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準備着深深地領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蹟｜馮至誕辰117周年

馮至的存在不是高聲調的，幾十年里，他寫作的幾條脈絡如細水長流，綿延不斷，又漸漸匯聚成河，呈現出闊大幽深的面貌。如果你對現代新詩感興趣，這位「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魯迅語）的詩自然不可忽略；如果你熱愛杜甫，馮至的《杜甫傳》和相關文章是極佳的引導；如果你迷戀里爾克，你一定看過馮至譯的里爾克詩和《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如果你欽慕的是歌德、席勒，馮至的譯本也是恰當的選擇。此外，馮至還寫小說，寫散文，小說《伍子胥》和散文集《山水》雖篇幅不長，但文字如詩，具有沉思、簡凈的迷人特質。

馮至，原名馮承植，直隸涿州（今河北涿州）人，現代詩人、學者、翻譯家。歷任同濟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圖為青年馮至在德國海德堡，1930年。出版社供圖。

不同的文本類型背後，是同一種精神氣質和文字標準。個人的創作與翻譯相互影響，詩與小說、散文一脈相承，至於學術研究，也是在研讀某位作家多年之後的頗具創見性的論述，絕非泛泛之談。這樣的整體寫作樣貌，可謂既繁富又專精，不可多得。

今天是馮至誕辰117周年紀念日，我們以此文紀念他。

撰文｜馬鳴謙（作家、翻譯家）

疫情以來，不能外出訪友，替代方案就是與友人通微信電話，話題亦多與文學相關。

有兩次，我談到了文學翻譯與母語創作的關係。回顧百多年來的文學譯介史，譯本引進何其之多，尤其最近二十年，可謂鋪天蓋地而來。然而我們仍須探問一個關鍵問題：文學翻譯目的為何？這是我比較感興趣的議題。

每一個讀者都期待着優質的譯作，後者取決於譯者認真的態度和高超的雙語能力。好譯本的誕生，一要尋對譯者，二要給予足夠寬裕的時間，沒有其他捷徑可尋。隨便找個譯者、搶時間速成是絕對結不出好果子來的。此外，我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觀點：翻譯作品首先為滋養心靈和擴展視野，其次，它最終的作用，還在於啟發並壯大我們的母語創作。倘若僅僅停留在轉譯、闡釋上，有崇拜而無批評，那是遠遠不夠的。

近幾年，我心中的文化理想漸漸清晰，那就是「古今中西並馳，兼容、吸收與轉化」。這其中，文學翻譯即是不可缺少的一環。而在我的工作日程表中，翻譯就是重要的一項（當然，譯介目標經過了審慎的考慮）。

適逢編輯約稿，讓我談一談《馮至文存》七種。馮至先生的文學事業橫跨了詩、小說、文學翻譯和古典文學研究著述這幾個不同領域，他正是實踐上述文化理想的一個典範，我輩的一個先行榜樣。

那麼，如果要來講馮至先生，可以講些什麼呢？因為約稿時程較為緊促，我無暇就他的著譯作品展開具體解讀或評價，但至少可以談一下之前留下的印象。

《馮至文存》，馮至 著/譯，領讀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版。

譯介里爾克：《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

現在回想，在我的私人閱讀史中，馮至先生給我留下強烈印記的作品有哪些呢？

直覺的回答就是他翻譯的里爾克詩和里爾克書信集《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1994年，三聯版）以及《十四行集》。

《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

查考《馮至全集第十二卷》中的年譜可知，馮至對里爾克的閱讀、譯介是從就讀北大德文系本科的三四年級開始的（此前他已散譯了歌德、海涅和荷爾德林的部分作品）。三年級時，他有一位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哲學美學的本家叔叔馮文潛回國省親，經由叔叔的介紹，他第一次了解了里爾克的名字和創作情況，然後四年級時就讀了里爾克散文詩《旗手克里斯托夫·里爾克的愛與死之歌》（簡稱《旗手》）。

1930年年底，馮至赴德國留學，他的早期抒情詩創作到此也暫停了下來。

德國留學期間，馮至對里爾克的興趣與日俱增。1931年4月，他下決心用四十馬克買了一套《里爾克全集》（查考當時匯率比值，1英鎊約=10帝國馬克，想來當年的四十馬克是一筆巨款吧），4月到8月間開始着手翻譯。至第二年，他譯出了里爾克的名作《豹》、散文《論山水》和《布里格隨筆》的片段。

除了留德期間的閱讀、翻譯里爾克，馮至的學術研究方向（博士論文）起初也確定了以里爾克為題。他參加了阿萊文教授的研究班，商定博士論文題目為里爾克的《布里格隨筆》（也譯作《馬爾特手記》），為此開始做大量準備，並寫出了論文提綱。可是，不久之後阿萊文教授就因為猶太身份而被解職，他的指導老師換成了布克教授，論文題目也因此改為了《自然與精神的類比是諾瓦利斯創作中的文體原則》。

1935年9月馮至歸國，大約1937年抗戰爆發前後開始翻譯《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翌年由長沙商務印書館出版（請留意長沙這個地點，文化機構在戰時內遷途中出版了這部文學傳道書，這是多強韌的精神，也富有意義）。關於這部小冊的翻譯品質已毋須我多言。在1994年的夏天，當得到三聯「讀書文叢」那一版後，我只記得自己迷醉了一整個夏天。毫不誇張地說，是這本書點燃了我對文學、對詩歌的宗教徒般的熱情（這類書不會有太多，以後可以開列一張小清單）。

在已故的傳奇譯者Dasha（「里爾克中文網」站長陳寧，願他永生）整理的「里爾克漢語譯本系年（1929–2012）」中，馮至的名字出現了很多次。可想而知，倘若他沒有受到德國反猶浪潮的波及而得以完成原定論文，我國的里爾克譯介可能還會大大地提前一步。

《馮至譯文全集》，[德]歌德 [德]海涅 [奧地利]里爾克 等 著，馮至 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十四行集》：「隨着腳步的節奏，信口說出一首有韻的詩」

馮至的詩創作暫停了十年，過後在戰時的昆明開始重啟。

近年來有好事者鼓吹什麼「東北文藝復興」，那大約是出版商聯絡一二有名頭的學者弄出來的營銷噱頭。在我心目中，倒也有一個現代文藝復興的場域，那就是昆明。去年我重讀了汪曾祺先生的短篇全集，其中有不少篇就以昆明為題材背景，當然還有汪先生的散文集《昆明的雨》。其他作家寫昆明的文字或寫於昆明的作品還有更多（沈從文、聞一多、朱自清、卞之琳、錢鍾書、施蟄存、曹禺……很可以開列一份長長的清單）。寫西南聯大的書籍近來出版了不少，但我很想有這樣一本書，能好好地把戰時昆明文藝舞台上各位作家的生活和創作描繪鉤沉出來。在此推薦兩種研究專著：明飛龍的《抗戰時期「文學昆明」研究》和王佳的《抗戰時期昆明的文化空間與文學表達》。除此還有雲南人民出版社即將新出的增補修訂版《西南聯大·昆明記憶》三卷（作者雲南師範大學余斌教授已八十六歲）。以這三種著述為基本材料，約略就能看清當時昆明文藝界的全貌了。

《抗戰時期昆明的文化空間與文學表達》，王佳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馮至寫作《十四行集》時就在昆明。

1939年8月，同濟大學學生吳祥光邀請他參觀了吳父在昆明郊外十五公里處的楊家山農場，還提供了兩間「林場茅屋」以供老師躲避空襲和寫作。農場地處山林地帶，有清泉與松濤，有田埂和散步道，非常適合靜居，過後馮至常去小住或邀友人聚會。

1940年10月，因日軍頻繁空襲昆明，馮至全家遂遷至楊家山。他每周進城授課兩次，回來後便潛心讀書。這階段所讀書目包括歌德著作、杜甫詩、陸遊詩、魯迅雜文、克爾凱郭爾日記、尼采著作，以及里爾克的詩與書信。

1941年初某天，馮至有感而發，寫出了第一首十四行詩。他的神啟時刻開始了，此後一年裡共寫出了二十七首。關於創作啟動的情形，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十四行集》序中有描繪：

1941年我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裡，每星期要進城兩次，15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徑上、田埂間，總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的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的格外豐富。那時，我早已不慣於寫詩了，——從1931到1940年這10年內我寫的詩總計也不過十幾首，——但是有一次，在一個冬天的下午，望着幾架銀色的飛機在藍得像結晶體一般的天空里飛翔，想到古人的鵬鳥夢，我就隨着腳步的節奏，信口說出一首有韻的詩，回家寫在紙上，正巧是一首變體的14行。這是集中的第8首，是最早也是最生澀的一首，因為我是那樣久不曾寫詩了。

《十四行集》1942年初版書影。

至於為何採用十四行體（也叫「商籟體」），他後來在《十四行集》序中也有自述：

至於我採用了十四行體，並沒有想把這個形式移植到中國來的用意，純然是為了自己的方便。我用這形式，只因為這形式幫助了我。正如李廣田先生在論《十四行集》時所說的，「由於它的層層上升而又下降，漸漸集中而又解開，以及它的錯綜而又整齊，它的韻法之穿來而又插去」，它正宜於表現我所要表現的事物。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動的思想，只是把我的思想接過來，給一個適當的安排。

就像里爾克避居慕佐城堡寫出五十五首《致奧爾弗斯的十四行詩》一樣，馮至也在昆明茅屋中寫出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詩。很多年前，當我翻開《十四行集》讀開卷的第一首，起首一節的律動音響曾在心腦里迴旋了許久：

我們準備着深深地領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蹟

在漫長的歲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現，狂風乍起

在《十四行集》1942年初版本的扉頁，還印上了歌德詩作為題詞：

誰要偉大，必須聚精會神，

在限制中才能顯出來身手，

只有法則能給我們以自由。

這是當時最能打動馮至先生的一句話吧。換個角度理解，也是他書寫《十四行詩》新格律詩的方法依據。這是在借歌德詩句傳達心智經驗，也是越過時空向我們轉遞來的一則忠告。

1985年，先生在《昆明往事》一文中曾深情回憶：

我最難以忘卻的是我們集中居住的那一年多的日日夜夜，那裡的一口清泉，那裡的松林，那裡的林中的小路，那裡的風風雨雨，都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深刻的印記。我在40年代初期寫的詩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里的個別篇章，以及歷史故事《伍子胥》都或多或少與林場茅屋的生活有關。換句話說，若是沒有那段生活，這三部作品也許會是另一個樣子，甚至有一部分寫不出來。

作者本人頗為看重的上述三種作品，在目前這版《馮至文存》中將它們作為單冊出版，顯然也是體會到了作者的心思。

限於篇幅，這裡不想展開談論馮至詩藝方面的細節問題（有關文章，讀者可參閱木葉兄的《馮至：給我狹窄的心，一個大的宇宙》）。總之，海涅、歌德、里爾克這三位德語詩人作品的譯介，有力地形塑了馮至的詩創作，尤其對里爾克的鑽研與譯介，使得他在新詩形式的探索上獲得了持續動力。他在十四行詩體式上的刻意經營，亦充分顯示了新詩演進過程中「譯」與「作」相互影響遞進的關係。

馮至的里爾克譯介部分形塑了他的詩創作（尤其是《十四行集》），反過來說，他也在里爾克譯作中留下了自己鮮明的語言印記，細讀對照過後，不難發現兩者風格的近似。黃燦然在《馮至：語言的覺醒》一文中有一段表述，竊以為非常準確：

是馮至影響了里爾克——漢語的里爾克。即是說，馮至把他的詩歌語言借給了漢譯的里爾克。當我們看到馮至語言與馮至翻譯的里爾克的相似或共通或呼應時，記住這點是很重要的。

關於《十四行集》的語言特色，黃燦然將其描繪成了雕塑：

這是一種雕塑般的語言，有着雕塑般的沉靜、質樸和空間感。就馮至本人的變化而言，則是從幼嫩的白話過渡到明晰的現代漢語，這是一種適當的歐化的白話，更確切地說，是一種現代感受力。

的確如此。不過，這裡我還想要強調詩歌聽覺的一面。從詩作文本來看，馮至有意識地將里爾克詩中的音樂性成分轉化運用到了漢語新詩的寫作中——就像初唐、盛唐寫近體詩的詩人從六朝詩的聲律實驗中獲取了聲音技術而向上遷躍一樣。詩沒有絲毫音樂性，就像魚能離開水體上岸行走一樣荒誕。他的十四行詩就是嚴整的格律詩，每行等長，字數一樣，音頓數也相同。對於這樣的作詩法，我們當然可以有種種後置的評判（甚至否定）。但毫無疑問，馮至已提示了一種寫作的可能性，同時，在我的擬想中，他彷彿也在向後輩詩人發出下列提問：

詩與散文的差別在哪裡？

僅僅分行，沒有聲音或韻律含量的「詩」能稱之為詩么？

是否應該更多關注與研究詩創作的聲音技術？

《杜甫傳》和《伍子胥》：作為小說家和傳記作家的馮至

除了詩的譯介和創作，對我而言，馮至先生還有另外一層啟發意義，因為他還有另一重身份：小說家和傳記作家。此前幾年，我一直在為「詩人傳三部曲」長篇小說作準備。第一部杜甫題材《征旅》的創作前期，我研讀了大量杜甫資料，其中就包括了馮至的《杜甫傳》和歷史小說《伍子胥》（最早是在《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小說選》中讀了節選）。因此，在我個人的閱讀和創作視野中，我與先生之間又多了一個重要交集。

《杜甫傳》和《中國現代作家歷史小說選》

翻閱年譜，可知詩人馮至很早就開始了小說寫作，1925年4月就寫出了歷史小說《仲尼之將喪》，當時才二十一歲，正就讀北大德語系三年級。這篇小說刊於10月出版的《沉鍾》周刊第二期，與詩化散文《蟬與晚禱》一同，曾被魯迅列為「幽婉的名篇」而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中。1929年還寫了另一篇歷史小說《伯牛有疾》，刊於《華北日報副刊》第117期。

日寇發動的侵華戰爭，於民族國家所造成的動亂與震蕩一如唐代的安史之亂，再次催生了詩人的小說創作之心。1942年冬天，馮至讀了卞之琳翻譯的里爾克名作《旗手》，開始寫作醞釀了多年的歷史小說《伍子胥》，於翌年春天寫成。

1943年，因一個偶然的契機，西南聯大歷史系學生丁名楠轉讓了從昆明舊書店裡買得一套仇兆鰲《杜少陵詩詳註》。自此開始，馮至即展開逐首的研讀，並開始分類建卡（這是從海德堡大學學來的好方法），編理資料集。到1948年，已寫出的《杜甫傳》篇章陸續發表於《文學雜誌》。1952年11月，《杜甫傳》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差不多同時，去國旅美的學者洪業也在哈佛大學出版了《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可作平行比較的還有1950年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出版的《杜甫私記》（中譯名為《讀杜札記》）。這三部作品，可以並稱為近現代以來杜甫敘事的開山之作，我在以陳貽焮先生《杜甫評傳》為底本編製創作資料集之前都有細讀，也做了不少點評筆記。

除此以外，馮至還有其他關於杜甫的撰述：比如《杜甫傳》的前言，為浦江清、吳天五合注的《杜甫詩選》寫的前言。後面還有寫到杜甫的三則故事《兩個姑母》《公孫大娘》《白髮生黑絲》，概論文章《杜甫》（1953年，發表於《解放軍文藝》），《歌德與杜甫》，日文版《詩人杜甫》序，以及一則辭典詞條，即1986年為《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撰寫的杜甫條目。

從《杜甫傳》的撰寫過程，我們也可以發現里爾克譯介、國家時事與自身母語寫作之間發生的交互作用，因為里爾克那部詩化小說《旗手》即是根據里爾克的家族史料撰寫而成。

多能又多產：一個真實努力工作的人

以上所寫，相當於一次溯源回顧。

為寫這篇文章，我還特意將《馮至文存》中的篇目與《馮至全集》和《馮至譯作全集》作了初步對照，感覺它的選篇標準比較清晰：一是認同、遵從作者本人的判斷，二是從文本的文學價值出發，三是以遴選1949年之前作品為主（第三點是由前兩點所決定的）。《杜甫傳》目前已有很多版本，沒有收錄全本（節選了其中幾章）也是合理。除了《十四行集》《伍子胥》，還選了散文集《山水》（從這部集子也能看出里爾克散文《論山水》的一點影響），以上三種，曾被錢理群先生譽為馮至的「三絕」。詩作方面另外還選了代表詩集《昨日之歌》，譯作方面則單選了《海涅詩選》（其實馮至翻譯了不少德語詩人，大可以編選一個馮譯德語詩人的選本），最後還有一冊《馮至學術論著自選集》。

當然也有遺珠之憾，比如小說《仲尼之將喪》《伯牛有疾》就沒有選入。《馮至全集》第三卷「集外文章」里也有佳作，如詩化散文《蟬與晚禱》《西郊遇雨記：寄給廢名》。後面這篇刊於1929年7月的《華北日報副刊》，記錄了二馮（馮至本名馮承植，廢名本名馮文炳）的文學友誼，讀來很是親切。其時馮至在北京孔德學校任教，尚未赴德留學，兩人曾合編過一本文學刊物《駱駝草》。

還有一篇作於1990年9月的《吳宓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序也值得留意。馮先生特意彰顯了吳宓先生創辦、主持《學衡》雜誌的聲譽和地位，強調了以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知識人以「振興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的合理一面，對《學衡》抵制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也報以了平和的理解的態度。此外，還追憶了兩人交往中的幾件往事：如1930年9月一同經西伯利亞赴歐洲的一段火車旅程，1935年歸國回北平後獲贈《吳宓詩集》。此後抗戰期間兩人同在西南聯大任教，1943年拜訪吳宓時又獲贈《五十生日詩》一紙。

馮至一直保存了吳宓的這兩件書物，在文中，他稱讚了吳宓「為人特立獨行，為文一絲不苟」的精神，且為友人一生行狀作了個小結：

他忠於他的主張，儘管他的主張不完全符合實際；他忠於愛情，儘管愛情遇到挫折和失敗；他忠於他的理想，儘管理想難以實現，但他始終如一，耿介執著，從未依附過任何權勢，或隨風向而轉移——這品格是十分可貴的。

這幾天正好閑翻《吳宓詩集》，卷首有這麼幾句譯詩（吳宓譯法國詩人解尼埃詩《創造》的第181-184行）：

採擷遠古之花兮，以釀造吾人之蜜；

為描畫吾儕之感想兮，借古人之色澤；

就古人之詩火兮，吾儕之烈炬可以引燃；

用新來之俊思兮，成古體之佳篇。

行文至此，驀然發覺這些詩句恰好也可以用來形容馮至先生的「文心」，來為文章做一收尾。

對於自己的「文心」，早前他其實有過一次比較正式的表露，即1943年刊於《生活導報周年紀念文集》的那篇《工作而等待》。文中他以卞之琳譯奧登《戰時十四行》中的詩句「他經過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為前引，以數頁篇幅回溯了里爾克專註創作的一生，熱情稱頌了里爾克的專註精神。過後筆鋒一轉，又聯想到了1921年夏日羅素的那次北大演講：

那晚羅素說了些什麼話，如今已經記不清，但是其中有幾句卻始終沒有忘記，而且現在越想越有意義了。他說，中國這麼大，人口這樣多，其中只要能有一千個真實努力工作的人，中國就會有辦法。現在，二十二年的歲月悠悠地過去了，當時參加過這個聚會的青年，如今多是四十左右的壯年，分散在這廣大國土的許多地方，回想起來，不無一些傷感。但是中國之所以能夠有今日，大半還是多虧在這二十年內不缺乏真實努力工作的人。我們只希望這些人的數目能夠增加。

毋庸置疑，馮至先生就是這些「真實努力工作的人」中的一個。雖然我們已知道，共和國前二十多年的波折也消磨去他很多才分，浪費了他寶貴的時間精力。

馮至，1980年。出版社供圖。

晚年的馮至依然懷有新的期待：1988年，他在「科學與文化論壇」上所做的發言刊發在《科技日報》時即以「振興教育，刻不容緩」為標題。家國命運仍是他心念所系，這是他歷經時代波盪後的感悟與呼籲。

在1985年發表於《詩刊》五月號上的《新絕句十首》中，有一首《給一個兒童》，也可看作他對未來年輕世代的期待：

我的過去，你不會明了。

你的將來，我也難以預料；

我們今天攜手同行，

共迎接又一個新春來到。

西人曾有一句諺語，叫作「讓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本意是在嘲諷世間的富人找尋不到進入天堂之門。

在此，我想把上述諺語轉化成一個新譬喻，因為人世間倒真就存在了這樣的一個針眼：時間的針眼。只因無論是富人或窮人，名人或無名者，高居權位的人還是偏居鄉野一隅的人，無論是駱駝，是騾子，還是馬，遲早有一天都會穿過這針眼，無可避免。倘若我們中間有人已決心以文學為志業（其他領域自然也會有其志業），倘若我們經過了自己的一生，在即將穿過這時間針眼前，或許應該提前自問一句：自己能夠攜帶什麼來穿過。

馮至先生，廢名先生，吳宓先生，老舍先生，李健吾先生，施蟄存先生，卞之琳先生，王佐良先生，金克木先生……這些前輩都是多能又多產、內心豐富而深情、隱忍又耐苦，從事文學活動的早期往往又非常跨界，詩、小說、戲劇、文學翻譯都有涉足，同時也兼通了漢語古典文學（這是他們的譯作表現出色的原因之一：母語的浸潤）。他們已走完了各自的人生旅程，給出了答卷。等時間再過去一點，當我們回望上個世紀，排除社會地位的標準、活動能量的標準、粉絲多寡的標準而純以文學與文化成就來衡量的話，我們就會看到他們愈發凸現的文化地位，且會將他們確認為該時段真正的人傑（就像我們隔了一千多年來認知唐代，更多矚目並心許的會是文學家，是詩人，而不是帝王將相）。

他們的文學詩火，今天仍舊可以引燃我們手中的火炬。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即以馮至先生、施蟄存先生等前輩為榜樣，來規劃、安排我的著述行動。感情與繼承並不空洞，是可以切實踐行的。

應約寫這篇文章時，我正在為「詩人傳三部曲」第二部李商隱題材的《少年李的煩惱》做最後的資料準備。我打算再挑選《馮至全集》中一些篇目來讀，只為更好地認識他的文章功業，看清他的全息像。也打算重讀里爾克《馬爾特手記》（感謝譯者曹元勇兄），我要用這部詩體小說為我即將開筆的《少年李的煩惱》汲取文體的能量，類似的觸媒讀物還有塞爾努達的《奧克諾斯》（感謝譯者汪天艾君）和羅蘭·巴特《戀人絮語》（感謝譯者汪耀進和武佩榮）。

正如我在文章開頭所說，文學譯介首先為了滋養我們的心靈，而非一味地崇拜，它最終的目標，乃是啟發並壯大我們的母語創作。關於這一點，馮至先生以及他那一代前輩作家已親身實踐並啟迪了我們。

閱讀，思考，翻譯，還有創作。已然覺悟的我們需要用行動的果實——作品——來為有待開拓的文學新地插上自己的標旗。

9月9日

於從容齋

撰文/馬鳴謙

導語/張進

編輯/張進 安也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