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市調控背後的「變」與「不變」

每經記者：黃名揚 每經編輯：楊歡

圖片來源：攝圖網501422268

中國經濟到底處於什麼位置？這個話題不時就會被翻出來討論。

最近重讀《中國經濟新方位：如何走出增長困境》，這本書出版於2017年2月。當時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各方觀望，這究竟是短暫探底還是長期換擋？為此《人民日報》刊發了一篇長文，首次提到「新方位」的概念。

書中匯聚了相關領域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者和政策制定者，探討了制度轉型、結構性改革、全球化和對外開放、新形勢下的大國戰略等重要議題，對當時經濟面臨的問題及未來趨勢進行了客觀研判。

他們的見解並非只針對一時一事，而是從中長期考量、着眼全局，書中所涉的許多話題如今看來仍是熱點，政策方向與其中分析依然有諸多契合。

作者:吳敬璉/劉鶴/樊綱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時間：2017年2月

今年一季度經濟增速4.8%，四五月份受疫情等因素衝擊較大，考慮到六月份形勢好轉，有專家預計二季度的經濟增速在0.5%左右，這樣要完成全年5%以上的經濟增速目標，挑戰還是比較大的。

近期，一系列從上至下穩經濟穩增長政策密集出台，其中，從中央到地方穩定房地產市場的諸多政策措施尤其引發市場熱議——

今年以來，全國樓市鬆綁政策涉及171個省市地方，各地共發佈政策頻次300餘次。僅5月，各地樓市鬆綁政策達140餘次，較4月份翻番。

如何理解房地產政策「變」與「不變」？書中的觀點可以提供一個思考的方向。

變

「房住不炒」基調早在2016年就已確定，但這並非樓市降溫的起點。

到2016年下旬，媒體報道房價仍在「超預期地持續暴漲」。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以2015年數據為100的基準，2019年12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指數，已普遍上漲30至60。

變局出現在2020年。當年8月，住建部與央行約談12家重點房企，「三道紅線」融資新規流出，成為房地產行業的顛覆性事件。

此後，國家又相繼對銀行貸款、境內外債融資，以及信託融資等主要融資渠道進行了全方位嚴格管控。

轉折為何發生在這個時間點？

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在《關於去槓桿的幾點思考》一節提到，槓桿率分為全社會、政府、企業、居民個人等多種槓桿率。

把去槓桿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是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而「國務院的文件表明，我們目前顯然是把去槓桿的重點放在了企業身上，或者說放在了非金融企業身上」。

「為什麼要這樣做？儘管統計口徑存在差異，但各方面統計分析的趨勢基本還是一致的，我國總體債務率不算高，政府債務率不算太高，個人債務率偏低，而企業的債務率是偏高的。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去槓桿的重點應該放在企業身上。」楊凱生指出。

就個人債務率偏低，他給出了一組數據。「據國際清算銀行統計，2015年我國居民槓桿率只有39.5%，而日本是65%，英國是86%，西班牙是73%，法國是56%，美國是77%，韓國是81%，加拿大是92%，澳大利亞是113%等。」

相關話題在時任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的《槓桿率、儲蓄率、房地產》一節、時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的《房地產兩極分化與『城鎮化』戰略的再思考》一節等也都有涉及。

但此後的情況，顯然發生了改變。

一邊，疫情前企業部門槓桿率上漲已明顯放緩。2019年，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全年僅上升0.3個百分點，除了當年一季度有較大幅度攀升，後三季度均是下降。

另一邊，中國居民部門槓桿率卻成了各部門中攀升最快的：從2000年不到5%，已增長至2021年底的62.2%，超過了德國的水平，與日本較為接近。

其中關鍵的兩年，2019年上升3.7個百分點，2020年上漲6.1個百分點——兩年共上漲近10個百分點。

房地產貸款是拉動居民槓桿率上升的主因：在全部居民債務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居民中長期消費貸款（主要是住房按揭貸款），佔到了全部居民貸款的65%，2020年末與GDP之比達到40.1%。

在此背景下，2020年8月，「三道紅線」新規出台。當年居民部門槓桿率增幅，隨之從前三季度狂奔的1.9、1.9、1.8個百分點，應聲回落至0.5個百分點。

2021年居民部門槓桿率維持在了2020年底的62.2%，再無上漲。

不變

提到樓市，房產稅不得不提。從官方到學界，這個被認為有較強敏感性的稅種，時常因為一點消息就引起諸多關注。

早在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就提出「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徵統一規範的物業稅」，這是中央第一次釋放出對個人住房保有環節徵稅的信號。

2011年1月，上海、重慶啟動試點，但對高房價並未起到「一劍封喉」的效果，在《本輪稅制改革的主題》一節，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指出，「價格肯定是管用的，價格不管用往往是價格還沒有足夠高。」

據統計，2020年上海房產稅收入199億元，占其稅收收入的3.4%；重慶房產稅收入為72億元，佔比為5%。這一數據還包含了個人經營性房產稅和企業經營性房產稅收入，如果僅算個人的住房房產稅，佔比還要更低。

在不少專家看來，本次以房地產稅為標誌的稅制改革，不是為了加稅，而是一項涉及眾多領域的系統改革，它在短期可以引導住房合理消費，在長期可以推進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稅收制度。

高培勇就指出，本輪稅收制度改革，不同於以往歷史上任何一輪稅收改革。差異之一，就是「直接稅增上去，間接稅減下來，從而達到稅收制度的優化」。個人所得稅、房地稅都屬於直接稅。

他表示，中國大多數人基本上只知道現實生活中有直接稅，不知道有間接稅。「間接稅階段，就是把稅收隱含於各種商品的價格中，人們在消費中不知不覺把稅交了」，「徵收效率得到提高，人們對於稅負的痛苦程度減弱了。但是，也有副作用」。「間接稅等於類退稅，收入越高的人消費支出反而占其總收入的比例越低」。

自從去年多部委召開會議討論後，房地產稅試點城市擴圍成為大概率事件，這一度成為決策部門對房地產稅改革的總基調。但隨着新一波疫情反覆帶來的不確定因素，使穩增長面臨較大壓力。在此背景下，政策需要穩定各方預期，其中也包括房地產市場的預期。

今年三月，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時表示，房地產稅改革試點依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進行，一些城市開展了調查摸底和初步研究，但綜合考慮各方面的情況，今年內不具備擴大房地產稅改革試點城市的條件。

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