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0日12:38:44 熱門 1460

清朝在定鼎之後因罕遇大型戰爭或足以匹敵的對手，故並未在火炮的製作或性能上追求更進一步的發展，甚至無法維持原先水平。道光二十年的鴉片戰爭，迫使清廷重新大量造炮。但兩當事國的軍力已因歐洲所興起的工業革命而出現明顯差距，清軍大多數的部隊仍以冷兵器為主，雖配置有紅夷大炮（乃鑄造時間跨越兩個世紀且出品國家多元的大雜燴），但其質量則與英軍差距頗大。英國先後共派出各式船艦一百零八艘，載炮共七百二十四門，海陸軍的總兵力約兩萬人，參戰船隻中還可見到該國首艘鍛鐵外殼蒸汽戰船復仇女神號，該船只有六門火炮，雖不宜主動攻擊，但因其吃水深僅1.8米，且無須倚仗風力或人力，故可憑藉裝甲在內河高速持續航行，有效遂行偵查或運兵任務。

上圖：鴉片戰爭中參戰的英國鐵殼蒸汽戰船復仇女神號；下圖：丁拱辰《演炮圖說輯要》中的《火輪船圖》《小火輪車機械圖》

在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攻陷虎門要塞的戰役中，有稱英軍竟只有五人輕傷，清軍則傷亡五百人（包含壯烈殉國的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遭俘一千五百人，在當天與次日虎門各炮台即共有四百六十門炮被虜獲或摧毀，如以威遠炮台為例，就包括一百一十一門炮：其中鐵炮一百零七門，除三門英制外，余為中國炮，內含一門68磅彈炮、一門42磅彈炮以及許多32、24、12磅彈炮；另有銅炮四門，則為1627年葡萄牙人所制，包含兩門長330厘米、口徑約27厘米者。

威遠炮台的68磅彈主炮應為清廷在鴉片戰爭前夕所鑄，當時許多沿海據點乃以逾萬斤的加農重炮為備戰焦點。現存明清自製前裝滑膛炮中最重者，或是揚州史可法紀念館現藏的一門重達一萬兩千斤之道光二十三年複合鐵炮（配彈為四十斤，約合53磅）。但清廷當時應還鑄過更大的炮，此因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署漕運總督李湘棻曾奏稱：

夷人船堅炮利，人與船習，運棹靈敏。內地現在水師，固難與之角勝，即趕造大船大炮，尚須督兵演駕，非一二年不能精熟。以我所短，當彼所長，雖有制勝之具，難操必勝之權。臣愚以為拒之於水，不如拒之於陸。蓋夷人船上之炮，大者八千斤，多即不能受載，而我之陸路，可加倍以勝之……是以廣東善後案內，鑄造一萬三千斤銅炮十尊，臣親身監造，安放大黃窖、二沙尾二尊，令兵勇演放，受子重七十斤，受葯四百八十兩，中靶八里之外，火力所至，兩岸小船，皆為傾覆。

知扼守廣州城的大黃窖（西名為Tau-wang-kow或 Yellow Pagoda Fort）及二沙尾炮台，均配置有一萬三千斤的銅炮，其配彈為七十斤（約合95磅），威遠炮台68磅彈的直徑應較此略小約12%。

道光十五年間清廷在廣東虎門各炮台先後添置新鑄的八千斤和六千斤大炮共五十九門，但據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的報告，當其分五次逐一演放時，竟然炸碎十門，並打傷兵丁二名，經檢看炸碎的鐵塊，發現渣滓過多，且膛內高低不平，「周身孔眼形似蜂房，並有空洞，內可貯水四碗者」。此外，也有的新炮「炮尾四圍出火」「炮眼炸響」「炮眼寬深」「炮身有灌補痕迹，兼有孔眼」「炮耳壞爛」「門眼吃藥過多，顯系另有孔洞」，由於訂約時要求承造者「保固三十年，限內炸裂，由該匠賠造」，故連同「造不如法」的四門，爐匠總共賠造了十四門。亦即，當時虎門8座炮台所安設的新舊炮位雖達二百三十四尊，但其品質往往遜於明清之際的水平，能讓炮手們真正信賴者恐並不多。

鴉片戰爭博物館前的道光朝大炮。炮身孔眼形似蜂房，曾於鴉片戰爭中使用

如若純考慮火炮的內徑，清軍武器表面上較英軍似乎毫不遜色，此因遠洋船隻受限於排水量的噸位，故通常不會裝載太多加農重炮，如英軍旗艦梅爾維爾號（Melville）所配置的七十四門炮中，最大者乃32磅彈加農炮，共二十八門，另有二十八門18磅彈加農炮，余為12—32磅彈的卡龍炮。至於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武裝蒸汽船皇后號（Queen）上雖有68磅彈卡龍炮，但僅一門，該炮重不過1503千克，炮長102厘米，內徑25.6厘米，用6磅火藥平射的有效距離為240米，若以2度仰角發射時，則可達600米。

卡龍炮的設計是1774年由羅伯特·梅爾維爾將軍向蘇格蘭的卡龍（Carron）公司建議的，此因英國政府的軍械局辦公室（Board of Ordnance Office）曾於1771年3月22日發出警告，指出卡龍公司新造的火炮因製程或材料有瑕疵而常膛炸，此新炮種於1779年開始在英國艦隊中服役。其製程用了約翰·威爾金森（其家族為工業革命的重要領航者之一）於1774年所研發的鑽孔車床（boring machine），這台機器可將實心鑄就的炮身（材質為較好的展性鑄鐵和灰口鑄鐵）鑽膛，使炮身的內徑得以均勻平直，也較不易膛炸。軍械局因此下令所有英國軍用火炮皆必須以此法製造（原先用泥模鑄造技術），但為避免壟斷，在英國海軍的運作之下，威爾金森的專利權於1779年被取消，但他仍然是當時主要的鑄炮商之一。

19世紀初英國所使用將實心鑄炮鑽膛的機具，也曾在某些歐洲國家同步發展，如瑞士工程師讓·馬里茲亦於1713年在法國發明立式車床（vertical drilling machine），以旋轉的鑽頭鑽鏇緩慢下降的垂直吊炮，但因此法既費時且不精確，故他又於1734年改良出卧式車床（horizontal boring machine），並與其子讓·馬里茲二世一同對法國火炮的精進做出頗多貢獻。其製法是使用膛孔機將實心鑄就的炮身鑽膛，故內徑較大，管壁較薄，且光滑平直，此技術可使炮管的游隙達炮彈直徑的1/20，保證了火炮射程和射擊精度的提高。

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制炮用的卧式車床

鴉片戰爭時英國火炮的口徑和炮種已逐漸標準化，彈藥的品質與殺傷力亦遠非清軍能及。此外，戰船也開始大量安設新型的卡龍炮，如參戰的Blenheim號和Wellesley號上，即有十二門32磅彈以及六門18磅彈的卡龍炮，另有六十二門12至32磅彈的加農炮；Conway號、Rattlesnake號及Alligator號分別配置二十門32磅彈以及六門18磅彈的卡龍炮，至於加農炮則只有兩門9磅彈炮；Druid號和Blonde號上，各有十六門32磅彈卡龍炮，另有三十門加農炮，其中二十八門為18磅彈，兩門為9磅彈。經筆者統計維基百科（wikipedia）所列出十八艘英國參戰船艦上的武器後，發現在共六百一十一門的火炮當中，卡龍炮就佔了三百零四門，數目幾乎近半，其中32磅彈有二百四十門，24磅彈十門，18磅彈五十四門（規格已整編成只有三種，而24磅彈只出現於Sulphur號）。尤其在十八門或二十八門炮級的船艦上，幾乎皆為卡龍炮，各僅有不到兩門為加農炮；至於七十二門炮級的戰艦上則以加農炮為主（一百二十四門最大的32磅彈加農炮就有一百二十二門安在此級之上），通常各只有十八門卡龍炮。

十八世紀晚期歐洲以卧式車床鏇孔制炮的方法

由於卡龍炮的重量輕, 機動性好，並使用特製的滑動炮架承載，而其約500—1400米的射程，頗適合「舷炮線式齊射」戰術的近距離作戰需要。如道光二十年十二月欽差大臣琦善奏陳大角、沙角兩炮台被英軍攻佔情形時，即稱：

查該夷進攻之始，止用中小兵船數只，排列多炮，魚貫而入，聯環施放，力量極猛，擊中後牆，即致碎裂飛散。我軍勢不得不竭力回擊，而該夷無論受傷與否，一面暫先卻退，一面易船復進，旋擊旋退，旋去旋來。循環數次，其船可易，而炮台不能易，其炮則各船皆有，而我軍止有台內安設之炮，不但已無可換，其勢亦斷不及換。且從前所鑄之炮甚不精良，現就其斷折者觀之，其鐵質內土且未凈，遑問其他。故連放數次後，炮已發熱，而該夷待我軍兵力疲乏，炮將炸裂之時，其大號兵船蜂擁前進，逞志欲為，此其水戰之情形也。

清楚呈現卡龍炮等艦炮在運用「舷炮線式齊射」戰術時的威力。

此外，當時清軍重型加農炮平均每六分鐘能打出一發，而英軍因採用燧發機點火以及定裝炮彈，故能在六分鐘內打出九發，卡龍炮的射速更可達到十八發之多。亦即，卡龍炮雖因有射程較短且後坐力較大的缺陷，導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前即遭西方列強淘汰，但此一炮種的威力卻遠非清軍所使用的加農長炮可以匹敵。

再者，英軍配發給步兵用的Baker或Bruswick來複槍（皆為前裝、線膛、燧發），更遠非清軍前裝滑膛燧發槍（每分鐘只能發射一次，射程亦僅約百米）可比，因Baker來複槍的射程達200米左右，每分鐘內可瞄準射出二至三發。至於1838年才開始量產的Bruswick來複槍，射程更可達約300米，每分鐘三至四發。

道光二十三年清廷鑄成一批鐵心鐵體的雙層火炮「耀威大將軍」，此或是現存明清自製滑膛炮中最大者。透過金相檢測，可發現其外膛的材質為鑄鐵、內膛為熟鐵或低碳鋼。此種「複合材料」雖可以克服單層體白口鑄鐵炮容易開裂、炸膛的缺陷，不過其製造技術較複雜，成本既高且過重，故量產不易。

今人孫淑雲和劉鴻亮曾對中國現存十九世紀上半葉制前裝滑膛鐵炮進行金相檢測，他們於108個樣品中明顯發現英軍炮身里的灰口鐵大大高於清軍炮（以白口鐵較多）。此種材質上的差異導致中英鐵炮在炮膛的光滑與精確度、炮壁的厚度、內部的鑄造缺陷等，均產生顯著差異，從而影響到其機動性、射程、射速以及射擊精度。無怪乎，鴉片戰爭時期英軍鐵炮的性能明顯強於清軍。

受西力的衝擊，中國的有識之士亦開始仿造輪船，但卻均只停留在形式上的模仿，而未能掌握最核心的蒸汽機技術。遲至1865年，清朝才下水建成第一艘小型蒸汽輪船「黃鵠」號，上海《字林西報》記該船「載重二十五噸，長五十五華尺；高壓引擎，單汽筒，直徑一華尺，長二尺；輪船的迴轉軸長十四尺，直徑二又五分之二寸；鍋爐長十一尺，直徑二尺六寸……」，而除了「用於主軸、鍋爐及汽缸配件之鐵」購自外洋外，其他包括雌雄螺旋、螺絲釘、活塞、氣壓計等器材，均是由徐壽父子親自監製，然此輪船並未正式投入實際使用。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四十年間所推動的自強運動中，清政府設立江南製造局和福州船政局, 希望能「師夷長技以制夷」，才又雇請外國人來主持輪船的製造工作。

至於火器方面，清廷亦曾做過一些努力。鴉片戰爭中擔任過副官的英國軍官阿瑟·坎寧安，在其作戰回憶錄中記1841年鎮海之戰時，就稱清軍使用了一門9磅彈重的黃銅卡龍炮，此是模仿自海中撈獲的英人船炮，惟因原炮已有部分腐蝕，故清人仿製時就誤將高程螺紋與炮身鑄成一體。又由於清軍原以為銅炮比鐵炮不易膛炸，故特別改采銅鑄，然銅較不耐高溫，卡龍銅炮其實並不適合連續且快速填發。此外，英國軍官約翰·奧克特洛尼也指稱1842年6月曾於上海看到清軍安設的十六門18磅彈重的黃銅卡龍炮。也就是說，清人對卡龍炮的仿製只及於形似，而未能搔到癢處。

清軍還未及跟上卡龍炮的發展步伐，該炮種在西方即已遭列強以其他新型武器取代。迨英法聯軍侵華時，英軍於1860年8月12日的大沽口新河炮台之役，就首次在實戰中使用了12磅彈（內徑三寸）後裝線膛的阿姆斯特朗炮（RBL 12-pounder 8 cwt Armstrong gun），此炮拜工業革命之賜，成為第一門可充分發揮後膛裝填效能的火器，不僅可大幅減少填裝彈藥的時間，且所用椎頭柱體炮彈在發射時，可透過膛線與炮管緊密貼合（因炮彈外裹有薄鉛的塗層），並透過旋轉所產生的陀螺儀效應來穩定彈道，故有效射程可達3100米，精準度亦較先前提高甚多，用藥更幾乎減半（因游隙已趨近消失）。此外，該炮的製造是以鍛鐵為內管，並緊密套上因熾熱而膨脹的鍛鐵外管（其加熱前的內徑稍小於內管外徑），再冷卻收縮就可與內管堅固結成一體，經重複幾次類似過程所制出的炮管，即可大幅減少膛炸。

同年的9月21日，清政府決定集中兵力保衛北京城，由僧格林沁領軍，調集了約三萬名步騎兵與五千多名的英法聯軍在通州八里橋進行決戰。清軍當時所使用的火炮不少屬於文物等級，其中包括長351厘米的銅製「無敵大將軍」子母炮（曾於康熙年間的雅克薩之戰中發揮重要作用）。結果曾經縱橫中原的八旗鐵騎，在Minié和Enfield兩種來複槍以及重炮的火力壓制下全面潰敗，戰死兩千餘人，而英法聯軍宣稱在此役中僅五人死亡，四十六人受傷，這也是清朝軍事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使用騎兵。痛定思痛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因此於咸豐十一年年底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近代軍工機構「安慶內軍械所」，製造槍炮、彈藥、蒸汽機以及輪船，李鴻章也竭力主張購買或仿製洋船洋炮，揭開了自強運動的序幕。

由於清朝的武備此時已全面落後於西方強權，故當北京陷落後，俄國也趁火打劫，於1860年11月14日強逼清廷簽訂《中俄北京條約》，奪走康熙年間由「神威無敵大將軍」和「威遠將軍」等火炮護持下所劃定的大片疆土（據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至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曾發揮頗大威力的後裝線膛阿姆斯特朗炮，則因炮身以及彈藥的成本均過高，而在1864年被英國政府下令停造。

清軍在八里橋的敗戰以及英軍所用當時最先進的阿姆斯特朗炮

在近代火器史的發展過程中，亞洲國家的日本初與中國的情形相近，後卻走出很不一樣的道路。歐洲的火繩銃自大航海時代傳入日本後，僅花費約30年（1540—1570）便將其普及至該國各戰場（據估計，1556年全日本便擁有超過300000挺的火繩銃），此「步兵革命」加速了戰國時代的終結。然隨着德川幕府於1603年的建立，日本雖獲得兩百多年的和平，但寬永十八年（1641）所頒佈的鎖國令，也切斷了引進西方新式武器的可能性，直到1854年，培里將軍所率領的美國東印度艦隊才打開其鎖國的大門。根據筆者2004年對東京游就館所藏日本古炮的印象，1850年前後日本所鑄前裝滑膛銅炮的品質，顯然不在中國之下，但仍遠遠無法與美國戰船所配置的派克森思炮（Paixhans）等火器相匹敵。如當時培里艦隊中的Susquehanna號上即有六門派克森思炮，炮重7400磅，長2.84米，內徑22厘米，所填裝的爆炸彈重59磅。其特色是以高速平射，因炮彈附有引信，發射時會自動點燃，稍後才爆炸，故可令敵方人員傷亡慘重。先前俄國擊敗奧斯曼帝國的錫諾普海戰（1853），即已證明爆炸彈起火燃燒的功能是木製風帆船的夢魘，英法聯軍於第二次鴉片戰爭時亦曾使用此炮。

在堅船利炮的武力威嚇之下，日本於1858年分別與美、荷、俄、英、法簽訂了不平等的「五國通商條約」。此衝擊引發了明治維新，讓日本得以藩閥和資本家取代長達六百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並於「脫亞入歐」的思維下建立起一支向西方看齊的近代化軍隊。

游就館所藏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所鑄造的大炮

美軍黑船上所配置的派克森思炮

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工業化國家，並躋身世界強國之列，然其採行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卻給亞洲鄰國造成巨大災難。在甲午戰爭的黃海海戰（1894）中，日本的六艘巡洋艦即共配置了六十門英國制阿姆斯特朗12厘米口徑速炮，再加上八門15厘米口徑速炮，令其火力遠超過北洋海軍。如以在日本建造的防護型巡洋艦橋立號（Hashidate）為例，船頭即安有一門32厘米口徑後膛裝的法國制Canet炮（可發射350千克的爆炸彈，有效距離為8000米，惟每小時頂多只可發射兩發，配六十發彈藥），其次則為十一門10厘米口徑速炮（最大射程9000米，每分鐘發射十二發，每門配一百二十發彈藥），另有六門法制的6磅彈Hotchkiss速炮（最大射程6000米，每分鐘可發射二十發，每門配三百發彈藥），十一門3磅彈Hotchkiss速炮（最大射程2200米，每分鐘可發射三十二發，每門配八百發彈藥），以及四門德國制的35厘米口徑Schwartzkopff魚雷管（共配二十發魚雷）。簡言之，日艦速炮的發射速度約是北洋艦隊舊後膛炮的至少五倍，以至於日本艦隊每分鐘所能射擊炮彈的總數可達清軍的六倍，加上清軍的彈藥製作相對粗糙，遂無法與炮多且快的日軍相抗衡。

甲午戰爭中的清軍雖亦自西方強權採購了不少武器，卻因維護或操作不當而未能發揮其應有的功效，如日軍於1895年的威海衛之役曾以五艘魚雷艇發射十一枚Schwartzkopff魚雷，共擊沉三艘清軍戰船，然在前一年的黃海之役，清軍所發射的同型魚雷卻未能締造任何戰績。北洋水師的覆沒宣告歷時三十多年的自強運動徹底失敗，而歐美日這些軍事強權，則仍不斷以其日新月異的武器為後盾，試圖介入中國的近代史，並透過1901年因八國聯軍侵華所簽訂的《辛丑條約》，讓中國成為列強的半殖民地，從而加速了清王朝的滅亡。

甲午戰爭時日本海軍的主要炮種

從萬曆四十七年的薩爾滸之役至順治元年的清人入關，遼東和京畿有長達二十五年時間是處於明清交戰的最前線，各役的規模、頻仍的次數與地理的集中度，可能在同時期世界其他地區均居於領先群。兩陣營同樣努力引進並仿製紅夷大炮（即西方所謂的加農炮），中華大地的戰場上自此習見此種新武器的身影。

明清兩政權為尋求能壓制對方的更大軍事優勢，還嘗試發展新炮種，並分別採用了由漢人工匠所開發的鐵心銅體炮管設計，鑄出品質有可能在世界居領先地位的「定遼大將軍」和「神威大將軍」。順治元年，多爾袞率十幾萬的滿、蒙、漢兵，攜帶約百門紅夷炮，其中包含三十五門「神威大將軍」，入關挑戰鼎革大業。這些先進火器擁有可轟垮中國一般城牆的威力，而身居主動攻擊方的清軍，還常可調集較多火炮以對付必須逐城布防的明軍，至於清軍因屢戰屢勝所虜獲的明炮，更擴大其在往後戰役中的勝利機會。

複合金屬炮雖是明清兩代中國土地上技術最先進的滑膛火炮，但弔詭的是，先前卻幾乎在所有古代炮學專著或近代火炮史研究中缺席。惟複合金屬炮管並非中國的專利，至遲在十六世紀中葉，印度和歐洲應亦已出現，只不過因其鑄鐵工業尚未成熟，故發展的方向異於中國。如印度古吉拉特蘇丹於1537—1554年間所造之一門炮，即是在鍛鐵內管外澆鑄銅體；1629年沉沒之荷蘭巴達維亞號上的小型咪靈炮，則是將銅、鐵、鉛、錫等金屬以鍛造和鑄造兩法混合製成。此外，荷蘭也曾於十七世紀前半葉出現兩種與複合金屬炮相關的專利。

在歐洲各國，或因鍛造的人工成本日益增高，且咪靈炮類之複合金屬炮製程繁複，故在經濟因素的考慮下並未持續發展。而在印度，因技術純熟的鍛鐵工匠或仍較易取得，並為因應莫卧兒皇帝奧朗則布頻繁征戰之需要，故於十七世紀下半葉還陸續製造許多大型的複合炮。至於明清兩朝，雖在鼎革之際出現多種製法之複合金屬炮（如管壁為熟鐵心、生鐵體者，亦有生鐵心、鑄銅體者，更出現三層之複合鐵炮），但或因戰事倥傯之際恐無暇具體評估其優越性，導致較費工費錢的複合炮未能普及。

明清間的長期對戰令紅夷大炮在中國的擁有與操作均日益普及，此一情形讓鄭成功的軍隊於1662年得以在台灣南部的熱蘭遮城逼降並趕走當時世界最強的海權國家荷蘭。事實上，廣南政權的水軍稍早亦曾於1643年在今越南順化外海一處名為腰海門（C?a Eo）的海灣以火炮擊潰荷蘭艦隊，令後者欲封鎖葡屬亞洲貿易生命線的企圖無法達成。亦即，如果鴉片戰爭提早到康熙朝，清廷很可能不見得對西方列強毫無招架之力。

康熙十二年三藩亂起，耶穌會士南懷仁奉旨負責鑄炮，他在宮廷中原本從事治歷的工作，並無冶鑄的相關經驗，故他很可能是參酌西書上所載之法，又因大清當時物力豐阜，故其所鑄大多是製法較簡便的銅炮。康熙二十年至三十年間，清廷雖曾數度鑄造鐵心銅炮，但均為便於行軍野戰的百餘斤小炮。清朝在底定三藩和攻克台灣明鄭政權之後，即因長期處於和平狀態，故不再積極製造重型火器，也不發展炮學。甚至在南懷仁《窮理學》介紹伽利略有關拋物線彈道學之後的一個半世紀間，竟然見不到任何一本討論火炮的中文新著出現！

直到中英鴉片戰爭前夕，清廷始為應付此一滔天危機而重新大量制炮。南從閩粵，北迄山海關，沿海各省均積極加強軍備。為求超越十七世紀的火炮，此撥新炮的焦點在追求厚重，而明末原已成熟的複合金屬製法，因可增加炮管的抗膛壓能力，遂再度被啟用。惟因中國原本領先的冶鐵技術，在入清以後一直停滯不前，甚至不進反退，相對於西方而言，造炮品質往往十分粗糙，炮管內壁通常不夠勻稱，鑄鐵品質亦欠佳，游隙值也較大。

中國自製的前裝滑膛炮，雖在道光朝後期再掀高潮，然因歐洲強權的火炮技術與時俱進，即使是清軍新鑄成的逾萬斤「耀威大將軍」等複合金屬重炮，仍無力面對列強的挑戰。此因英國炮的鑄鐵品質已大幅提高，且多是先鑄成實心鐵管，再以機械鏇出勻稱的內膛，此法不僅精度較高，成本亦僅需傳統模鑄法的十分之一，並可讓炮管更平直且承受更高膛壓。

更有甚者，清軍在鼎革之後兩世紀所遭逢的鴉片戰爭中，已轉變成防守方，火炮得分散布置於沿海各要塞，而英軍百艘船艦所配載的七百多門炮卻如同移動炮台，能快速調動更多更好（指更準確、耐操且射速更快）的加農炮與卡龍炮，並可有效集中火力擊潰守台清軍。明末以來出現在中國土地上的前裝滑膛紅夷火炮，也終於被英國的實心鏇膛炮無情地逼下歷史舞台，戰敗的恥辱也使中國近代史的起點被划上一道道永遠無法除去的傷疤，而中國與歐洲在軍力上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時代也就此展開。

不同地區複合炮所出現的多樣性製造模式，就常是不同技術傳統中優質成分相互融通的結果。明末在接觸歐洲前裝滑膛銅炮的設計後，閩粵地區先與當地發達的鑄鐵工藝結合，成功仿製出紅夷鐵炮，當這些新型火器因明清間的長期對抗而出現在遼東和京畿後，又陸續與北方原有的鐵心銅體技術雜交出新的炮種：「頭號鐵里銅發熕炮」「定遼大將軍」「神威大將軍」等。這些中國的複合金屬炮雖曾在戰場上發揮相當正面的作用，但因其製程較為煩瑣，終只能於歷史長河中曇花一現，無法形成風潮，並在清前期中國社會長達一百多年的和平狀態中遭到遺忘。也就是說，其出現應較近似雜種旺勢的現象。至於十七世紀荷蘭和印度所製造的複合金屬炮，則是結合了鍛鐵和鑄銅兩種工藝的優質基因，但亦因未能持續保持技術優勢及經濟效益，而於稍後遭淘汰。

現今仍有數以千計的紅夷型古炮散見於全國各地，也有一些是以戰利品或軍事史文物的角色為世界各博物館或個人收藏，它們沾滿血淚的炮身或曾見證過一段段清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文物界接下來應先全面進行普查與保護，並與相關學界及民間同好一起從物質文化的角度勾勒出它們的「生命史」，還要努力發掘其與歷史長流間的可能互動，且充分利用大數據時代的全新研究環境（除了上百億字可檢索的中文古典文獻外，更包含大量西文文獻），以探索明清火炮之鑄造技術與其他地區（不僅歐洲，還包含伊斯蘭國家以及周遭的日韓與東南亞）的相互影響與比較，希冀新一代的學術工作者能從世界史的高度與視界，更好地述說中國軍事史上這一段意義深遠的故事。

本文節選自《紅夷大炮與明清戰爭》（黃一農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