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榮枝案」背後：受害人妻子朱大紅人生分岔的23年

等待勞榮枝伏法，朱大紅從29歲等到了52歲。

1999年，朱大紅的丈夫陸中明，被勞榮枝的男友法子英以有木工活為由，騙至租住處後遭殺害分屍。此前三年間，法子英與勞榮枝已先後在南昌、溫州、常州、合肥等地共同實施搶劫、綁架及故意殺人犯罪。

法子英在當年12月28日被執行槍決，勞榮枝開始了20年的逃亡，朱大紅則鉚着勁，一個人撐起整個家庭。

那個曾經站在丈夫身後什麼都不用操心的小女人，「像撐住家裡馬上要倒的房子一樣頂了上去。」為了賺錢，她往往四五點就要起床，穿過半座城市去打工，農忙時又要趁着夜色回來耕種。三個年幼的孩子早早體會了失去父親的心酸，剛剛初中畢業便輟學打工了。

陸中明、朱大紅與孩子們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朱大紅艱難拉扯大三個孩子的時候，勞榮枝卻過着另一種生活——彈琴、畫畫、養狗。2019年11月28日，勞榮枝在廈門落網。2021年9月9日，江西省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搶劫罪、綁架罪，數罪併罰，判處勞榮枝死刑。2022年8月18日，勞榮枝案二審開庭，經過三天庭審，法庭宣布擇期宣判。

23年過去，朱大紅已不再年輕，眼角爬上了皺紋，頭頂也鑽出了白頭髮，但她終於要等來這個最後的結果了。

「我相信法律是公平的。」這些年，朱大紅一直試圖縫合她和孩子們「被擊碎」的人生，等到一切塵埃落定，「我要慢慢地、好好地過好後面的日子。」

2021年9月9日，參加完庭審的朱大紅接受採訪。新京報記者 李陽 攝

「幸福徹底散了」

今年52歲的朱大紅看上去要比同齡人蒼老得多，眼角堆起層層皺紋，斑點在臉頰上連成一片，因為常年做保潔工作，雙手堅硬而粗糙，但很有力量。

60多斤的兩桶水，她用肩一頂、雙手一扶，就能用扁擔一顫一顫地挑起水桶。她說話也是短促有力的，嗓音洪亮，蹦出的音節又快又響，有時對方還來不及聽清她在說什麼，電話就被飛速掛斷。

朱大紅很忙，忙着種地，忙着打工，忙着還債，拉扯大三個兒女，幾乎全靠她一人。這樣的生活二十多年如一日。但她的人生本不該是這樣的。

2021年9月12日下午，朱大紅挑水準備澆地。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1999年，對於當時只有29歲的朱大紅來說，日子還「很有奔頭」。她有一個勤勞、聰明的丈夫，三個可愛的兒女，最大的不過7歲，最小的只有3歲，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陸中明會木匠活，在90年代一天就能掙上七八十元，朱大紅經常驕傲地跟孩子們說，「你們爸爸是個手藝人，別人掙一塊錢，他就能掙五塊錢。」閑暇時，他就去街上收小豬仔，往南邊的城市販賣。

他還是個疼愛妻子的好丈夫。朱大紅回憶起婚後生活，臉上寫滿了滿足，那是她最幸福的幾年，「我們沒吵過半句嘴，他也從來沒讓我操過半點心。」夫妻二人憧憬着，大兒子該上小學了，等到秋天，家裡再蓋個磚瓦房，陸中明還打算買個新刨子。

最後一次離家前，陸中明囑咐二兒子陸陽，「要聽媽媽的話，回來給你買水果。」陸陽一直喊着，「不要去，不要去。」「這次快，農忙就回來了。」陸中明安慰他。

陸中明留下的工具箱。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一切在1999年7月22日戛然而止。「勞榮枝案」一審判決書顯示，為恐嚇另一名受害者，法子英以有木工活為由，將時年31歲的陸中明騙至租住處後殺害、分屍，將屍體裝入冰櫃，勞榮枝協助移動裝有屍體的冰櫃。

而朱大紅還在老家等待丈夫打工回來。直到一個月後，她才從親戚口中得知丈夫遇害的消息。朱大紅怎麼也想不明白，那個農忙時會組織人到各家幫忙插秧、半夜也會爬起來幫別人幹活的老好人，怎麼會被殺害。

「我感覺天都塌了，幸福徹底散了。」朱大紅頓了幾秒，才又說下去，「我這一輩子不會再遇到他這樣的人。」

「我的人生怎麼走到了這一步？」

陸中明遇害後，朱大紅開始害怕走夜路，「感覺見到哪個人都像殺人犯。」鄉間土路少有燈光，她也只能硬着頭皮往家走。

小路的盡頭便是她的家，磚瓦房沒能蓋起來，土房沒了人維護修葺越來越破敗——屋頂蓋着茅草，牆壁裂了道大縫，塞滿了塑料紙來擋風，因為怕傾倒，就用個樹樁子撐着，但還是經不起風雨，隨時都有坍塌的可能。屋子西北角是用磚壘起的床，上面沒有棉絮被子，只鋪了一層薄薄的木板，再疊層草。

法律援助律師劉靜潔第一次見到朱大紅就是在這樣的情景下。她記得，兩個孩子坐在床邊，手裡拿着的生山芋還掛着泥巴，他們好歹搓搓就一口啃下去。

朱大紅一見到劉靜潔就哭了，她想不明白，「我的人生怎麼走到了這一步？」

法子英已於1999年12月28日被執行槍決，勞榮枝一直在逃，但朱大紅提出的民事賠償，卻因「法子英無實際賠償能力，免予賠償」。

支撐不下去了，朱大紅帶着三個孩子投奔娘家，家裡住不開，就去借鄰居家不住的房子。看着三個孩子吃不好穿不好，那時的朱大紅想過死。

最後是女兒打消了她輕生的念頭，「小孩子站在面前，我的心又活過來了。我這樣做，對不起孩子，也對不起父母。人活在世上，最起碼要知道感恩，要知道回報。」

朱大紅與陸中明的三個孩子。從左至右分別為女兒陸晴（化名）、大兒子、二兒子陸陽（化名）。受訪者供圖

2004年左右，朱大紅帶着孩子回到了丈夫的家鄉合肥市長豐縣懷堂村，照顧婆婆。用劉靜潔的話來說，「她像撐住家裡馬上要倒的房子一樣頂了上去。」

陸中明遇害後，婆婆終日以淚洗面，雙眼漸漸失明了。家裡沒有勞動力，種地變得格外艱難，朱大紅生性要強，不願意總麻煩別人，再加上種地的收入一年只有四五千塊錢，維持不了全家的生計，她不得不外出打工。

孩子們很小就學會了照顧自己。小學三四年級時，陸晴學着自己做飯——把鍋搭在小煤爐上，加點白水，自家種的白菜放進去煮一煮就是一餐。伙食最好的，是學校中午兩三塊錢一份的蓋澆飯，陸陽每次都吃得乾乾淨淨，晚上就不必再琢磨吃的。

衣服也是撿別人不要的穿，五顏六色，褲子肥大，有的還破了洞。一年冬天，陸晴收到一雙還算新的紅色小皮鞋，但太薄了，她被凍得坐在馬路邊大哭，陸陽沒辦法，只能胡亂給鞋裡塞點紙取暖。

有時放學回家，門被鎖住，兄妹倆進不去屋，坐在家門口哭。朱大紅回來，看見孩子們哭，她也跟着哭。

這種時候，她總是格外想念陸中明，但又不敢跟孩子傾訴，怕惹得他們傷心。偶爾陸陽惹她生氣，她才會吐出一句：「你沒繼承你爸爸的聰明。」

陸陽和陸晴對父親的記憶，全部來自於照片和母親的隻言片語。在陸陽保留的照片里，父親的笑容總是舒展——有撐在摩托車上的，有站在油菜花田裡的，還有和朱大紅並肩坐在一起抱着孩子的，照片里母親的臉上也有笑容。

在朱大紅的印象里，孩子們只知道父親去世了，案件細節直到勞榮枝落網後才知道。但在孩子們的世界中，沒有了父親，本身就意味着不同。

陸陽最怕開家長會，他不願意回答爸爸為什麼沒有來，性格也越來越自卑。青春期時，也像其他孩子一樣，有點叛逆，跟着調皮的同學拿了一把別人家門口曬的花生偷偷賣掉，被老師請了家長。朱大紅從打工地趕到學校，走一路哭一路，「我怎麼有你這樣的兒子？」陸陽推着單車跟在母親身後，「那一刻我感覺我特別錯，一下子就成熟了。」

從那之後，陸陽很少和母親頂嘴，感到委屈時，就一個人躲在角落裡哭。他學會了跟自己和解，「爸爸不在了，媽媽一個人不管多難也想把這個家撐起來，我得趕緊長大，照顧我媽媽。」

朱大紅曾用來拉稻子的木板車，現在被擱置在牆角。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把家撐起來

要不是幾個月前，朱大紅把腿摔斷，不得不在家休養，她還會在合肥沒日沒夜地做着那份賓館保潔工作。

她已經幹了十幾年，早中晚三班倒，旺季時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打掃三四十間客房，長期甩被子、換床單、刷馬桶，她的肩膀、雙腿和腰背時常疼痛，總是貼着膏藥。即便氣力耗盡，每月工資也只有兩三千塊。

為了加班方便，朱大紅花一兩百塊錢在市區租了間民房，水泥牆壁光禿禿的，連陸陽也不大願意去，「天稍熱，就像進了微波爐，透不過氣來。」

這樣也比每天來回跑強多了。從村裡到打工的地方將近20公里，朱大紅要先騎電動車到公交站，她近兩年才學會騎，車技還十分不熟練，正常不過20分鐘的路程，她要花去近3倍的時間。

早些年還沒公交車的時候，路上要耗費更久。早上四五點鐘，她就要從家出發，一路走到村口或鎮上，再搭車穿過半座城市，「每天早出晚歸，一路哭着去合肥打工。」

趕上農忙就更不得了。

下班後，朱大紅要立刻趕回村子，在門口點盞燈，一個人把白天曬好的稻子再翻一面，直至半夜。到了澆水的季節，她挨家挨戶藉機器抽水；該收穫的時候，因為沒有拖拉機，朱大紅只好拉着木板車割稻子，兩個孩子在後面推，至少要走兩里路，萬一碰到下雨，就只能任由稻子被淋濕發霉。

「那些日子，天都是黑的，看不到亮。」其實改嫁不是沒可能，但她不願意。「寧可我自己苦，也要把孩子撫養成人。不能讓我的小孩成了孤兒，最後成了流浪兒，說不定走向社會成為什麼敗類。」

朱大紅家裡煤爐與煤氣灶，牆壁已經被熏黑。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她咬牙撐了下來。陸陽和陸晴上初中時，朱大紅終於將磚房塗上了水泥，那時，村裡幾乎都住上了水泥房。她還給孩子們買了單車，以免他們步行六七公里上學太過辛苦。家裡添置了煤氣灶，但沒有油煙機，牆壁被熏得發黑。

孩子們也越來越懂事。陸陽會騎着單車，到村口接送母親。放學後，兄妹倆就泡在田裡幹活，收稻子、摘棉花、拾花生。

三個孩子都在初中畢業後就選擇了輟學打工。家裡雖然靠朱大紅一點一點撐了起來，但一人的收入養活全家仍是入不敷出，債務越滾越多。

陸陽一門心思想賺錢還債，初中的每個寒暑假，他都想辦法打工。輟學之後，他去搓麵條，做服務員，到廠里打螺絲，研究過跑腿送外賣，「哪個錢多做哪個。」去年的時候，他白天做廚師學徒，晚上搬貨。

搬貨的都是中年人，年輕人極少，「因為太累了。」最多的一次，他一晚上搬了七八噸貨物，「感覺胳膊不是我自己的胳膊，腿不是我自己的腿。」手上被磨出了老繭，他還是挺了下來，「我們得接受現實，該吃的苦還是要吃。」

朱大紅沒少和他吵架，覺得學門手藝才是正經事，陸陽只是默默聽着，盤算着走一步算一步。

「沒讓孩子把書讀成，這是我的一個遺憾。」朱大紅有點自責。但孩子們對她，只有感恩。

一次朱大紅過生日，女兒發來短訊：親愛的媽媽，這些年你含辛茹苦把我們帶大，你是我們的精神支柱。

「我心裏暖暖的，孩子知道我的苦。」朱大紅很欣慰，這條短訊她一直留着，一個人的時候，總是翻出來看看。

朱大紅一家常年在外務工，家門經常落鎖。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等待一個結果

劉靜潔認識朱大紅超過20年了，她看着這個堅強的女人把破碎的生活一點點縫合，也看着她身上留下了越來越多歲月的痕迹，她知道，勞榮枝始終是朱大紅心裏的一根刺。

1999年，法子英剛被執行死刑時，朱大紅經常給劉靜潔打電話：「勞榮枝怎麼還沒被抓到？」劉靜潔理解她，「朱大紅一直抱着希望，想給陸中明一個交代，也期待能得到一點賠償。」

朱大紅記得自己十多年前最為焦慮，成天想着「消失了」的勞榮枝。她的名字，她那張頭髮燙着「大波浪」的照片，不停地在朱大紅腦袋裡打轉。

最近幾年，朱大紅有時反倒安慰起劉靜潔：「很有可能她躲在哪裡，不好找到。我相信警察總會找到她的。」

年輕時的朱大紅（左）與律師劉靜潔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2019年11月28日，潛逃20年的勞榮枝在廈門落網。三年過去，朱大紅還是可以飛快地說出這個日子。

她還記得勞榮枝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她正準備燒飯，陸陽猶豫着拉住她：「媽，是爸爸的事情。另一個人好像被逮到了。」朱大紅激動極了，趕忙找劉靜潔求證。

接着，採訪她的記者蜂擁而至。在劉靜潔的辦公室里，律師和朱大紅被團團圍住，卷宗被翻得散了架，只能靠透明膠帶固定。朱大紅不太適應採訪，劉靜潔記得，她只說了幾句就匆匆離開。

朱大紅一直不願意以受害者家屬的身份被關注，她不想被議論，被可憐，收穫或同情或惋惜的目光。有次買菜，有人認出了她，但她否認了。

2020年12月21日，勞榮枝案一審在南昌開庭。朱大紅參加過法子英的庭審，那時的她覺得法子英特別可怕，「渾身起雞皮疙瘩，連話都不敢講。」但她無法控制自己憤怒的表情，那張年輕又嚴肅的面孔被記者拍下來，印在了當年的報紙上。

這次面對勞榮枝，她不再害怕，只想親眼看看她是個什麼樣的人，想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殺害她的丈夫。

庭審中，坐在公訴人身後的朱大紅一直面無表情，偶爾低着頭。聽到陸中明的案件時，她坐直了，忍不住哽咽着問勞榮枝：「你的心是肉長的嗎？」

2020年12月，勞榮枝案一審在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次開庭。圖源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

等待宣判的8個月里，朱大紅的急躁又被喚起。她時不時打電話給劉靜潔：「如果不判死刑怎麼辦呢？能賠償多少錢呢？」

2021年9月9日，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勞榮枝死刑。聽到宣判，朱大紅輕鬆了不少，她對着鏡頭微笑：「我對結果很滿意。」

唯一不滿意的是48065.5元的賠償判決。劉靜潔很清楚，這些補償遠遠不夠，她向法院申請了司法救助。

「勞榮枝案」一審的結果，多少給了朱大紅一些底氣。

庭審宣判後的晚上，朱大紅在高鐵站找路，一位保潔員湊上來：「你是上電視的那個人吧？」這次朱大紅沒有迴避，「又不是幹什麼壞事，認出我沒什麼大不了的。」

2021年9月，陸中明的墓地，野草已經長高。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孩子們特意去祭拜了陸中明。墳前的野草已經沒過腳踝，被燒焦的草變得灰白，混着鞭炮的碎屑，鋪在墳前厚厚一層，一隻紅蜻蜓落在搖晃的草上，陸晴雙手合十，將消息念給父親。

之後，朱大紅一家照舊沿襲着此前的生活。等待勞榮枝二審結果的這一年，朱大紅的內心更加平靜。她相信勞榮枝會得到應有的懲罰，她不願意再多想這些，只想過好以後的日子，看着孩子們成家立業。

等到一切都塵埃落定，朱大紅和孩子們要再去陸中明墳前看一看。23年過去，要開始新的生活了。

（應受訪者要求，陸陽、陸晴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左琳

編輯 劉倩 校對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