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雲雷：面對故鄉的「滄桑巨變」

來源：【農民日報】

現在的我已經不是從前的我了，

或者說我已經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家鄉人了，

但家鄉卻奠定了我精神的底色，

給了我面對世界的底氣，

也為我提供了觀察時代風雲變化的獨特位置與視角。

我不是職業作家，但我最近幾年又拿起了筆，陸陸續續寫出一些小說，出版了《再見，牛魔王》《沉默的人》兩部小說集，書中所寫的大都是關於故鄉、童年的故事，不少朋友都問過我，我也常常問自己，為什麼要寫這些小說呢？

我主要是一個當代文學的研究者和批評者，但是我在研究中漸漸感到，僅僅從理性與理論的角度去把握，難以整理生活中那些無法化約的珍貴經驗與情感碎片，而小說的形式卻為更加充分地把握這些碎片提供了可能，於是我便提筆一路寫了下來。那麼，這些無法化約的經驗是什麼呢？可以說既有時代經驗，也有地方性經驗，還有個人的親身體驗。

一

從時代的角度來說，作為一個「70後」，我親眼見證了改革開放的過程，親身體驗到了上世紀80年代整個社會的蓬勃朝氣，90年代市場經濟大潮湧起時的社會躁動，新世紀奧運會舉行時的全民狂歡與自豪感。進入新時代之後中國人的底氣與自信，數十年間中國飛速發展帶來的翻天覆地般的變化，已經遠遠超出了當初的想像。從現在的視野去看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革命年代的中國乃至傳統中國，我們簡直難以相信那時的中國竟然是那樣的——那樣的窮苦貧乏，那樣的奮鬥犧牲，那樣的落後保守，而我們今天則像置身於一個完全嶄新的新世界。

中國的飛速發展劇烈變化，對於我們民族國家來說是夢寐以求的，也是無數先輩為之奮鬥犧牲的。但對置身於具體歷史進程中的我們來說，也會帶來一些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個人經驗的陌生化——也就是說，我們熟悉的那個世界正在慢慢消失，而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則是一個越來越陌生的世界。

這從很多方面來說是好事，比如我們的吃穿住行等物質條件越來越好了，在精神上也有了更多的自由與選擇，但如此飛速與劇烈的變化也會帶來主體的震蕩和內在自我的裂變。就像一個人走得太快了，但是他的心靈還留在昨天；就像我們現在簡直很難想像10年、20年、30年前自己的日常生活；就像魯迅先生所說的，我們都是「歷史的中間物」，是時代發展鏈條中的一個小小環節。而伴隨着時代更新更快的發展，我們是否會被歷史淘汰呢，如果那樣的話，我們生命的意義又何在？

更重要的是，個人經驗的陌生化也會帶來代際經驗的陌生化。我們成長於改革年代，沒有經歷過父輩經歷的戰爭、饑荒與革命，很難進入他們的內在世界。同樣成長於新時代的子輩，也沒有經歷過我們經歷的80、90年代和新世紀初，也很難進入我們的內在世界。所以我們永遠不能再像父親那樣生活了，而我們的子輩也不會像我們一樣生活，我們就像孤獨矗立在海邊的礁石。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那些獨特的時代經驗和珍貴的生命體驗只能封存在我們的記憶中。當然個人與代際經驗的陌生化也不是絕對的，所有人畢竟要面對共通的人生問題，但我們也應該面對社會迅速發展所帶來的內心安穩問題。

《再見，牛魔王》《沉默的人》中的小說，就是我在意識到「現在之我」與「過去之我」的巨大差異之後，重新返回過去的時代，以重建內在自我的有機連接與安穩。小說中出現的鄉村大多是80、90年代的鄉村，小說中出現的「我」則是童年、少年時代的「我」。我以小說的方式重返故鄉與童年，但在對那時、那地、那人的書寫中，又帶着現在之我的眼光，以及現在之我的問題意識。

二

說到地方性經驗，我在山東冠縣出生成長，當時並沒有家鄉意識和對地方文化的自覺。只是到上大學之後遠離家鄉，才漸漸萌生了故鄉意識，也逐漸加深了對冠縣的認識。

我們冠縣地處冀、魯、豫交界之處，受儒家文化影響較深，也是出響馬的地方，最初得名於春秋時的「冠氏邑」，在春秋時屬晉國，在戰國時屬魏國、趙國，歷代各有不同統屬，在1952年平原省撤銷後，屬於山東聊城下轄的8個縣之一。但是當我在家鄉讀書時，對家鄉的歷史並不關心，也沒有自覺意識，那時只是感覺到我們這地方的貧窮、落後、保守、偏僻。

那時在山東，我家鄉的經濟是最窮最落後的，我小時候常吃的主食是紅薯和玉米，只有過年過節才能吃上小麥麵粉做的餃子或麵條，但這相對於父母一輩來說已經是很好的了，起碼能夠吃飽。我母親曾給我講過她在饑荒年代去討飯的經歷，也講過家裡孩子無飯可吃，她回娘家時說不出口，我舅舅給她灌了半袋玉米，她背着回家一路邊走邊哭的情景。直到80年代中期，我們才能逐漸吃飽吃好了。

我最初從家鄉那個偏僻小村莊來到北京這個國際大都市，最大的身份焦慮是來自鄉村，而並非來自哪裡的鄉村。城鄉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巨大差異掩蓋了鄉村之間的差異，但隨着時日見長，「來自哪裡」的問題也變得愈發重要起來，我才得以重新審視我的家鄉。

通過閱讀縣誌和其他地方志，我才逐漸了解到，我記憶中的家鄉雖然很窮，但是在舊社會這個地方更窮。我們這地方是黃河故道，那時黃泛區水土流失嚴重，長年風沙肆虐，新中國成立後才大規模植樹防沙，挖河築堤。

小時候常聽家裡人說誰「去挖河了」，但並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我在小說中也多次寫過我們村南邊那條小河，但一直不知道這條河叫什麼名字。記得小時候問過我父親，他說叫「二乾渠」，當時只覺得這不像一條河的名字，感覺有點奇怪。後來我才知道，這條「二乾渠」是一條人工挖掘的河流，並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我父親那代人一鍬一鍬挖出來的。

再比如那時候我看到最多的風景就是白楊樹，縣城裡，村前屋後，鄉村道路兩側，到處都是白楊樹，這也被我寫進了小說之中，成了具有地域性的獨特風景。但當時我以為這只是自然而然的風景，但其實並不是，種植白毛楊是我們縣防風固沙的重要方式，曾被聯合國糧食計劃署確定為援助項目，我們那裡現已成為全國綠化先進縣，是中國北方毛白楊培育的重要基地，我們縣為此還專門成立了林場、農場，這也是我小說中父親離家30里去工作的那個「果園」的原型。

我在家鄉時，從來沒感覺到我們那裡有風沙，對治沙的行為也所知甚少。那時雖然吃得不太好，但我能夠感覺到天朗氣清，雲白草綠，後來我才意識到，我童年的天地並不是「自然」的天地，而是經過父輩改天換地之後的新「天地」。在風沙肆虐的年代這樣的新天地是他們的理想，他們通過艱苦的勞動在自己手中重整山河，才為我們帶來了這樣的新天地，我們生長於其中而不自知，想起來不禁慚愧。

另一方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們的父輩改天換地，我的同輩和後輩也在繼續改變着家鄉的面貌。1983年，我們村裡架設電線安上了電燈。安電線的那一天我至今還記得，那天傍晚家家戶戶都安好了燈泡，等着電線聯網，電線工拖着像螃蟹鏊子一樣的夾子在一排電線杆上爬上爬下。他後面跟着大隊幹部，幹部後面是一群大人，我們這些小孩也跟着東竄西跑，興奮得亂跳。等到電工說，「馬上就要來電了，你們回家去看看吧」，我們就向衚衕里飛奔而去。

回到家裡，我不停地拉着燈繩，開關卡嗒卡嗒地響，突然一下，懸掛在屋頂的燈泡竟然亮了，那是一個200瓦的大燈泡，亮得簡直像個小太陽，我被這黑暗之中突然綻放的光明震驚了，沒想到夜晚原來也可以這麼明亮！這個晚上是我們村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個晚上，從此我們告別了昏暗的煤油燈時代，從此我們才慢慢有了電視，有了電扇，有了電所改變和帶來的整個世界。

三

其實變化一直在發生，但當我們置身於其中時並不會有清醒的意識。我們村在80年代前期初步解決溫飽問題後，開始大量種植經濟作物——在我們那裡主要是棉花，如果說糧食的豐收讓村裡人吃飽了肚子，那麼棉花則讓村民手裡有了積蓄和零花錢。村裡人開始翻蓋房子，開始購買單車、電視，整個村莊洋溢着蒸蒸日上的氛圍，村裡人的日子越過越好，也感覺越來越有希望和奔頭，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我去上大學的90年代中期。

90年代初市場經濟大潮興起，也衝擊着我們這個小縣城。我們村裡有人率先引入機器加工木材，每台機器用工十幾人，購銷、加工、晾曬、捆綁一條龍，以個體企業的方式推動經濟迅速發展。村裡不少人發家致富，鼓起了錢包，村裡掀起了第二輪翻建房子的熱潮，水泥紅磚結構的樓板房取代了以前的紅磚木樑房，摩托車、電話安裝漸漸普及，但村裡有人開辦工廠，有人進廠打工，傳統的宗族、倫理關係也受到市場經濟的極大衝擊。

這一時期我每次回家，都能聽到不少討債的故事，金錢和欺騙的故事，以及兄弟合夥辦企業失和的故事，這可以說是一個村莊工業化的早期，讓我想起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所說的「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係」，以及19世紀巴爾扎克、狄更斯等人的小說，但中國的國情又有其特殊之處，「熟人社會」的邏輯與市場經濟的規則糾結在一起，出現了很多獨特而引人深思的現象。

從2006年開始，我們村又進入了一個城鎮化的時期，村裡抓住修建東環路的契機，以村集體的形式推進城鎮化，在村子西部新建了住宅小區。現在這個小區有住宅樓十餘棟，村民大部分已搬至小區，幾乎家家都有小汽車，生活與縣城居民已經沒有太大差異了。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故事，關於拆遷的故事，關於上樓的故事，關於樓上如何養雞養豬養狗的故事，關於兄弟姐妹爭奪樓房指標的故事，等等。在這個時期，我每次回家都覺得村裡更新了，更美了，但似乎跟我記憶中的那個鄉村也越來越遠了。

2011年春節，我乘車回家時才發現，我們縣裡修通了高速公路，但我不知道在哪個出口下來，打電話給我外甥，他說讓我在最近的服務區下，他開車來接我。我在服務區下車後，一個人看着天邊彤紅的夕陽，不禁生起了一種巨大的滄桑之感。

短短二三十年間，我眼看着村裡的黃土路變成了高速公路，眼看着遍地莊稼變成了遍地工廠，眼看着人們從土坯房住進了住宅樓，眼看着人們從騎單車變成了開小汽車，這是何等巨大的跨越與變化啊！簡直就像變魔術一樣，遠遠超出了我們兒時的夢想。

當然發生變化的還有熟悉的人和風景，我所熟悉的村莊風景已經消失了，我所熟悉的那些人也都老了，有的已經去世了，像我的父親、奶奶、伯父以及更多看着我長大的長輩，他們的逝去牽動了我太多的情感與回憶，不必細述。

2007年，為了修那條東環路，我們家的老房子也被拆掉了，當時我正在貴州出差，我姐姐突然打來電話，告訴了我這件事。我一下子愣在那裡說不出話來，心上最柔軟的某個地方似乎被刺了一針，我感覺到我好像永遠失去我的「家」了。

這個老房子是我父親和姐姐親手蓋起來的，是我出生成長的地方，承載着我所有美好的回憶，但是突然一下，就這麼消失了。此後我們在新建的小區里給我娘買了一套房，但是我每次回家，都要到我家老房子的舊址去看一看，我始終覺得，這裡才是我真正的「家」。

我在《再見，牛魔王》《沉默的人》等小說集中寫到的「家」，就是我家的老房子，這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家小院，但對我來說卻是分外珍貴的，雖然這座老房子在世界上已經永遠消失了，但卻永存於我的心間。

四

到目前為止，我的小說大多寫的都是童年時期的故鄉及其回憶，並沒有將上述滄桑巨變充分地表現在作品中，但這些滄桑巨變卻是我創作這些小說的前提。正因為我的家鄉已經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我所熟悉的人和風景已經消失不見了，所以我才格外珍惜，想以小說的方式留住我記憶中的那些風景。

我們村只是華北平原上一個普通的小村莊，雖然變化巨大，但也只是時代和中國巨大變化中的一個小小角落。如果說有什麼特殊之處，那就是我們這裡傳統文化影響深厚。我在小說里也寫過，孔子的弟子冉子的墓就在我們縣，孟子就是在路過我姥姥家那個村時留下了千古名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千百年間儒家文化浸潤深厚，對父子、夫妻、師生等關係有一套完整的規則，講究禮義廉恥，講究家族文化，講究倫理秩序，雖歷經20世紀革命思想的衝擊而仍有較多的遺留。

在我成長的年代，村裡待客女性仍然不上桌，現在春節拜年仍然要給村里長輩「磕頭」——我了解過各地風俗，現在仍然真正「磕頭」的似乎只有我們那裡，只是最近兩年因疫情防控等原因而減少了。

如此「傳統」的鄉村，在迅速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會引發劇烈的思想衝突，漫長的農耕文明中所形成的交往規則與生活習慣，也在工業與信息文明的衝擊下發生着裂變。改革開放以來，村民的家族意識、人情態度、生育觀念、經濟理念等各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發生在我們這裡的故事，不僅有「傳統」與「現代」的矛盾，也有「現代」與「後現代」的矛盾，還有「傳統」與「後現代」的矛盾，錯綜複雜地混合著不同年代、不同層次的豐富矛盾，遠比19、20世紀歐洲經典小說精彩，只是尚待發掘和提煉。

現在我離開家鄉已20多年，在北京生活的時間已超過了家鄉，對家鄉後來的巨大變化並沒有親身參與，但從家人親友的經歷和講述中也對家鄉的變化有所了解，而且遠離家鄉也讓我有一定的距離去觀察與思考。

我個人的經歷很簡單，但也包含着豐富的時代內容。我從一個貧苦的鄉村少年考上大學，讀到博士，又從事自己喜歡的文學與研究工作，其中有個人的奮鬥與追求，但也拜改革時代所賜。在這個過程中，我不僅看到了故鄉的滄桑巨變，也看到了北京的巨大變化。

我剛到北京來的時候，三環剛修通，地鐵只有一、二號線，海淀還只是一個鎮，頤和園的門票只要兩塊錢、月票四塊，北京城的風光面貌還很古樸平實，就像當時熱播的《我愛我家》所拍的街景一樣。但一轉眼北京就變了，現在不僅早就修了六環，地鐵四通八達，海淀鎮成了四環邊上的一條街，頤和園的門票貴了，北京城的面貌更是嶄新的，摩天大樓林立，新修的機場光滑平整廣闊，一個全新的國際大都市矗立在世人面前。

故鄉發生了巨變，北京發生了巨變，置身其中的我也在發生變化。我從一個鄉村少年轉變成一個小小的知識分子，我的內在自我被新的生命體驗與一部部書不斷解構，又不斷重構，蘊含著豐富複雜的內在矛盾，現在的我已經不是從前的我了，或者說我已經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家鄉人了，但家鄉卻奠定了我精神的底色，給了我面對世界的底氣，也為我提供了觀察時代風雲變化的獨特位置與視角。

在《再見，牛魔王》《沉默的人》中，我在精神上一次次返回故鄉，那裡是我生命的源頭，保留着我生命最初的珍貴記憶。我個人雖然渺小平凡，但也可以從某個層面折射出時代的滄桑巨變，可以從往昔歲月中汲取面向未來的勇氣，就像我現在最喜歡吃的是家鄉的普通食物，就像在小說中我似乎仍是那個未經世事的少年。

關於作者

李雲雷，1976年生，山東冠縣人，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現任職於《小說選刊》。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青年委員會委員。著有評論集《重申新文學的理想》、《新時代文學與中國故事》等，小說集《再見，牛魔王》、《沉默的人》等。曾獲馮牧文學獎、茅盾文學新人獎、2008年年度「青年批評家獎」、十月文學獎、《南方文壇》優秀論文獎、《當代作家評論》優秀論文獎、《詩刊》2020年度陳子昂青年批評家獎、中國文聯中國評協「啄木鳥杯」年度優秀作品獎等。

作者：李雲雷

監製：杜蘭萍 編輯：劉自艱 李憶寧 劉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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