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廿變遷：從文史見長到儒學復興

山東大學的校名由毛澤東親筆書寫，源自1964年3月他給該校中文系教授高亨的回信。那是山大歷史上的一段輝煌時期。半個多世紀一晃而過，今年10月15日，山東大學迎來120周歲生日。

山東大學創辦於清末，興起於民國，在戰亂時期風雨飄搖，1949年之後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在歷史大潮的反覆衝擊下，山大屢受震蕩，幾度分合，但始終保有自己的特色，以「文史見長」著稱，底蘊深厚。一所大學如何適應和引領時代潮流，從山大走過的百廿歷程中，或許可以找到答案。

20世紀40年代，齊魯大學校園全景。

「作家校長」

1928年，剛成立不久的南京國民政府開始籌建國立山東大學，籌委會成員包括蔡元培、傅斯年、何思源與楊振聲等人。蔡元培當時是主持全國高等教育事務的大學院（後改為教育部）院長，他一力主張將山大建在青島。1930年，國立山東大學正式成立，地點在青島市魚山路5號，那時還叫國立青島大學（後一律統稱山大），由蔡元培題寫校名，並舉薦楊振聲任校長。

首任校長楊振聲。

這成為山大的一個重要發展節點。

山東大學最早可追溯到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在濟南創辦的山東大學堂，這是繼京師大學堂之後中國創辦的第二所官辦大學。中華民國成立後，1914年，全國進行教育改革，山東大學堂被分解為法政、工業、農業、商業、礦業、醫學六所專門學校，後來，六所學校又短暫合併了兩年，改名為「省立山東大學」。1928年，日軍在濟南製造了「五三慘案」並佔領濟南，省立山大被迫停辦，師生離散。

蔡元培選擇楊振聲作為首任校長，是有考量的。楊振聲畢業於北大國文系，是「五四新文學」的幹將。他的中篇小說《玉君》1925年出版後轟動一時，魯迅評價他為「極要描寫民間疾苦的作家」。臨沂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劉香在其專著《邊緣的自由》中分析，楊振聲是「作家校長」，他自身的人文追求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山大自由文學傳統的形成與發展。在去山大前，楊振聲曾擔任清華大學教務長、中國文學系主任，他在1928年提出了「創造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學」的宗旨,這一主張後來在山大得以充分貫徹落實。

劉香指出，由小說家來管理學校，決定學校體制與規範，其直接結果是，山大更注重文科的教育與發展。雖然他們也聘請了大量的理科類的一流學者，仍比不上對新文學教育發展程度的重視。

定量實驗室。

對於招攬人才，蔡元培曾說，一看其是否有真才實學，二看其是否懂教學的方法，只要滿足上述兩條，不論其人的政治見解或學術派別，均可聘用。楊振聲繼承了蔡元培的這一理念，在延攬人才上有自己的標準。

1930年夏季，他親自去上海物色教師。梁實秋和聞一多是楊振聲的老朋友，當時二人正好在上海。楊振聲勸他們說，「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講風景環境，青島是全國第一」，不妨「先嘗後買」。在楊的勸說下，聞梁二人來到青島，發現 「這地方在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夠標準宜於定居，一言以決，決定在此任教」。

楊振聲聘請聞一多任山大中文系主任，梁實秋為外文系主任，因為聞梁二人在理念和實踐中都主張中西文化共融，且兼具中西功底。楊振聲認為「要注重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結合」。他還要求山大中文系學生必須修兩門外文系課程，外文系學生必修中文系兩門課程，其中一門是中國文學史。而且除了公共英文是必修課外，還有德語、法語、日語作為第二外語可選擇。

聞一多在山大講唐詩，講英國詩歌，也講《詩經》。他在閱讀西方對莎士比亞的研究時發現，中國文學的研究方法落後，重考據之風，他便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去考察中國古代文學，打通中西治學的不同脈絡，「把古書放在古人的生活範圍里去研究，站在民俗學的立場，用歷史神話去解釋古籍」。

此時，梁實秋在青島市魚山路33號的公寓開始翻譯莎士比亞，當時山大圖書館的莎士比亞著作在全國是「有點名氣」的。

1936年，校運動會山大足球隊成員合影。

1931年，沈從文也在楊振聲的邀請下加入山大，梁實秋說：沈從文只有中學畢業，提拔他的有三個人：第一是胡適，第二是徐志摩，第三是楊振聲。楊聘請他講《散文寫作》，將新文學搬上講堂，這在1930年代的大學校園裡是不多見的。這正是他的教學理念的體現——「使大部分學生能從事於白話文學的創作與研究，在學生時代打好基礎，啟發其將來成為作家的才性」。楊振聲自己也親自講《小說作法》課，把新文學提到了與《楚辭研究》《詩經研究》《莎士比亞研究》等課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是全中文系課程的中心和先導。

沈從文在《憶青島》一文寫道：「在青島那兩年中，正是我一生中工作能力最旺盛，文字也比較成熟的時期。」這一時期，他不僅創作了《八駿圖》 《三三》 《泥塗》 《三個女性》等小說佳作，也寫出了《記胡也頻》《從文自傳》這些散文名篇， 《邊城》也是醞釀於青島，只是到了北京才落筆，「小說中的人物形象也有嶗山北九水姑娘的影響」。

1932年9月，國立青島大學更名為「國立山東大學」。這一年，楊振聲由於學潮等原因，多次請辭，原教務長趙太侔接任校長。趙太侔曾是中國現代戲劇史上提倡「國劇運動」的主要成員之一，也是循五四新文學足跡而來的「作家校長」。梁實秋形容他「寡言笑」，「他（趙太侔）曾到上海看我，進門一言不發，只是低頭吸煙，我也耐着性子不發一言，兩人幾乎抽完一聽煙，他才起身而去，饒有六朝人風度。」

趙太侔在楊振聲離開後蕭規曹隨，繼續網羅了一批新文學人才，到1930年代中期，山大的文科隊伍已經彙集了一大批知名的教授、作家，包括聞一多、游國恩、老舍、沈從文、洪深、吳伯簫、方令孺、丁山、黃孝紓等，形成了鼎盛一時的局面。這一時期的山大進入了「第一個黃金年代」。

當時的主流是「革命文學」，認為文學是為了救亡圖存，另一派持自由主義立場，以胡適、徐志摩、聞一多的「新月社」為陣地，認為文學是無階級性的，在山大開辦時，「新月派」文人的空間正被擠壓，於是，這些自由主義作家紛紛來青「避暑」。

劉香指出，繼北京大學的「新青年派」、清華大學的「清華學派」與東南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前身）的「學衡派」等之外，在1930~1937年的山大，也出現了一個比較重要的文學存在現象，即「新月派」等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匯聚。他們先後來到國立青島大學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青島地理上邊緣，不在北京這種政治文化中心，有相對自由獨立的文化精神和氛圍；二是山大的辦學理念也強調學術獨立，自由理性，為「新月派」提供了很好的自由創作條件。「兩位『作家校長』的努力與追求，最終成就了山大校園文學的自由狀態與精神氣質」。

進入30年代中後期，國難益深，抗戰爆發後，山大先後遷往安徽安慶、四川萬縣。1938年2月，國民政府停辦山大，大部分學生轉入國立中央大學。抗戰勝利後，國立山東大學於1946年2月在青島復校。1949年6月，青島解放，山東大學從一所「舊大學」正式變為新大學。

從青島到濟南

時間來到新中國成立後的1950年，政府決定合併山東大學與華東大學。華東大學是1948年成立的革命大學，主要任務是培養幹部，但因師資缺乏，靠自身力量無法順利過渡為正規大學，為了集中力量辦好一所社會主義大學，被要求併入山大。

這次合校其實是1952年全國院系正式大調整的預演，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高等教育「大洗牌」的一個開端。1952年夏季，為繼續學習蘇聯專科學院的經驗，全國院系大調整，這個過程中，山大被「打得很散」，且「出多進少」。工、農、醫三院除少數系保留外，全部遷出，原本從華大合併過來的政治、藝術兩系也被遷出。

1951年3月15日，黨內著名的理論家華崗正式成為山大校長。華崗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1949年之前曾在川康、雲南等地以大學教授身份做統戰工作，也很會和舊知識分子打交道。

1951年，山東大學與華東大學合校後的開學典禮暨合校成功慶祝大會。

1952年9月院系調整後，山東大學成為一所「文理為主」的綜合性大學，設九個系，分別是中文、外文、歷史、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海洋和水產。在此基礎上，華崗提出要把山大辦成有自己的重點、有自己個性的學校，即要形成自己的特色。他認為，中文、歷史兩系師資陣容齊整，水平較高，教學和科研都已打開局面並取得了重大成績，可以作為學校的重點學科。另外，生物系的師資力量也較強，青島研究和開發海洋生物有着地利之便。海洋系是當時全國高等學校唯一的新系科，雖是初建，師資與設備尚待充實，但有數學、物理、化學三系的人力支援，又有青島海洋生物研究所和氣象台的密切配合，發展前途也很廣闊。

華崗與兩位副校長陸侃如和童第周反覆商討後，最終確定了院系調整後山大的學科發展思路：文史見長、發展生物和開拓海洋。這是山大首次明確自己「文史見長」的優勢。此後幾年，在華崗的領導下，山大進入了一個新的快速發展時期。

山東大學檔案館原館長劉培平在《華崗與20世紀50年代山東大學的輝煌》一文中指出，山東大學與華東大學兩所性質不同的學校合併的初期，歷史給它提供的震蕩、顛簸的概率和能量比一般院校不知要大多少倍。合併後新山大的校長既需要有革命身份又應該是有知識、有能力、會辦學的專家學者。也就是說，集革命家和學者於一身，才是山東大學所需要的最佳校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華崗兩者兼備，是最佳人選。

20世紀50年代初的華崗校長。

華崗延續了楊振聲和趙太侔的辦學精神，非常注重「兼容並包」延攬人才。歷史系教授鄭鶴聲曾在國民政府和國史館工作，解放後一時抬不起頭。在他的回憶中，華崗對他這種舊知識分子「從不另眼相待」。鄭鶴聲藏書極多，有上萬冊，而且大部分是線裝書。1951年，他從南京調入山大，因臨行匆忙，大部分書籍沒有帶來，華崗知道後立刻幫他解決，把書運到了青島。

青島市魚山路26號是當時山大條件最好的宿舍，原來是日佔時期日本人為其教員修建的別墅。華崗一上任就規定，只有第一流的教授才能住進這裡，而不讓行政級別高的領導佔住。陸侃如與馮沅君夫婦、童第周、吳富恆、束星北等人都住在這裡。到1953年時，山大歷史系有60％的教授、副教授是新引進的，而中文系的新老師也佔全系高級職稱教師的45％。

華崗治校時，一方面強調學校要「以教學為中心」「政治思想工作更應環繞這個中心」，另一方面也大力鼓勵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

1951年3月18月，華大、山大合校後的第一次校委會上討論了幾項「今後治校的關鍵」，一是設立校慶科學討論會，而且各系必須制訂科學研究計劃，包括選題、內容、負責人、完成時間等，以迎接每年的校慶科學討論會；二是重新組建學術委員會，負責規劃全校的科研工作，籌辦出版文、理、工、農、醫各學科綜合性的學術刊物。

1960年，毛澤東參觀山東省高等學校教育革命展覽會時，聽取山東大學講解員講解運籌學。

據趙洪太回憶，學校當時鼓勵老師多寫文章，拿到會上討論，外校師生也可以參加。這個做法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討論會的論文很多會發到《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等刊物上，有時還出版校慶論文專集。華崗鼓勵學術爭鳴，如果在學術研究上有了新見解，可以舉行個人報告會，學生自由聽講。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鄒逸麟1952年考入山大歷史系，據他回憶，當時系裡充滿着濃厚的學術空氣，思想也十分活躍，教授們經常有新觀點的論文發表在《文史哲》上，幾乎每期都有。「這對我們學生是很大的激勵。雖然當時大家水平極低，史學入門都談不上，但是心目中已經萌生了將來要搞學術、寫論文的慾望。」鄒逸麟寫道。

這些措施形成了50年代山大校內濃郁的學術空氣。但在1955年，華崗被捕，此後系獄17年，直到1972年含冤去世。1980年，華崗被平反。

華崗被捕後，山大遷校的事提上議程。對於要將山大從青島遷往濟南，當時很多山大教職工都有看法。據該校歷史系教授童書業的女兒童教英回憶，1956年，山東大學教職員提出幾條不遷校的理由：一是青島環境優美，氣候宜人，得天時，佔地利，是理想的辦學和研究環境；二是歷史上，山東大學就是因為設在青島,專家學者多願應聘，從而創造了她的黃金時代，遷去濟南將失去這一地理優勢；三是應在濟南另建綜合性大學，山東省人口多於英、法，土地面積接近日本，再建幾所綜合大學也不算多，只此一所何必搬來搬去。事實上，在國立山大創辦之時，正是蔡元培建議將辦學地點從濟南改為青島。

最終，出於國防、擴大建設等考慮，在1958年10月的20天內，山大完成了這次歷史性的搬遷。山東大學終身教授、原山大校長曾繁仁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1959年夏天，他從上海考入山大，填志願時學校所在地還是青島，結果那年很晚才收到錄取通知書，拿到手一看，他傻眼了，報到地點上寫着：濟南。

1960年，山東大學師生在農村學習勞動。圖/FOTOE

1959年8月，曾繁仁先是到洪家樓校區報到，但到了11月，文科師生開始搬往利農莊新校區。那裡原先是一片玉米地，碎石滿地，甚至有狼出沒，當時還在建設。「整個新校由學生參與建設，冬天就在食堂上課，非常冷，滴水成冰。有的老師講稿都是用香煙紙代替，非常艱苦。」曾繁仁說。

遷校後，山大隻剩下中文、歷史、數學、物理、化學、生物6系。此時，新校長成仿吾剛到任2個月。成仿吾是個老革命家，參加過長征，也是「革命文學」的重要人物，是「創造社」的創始人之一。

1958年，國內正開展以批判資產階級教育體系和制度為核心的「教育革命」，在校園內大搞生產勞動，「流大汗」成為教育方針。但成仿吾指出，高等學校的工作，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教學和科研這兩個根本，否則將遺患於未來。1959年2月，他在書記校長會議上確定「以教學為主，合理安排生產勞動和科學研究」的辦學方針，並在當年恢復了中斷4年的校慶科學討論會。

曾繁仁指出，1958年「大鍊鋼鐵」後，成仿吾提出要「整頓教育秩序」，對此，他要求得很具體，比如「課程表就是准法規」，上課的名稱、地點、時間都不能隨意更改，教師也不能隨意調課、請假。「後來我當了教務長和主管教學的副校長，也貫徹了他的這些規定。」他說。由於成仿吾到任後立刻開始穩定教學，因此在「亂」的時候，山大能很快穩定下來。

「一代有一代之學術」

山大文科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延續並發展了楊振聲、趙太侔時期的輝煌。中文系繼續保持了原本的影響力，除著名的「馮（馮沅君）、陸（陸侃如）、高（高亨）、蕭（蕭滌非）」外，還有語言學「二殷」先生（殷孟倫、殷煥先），以及黃孝紓、高蘭等人。

山大新建的歷史系則從全國各地招攬人才，到1952年時形成了著名的「八馬同槽」，也就是楊向奎、童書業、黃雲眉、鄭鶴聲、張維華、陳同燮、趙儷生和王仲犖八位知名教授，其他名師如吳大琨、丁山、孫思白等也各有所長。

馮阮君、陸侃如、高亨教授與青年學生研究學術問題。

「八馬」之一的趙儷生1950年受華崗之邀來到山大，他是農民戰爭史研究的開拓者，在全國首開《農民戰爭史》課程，1954 年出版了新中國第一部農民戰爭史專著《中國農民戰爭史論文集》（與夫人高昭一合著），他的學生、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認為「這一時期趙先生形成的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範式，直到上世紀80年代仍主導該領域」。

趙儷生開創的範式，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重新研究歷代的農民起義，打破傳統的朝代更迭線索，代之以農民身份變化，從經濟基礎出發，將生產關係的變化作為研究的線索。他還利用「上層建築」「意識形態」等概念，將封建社會國家機器、民族關係、宗教思想等納入農民戰爭史研究領域。趙儷生也因此被認為是「新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趙儷生講課很有感染力，寫板書時一激動，經常將粉筆折斷。「文革」後，已調至蘭州大學的趙儷生經常回山大作報告。山大歷史系77級學生、山大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胡新生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趙先生外文系出身，講土地制度史時引用馬恩經典，先說這是他翻譯的某某著作，他當年這一段是怎麼翻譯的云云，他念恩格斯，一定要念成恩格魯斯，有自己的腔調。」在胡新生眼中，趙儷生就是一個演說家。

「另一匹老馬」黃雲眉自學成才，30年代就已成名，精於明史，且博通經史，善考據，有乾嘉之風，是典型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1954年，他應《文史哲》之邀，寫作並發表《柳宗元文學的評價》，隨後又發表《韓愈文學的評價》，這兩篇論文在1957年集結成冊並出版。在引言中，黃雲眉指出自己為柳宗元「翻案」的原因：韓愈、柳宗元同是唐代散文和駢文鬥爭運動的領導者，而他們在政治上的表現則恰恰相反，韓愈依然站在舊的落後的勢力一邊，而柳宗元是站在新的進步的勢力一邊的。

這是典型的用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史觀和階級史觀來解讀歷史。他認為，柳宗元是一個富有現實主義精神的古典文學家，「今日我們學習古典文學的要求，主要是在繼承發展古典文學中的人民性和現實意義」。

童第周與葉毓芬夫婦做實驗。圖/山東大學

「在50年代那種舉國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氣氛之下，學術界的中心問題，是如何在史學界貫徹馬克思主義。這時，誰用馬列主義研究歷史，誰就走在全國學術界時代前列。而山大在當年毫無疑問是引領潮流者。」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王學典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

在中文系也是如此。自1954年7月起，《文史哲》先後用18期連載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文學史簡編》，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文學變遷研究的著作。

陸侃如、馮沅君伉儷被稱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雙子星」，也是山大中文繫上世紀50年代的名家代表。他們相識於北大，一起留學法國並獲得博士學位。陸侃如早年師從胡適、王國維、梁啟超等大家，大一時就寫出《屈原》一書，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馮沅君是馮友蘭之妹，是「五四」以後成名很早的女作家，後來研究古代戲曲，尤以對元雜劇的研究出名，很有考據之功。

據山東大學外文系教授趙洪太回憶，這部文學史的誕生是「有意識的」。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50年代，文學史很少有人敢寫，因為文學領域的思想鬥爭太激烈了，弄不好就扣上帽子。當時有很多禁忌，比如不能提黨性，要提人民性。《文史哲》主編楊向奎幾次在編輯會議上讓陸侃如、馮沅君儘快用新理論寫一部文學史。」

國內密碼領域的頂級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小雲擔任山大網絡空間安全學院院長。圖/中新

關於文學，尤其是古典文學的人民性問題，山大中文系教授蕭滌非1955年出版的《杜甫研究》是一部繞不開的代表作。正是蕭滌非，給杜甫戴上了「人民詩人」的桂冠。

西南大學教授、中國杜甫研究會副會長劉明華在《現代學術視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顧與前瞻》中指出，20世紀杜甫研究的百年進程，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20世紀上半葉，以王國維、陳寅恪、聞一多、梁啟超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已經可以很嫻熟地運用現代學術觀念和方法在古代文學研究中表現出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意見。第二個時期為50年代至70年代，在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引導下，該時期的杜甫研究論著，主要還是對文學進行社會學的闡釋……蕭滌非先生的《杜甫研究》是當時的思想觀念影響下所能達到的最好狀態，其影響則是此後的四十年和幾代學人。第三個時期則是「文革」後。

「引起我們思考的是，當代政治思潮和意識形態必然會對當代學術產生影響。這也是『一代有一代之學術』的另一種必然。」劉明華這樣總結。王學典也指出，山東大學文科在20世紀50年代的輝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藉助了當時特定的時代、特定的政治形勢。

第三次輝煌

王學典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新中國成立後全國高校有兩次大洗牌，第一次是1952年院系調整，所有高校專業推倒重來。在這一輪調整中，山大是受益者。第二次是「文革」後，所有大學經歷了停滯的十年後，隊伍打散後要重聚，學科也要重新建設，「這一次，山大沒有摸到好牌，也沒有打出好牌」。

他指出，在第二次洗牌中，山大錯失了歷史良機，一是沒有及時從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延攬人才；二是1980年代出現了重大的學科變動，即社會科學的高速崛起，山大也只是跟隨者。

南方科技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薛其坤是山大校友。圖/中新

但在77級學生胡新生的心目中，上世紀80年代的山大依然是「最好的時代」。當時，很多老先生還在，雖然已經70多歲，但仍帶研究生，言傳身教。同時，他們在「文革」前培養的學生大多已四五十歲，正是學術壯年，構成了山大歷史系的骨幹隊伍。「80年代時山大還有傳承，八大教授中我至少接觸過一半。」胡新生感慨。

中文系也由「大師們的弟子」組成。1981年考入山大中文系的杜澤遜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時老一輩的蕭滌非還在招學生，語言學「二殷」也都在。老先生們的嫡傳弟子如董治安、牟世金、龔克昌和袁世碩等，正是講課的主力，課上常說的話是「馮沅君先生當年怎麼說，高亨怎麼說……」

在他看來，當時的山大中文系學科齊整，每個專業都有名師，其中古代文學、文學理論、語言學等處於全國的最前沿水平，而其他一些高校老師都所剩無幾，很多專業潰不成軍。杜澤遜說，「文革」是教學中斷，但人沒中斷，所以80年代的山大和其他高校交流的時候還是很驕傲，底氣很足，學生們經常飯後邊走邊談，手舞足蹈。

到了1980年代末，很多老先生陸續去世，導致山大的文史學脈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斷代，青黃不接。孔范今從1987年開始擔任山大中文系主任，他回憶說，那時中青年有才幹的教授也開始流失，中文系缺人缺錢，他被迫想辦法創收，並努力從外面引進人才。「這時候的山大中文系正處於低谷。」他說。

曾繁仁指出，新時期以來，山大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人才的集聚與引進問題。由於沿海地區的快速發展，作為內地城市的濟南缺乏吸引力，而搬到濟南後的山大在一段時間內主要是山東本地的學生與教師，也失去人才互補的優勢。

多位山大老師還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當時，在幾個學科建設的關鍵節點上，比如評教授、博導、申請博士點等，由於觀念、機制、歷史遺留問題等種種原因，山大沒有及時抓住機會，這些也阻礙了青年教師的及時補充，使山大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後繼乏力。

山東大學內的聞一多、臧克家雕像。攝影/馮加香

當時山大文史學科的困境在全國具有普遍性。「文革」後社會科學崛起，人文學科開始邊緣化。國家的發展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急需政法人才。1986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成立，制定全國高校哲學社會科學「七五」（1986-1990）規劃，這是「文革」後第一個系統的高等學校文科科研規劃，明確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課題設置上注重實際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對改革開放提出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的研究，學科比例上，規劃優先安排經濟、政法等過去研究相對薄弱、而又為當前社會主義建設所急需的學科項目。在1980年代，「文革」期間被合併到哲學學科的政治學、經濟學、法學迅速獨立為一級學科。

1990年代的「下海潮」對其影響也很大。當時，山大歷史系曾一度要改名為旅遊文化學院。後來有一段時間，全國高校還有創收風氣，山大也無法獨善其身。「有的學校人文學科有定力，沒有隨時代而動，比如北大、復旦、南大等高校，他們的歷史系都沒有改名，現在依然保持了強勁勢頭。」王學典說。山大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方輝也指出，當時歷史系很多老師辭職「下海」，「我們在經濟大潮中迷失了方向」。

2015年，由中國史學會和山東大學共同承辦的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山東濟南召開。（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由山東大學提供）

曾繁仁指出，山大文科要想再現過去的輝煌，最需要的還是隊伍建設。近年來山大採取了人才工程，在全國廣納人才，已初見成效。

杜澤遜2018年起成為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他上任後「盤點」以前的隊伍，發現在崗老師有65人，橫向比較，北大、北師大都是近百人，復旦、南大都是80多人，浙大也有60多人，在全國學科排名前八的高校中，山大的師資力量是倒數。而有些傳統的優勢專業如語言學骨幹課，因為缺乏師資只能開一學期。

「盤點」完之後的第一件，杜澤遜就要求召開院里的黨政聯席會議，通過一個「招才」法規。以前在引進人才時，先由各教研室討論決定，現在所有招人的權力全部上歸學院，由聯席會議進行公開選拔，同時要外審。而且，「新法」規定，人才選拔不設任何限制，不按專業需求走，只要來申請的人有潛力，通過制度化選聘流程後就不要錯過，「這樣可以讓進人的機會最大化。」杜澤遜說。在短短兩年內，山大文學院已經引進了20多名新老師。

2015年8月，時任山大校長張榮宣布啟動「文史復興」計劃。王學典在隨後的採訪中指出，「文史復興」不僅指的是文、史兩系，而是整個山大人文學科。山大一直在消費原有的聲望，卻缺少生產新聲望的能力，缺乏新的學術增長點，而這個未來的突破口，就是國學領域。

王學典解釋說，當下主流學科的學術格局已基本形成，已被結構化，比如中文、歷史、哲學這些專業，排名前幾位的都很清楚，提升一個名次都很困難，而國學領域尚未形成相對穩定的學術格局，山大應該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最有可能創造聲望的領域」。

2014年5月20日，以「不同信仰下的人類共同倫理」為主題的第三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在山東大學聖崑崙音樂廳開幕。圖/中新

而山東作為孔孟之鄉、儒學發源地，山大發展儒學有得天獨厚的地域優勢。2012年1月，原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和其他幾個單位整合成「全國最大的國學院」，也就是現在的儒學高等研究院（簡稱儒學院），由訓詁大師許嘉璐擔任院長，王學典擔任執行院長。在學院重組之際，王學典發表講話稱，儒學院做的不是小儒學，是大儒學。

2012年，依託儒學院，山大成立了「尼山學堂」，旨在專門培養國學高端人才，而不是國學的普及性人才。杜澤遜同時還是山大儒學院副院長，尼山學堂的負責人。他介紹說，尼山學堂每年從全校各專業大一學生中選拔不超過30名學生，筆試是在《二十四史》中複印一篇來標點，翻譯並解釋重點字詞。課程內容主要是讀原典，不講概論，文字、音韻、訓詁都單獨開課。而且課程設置打破現有的文、史、哲學科劃分，回歸國學自身的框架體系。尼山學堂至今已招收10屆學生。

在山大110周年校慶上，時任校長徐顯明對儒學院有三個定位：世界儒學研究中心、古典學術復興的東方中心和輻射東西方文明的文化高地。

十年後，在山大迎來120周年之際，山東大學校長樊麗明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山大正在努力重塑人文學科的輝煌，弘揚古典學術，復興儒學，是山大結合新時代需要所作的主動選擇。

一個大學的發展有其時代脈絡。「改革開放以來，山東大學正在努力創造第三次輝煌。」樊麗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