前開啟。

弘一法師的手，1942年攝於泉州。

不過，此時他睜開眼睛，眼前所見，不會是那道解脫之門，而是這間逼仄灰暗的禪房。環顧四周，尋常的鋪蓋被褥，已經蔽舊不堪。他的目光或許會掠過禪房牆壁上他平日里用來懸掛斗笠和帽子的那根樹枝。他或許也曾聽說了關於一則有關他與樹枝的傳說，一位曾經對他執弟子之禮的弟子呂伯攸，在16年前記述他們交往的一篇文章中曾寫道：「有一根細長的松樹枝，先生也像寶貝似的珍重藏着，輕易不肯示人；據他說，這（松枝）便是他當年呱呱墜地的時候，由一隻喜鵲銜着飛進來，落在產婦床前的」。雖然這位弟子隨後寫道：「這喜鵲銜枝的故事，在一般人看來，當然是很有些因果的，可是，先生也不過當做一件紀念品罷了」，但這依然是一位虔敬的弟子藉此渲染師長謙卑平易的德行。

他自己對這個傳說從未置可否，但他或許也意想不到，再過不久，禪房中那根樹枝，就會被熱忱的信眾附會成那根象徵自己出生異兆的松枝——但那，不過是一根泉州隨處可見的普通龍眼樹枝而已。

他的出生並不異於常人，他的成長也並無神異色彩。父親去世時，他年僅五歲，他似乎並未感受到年幼喪父之痛，反而對葬禮上和尚放焰口的儀式產生興趣，自己披上床罩玩起了念經放焰口的遊戲——後來，這也被解釋成他將來遁入空門的契機之一。但這更像是孩童玩心大熾的遊戲，而不是某種冥冥之中不可思議的因緣。

如果一定要找尋他最與眾不同之處，或許就是他特立獨行的性格。少年時代，他因看不慣乃兄拜貴踩賤的作派，因此故意反其道而行之，「遇貧賤者敬之，富貴者輕之，性更喜畜貓，而不平之心，時亦更趨偏激，往往敬貓如敬人，見人或反不致敬」。在日本留學時，他偏僻的性格甚至到了難以理喻的地步。他的同窗好友歐陽予倩乘坐電車遠道探訪他，而他卻推開樓窗說：「我和你約的是八點鐘，可是你已經過了五分鐘，我現在沒有工夫了，我們改天再約罷」，說完便一點頭，關起窗門進去了。他的好友只得回頭離開。

儘管出家後，在旁人看來，他的性情已是相當溫和靜穆，猶如被溪水磨去稜角的鵝卵石，但他的癖性，時或會像石上火光偶露崢嶸。他在青島傳法時，以絕食的方式拒絕湛山寺為他特別預備的飯菜，直到送飯的人給他盛了一碗大眾菜，他才依據「不別眾食」的戒律，問道「是不是大眾也吃這個？如果是的話，他吃，不是，他還是不吃」。他願意對山路上遇到的衣衫襤褸的樵夫致以敬禮，而當青島市長設宴邀請他時，他卻只回了「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仗又思惟。為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一首詩加以拒絕——這首拒絕詩是在眾人臨入席時才姍姍送來的。

種種特立獨行的作派行止，在虔信徒眾的筆下，在俗世眾生的眼中，只消略加點染，便可成為聖者超凡脫俗的明證。一如古代誌異小說中，神仙總是喬裝成放誕怪癖的乞丐，菩薩也會化身為風流放蕩的娼妓，種種與眾不同的行為舉止，不過是紅塵中的障眼法，是幻化的皮相，是他人眼中的他，而他之所以成為他自己，乃是藏於皮相之中的那顆內心。那顆內心與常人並無太大分別，也有愁苦、也有哀樂，也有悲慟，也有欣慰。而他之所以與眾不同之處，或許在於他對於苦有着異乎尋常的敏銳與直覺。

「我從二十歲至二十六歲之間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時候，此後就是不斷的悲哀與憂愁，一直到出家。」

當他說出這番話時，他已出家數年，但回念往事，他的內心依然余哀未絕，他的母親正是在他26歲時過世的，「我母親不在的時候，我正在買棺木，沒有親送。我回來，已經不在了！」多年後，他已經是眾人仰望的高僧大德，卻在一次法會上，忽然之間，「當著大眾哽咽泣涕如雨，全體聽眾無不愕然驚懼，座上講師亦弄得目瞪口呆，不敢講下去」，直到後來，人們才知道，這是因為他聽到經義中孝思的闡述後，追念母親的天性流露。

喪母之後的哀慟悲苦，時時折磨着他的內心，出家後嚴苛的苦修，時時折磨着他的身體。命運加諸他身上的苦，與他自己刻意尋求的苦，共同銘刻在他的生命之中。在他的心頭，在他的肉體，都留下深刻的烙印。

於是，他抬起這隻銘刻了世間苦集與自我苦修的衰朽而蒼老的手，提筆寫下了他在人世間的最後四個字：

「悲欣交集。」

秋九月初一日，西曆1942年10月10日，弘一法師李叔同，行將入滅。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9月30日專題《悲欣如一》的B02-03版。

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

——《佛為海龍王說法印經》

身

苦行道諦

身體的苦痛如果可以劃分等級，那麼1942年仲秋時節的這場疾病，並非弘一有生以來遭受的最痛苦的疾病。最令他受盡苦痛折磨的，當屬七年前凜冬的那場惡疾，那時他剛剛從惠安返回泉州，旋即卧病於草庵之中。這場惡疾來勢極為兇險，在後來寫給夏丏尊的書信中，他如此描述自己病勢的緣起：

「一月半前，因往鄉間講經，居於黑暗室中，感受污濁之空氣。遂發大熱，神志昏迷，復起皮膚外症極重。」

他將這次重病稱為「生平所未經過」，而「其中有數日病勢兇險，已瀕於危」。而在給另外兩位僧人念西、豐德的信中，他對這場惡疾兇險之狀描述得更加詳盡：

「初起時，內外症並發，內發大熱，外發極速之疔毒。僅一日許，下臂已潰壞十之五六，儘是膿血（如承天寺山門前乞丐的手足無異）。然又發展至上臂，漸次潰壞，勢殆不可止。不數日腳面上又生極大之衝天疔，足腿盡腫，勢更兇惡，觀者皆為寒心。因此二症，若有一種，即可喪失性命，何況並發，又何況兼發大熱，神志昏迷，故其中數日已有危險之狀。」

儘管弘一在信中將病因癥狀已經描述得如此詳盡，但對探視過他的人來說，這些描述依然是輕描淡寫。他的手臂筋肉已經整片整片地潰爛脫落，甚至赫然見到裹着爛肉的白骨，褐黃色的組織液與紫黑色的膿血不斷從患處湧出來，即使到了病勢不再繼續發展的恢復階段，依然「腳上瘡口不破，由旁邊足指縫流膿血一大碗」。

遍體奇痛潰敗，散發著令人掩鼻的惡臭，幾乎就像是釋道水陸畫中描繪的地獄受盡酷刑的罪孽亡魂的模樣。這場突如其來的惡疾，讓弘一幾乎窺見了死亡的面目，在最危殆的數天里，他為自己擬好了遺囑，授給在旁侍奉的傳貫法師，儘管高燒與奇痛折磨着自己的肉體與神志，但他對自己身後的交代卻依然細如荼蘼：

「命終前，請在布帳外助念佛號，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終後，勿動身體。鎖門歷八小時。八小時後，萬不可擦身體及洗面。即以隨身所着之衣，外裹破夾被，卷好，送往樓後之山凹中。歷三日，有虎食則善，否則三日後即就地焚化。（焚化後再通知他位，萬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終前後，諸事極簡單，必須依行。否則是逆子也。」

或許在那一刻，他想起了佛祖捨身飼虎的因緣典故，希望以自己惡疾纏繞的臭敗肉身，最後一次作為佛法捨身的供養，以求最終的解脫成就。畢竟自己生前已經恪守種種磨礪身心的苦修。幾乎每個見過他的人，都會驚嘆於他身體的瘦削以及嚴苛自律的苦修。許多人的回憶中，都提到弘一法師清寒極簡的生活。他的摯友夏丏尊回憶起他們在白馬湖小住，他發現弘一的行李「鋪蓋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到了住處之後，「他就自己打開鋪蓋，先把那粉破的席子丁寧珍重地鋪在床上，攤開了被，再把衣服卷了幾件作枕頭」，夏丏尊特別注意到他拿去洗臉的那條毛巾已經「黑而且破得不堪」。

弘一法師在惠安，已經能看出面露病容。

因為他恪守過午不食的戒律，夏特意在午前就將兩碗素菜送過去，「碗里所有的原只是寫萊菔白菜之類，可是在他卻幾乎是為他慎重而作的盛饌，丁寧喜悅地把飯劃入口裡，鄭重地用箸夾起一塊萊菔來的那種了不得的神情，我見了幾乎要掉下歡喜慚愧之淚了」。次日，一位朋友制了四樣菜來齋他，其中一碗鹹得非常。夏抱怨道：「這太咸了！」而弘一卻答道：「好的！鹹的也有鹹的滋味，也好的！」

「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舊的手巾好，白菜好，萊菔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麼都有味，什麼都了不得。這是何等的風光啊！宗教上的話且不說，瑣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謂生活的藝術化了嗎？人家說他在受苦，我卻要說他是享樂」。夏丏尊深信好友從生活瑣屑中，從萊菔白菜中嘗到了「全滋味、真滋味」，他「對於一切事物，不為因襲的成見所縛，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如實觀照領略」，因此，「這才是真解脫，真享樂」。

弘一法師在讀經。

好友的記述真摯但或許不乏揄揚之辭，而他的崇敬者更是對他的隻言片語、一點一滴都願意加以深刻的解讀，他在俗時的學生石有紀細緻入微地描述了老師出家後，深秋的一次會面，學生髮現老師在如此寒秋還穿着一件短短的單袈裟時，不由問道：「會冷嗎？」弘一回答說：「出家以後，身體更健康了，每日過午不食，即嚴寒天氣，亦僅着夾衣而已」。道別時，弘一特意提了一盞油燈，將昔日的學生送到自己居住的那間「一幾一榻之外，僅能容膝」的短屋外面。當石有紀離開時，弘一近侍的和尚特意告訴他說：

「老法師晚間從來不肯會客，出家二十年，不曾點過燈火，這次為你，是很特別的。」

即使不是他的至交好友與虔信弟子，也能從他的苦行中得到莫大的感染，直到很多年後，一位在浙江美術學院的老門房，依然記得弘一當年在俗時，每年寒暑假回上海，都將鋪蓋放在自己屋裡，「每次回來，都送我三塊袁大頭，一年十二塊，能買三床被子呢！」他將弘一稱為「老夫子」，當弘一剛剛出家時，他和一位工友聞玉去看望他，「他剃了光頭，在院子里提水澆花，叫我們『居士』，自稱『小僧』，要我們坐，他親自給我們送茶水，留我們吃素飯，菜里沒有油，那麼苦，我和聞玉都哭了，他吃得有滋有味」。

自出家及至入滅，弘一的苦修一以貫之。在世人眼中，這種自苦是宗教最引人矚目，也是容易引起內心動容的方式。在佛教中，苦行尤其佔有一個極其特殊的地位，身體的苦痛病厄，常常被視為修行必要的梯航門徑。

二千年前，佛陀以自餓其身的方式精勤苦修，一如弘一為自己篆刻的印章的印文「一息尚存」。佛陀的苦修甚至完全停止了出入息，他的自苦達到了令人駭然的地步——「我之脊柱凹凸，如紡錘之連鎖，緣少食故，我之肋骨腐朽破碎，如朽屋椽，我之眼窠瞳光，如窮井水光，向極深處，才可得見」。身形已經自我戕毒痛苦到這個地步，以至於佛陀斷言，過去現在未來一切沙門、婆羅門「雖受激烈痛楚苦受，若我今者，當為最極，更無駕越」。

從這一角度上說，弘一法師對飲食的嚴苛節制，對生活瑣屑的苛刻清儉，一如佛陀以降的歷代苦行僧一樣，都是在踐行，或是在仿效佛陀當年的苦修。弘一法師作為世人眼中的梵行高僧，他誠摯而貫徹始終的自苦修持，也確實打動了無數的人，以至於將一個清癯、瘦削的苦行僧形象牢牢釘在了世人的心頭。但問題在於，如此苦行，真的可得解脫嗎？

1919年弘一法師在杭州玉泉清蓮寺留影，此時的李叔同剛剛出家未久，但已是一名清癯的苦行僧的模樣了。

行

不求完滿

「我雖以斯酷毒苦行，然尚未得過人法，逮達特殊最勝知見。」

答案從佛陀創造佛教開始，便是否定的。在歷經了「當為最極」的苦行後，佛陀斷言，苦行的唯一結果，除了摧敗肉身，折磨心神之外，別無裨益。如果創始人都如此開示，那麼為何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及至弘一法師本人，都如此嚴苛地走在苦行的道路之上呢？

釋迦牟尼苦行像，約公元四世紀，巴基斯坦希庫里出土，現藏巴基斯坦拉合爾博物館，為犍陀羅造像的代表作。

答案或許就在於，苦行固然無裨益於徹悟解脫之道，但卻恐怕是通往解脫之道必不可少的一步。苦行是對外在日常瑣屑的竭力減省，也是對內在自我身心的竭力剋制，如果說佛教最終追求的解脫是空無之門的話，那麼在達到空之前，就必須要不斷地捨棄那些縈繞在自身內外之物，苦行讓這種捨棄化作自身常態，所求欲少，身心就會愈發專一。

但從一到空之間，依然需要艱辛的一躍。佛陀通過極端嚴苛的苦行而放棄苦行，尋求真正的解脫之法。而對弘一來說，他在歷經苦行之後的那場惡疾，也成為了自己生命的一個轉折點。

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場突如其來的惡疾，正是弘一自己多年苦行導致的結果，嚴守過午不食戒律和只吃粗糲素齋的苦修生活，必然對他的身體健康造成損害，而他坐卧棲止的蔽衣破席，動輒使用數年甚至十數年不加更換，自然會成為病菌藏污納垢之所，從現代醫學的角度來看，弘一法師在1935年凜冬突發的這場惡疾，正是化膿性細菌感染加之免疫系統孱弱的必然結果。

真正的奇蹟，是他這副因常年苦行而如此孱弱的身體，竟然最終好轉起來。高燒開始退散，潰爛的手臂逐漸長出了肉芽，疔腫的腿腳開始消腫，雙腳開始能夠下地行走，並且最終恢復了生機。弘一將其解釋為他的友人們「發心為朽人（弘一自稱）誦經懺悔，至誠禮誦，晝夜精勤」，「以極誠懇之心，誦經數日，遂得大大之靈感，竟能起死回生，化險為夷」，弘一出於信仰相信虔誠心念的佛法療愈了身體的創痛——當然，日本醫學博士黃丙丁高明而盡心的外科診療技術，也讓他最終痊癒。

李叔同於1931年夏曾患傷寒痢疾，這是他第一場大病，在寫給學生劉質平的手札中，他提及這場病讓他神衰腰酸，請他代為購買「兜安士保腎丸」。

「這一回的大病，可以說是我一生的大紀念」，在事後的回憶中，弘一如此寫道。他特意記住了重病時躺在草庵的病床上看到的那座鐘。這座鐘總比一般的鐘慢半點，所以他之後移居他處，依然將自己的鐘調慢兩刻：

「這件事由別人看來，也許以為是很好笑的吧！但我覺得很有意思，因為我看到這個鐘，就想到我在草庵生大病的情形了，往往使我發大慚愧，慚愧我德薄業重。我要自己時時發大慚愧，我總是故意地把鍾改慢兩刻，照草庵那鐘的樣子，不只當時如此，到現在還是如此，而且願盡形壽，常常如此。」

對修行者來說，苦痛乃是得以成為解脫之道必由門徑。佛陀在開悟後不久開示的，便是「苦聖諦」：「苦聖諦者，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愁悲憂惱苦」，人生在世，諸種苦便如細針一般插入人的肉體與心頭，人的終生都要歷盡種種苦痛，修道者在深刻領悟個中痛苦後，便能從苦中領域要道真諦。佛典中對眾苦集身繪聲繪色的描述，恰如弘一所受的惡疾一般：

「眾生當知，須觀此身而生念言，是身如四毒蛇，常為無量諸蟲之所唼食；是身臭穢，貪慾獄縛；是身可惡，猶如死狗；是身不凈，九孔常流……」

因此修行之人，為求菩提之心，解脫之道，「須舍穢身」——對釋門弟子來說，這一點，毫無疑問。

弘一在重病之時，或許也曾因此惡疾苦痛而動心，在給念西、豐德的書信中，他寫道當病勢險惡之時，他自己「亦放下一切，專意求生西方」——唯有離棄此身，方能從痛苦中解脫。但最終，他從極度苦痛的惡疾中痊癒並活了下來，而他從中領悟到的道理並非是離棄諸苦所集之肉身，終得解脫，而是「大慚愧」：慚愧自己在閩南十年，「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卻是很少很少，殘缺破碎的居其大半」，因此慚愧「覺得自己的德行，實在十分欠缺」，而他更進一步寫道：「因此，我十年來閩南所做的事，雖然不完滿，而我也不怎樣地去求他完滿了！」

他解釋道：

「我的性情是很特別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敗，因為事情失敗、不完美，這才使我常常發大慚愧！能夠曉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努力成功，努力改過遷善！一個人如果事情做完滿了，那麼這個人就會心滿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長他貢高我慢的念頭，生出種種過失來。所以還是不去希望完滿的好。不論什麼事，總希望它失敗，失敗才會發大慚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這番領悟如此平實，如此親切，幾乎毫無任何高深玄妙的哲理，以至於它更像是一碗清醇的雞湯，而非佛法的妙道。而玄機也恰在此中，如果弘一就此得出佛典中此身污穢，應早離棄，求得解脫的領悟，那麼或許這樣更符合一個卓然世外的梵行高僧的形象。

但這個結論仔細忖思的話，會發現，這不過是對佛典的簡單敘述，是又一個司空見慣的老生常談。解脫這是佛法追求的最終結果，這個結果固然無上重要，但如何達到這個結果的過程，同樣重要——如果解脫是最終結果，那麼達到這一結果的最好方式便是從開始便不要出生。但既已生為人身，這肉身如夢幻泡影也罷，如羅剎鬼城也罷，它總是提供了一個悟道的容器，一種在人世修行的可能，唯有此身在，方能嘗盡世間諸苦，唯有此身在，方能透過諸苦領悟解脫聖諦，因此，在最終達到解脫彼岸之前，此身難道不也應該認真對待嗎？

李叔同在寫給劉質平的信中，提及自己1935年的那場大病，稱之為「九死一生」。

如果解脫是最終的完滿，那麼此身便是解脫前的不完滿。生為人身，本就不是完滿，而能夠領悟到這不完滿而去努力向完滿行進，所謂修行的意義，或許正在於此，既為不完滿之人身，便要以求完滿之心，行於這個由形形色色不完滿集合而成的人世間。

這不完滿的人世間自然諸苦所集，就像弘一在自己卧病的草庵所題寫的門聯所說的那樣：

草積不除，時覺眼前生意滿；
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在他惡疾病癒的一年後，他走在廈門街頭，觀見世間苦樂眾生，忽然心有所動，寫給了好友高文顯居士一封短札，這封短札是如此別緻，以至於簡短微言之中，浮動着某種讖語的暗味幽塵：

昨日出外，見聞者三事：
一、余買價值一元余之橡皮鞋一雙，店員僅索價七角。
二、在馬路中聞有人吹口琴，其曲為日本國歌。
三、歸途凄風寒雨。

這天是丁丑年正月廿九日，1937年3月11日。

弘一法師在廈門鼓浪嶼，拍攝於1936年底。

心

悲欣交集

無悲哀，亦無欣喜，他的臉上如此平靜，彷彿內心不為任何外物牽掛，只在嘴角浮現出一絲空靈的笑意。這笑意並非刻意為之，亦非心生歡喜，而僅僅是積年的心境刻畫在面部的慈靄。這也是世人最熟悉的弘一法師的形象，彷彿透過這張臉，真的能看出內里蘊含的佛心微妙意。

但這恐怕不過是後世望顏生義似的闡釋，是或因崇敬或因好奇而心造的意象，如果這張照片可以發出聲響，那麼注視者將會聽到炸彈的轟鳴，聽到槍炮的怒吼，聽到戰機在空中肆逞淫威的咆哮，聽到婦孺的哭號，聽到傷者的呻吟，聽到死者鮮血從廢墟中淌遍大地。

弘一法師像，這張相片使用率極高，甚至被認為是標準照，但事實上，它拍攝於淞滬抗戰時期的上海，也就是夏丏尊提到的那次在炮火聲中的照相。

此時距離弘一為友人寫下那張描述廈門街景的短札已經過去了七個月，1937年10月29日的上海，淞滬抗戰的烽火已經將這座遠東第一都市化作人世間的修羅場。在過去三個月中，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進而侵佔平津華北。此時正在山東青島講法的弘一，雖然日軍的炮火尚未波及，但也嗅到了刺鼻的硝煙味道。舊曆七月十三日，本是弘一出家首末二十周年的紀念，便在日軍逼近青島的炮火中到來了。此時身邊的人都勸弘一避寇離開青島，但弘一卻寫下「殉教」二字以明志，在給友人的信中，他寫道：

「朽人前已決定中秋節乃他往，金若因難離去，將受極大之譏嫌，故雖青島有大戰爭，亦不願退避也。」

就在他寫下這封信的同時，淞滬會戰爆發。從華北及至東南，已是戰火灼然，但直到10月末，弘一才最終離開青島，前往上海，等待三天後開往廈門的輪船。一如往常，他對自己的行止做了細密的規劃，在寫給身處上海的友人夏丏尊的信中，他寫道，「若往上海，擬暫寓廣東泰安棧」，並在旁邊特意用小字細細寫明地址「新北門外，馬路旁，面南，其地屬法租界之邊也，某銀樓對門，與新北門舊址斜對門，在其西也」。

當夏丏尊去看望他時，才發現弘一居住的旅館「一面靠近民國路，一面靠近外灘的，日本飛機正在狂炸浦東和南市一帶」，因此，「在房間里坐着，每幾分鐘就要受震驚一次」。避居上海租界的夏丏尊本人，雖然自始至終身在上海，但距離戰火如此近，他卻已經有些擋不住，但弘一坐在炮火之中，卻「鎮靜如常，只微動着嘴唇，這一定又在念佛了」——這張臉上吾輩無欣，甚至「猶留笑影」的照片，便是在這次會面後拍攝的。

「世間一切，本來都是假的，不可認真，前回我不是替你寫過一幅《金剛經》的四句偈了嗎？『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你現在正可覺悟這真理了。」在旅館中對夏丏尊說的這番話，乍聽起來，似乎弘一對身邊正在發生的這場以萬千姓名為犧牲的巨大苦難漠不動心，只是將其作為夢幻泡影一般的有為諸法，並以此空幻之心觀想這場滔天戰禍。但事實上，對弘一來說，這番話，只是慰藉友人愁苦心靈的一帖清涼法葯。戰爭並非與他無關，只是歷經世事與苦難，他的反應不會再像年輕在俗時那樣激越迸發。在遁入空門之前，弘一曾將一首少年時代的手書，送給弟子豐子愷留念，那是他當年赴日留學前所寫下的詩詞：

「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西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辜負？」

如此「那惜心肝剖」的少年血氣狂吼，如今在垂暮之年，在古佛黃卷中，化作了如露亦如電的佛偈呢喃。但內心的波瀾，卻並未真的沉入古井深潭，也會在外界的震蕩中浮出水面。當他回到廈門時，戰火也追迫而至。廈門的局勢，也日趨危殆，在給弟子李芳遠的信中，弘一寫道：

「近日廈市雖風聲稍緊，但朽人為護法故，不避炮彈，誓與廈市共存亡。」

他引用詩句「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吾人一生之中，晚節為最要，願與仁等共勉之。」

七個月後，1938年5月3日，弘一離開廈門，四天後，廈門淪陷。

戰火延燒依舊，大地儼然化作人間地獄，在炮火點亮的暗夜中，照見遍地血污，殺戮者的獰笑與受害者的哀號，交織在這片深沉的大地上。如果將整片國土比作人的軀體，那麼每一個毛孔都是一個生靈，每一粒血肉，都是一條生命，如今，他們都在如膿瘡疔毒一般的戰禍病菌的蹂躪下、侵蝕下、折磨下，潰爛腐化、皮開肉綻、筋骨分離。如果說兩年前的病痛乃是一己之苦，那麼如今天下的戰禍便是天下之苦。自己胳膊上綻開劇痛的血肉白骨，如今是橫卧在焦土廢墟上的血肉白骨。

眾生的無間地獄，又豈非是他的無間地獄，如何解脫？

滅

天心月圓

「朗月光華，照臨萬物。山川林木，清涼純潔。蠕動飛塵，團圓和悅。共浴靈輝，如登樂園。」

雙樹婆娑，湖水靜謐，遠山微微，靜坐湖畔的兩個人，翹首仰望空中朗月，低頭凝視湖光月影，就連在旁的兩隻小兔子，也彷彿有靈性一般，不怕生人的攪擾。天地萬物，如此和樂，如此清潔，如此安詳，這般景象，確如樂園，但又毫無疑問，無一不是人間景象。

想必漫畫家豐子愷在畫下這般景象時，內心也定然如朗月光華一般清涼純潔。這幅畫，連同其他情致相同的畫作，共計六十幅，乃是這位虔心的弟子，獻給自己恩師弘一法師六十壽誕的賀禮。早在十年前，弘一法師五十壽誕時，豐子愷便發願繪製《護生畫集》，以護生戒殺為旨。五十歲畫五十幅，六十歲畫六十幅，直到百歲百幅。如今，他踐行了自己的誓願，弘一也在弟子賀壽的畫冊，按照畫意，為每幅畫題寫詩句，闡發護生戒殺之道。

《護生畫集》第二集《中秋同樂會》。

豐子愷純真稚趣的畫風，配上弘一天真浪漫的書法，勾畫的書中世界，宛如佛國凈土，但遺憾的是，這方凈土中的朗月光華，卻無法照亮現實中漫無邊際的暗夜。此時，已經是1939年的深秋，抗戰進入鏖戰態勢，戰火已經燃遍大半中國，清冷的月光下只有遍野哀嚎和屍骸白骨間閃爍的磷火。書中的朗月和風只能是一廂情願的想像，這想像一俟邁入現實，便被血雨腥風無情地掃蕩殆盡。

書中是護生，書外則是殺生，是肆無忌憚地殺生。弘一曾經在淞滬戰場的邊緣感受炮彈轟炸的震顫，而他的弟子豐子愷則親眼目睹兵戈擄掠的慘狀。1937年11月6日，兩架日本戰機飛臨石門灣發動空襲，兩個小時的空襲和瘋狂掃射，全鎮有三十二人喪命，其中五具屍體就散落在豐家院子後門外的瓦礫中，豐子愷「帶着滿身的火藥氣和血腥氣」舉家逃難，在逃難途中，他聽說了更多駭人聽聞的慘事，在上海南站，「火車頂上坐滿了人，還沒有開，忽聽得飛機聲，火車突然飛奔。頂上的人紛紛墜下，有的墜在軌道旁，手腳被輪子碾斷，驚呼號啕之聲淹沒了火車的開動聲！」而一位從嘉興逃難出來的親戚告訴他，他「看見一個婦人抱着一個嬰孩，躲在牆角邊餵奶。忽然車站附近落下一個炸彈，彈片飛來，恰好把那婦人的頭削去，在削去後的一瞬間中，這無頭的婦人依舊抱着嬰孩危坐着，並不倒下，嬰孩也依舊吃奶。」

豐子愷將這一慘景，以繪畫《護生畫集》一般無二的筆觸，畫成畫作，收入他描述戰時生活百態的《戰時相》中。《護生畫集》與《戰時相》宛如一張紙的兩面，理想中的和樂安寧與現實中的血腥暴戾。而這也正是他的老師弘一法師最後四年的寫照。

豐子愷所繪《戰時相》。

弘一法師的最後四年，常常被描摹得宛如脫離塵世一般，他講經、說法，僦居山林禪房之間，與有善緣慧根之人往還書信，為慕名紛至沓來的求字僧俗撰寫書法，吃飯、念佛、精研律藏，似乎外物從未乾擾過他的清思，也未打斷他尋求最終解脫的道路。

但是，如果將聚焦在弘一一人身上的目光散開，以關切一人之目光去關切眾生，就會發現，縈繞在弘一的清涼世界周圍的，乃是劫火灼燒的五逆濁世，儘管他最後居住的泉州並未淪陷於日軍魔爪，但自1937年抗戰以來，五年之內，日軍戰機的轟炸達到49次，就在他入滅的一個月前，1942年9月10日，日機兩次飛往泉州市區進行轟炸，投彈8枚，炸死2人，炸傷8人，炸毀房屋15間。戰爭也讓他所關切的日常瑣屑變得困窘艱辛，1938年廈門淪陷時，泉州的米價為每市斤7元，而就在他入滅前的那個夏天，米價已經陡然漲到了每市斤150元。

一剎那九百生滅，一瞬間萬千往生，在這戰爭中，有多少生滅，有多少往生？又有何緣由，認定自己不是萬千生滅往生中之一人。與那些填埋於焦土之內，殞命於壕溝之中，覆壓於廢墟之間，為刺刀刺穿，為槍彈射中，為饑渴所逼，為瘟疫所困而死者，自己所受之苦，與他們相比，究竟孰謂更苦？自己所赴之死，與他們所受之死，又有何不同？

誠然，這世上本就不完滿，故而有悲欣，而正因有悲欣，方是如此苦樂相依的有情世間，才能在犯下種種罪業的同時，亦種下種種福德。

無論如何，他要離開這個如此相悖又如此紛擾的世間了。他似乎早已預知自己形壽將盡，在這一年五月，寫給弟子龔天發的信中，他寫道：

「余將西歸矣，書此以為最後之訓。」

早在十年前，弘一就曾在廈門妙釋寺做過一次《人生之最後》的演講，對從重病到臨終乃至身後登事，敘述得極為詳盡細緻，細緻到臨終助念佛號時用引磬小木魚和大鐘大磬大木魚哪一種更加妥當，以至於死後倘若屍身僵硬，無法着衣，「應以熱水淋洗，用布攪熱水，圍於臂肘膝彎，不久即可活動，有如生人」都加以細細說明。而他在臨終前的遺囑，同樣叮囑得細若荼蘼，從要「察窗門有未關妥者關妥鎖起」，到遺體裝龕移走時，「將常用之小碗四個帶去，墊龕四腳，盛滿以水，以免螞蟻嗅味走上，致焚化時損害螞蟻生命，應須謹慎」，他特別叮囑說，即使遺體裝龕已送到燒化的地方，仍要「逐日將墊腳小碗之水加滿，為恐水干去又引螞蟻嗅味上來故」。

如此縝密嚴謹，近乎苛細。可以想見，如果不是弘一，而是別一個普通人臨終前提出這樣細緻的要求，恐怕在旁的至親友人心中也未免升起厭煩抱怨之心。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似乎也與佛教所謂「得大自在」的解脫之道相悖，更像是世俗之人紅塵難捨的執念之心。

但如果說，這真的是一種執念，那麼對佛門中人來說，希冀解脫成佛，終生求之不怠，豈非也是一種執念？因知眾生畏死，因而立下戒殺護生的誓願，這誓願，又豈非是一種執念？見眾生苦厄，不得不起慈悲之心；見有情利樂，不得不起欣幸之心。放下一切，得大自在，縱然是解脫；而一心向善，護衛眾生，這種感念悲欣之情，又未嘗不是一種解脫呢？

他的縝密嚴謹直到最終寫下絕筆之時，在寫完如今已是膾炙人口的「悲欣交集」後，他又寫下了三個字「見觀經」。想要指明這四個字的出處並非自我創造，而是其來有自，他不過是引用佛經成句而已。

但《觀無量壽佛經》並沒有這四個字。這四個字的真正出處，乃是《首楞嚴經》。在佛教傳說，當末法時代的種種災劫降臨時，《首楞嚴經》將會消失於世間，正法也將隨之湮滅。這部經書在描述了佛陀弟子阿難在聆聽佛陀訓誨之後，「於大眾中合掌頂禮，心跡圓明，悲欣交集」。他告訴佛陀自己「今已悟成佛法門，是中修行得無疑惑」，自己雖然尚未真正度化，證得正果，但卻「願度末劫一切眾生」。

這是兩千三百年前，佛陀弟子阿難所發下的誓願，如今，也是佛門弟子弘一臨終前寫下的偈語。

在寫下「悲欣交集」絕筆的三天後，秋九月初四日，西曆1942年10月13日，弘一入滅。

「若見余眼中流淚，此乃『悲欣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誤會。」

那天他的眼中並未流下淚水。

呼吸停止時，正是夜晚八點鐘。

月色如舟。

在人間

弘一法師寄給友人的遺信。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執象而求，咫尺千里。
問余何適，廓而忘言。
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當弘一法師的遺函，穿過炮火硝煙，寄到他的朋友夏丏尊手中時，距離他的過世，已經半月之久。他忽然想起在十多年前的一天，他與弘一的一次戲談，他問弘一說：「萬一你有不諱，臨終咧，入龕咧，荼毗咧，我是全外行，怎麼辦？」弘一笑着說：「我已寫好了一封遺書在這裡，到必要時會交給你。如果你在別地，我會囑你家裡發電報叫你回來，你看了遺書，一切照辦就是了。」

但他終於沒有看到老友的最終一面，也沒有親自為他辦理那些自己是「全外行」的葬禮。

他只能拿着那封信，呆立在那裡，泫然淚下。而他的弟子豐子愷，在得到老師往生的電報時，正在整理形裝，準備舉家從遵義搬到重慶。他沒有哭，只是「坐在窗下沉默了幾十分鐘，發了一個願：為法師造像（就是畫像）一百尊，分寄各省信仰他的人，勒石立碑，以垂永久。預定到重慶後動筆。發願畢，依舊吃早粥，整行裝，覓車子」。

他的學生李鴻梁卻只能從一張舊報紙上得到老師去世的消息，此時日寇已經進攻金華，迫近紹興，作為紹興中學的老師，連日以來，他只得帶領學生在崇山峻岭間東逃西避。當他終於在戰後返鄉時，弘一法師當年居住的戒珠寺大半房屋成了小學校舍，小棲雲寺雖然無恙，但是寄存寺中的弘一法師的字畫以及其他書畫，都被漢奸胡耀樞掠走。「後來有人在漢奸胡耀樞家看到過曾經法師和馬一浮先生題跋的敦煌唐人寫經，被小孩撕毀在地上任人踐踏，其他可知！」

弘一曾經居住過的草字田頭的普慶庵，「躲在角落裡入定似的保留着」。

「愚痴眾生，不覺不知，壽命短薄，如石火光，如水上泡，如電光出，云何於中，不驚不懼？云何於中，廣貪財利？云何於中，耽淫嗜酒？云何於中，生嫉妒心？如此生死，流浪大海。」

一切聚散生死，真猶如大海一般無常，而漂流於大海中人，或悲、或喜、或憂、或忿、或惱、或愁、或欣，最終都不過是一葉扁舟，在這無盡苦海之中漂流。所謂解脫與否，或許不過是覆舟於苦海之中，與得登彼岸的區別罷了。無論怎樣，這無邊苦海，便是人間。

但縱使人人在世，皆是苦海行舟，但舟與舟卻各有不同，有的是樓船客輪，也有蓬舟竹筏。儘管弘一法師乘坐的寶筏，救度眾生無有貴賤，甚至貧賤之人在他未脫分別心的眼中，更高於那些名流顯貴，但滿坑滿谷追懷弘一法師出脫苦海，讚頌他修行功德的文章，大都是由那些樓船客輪的乘客寫就的，這並不值得驚訝，也並沒有任何諷喻的意味。但在最末，我想引用一位名叫陳永安的女孩兒的經歷。她與弘一法師並不相識，也從未親炙過他的片言法語。她只是一名孤兒，在八歲時喪失雙親被送進收養孤兒的泉州慈兒院。

如果說苦是一種修行，那麼幼小的陳永安可以說無時不刻不在修行之中，她的苦修，比起弘一法師更加嚴苛。弘一每日的齋菜中尚有萊菔白菜，而陳永安和孤兒們的飲食卻只有爛菜甚至是樹皮：

「木瓜樹倒了，去樹皮，取樹芯，切成絲，也是菜。香蕉樹倒了，去樹皮，取樹芯，切碎，也是菜。莧菜，吃罷葉，莧干腌咸，也是菜。薺菜、菜花、高麗菜，以及番薯煮咸，稱得上是上等好菜了。」

為了爭搶老師吃剩的剩菜，孤兒們「一轟而上，或用手抓碟菜吃，或用勺舀飯吃，甚至碟里的菜湯，也伸長舌，舔個精光」——百般苦楚，不下於弘一嚴苛持戒的苦修，但毫無疑問，陳永安所經歷的苦楚，除了證實佛經中的眾生皆苦之外，別無任何佛理禪機。他們當然也聽過弘一法師的名聲，畢竟，這位舉國仰望的高僧就在慈兒院近旁的寺院修行。

但對他們來說，那是別一個世界，是苦海中的另一艘船。

只是偶然的因緣，才讓陳永安與這些孤兒們顛沛破落的小小扁舟，與弘一法師的寶筏聯繫在一起。那是在弘一法師去世後，全院的孤兒被招集到承天寺為這位他們從未謀面的高僧大德念經。那天中午，籌辦法師喪儀的人，給這些孤兒送來了一餐湯麵。

這是她在慈兒院吃過的最好的一頓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