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國半導體之母，終身殘疾身患癌症卻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女校長

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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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年少多磨難。

她，生於軍閥混戰的貧窮舊中國；求學於日寇侵略，民族多難的黑暗歲月。

她還體弱多病一生常與病痛相伴，17歲患上股關節結核病，留下了終身殘疾。38歲做腎切除手術，46歲又患了乳腺癌。

但她從來沒有低頭屈服，她與病魔鬥爭又歷經3年高考考驗，終於成為一代科學家，以瘦弱而堅強的身軀，為我國的半導體物理、表面物理的理論研究撐起一片天。

她就是「中國半導體之母」，謝希德。

同時她還是新中國第一位女校長，復旦大學唯一一位女校長。

謝希德1921年出生在福建省泉州的書香世家，他的父親是物理學家謝玉銘。謝玉銘在美國留學時，因精確測定了氫原子光譜的結構，被楊振寧譽為「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的人。

在謝希德的記憶中，她最喜歡的去處就是父親的書房。父親書櫃中的書不管能否看得懂她都喜歡翻看。

久而久之，父親書櫃中的書她都比較熟悉。有一次，她的父親出差在外家裡收到了一封電報，當時電報局沒有翻譯電報字碼的業務，需要收報人自己去翻譯，所以家裡都備有一本電報明碼檢字的書。

因為著急，外婆一時間找不到那本電報書，這時謝希德便衝進父親的書房輕而易舉的找到了書，並幫忙翻譯了電報。

這樣的「成就」讓謝希德更加愛上了讀書，愛上了學習。

進入小學之後，謝希德更是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小學霸，一考試就是年級第一。

1937年，受盧溝橋事變的影響，日本侵略軍的鐵蹄踐踏華北，謝希德全家隨父親南下逃難到了貴陽。

不久後，17歲的謝希德患上了股關節結核病，而這時她剛剛考上湖南大學物理系，但病痛的折磨讓她不得不從學校退學。

更讓她難過的是，醫生告訴她以現在的醫療水平並沒有特效藥，她能做的只能是回家休養。

這無異於是給謝希德判了「死刑」。

但她沒有放棄抗爭，始終沒有放下書本。

她對母親說：「讀書是我最大的興趣，只有讀書可以使我忘掉病痛，使我的生活充實。讀書是治我疾病的良方。」

經過4年的休養，她靠着頑強的毅力站了起來，而且靠着自學考入了廈門大學物理系。

1946年，謝希德大學畢業，父親堅持讓女兒出國留學，看到更大的世界。謝希德便參加了留美的考試，但是她並沒有考取上公費生，而是只能自費出國留學。

然而那時的家裡的經濟狀況並不能支撐她高昂的學費，無奈之下，謝希德只能一邊工作一邊準備第二年的考試。

好在，一年後，謝希德被美國史密斯女子文理學院錄取，擔任該校助教，免收學費。

1949年，麻省理工攻讀碩士的謝希德收到了一條令人振奮的消息：新中國成立了！

謝希德難以克制自己的激動心情，「巴不得馬上回到中國！」

可是就在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不久，錢學森被軟禁，美國政府宣布，凡在美國攻讀理工科的中國學生，一律不許返回中國內地。

謝希德十分着急，但沒有別的辦法她只能靜待時機。

在等待的兩年中，她拿到了麻省理工理論物理學的博士學位，

到了1952年，謝希德再也等不下去了，她和自己的戀人曹天欽共同商量了一個策略：謝希德先從美國脫身，到英國成婚，然後歸國。

可謝希德剛走上駛往英國的輪船，美國警察就來了。經過盤問和檢查，他們發現謝希德的行李，只有與曹天欽往來的幾千封信件，才不得不放行。

回到祖國後，她來到復旦大學物理系任教。她在復旦先後開設了光學、理論力學等七八門基礎課程。每開一門課上熟了，她就讓給別的老師上，自己又去開闢新的課程。

同時她看到計算機還是由電子管組成的，佔地面積特別大。所以她敏銳地意識到，半導體科學將改變今後的計算機科學，從而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投身半導體物理學的研究。

1956年，國家要建立自己的半導體人才儲備，希望謝希德可以到北京擔任副主任主持工作。

但那時候，她的兒子剛剛出生，就在大家都覺得她會請辭的時候，她沒有猶豫，簡單的收拾了包裹就去到了北京。

2年後，她和黃昆合編的《半導體物理》問世，開創了我國半導體領域的先河，此後很長時間這本書成為我國半導體物理專業人員必讀的標準教材和基本參考書。

同時，第一枚單晶硅，第一塊半導體材料和第一支晶體管也在她的努力下誕生。

除此之外，經過她的努力，五校聯合培養了出我國第一批共200多名半導體專業畢業生，為我國半導體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此後，全國許多高校仿效成立半導體專業，建立研究所和生產半導體材料和器件的車間。

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讓謝希德身體有時吃不消，有一次，她在實驗中突然暈倒，後來大家才知道她扛着嚴重腎結石和心臟病工作了近1年。

經過手術後，頑強的她再一次站上了講台。但好景不長，特殊年代下她被捲入運動之中，她住牛棚、做苦力、掃廁所什麼臟活累活都是她的。

後來，如此環境下她被檢查出患有乳腺癌。

疾病雖然沒有優待於她，但她從來沒有放棄過自己。

在她瘦小的身軀里，蘊含著巨大的能量。

1983年，謝希德擔任復旦大學的校長，成為了新中國高校第一位女校長。

作為校長，她眼光長遠而犀利。她力排眾議，率先在國內打破綜合大學只有文科、理科的蘇聯模式，增設了技術科學學院、經濟學院、管理學院等幾個學院，將復旦變為一所擁有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管理科學的綜合性大學。

她還開設了當時在國際上剛剛誕生的表面物理學，還建立了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促進中國學生了解美國。

為了能讓更多的學生走出去，謝希德在工作之餘，堅持為學子向世界高校寫推薦信。只要獲得謝希德的認可，無論是否是本校學生，她都會給寫下一封長長的推薦信。

而且，謝希德極其厭惡千篇一律毫無根據的空話套話，每一封推薦信都寫得真實而全面。

「雖然這要佔用我不少時間，但對我是一種樂趣。」

還有一次，一個學生剛從德國留學回來，想開展一些科研項目，但苦於沒有任何基金的支持。他請導師謝希德寫封推薦信。

但那時候謝希德的丈夫剛剛離世，他本來想找其他老師來寫推薦信，讓他沒想到的是在追悼會的第二天，謝希德便把她寫的推薦信送到了學生手中。

學生十分過意不去，「其實，信讓我自己起草，您審定簽個名就行了。」謝希德卻說：「由我親自來寫，對你更有幫助。」

在她任職校長期間，復旦大學參加國際學術交流達600多次。外媒記者稱她為「中國的哈佛大學校長」。

到晚年的時候，她的癌細胞幾度向胸壁、淋巴結轉移。她的胸腔嚴重積水，先後29次抽出近2萬毫升積液，相當於40個鹽水瓶的容量。到晚期，她不得不插上好幾根管子，吸氧、鼻飼、輸血、導尿，還接着心臟監測儀。因為腿部殘疾，卧床也是強迫體位，無法向右側，使她十分痛苦。

謝希德卻十分堅強，從未哼過一聲。

她在還能說話的時候，對每一位幫助她的醫護人員說：「謝謝」。即使插管伸到喉嚨，無法再說話，她也輕輕捏一下醫護人員的手，表示謝意。

醫生說，「我們從未看到這樣有風度的病人。」

在住院期間，她唯一的要求只是要一部電話，讓她接通電腦。因為腿疾不能彎曲，她只能站立着工作。每天接發很多郵件，處理大量的事情。直到發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搶救之後，再也無法站起，才不得不停止工作。

一位負責她治療的醫生說：「她近10次心衰後，醫生在搶救中給她插了呼吸管。她醒來後希望把插管拿掉，在我手上寫了一個『死』字，她要在最後的時間裏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我向她解釋，照現在情況呼吸機不能拿，只有一個可能是從頸部切開氣管。沒想到她立即表示同意。」

2000年3月4日，謝希德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她在遺囑中寫道：「把我的遺體捐給中國醫療事業。」

那天晚上，學生自發摺疊的數千隻紙鶴掛滿了枝頭，從復旦物理系學生宿舍9號樓一直綿延到第一教學樓。

有很多人都記得，謝希德去世前參加的最後一次教師節晚會，謝希德和幾位著名科學家，並肩站在寬大的舞台上，台下坐着本市教師代表和年輕的學生們。

當主持人問她：「50年代時，是什麼力量使您衝破了重重阻撓，毅然回國，投身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謝希德對着話筒，一字一頓地說：「我、愛、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