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寫阿桑奇引渡聽證會｜你們的旁聽人（五）

文/克雷格·莫瑞（Craig Murray）譯/張家樂、龔思量

編者按：近日，阿桑奇的新聽證會正在位於倫敦老貝利街的英國中央刑事法庭進行。阿桑奇除了是一名黑客外，也是一名澳大利亞籍的記者，他因維基解密公布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美國政府的機密材料而經受的折磨，似乎正殺雞儆猴式的在對全球記者發出一個信號——加強自我審查。我們曾在2019年11月初，刊出英國作家、人權活動家克雷格·莫瑞（Craig Murray）在10月21日出席威斯敏斯特地方法庭的阿桑奇庭審後，寫在他本人博客上的速寫《法庭上的阿桑奇》。我們在今年3月以《速寫阿桑奇引渡聽證會｜你們的旁聽人（一）、（二）、（三）、（四）》為題，分別報道了克雷格·莫瑞記錄的兩次聽證會。由於疫情的影響，原定於5月18日舉行聽證會被推遲至9月7日，克雷格·莫瑞出席了最新的聽證會並每日如約在自己的博客上記錄，為讀者帶來當日觸目驚心的庭審現場。克雷格·莫瑞於2002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英國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然後發現西方對他國侵犯人權活動的隱秘支持，導致他與外交部上級發生衝突，自此他開始了人權活動家的生涯。莫瑞也是阿桑奇的朋友，他因為阿桑奇所遭遇的一切和法律程序公然的不正義而感到震驚和悲憤。他在每篇日記的最後都寫道：「非常希望大家積極地參與這篇文章的傳播和發佈，包括翻譯。真相將使我們自由。」《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將陸續翻譯並刊發莫瑞的現場記錄，以饗中文讀者。

2020年9月7日，英國倫敦，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引渡美國的聽證會繼續在倫敦進行。

聽證會第十天（9月16日）

Your Man in the Public Gallery – Assange Hearing Day 10

周二，美國政府明確表示，根據1917年的《反間諜法》，所有發佈機密信息的記者都應受到起訴並引用了羅森的案例。美國政府律師還辯稱，著名的《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案——最高法院對《紐約時報》的判決僅涉及出版前的禁止令，並未明確排除根據《反間諜法》提起公訴的可能性。美國政府甚至在法庭上猜測，根據間諜法發起對《紐約時報》起訴是可能成功的。

我很難向英國讀者傳達特朗普政府對美國人政治文化和自我形象所造成的傷害。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跨越了政治分歧，而對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判決被視為自由的支柱。以至於好萊塢的主要超級明星仍然在以此為主題製作大片，片中的英雄是記者，而不是真正的告密者丹·埃爾斯伯格（我很自豪能夠認識他）。

美國政府現在在法庭上明確地表示：那些記者可以，而且應該被關進監獄，這就是我們將來要採取的行動。《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以及美國所有的「偉大的自由媒體」都沒有在法庭上聽到此事，也沒有報道此事，因為他們正在積极參与將朱利安·阿桑奇「他者化」為可以忽略其命運的非人類這一行動中。他們真的愚蠢到不知道自己是下一個目標嗎？

呃，是的。

檢方的立場與他們之前聲稱朱利安·阿桑奇不是記者，並試圖將他的行為與報紙的行為區分開來的做法大相徑庭。在最初三天的證據陳述中，法律專家說，這種對被曲解的起訴經不起針對起訴書中實際指控的調查。新聞專家也證實，阿桑奇與曼寧的關係，和培養和鼓勵其他官方消息來源的記者泄密沒有實質區別。

人們普遍認為，對檢方來說，最初提供證據的日子非常艱難。檢方小組因疑似新冠病例（嗯哼）而暫停。現在做法已經改變了；周二，檢方採取了一種激進的做法，主張根據1917年的《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政府有權起訴所有發佈機密信息的記者和媒體。

早期做法的目的很明顯，希望通過將阿桑奇與其他記者區分開來，以減少媒體對他的支持。很明顯，這樣的做法確實有失敗的風險，如果能證明阿桑奇是一名記者，這對辯方來說是有利的。所以現在我們有了——「任何記者都可以因發佈機密信息而被起訴」，這一美國政府的說法。我強烈懷疑，他們已經決定不需要緩和媒體的反應，因為無論如何媒體都不會注意到這次聽證會。

現在我將繼續闡述針對埃里克·劉易斯的盤問。我將不象昨天那樣在對話中詳細地闡述雙方觀點，而是在摘要中對闡述要點。

詹姆斯·劉易斯：回到歐洲人權法庭對Babar Ahmad一案的判決，你說他們發現單獨監禁被是允許的；但他們沒有考慮到更近期的研究，比如Wildeman和Andersen的2020年關於丹麥的研究。你是說這項研究會推翻歐洲人權法庭的決定嗎？

埃里克·劉易斯：這是不可能的。（我希望）如果在歐洲人權委員會面前有大量今天陳列的關於單獨監禁的證據，判決可能會有所不同。

詹姆斯·劉易斯：Wildemann and Andersen提到的，他們研究的五個局限是什麼？

埃里克·劉易斯：這份報告現在不在我的面前。

詹姆斯·劉易斯：為什麼在你的報告中沒有提到五個限制？他們說自己的方法是嚴格的觀察，不能用來證明因果關係。

（實際上，根據該報告，大量的前囚犯樣本顯示，那些曾被單獨監禁的人在被監禁後的自殺率要高得多。）

埃里克·劉易斯：我本可以寫幾百頁關於單獨監禁的社會科學最新發展。這只是一份關於這個題目的報告。

詹姆斯·劉易斯：你只是在尋找一些論點，而忽略了與你的觀點相反的細節。

埃里克·劉易斯：有大量的，包括來自美國監獄管理局的數據。你只是挑出了一份報告的一個警告。

詹姆斯·劉易斯：請簡潔回答。由於坎寧安的緩解措施，情況發生了變化。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埃里克·劉易斯：是的。

詹姆斯·劉易斯：你為什麼在你的報告中沒有提到這一點？

埃里克·劉易斯：因為這無關緊要。是有一些建議被提出，但這些建議在實踐中沒有得到執行。

詹姆斯·劉易斯：戈登·克羅姆伯格為我們製作了坎寧安緩解方案。2016年11月，在解決第8修正案索賠時，人們承認佛羅倫薩科羅拉多州亞歷山德拉拘留中心的精神健康治療條件不令人滿意，並商定了大量措施。你是否同意克羅姆伯格先生關於坎寧安的緩解措施改善了情況的說法？

埃里克·劉易斯：在某些方面，它改善了情況；但在其他方面，情況變得更糟了。

詹姆斯·劉易斯隨後回應了埃里克·劉易斯關於科維德的書面聲明，稱戈登·克羅姆伯格確認，截至9月2日，亞歷山德拉拘留中心不存在新冠威脅，阿桑奇將在那裡接受審前羈押。埃里克·劉易斯反駁說，美國聯邦監獄中新冠感染率為18%。

詹姆斯·劉易斯問：你在媒體上說最高刑期是340年，而你現在說的只有175年。你算錯了，是不是？你用了20年作為基數來計數，而實際上應該是10年。

埃里克·劉易斯：這是一次採訪中的一個錯誤。

詹姆斯·劉易斯：你不會真的相信175年的最高刑期吧？這只是一段錄音摘要（soundbite）。

埃里克·劉易斯開始回答，詹姆斯·劉易斯打斷了他。愛德華·菲茨傑拉德站起來反對，表示必須允許證人回答。巴雷策表示贊同。

埃里克·劉易斯：美國政府稱這是歷史上最大的案件之一。間諜罪常常會招致長期監禁。蓬佩奧將維基解密列為敵對情報機構。政府要求判處切爾西·曼寧60年的刑期。我根據官方判決準則考慮了這些指控。

詹姆斯·劉易斯：戈登·克羅姆伯格作證說，在所有聯邦被告中，只有一小部分被告獲得了最高刑罰。相似的罪行的量刑有着不合理的差異。傑弗里·斯特林（Jeffrey Sterling）是一名中央情報局（CIA）特工，因向俄羅斯出售伊朗機密而被定罪。他可能面臨130年的最高刑期，但只獲刑42個月。

埃里克·劉易斯：控方要求更長的刑期。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案例，不可比較。

詹姆斯·劉易斯：為什麼不給出一個現實的估計，而只是提供一段摘要？

（事實上，詹姆斯·劉易斯對傑弗里·斯特林一案的分類完全是帶有傾向性的，並不是一個明智的比較。）斯特林是一名罕見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黑人官員，他與僱主就種族歧視問題發生了長期而激烈的爭執，因向一名美國記者提供有關信息，向俄羅斯泄露有關伊朗的虛假計劃而被判有罪，這純粹是間接證據。斯特林沒有被指控向俄羅斯泄露機密。整個案件非常可疑。

埃里克·劉易斯：我遵循了判決準則。我給出了我計算出的法定最高刑期，175年；而根據我的經驗，他可能會被判最輕的刑期，我估計是20年。斯特林的刑期遠低於判決準則，法官也解釋了其中的原因。

詹姆斯·劉易斯現在又提了幾個案子，他指出向媒體非法披露的最長刑期是63個月（大概不包括切爾西·曼寧案）。埃里克·劉易斯回答說，阿桑奇起訴書中的具體指控涉及向外國勢力，而不是向媒體披露信息，以及提供對敵人有利的信息。阿桑奇被指控的罪名的刑期要高得多。

詹姆斯·劉易斯說，判決是由一名獨立的終身任期聯邦法官作出的，目的是使他們免受政治影響。人們關於聯邦法官在何種情況下可能被彈劾的問題，來來回回地討論了一番。法官指定處理阿桑奇案件的是克勞德·希爾頓（Claude Hilton），他自1985年以來一直擔任法官。詹姆斯·劉易斯質疑埃里克·劉易斯是否認為克勞德·希爾頓的公平性有待商榷，埃里克·劉易斯回答說，希爾頓是有名的重判者。

詹姆斯·劉易斯問埃里克·劉易斯，他是否接受美國司法部有專門防止不必要的長時間監禁的量刑原則。埃里克·劉易斯回答說，美國是世界上入獄人數比例最高的國家。

美國政府法律顧問詹姆斯·劉易斯隨後表示，他將轉向第一修正案問題。

詹姆斯·劉易斯：你建議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禁止起訴。

埃里克·劉易斯：是的，根據《反間諜法》，從未有出版商因發佈機密信息而受到起訴。

詹姆斯·劉易斯：你熟悉2006年羅森的案子嗎？這和阿桑奇現在面臨的指控完全一樣，間諜法793（g）：秘謀將機密信息傳遞給那些沒有權利得到它的人。你看過這個案子了嗎？

埃里克·劉易斯：我很久沒讀那個案子了，因為最終沒有繼續進行判決。

（詹姆斯·劉易斯通讀了羅森判決書的冗長摘要，我面前沒有這份材料，無法逐字念出來。因此，下面是要點，而不是文字記錄。）

詹姆斯·劉易斯：在羅森案中很清楚的是，根據《反間諜法》，收信人，而不僅僅是揭發者，要受到起訴。法官指出，雖然1917年的《間諜法》因含混不清而受到批評，但國會從未感到有必要對此加以澄清。它還注意到，許多所謂的模糊已在各種司法解釋中得到解決。它指出，美國聯邦第四巡迴上訴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ourth Circuit）駁回了第一修正案對莫里森案件的辯護。

埃里克·劉易斯：莫里森不同。他是個泄密者，而不是出版商。

詹姆斯·劉易斯：羅森的判決中還指出，在有明確的意圖證據的情況下，法律的模糊性不起作用。

埃里克·劉易斯：當你考慮到有100年歷史的間諜法，而且從來沒有起訴過一個出版商，那麼意圖……

詹姆斯·劉易斯（打斷）：我想從意圖轉向講第一修正案。最高法院的判決明確規定，有時政府對國家安全的利益必須凌駕於第一修正案之上。

埃里克·劉易斯：「在面臨迫在眉睫的危險時。對美國的利益造成了立即和直接的損害」。這是一個非常高的門檻。

詹姆斯·劉易斯：羅森的判決中還指出，《紐約時報》五角大樓文件案是關於禁令而不是起訴。「言論自由的權利不是絕對的」。

埃里克·劉易斯：當然。這些論點都是精心策劃的。例如，戰時運兵船的移動；有嚴重和緊急危險的情況等等。在五角大樓的文件中，埃爾斯伯格和阿桑奇一樣，被指控將美國特工置於危險境地。推翻第一修正案的門檻很高。

詹姆斯·劉易斯：（宣讀了一項判決，我認為它仍然是羅森判決，但它只在附頁里被提及）他還指出，連續不斷地披露損害國家利益的機密是沒有正當理由的。因此，記者可以被起訴。他是這麼說的嗎，劉易斯先生？

埃里克·劉易斯：是的，但是他錯了。

詹姆斯·劉易斯：你認為五角大樓文件的判決是最相關的嗎？

埃里克·劉易斯：是的，但還有其他案子和判決。

詹姆斯·劉易斯：仔細閱讀五角大樓文件的判決表明，《紐約時報》可能會被成功起訴。最高法院的三名法官明確指出，可以依據《間諜法》對出版商進行起訴。

埃里克·劉易斯：他們認識到有起訴的可能性。他們沒有說它會成功。

詹姆斯·劉易斯：所以你的分析，「不能根據第一修正案起訴出版商」是不正確的。

埃里克·劉易斯作出了一個冗長的回答，但視頻上的聲音已經模糊了，對於聽證席的諸位來說，回答變成了一系列的電音。律師們繼續陳述，也許他們能聽到回答，但我知道阿桑奇聽不到，因為我看到他試圖通過面前的防彈玻璃向他的律師們傳達這一點。阿桑奇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在律師們背後；他們都背對着他，眼睛盯着屏幕。

詹姆斯·劉易斯：請你舉出一項判決來說明一個出版商可能永遠不會因為披露機密信息而被起訴？

埃里克·劉易斯又給出了一個冗長的回答，似乎一口氣說出了一長串案例，並解釋了它們的重要性，但我還是只能聽到幾個不連貫的詞。聲音的問題最終改善了一點。

埃里克·劉易斯：不起訴出版國防信息的出版商的做法一直沒有間斷過。每天都有關於國防、外交和國家安全信息被泄露給媒體。媒體從來不會因為出版它們而受到起訴。

詹姆斯·劉易斯：美國最高法院從未裁定記者不得因發佈國防信息而受到起訴。

埃里克·劉易斯：最高法院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問題。因為從來沒有人提起過訴訟。但有一些密切相關的案例可以說明答案。

詹姆斯·劉易斯：你同意政府內部人士泄露機密信息會被起訴嗎？

埃里克·劉易斯：是的。

詹姆斯·劉易斯：你是否同意記者不可以幫助這樣的人違反法律？

埃里克·劉易斯：培養官方消息來源，並鼓勵他們泄密是正常的新聞慣例。照你這麼說，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美國頂尖的調查報道記者。在1969年發表的一系列報道中，率先披露了美軍在越南製造的「美萊大屠殺」真相。）將會被起訴。

詹姆斯·劉易斯：你是否同意記者可以未經授權進入白宮？

埃里克·劉易斯：是的。

詹姆斯·劉易斯隨後開始引用對白宮訪問權限的評價，然後似乎放棄了。他接著說，他將轉向這是否屬於政治引渡問題的討論。

詹姆斯·劉易斯：你有社會科學方面的專家資格證書嗎？

埃里克·劉易斯：我有伍德羅·威爾遜國際關係學院的公共國際事務學位。

詹姆斯·劉易斯：你有沒有發表過經過同行評審的著作？

埃里克·劉易斯：沒有。

詹姆斯·劉易斯：在另一件引渡案件中，也就是登普西案中，你認為這是基於政治觀點。英國高等法院將你的證據描述為「純粹的猜測」。

埃里克·劉易斯：是的，這是他們的觀點。登普西當時正在前往敘利亞的途中，聯邦調查局特工在機場接近了登普西。他向他們解釋說，他將前往敘利亞為一個反阿薩德組織工作。雙方相安無事。但到2016年，對阿薩德的政策發生了變化，登普西被指控。我的證據是關於政策的改變，而不是政治觀點的改變。

詹姆斯·劉易斯轉向傷者費爾德斯坦教授的專家證據：你是否同意他的說法，即雖然奧巴馬政府沒有決定起訴，但也沒有決定放棄起訴。你同意嗎？

埃里克·劉易斯：我認為這是基於對司法部工作方式的根本誤解。

詹姆斯·劉易斯：你有第一手的知識或來源來表達你的意見嗎？

埃里克·劉易斯：沒有。

詹姆斯·劉易斯：所以你的信息只是來自報紙。

埃里克·劉易斯：還有電視採訪和聲明。

詹姆斯·劉易斯：就像馬修·米勒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兩年前離開司法部的聲明一樣？

埃里克·劉易斯：是的，但他和司法部長埃里克·霍爾德關係密切。

詹姆斯·劉易斯：你是否同意戈登·克羅姆伯格關於起訴的決定是按照聯邦的指導方針進行的，而並非是政治起訴？

埃里克·劉易斯：不是在威廉·巴爾的領導下。現在的制度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起訴。

詹姆斯·劉易斯：你是說他們沒有遵守規定？

埃里克·劉易斯：是的。要求巴爾辭職的2600名前聯邦檢察官和抗議羅傑·斯通減刑的1000名前聯邦檢察官也如此認為。法官格里森在他的政治起訴決定的報告中也這樣指出。

詹姆斯·劉易斯：你是在指控戈登·克羅姆伯格不誠實嗎？

埃里克劉易斯：我不認識他。但我確實知道，在這件事上有沉重的政治壓力。

隨後就特朗普與維基解密多年來關係的不斷變化，以及《機密信息保護法》（secret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以及該法案是否妨礙辯方披露信息和接受被告指示進行了一些討論。這將與下一個證人進行更詳細的討論。

隨後，愛德華·菲茨傑拉德帶領證人進行了再次審問。他請埃里克·劉易斯說說他在指出奧巴馬到川普的政治變化時提到的電視採訪。埃里克·劉易斯引用薩拉·桑德斯（Sarah Sanders）的話「我們做了一些事情」，並將其與奧巴馬的不作為進行了對比。埃里克·霍爾德（Eric Holder）表示，他們已經決定不根據間諜法起訴阿桑奇，因為他不是為外國勢力行事。

愛德華·菲茨傑拉德接着問到弗吉尼亞東區檢察官因提起這個訴訟而面臨的壓力。埃里克·劉易斯提到了亞當·高曼（Adam Goldman）在《紐約時報》上發表的文章。在這篇文章發表10天後，司法部表示起訴阿桑奇是當務之急。

劉易斯解釋說，威廉·巴爾已經明確表示起訴取決於政治方向。他支持單一行政理論（Unitary Executive Theory），並認為所有的起訴決定都是由總統做出或代表總統做出。巴爾在一份備忘錄中明確指出，檢察官「只是總統之手」。這不是理論，這就是司法部現在的運作方式。許多聯邦檢察官已經辭職，許多人拒絕觸及對阿桑奇的起訴。「克羅姆伯格先生沒有，這是他的權利。」

愛德華·菲茨傑拉德隨後特別提出，詹姆斯·劉易斯在要求埃里克·劉易斯評論監獄條件時曾質疑他的資格。然而，在起訴方面，美國助理律師戈登·克羅姆伯格提交了大量有關監獄條件的評論。克羅姆伯格先生是否有詹姆斯·劉易斯要求的刑法學學術資格？埃里克·劉易斯回答說，他覺得沒有，他堅信自己對監獄環境的實際經驗要比克羅姆伯格多得多。克羅姆伯格對官方政策的闡述無疑是正確的，但它與監獄的實際情況毫無關係。

關於單獨監禁，愛德華·菲茨傑拉德（Edward Fitzgerald）概述了聯合國的曼德拉規則（Mandela rule），根據該規則，每天在牢房中關押22小時或以上，且與人沒有任何有意義的接觸，就將構成單獨監禁。路易斯回答說，《特別行政措施》制度肯定會違反曼德拉的規則。

下一個證人是托馬斯·杜爾金（Thomas Durkin）先生。他是一名執業了47年的律師，被允許在最高法院出庭。1973年至1983年，他是一個美國助理律師，此後一直從事私人執業。他在洛約拉大學教授法律，並獲得了伊利諾伊州刑事律師協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他同樣通過視頻出席。

愛德華·菲茨傑拉德向杜爾金先生詢問有關處理機密材料案件的特殊問題。杜爾金說，最大的問題是你不能和你的委託人討論機密泄露材料。你只能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一個SCIF（Sensitive Compartmented Information Facility，敏感隔離信息設施）——的特殊電腦上查看材料，並且必須在那裡準備你的材料。阿桑奇將不知道他的律師知道了什麼，他們也不能問他這些材料與什麼有關或有什麼意義。在接受指示和準備辯護時，這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困難。

愛德華·菲茨傑拉德問杜爾金，朱利安·阿桑奇是否有可能被判真正的終身監禁。杜爾金回答說，這是很有可能的。在瀏覽了訴因和可能適用的後增訴因後，他將這些罪行的量刑分為38、40或43分。這將使刑期從235個月到終身監禁不等，而且有多項訴因可能會被連續判處。杜爾金說，根據他在國家安全審判方面的豐富經驗，他可能會被判30到40年徒刑。政府的立場是阿桑奇比曼寧更應該受到指責，而他們要求判切爾西·曼寧60年的監禁。

愛德華·菲茨傑拉德隨後詢問了認罪協議（plea bargaining）系統的影響。托馬斯·杜爾金回答說，早期認罪會減少3分的量刑分數。這可能會給判刑帶來幾年的不同。但更重要的是，控方有減少指控訴因以換取認罪的自由。這可能對刑期產生巨大的不同——比如，可能是100年以上，也可能是10年。這一制度大大減少了選擇的自由，極大地阻礙了上庭受審。人們就是不敢冒這個險，德金的大部分委託方現在都接受了認罪協議。

德金先生同意愛德華·菲茨傑拉德的暗示，即朱利安·阿桑奇認罪協議的條件可能是他要交出維基解密的線人的姓名。

愛德華·菲茨傑拉德問德金，特朗普政府起訴阿桑奇是否有政治決定。杜爾金說，沒有新的刑事司法方面的考慮導致了具體路徑的改變，這很可能是一個政治決定。

愛德華·菲茨傑拉德向杜爾金詢問了戈登·克羅姆伯格關於大陪審團是反對政治起訴的有力堡壘的斷言。杜爾金回答說，這根本不是真的。大陪審團實際上從未拒絕授權起訴。在整個美國，大約每四五年才會有一次拒絕授權起訴。

詹姆斯·劉易斯隨後開始盤問。他問杜爾金是說阿桑奇在美國不會得到公正的審判，還是說這很困難？杜爾金回答說，阿桑奇在美國不會得到公正的審判。

劉易斯認為，在SCIF中查看機密材料的要求僅僅是一種不便。杜爾金說遠不止這些，你不能和你的客戶討論材料，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你對它的理解。詹姆斯·劉易斯反駁說，美國助理律師克羅姆伯格在證詞中說，阿桑奇本人將能夠看到一些機密材料。一處保密設備將供他會見律師使用。杜爾金表示，他不接受這種說法，他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發生。

劉易斯接著說，杜爾金的聲明是，將有空前數量的機密材料在這次起訴披露，但他不可能知道是什麼。他不知道會披露什麼，也不知道辯護，如果有的話，會是什麼樣的。杜爾金回答說，從大量的起訴和切爾西·曼寧一案中發生的事情可以懂得很多東西。劉易斯重複道，杜爾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阿桑奇可能會認罪。

劉易斯認為，英國的認罪協議制度大致上相同，被告在認罪後可以獲得三分之一的減刑。杜爾金表示，美國的認罪協議遠遠不止於此。政府可以在減少指控和訴因方面，明面上提出很高的報價。

隨後，劉易斯談到了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之間政策變化的問題。他強調杜爾金在這方面的觀點是依靠媒體報道得出的。杜爾金指出，2013年11月25日《華盛頓郵報》關於奧巴馬不起訴的報道引用了多位前任和現任司法部僱員的話，關鍵是沒有任何否認或反駁的消息出現，從來沒有人反駁過。

周二的聽證會到此結束。總之，我需要更正我昨天發表的一篇文章，那就是在視頻庫里只有三名記者來報道審判。詹姆斯·杜爾曼（James Doleman）帶我來到另一個隱藏的角落，記者總共大約有10個。不可原諒的是，幾家大報依舊缺席，但通訊社來了，即使他們少有訂閱。

聽證會第十一天（9月17日）

Your Man in the Public Gallery – Assange Hearing Day 11

周三又出現了另一個令人震驚的濫用法院程序的例子。檢察官詹姆斯·劉易斯被允許無禮地要求之前的兩名證人繼續作證（他們與他所發表的言論沒有任何聯繫），劉易斯宣讀了摘自盧克·哈丁（Luke Harding）和戴維·利（David Leigh）的書中的一則摘錄，其中哈丁聲稱阿桑奇在El Moro飯店的晚宴上，曾說過他不在乎美國線人是否被殺，因為他們是叛徒，這是他們應得的報應。

今天早上作證的是約翰·戈茨，他現在是NDR（德國公共電視台）的首席調查編輯，當時是明鏡周刊的主編。戈茨是參加那次晚宴的四個人之一。他已經準備好並願意作證朱利安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盧克·哈丁（Luke Harding）是在說謊（很正常）。巴雷策（Baraitser）法官不允許戈茨就這一點作證，儘管以前她曾允許兩名不在場的證人就這一點作證。

巴雷策的法律依據是這樣。戈茨揭露哈丁謊言的「申請」不在他的書面證據聲明中（在劉易斯向其他證人提出問題之前就已提交）。因此，只有在劉易斯盤問戈茨的情況下，戈茨才被允許反駁劉易斯故意編造的謊言。劉易斯拒絕向在場的目擊者詢問發生了什麼，因為他知道他散布的謊言會被揭穿。

劉易斯稱他已經將所謂的談話告知克萊夫·斯塔福德·史密斯，而他對此一無所知，以下是我的報告，：

隨後，劉易斯在《維基解密》一書中引用了斯塔福德·史密斯的一段話。在這篇文章中，盧克·哈丁表示，他和戴維·利最關心的是保護線人的姓名，但朱利安·阿桑奇卻表示，阿富汗線人是應受到懲罰的叛徒。「他們是線人，所以如果他們被殺了，那是他們自找的。」劉易斯幾次試圖把斯塔福德·史密斯牽扯進來，但斯塔福德·史密斯一再表示，他明白這些所謂的事實存在爭議，而他本人對此並不知情。

詹姆斯·劉易斯對馬克·費爾德斯坦教授說了同樣的話，馬克·費爾德斯坦教授和這件事完全沒有關係，以下是我的報告：

然後，劉易斯又念了一遍他交給斯塔福德·史密斯的，來自利和哈丁的書里的同樣的話，說朱利安·阿桑奇曾說過，那些阿富汗線人活該遭報應。

詹姆斯·劉易斯知道這些證人與這次談話完全沒有關係，他向他們闡述該事件純粹是為了讓謊言進入法庭記錄和引起公共討論。詹姆斯·劉易斯也知道戈茨當時在場。哈丁的書詳細說明了晚宴的確切日期和地點，參與者包括兩名德國記者，戈茨是其中之一。

有傾向性地去邀請沒有關係的人參與訴訟程序，而不允許參與者說出真相，這種做法顯然違背了公正。無論證據規則怎麼說，巴雷策和劉易斯在這裡都是在公然濫用程序。這是進程中又一個極其不公正的例子。

如果你對此還不生氣，試試這個。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將於今天下午作證。愛德華·菲茨傑拉德申請在下午3點15分進行視頻聽證（在丹居住的加州是早上7點15分）。巴雷策堅持不能把證據推遲到下午2點30分以後，這就迫使一位89歲的老人在早上6點30分起來提供證據，簡直令人驚嘆。

事情是這樣的，當丹108歲時，在他臨終的床上，他仍然能夠一邊閱讀《白鯨記》和彈奏尤克里里琴，一邊來智勝詹姆斯·劉易斯，但是持續的、憤世嫉俗的，對辯方的漠不關心只會使您無所適從。

約翰·戈茨是今天早上的第一個證人。2011年以來，他一直擔任NDR的高級調查編輯。2007年至2011年，他曾在《明鏡周刊》任職。他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德國捲入阿富汗戰爭的文章，其中包括一篇關於昆都士轟炸襲擊屠殺平民的文章，他因此獲得了德國最高新聞獎。2010年6月，他前往倫敦與維基解密和《衛報》會面，研究阿富汗戰爭日誌。

在《衛報》與《紐約時報》和其他主要媒體合作夥伴在「地堡」舉行的一系列會議中，雙方共同努力研究阿富汗戰爭日誌，但雙方都選擇發表自己的報道。這五家主要新聞機構（通常是競爭對手）的合作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

在戈茨看來，朱利安·阿桑奇似乎對這些材料的安全性十分痴迷，這讓戈茨感到震驚。他堅稱一切都是加密的，處理這些材料有嚴格的規程。這對記者來說是一個新的領域。《紐約時報》負責與白宮、國防部和國務院就處理這些材料的問題進行聯絡。

馬克·薩默斯要求戈茨描述阿富汗戰爭日誌的特點，戈茨說這些是令人着迷的第一手材料，提供了關於實際行動的低水平報告。目擊者的材料有時缺乏更大的視野；但也有有大量的戰爭罪行的第一手證據。他曾與《衛報》的尼克·戴維斯（Nick Davies）在373特遣隊的報道中合作。

朱利安·阿桑奇最關心的是在報紙上找到這些人的名字。他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從成千上萬份文件中辨認名字的技術方法。馬克·薩默斯問戈茨，他一直在尋找這些名字是否是為了編校，戈茨證實了這是為了編校。他就此次行動的危害最小化計劃採訪了阿桑奇。

此前，《紐約時報》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tt）代表這個團體向白宮發表了講話，他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確認了1.5萬份白宮不希望公布的文件，以免對個人或美國利益造成損害。雙方同意不公布這些文件，這些文件最終沒有被公布。薩默斯問戈茨，他是否知道有漏掉的名字，戈茨回答沒有。

當該財團對伊拉克戰爭日誌進行同樣的處理時，由於家庭原因，戈茨並沒有參與其中。但他知道，在美國根據《信息自由法》（FOIA）的要求發佈大量信息時，維基解密對這些信息的編輯力度比國防部更大。戈茨回憶起了一封來自《衛報》的大衛·利的電子郵件，信中說，由於維基解密花了大量的時間在刪除「壞消息」的編校過程上，一些報道的發佈被推遲了。

薩默斯隨後轉向對哈立德·馬斯里（Khaled el-Masri）的調查。戈茨表示，早在2005-06年，在他德國公共電視台的第一任期時，他曾調查當時德國公民馬斯里的非同尋常的聲明。後者聲稱他在斯科普里被綁架，被銬住並被帶往世界各地，受到不斷的毆打和折磨。最終，他被送達了（他認為是）美國在阿富汗的拘留所。在當時，他的說法似乎是難以置信的。

（請允許我在這裡插句個人發言，這大約是我本人作為英國大使揭發酷刑計劃的時候。實際上，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傑克·斯特勞[Jack Straw]向議會稱我是個騙子，他把這種非同尋常的引渡計劃稱為「陰謀論」。我知道那時候要讓人相信自己有多困難。）

戈茨的調查證明這個故事是真的。利用引渡飛行記錄和酒店記錄，他甚至成功地一路追蹤真正的罪犯到北卡羅來納州，並與那裡的一些人通話。在慕尼黑，已經有足夠的證據來對13名美國特工或士兵發佈逮捕令。薩默斯問戈茨他們是否被捕。戈茨回答說沒有，令他們吃驚的是，至今沒有任何向美國遞交逮捕令的措施被實施。

然後，當維基解密的外交電報被公布時，他們已經能夠看到對德國政府施加的不發出逮捕令的壓力。美國已經告訴德國，這樣做將對美德關係產生嚴重影響。

美國與德國的外交電報。

1. 在2月6日與德國副國家安全顧問Rolf Nikel的討論中，DCM重申了我們對可能在馬斯里案中發出國際逮捕令的強烈關注。DCM指出，德國媒體關於美國國務卿與施泰因邁爾外長在華盛頓就此事進行討論的報道並不準確，因為媒體報道暗示美國政府並沒有被馬斯里一案的進展所困擾。DCM強調，事實並非如此，簽發國際逮捕令將對我們的雙邊關係產生負面影響。他提醒Nikel，去年意大利當局採取了類似行動，這對美意雙邊關係造成了影響。

2. （S/NF） DCM指出，我們的目的不是威脅到德國，而是敦促德國政府仔細權衡可能會對美關係的產生影響的每一步行為，我們當然認識到了德國司法的獨立性，但指出決定發出國際逮捕令或引渡請求需要德國聯邦政府的合作，特別是外交部和司法部的同意。DCM表示，我們最初的跡象是，德國聯邦當局不會允許簽發逮捕令，但隨後的接觸讓我們相信情況並非如此。

3.（S/NF） Nikel還強調了德國司法機構的獨立性，但確認外交部和司法部將發揮程序性作用。他說，這起案件受到了政治和司法的密切關注。從司法的角度來看，事實是清楚的，慕尼黑檢察官的行為是正確的。Nikel說，從政治上說，德國不得不研究對美國關係的影響。與此同時，他指出了我們在應對全球反恐戰爭方面的政治分歧，例如關塔那摩設施的居住適宜性和據稱使用引渡。

4. （S/NF） Nikel還提到了來自聯邦議院和德國媒體的巨大壓力。Nikel說，德國聯邦政府必須考慮「整個政治背景」。他向DCM保證，總理府非常清楚此案對雙邊政治的影響，但他補充說，此案「不會很容易」。儘管如此，總理府還是會儘可能地發揮建設性作用。

薩默斯問戈茨是否參與了《明鏡周刊》的解密工作。戈茨回答說他是。除了主要的媒體合作夥伴，維基解密還引入了第二階段的第三方國家的當地媒體合作夥伴，這些合作夥伴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編輯對當地觀眾來說重要的新聞。這造成了一些延誤，使戈茨感到沮喪。

薩默斯問編輯過程有多徹底。戈茨說，最初的嚴格協議仍然有效，他不知道有誰受到了任何傷害。美國國務院積极參与了這一進程。P.J.克勞利和其他人會打電話要求編輯和省略一些內容。這些都實施了。最終，美國政府決定退出合作。

巴雷策發出了時間警告。

隨後，薩默斯詢問了導致未編輯電文公布的事件。戈茨說，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2011年2月，盧克·哈丁（Luke Harding）和戴維·利（David Leigh）出版了一本書，書中包含了加密電纜在線緩存的密碼。這在不同的鏡像網站上討論過，並且在Der Freitag參與後，Cryptome最終公布了完整的緩存。Cryptome在當時非常有名，也是記者的重要消息來源。

然後，薩默斯詢問了維基解密和《衛報》關係破裂的原因。就在這時，巴雷策裁定，薩默斯不允許詢問他在El Moro餐廳參加晚宴時發生了什麼事。薩默斯提出了一個正式的請求，因為劉易斯向其他證人介紹了這個問題，而這些證人不像戈茨，當時並沒有在場。路易斯反對，巴雷策否決了請求。

詹姆斯·劉易斯隨後為美國政府對證人進行了盤問，並直接提及了在2011年8月和9月維基解密（Wikileaks）公布的未編輯電報。戈茨提到了他之前關於密碼泄露的證據，並說Cryptome是第一個發表的。劉易斯反駁說，2011年8月29日，維基解密公布了133877份電報，並聲明這是「根據維基解密最大化影響和讓所有人都能得到信息的承諾」。這是在Cryptome出版前兩天。

一段相當混亂的時期隨之而來。阿桑奇在被告席上大叫，說這是一個錯誤的引用。他被警告說他將被排除在法庭之外。結果證明這的確一個錯誤的引用，我在上文給出的是更正後的版本。隨後，劉易斯對戈茨進行了一些相當混亂的提問，其結果是，這些都是非機密的和/或經過編輯的電報（占隱藏名單的四分之一）。戈茨表示，他不能對劉易斯的建議發表評論（即劉易斯表示有些人的名字標有「嚴格保護」）。

劉易斯表示，在合作之後，這些材料就被丟棄了。戈茨說不，維基解密在這個項目上投入了大量的時間、金錢和人力資源，通過詳細的討論，他知道他們打算至少再花一年時間跟進、推出報道。然後Cryptome出版了。

劉易斯引用了《衛報》9月1日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包括《明鏡》周刊在內的最初的媒體合作夥伴譴責了公開未經編輯的文件。他問戈茨，那15000份被扣留的電報是否也被「拋棄」了？戈茨回答說，那不是電報，是阿富汗戰爭的日誌；同時，據他所知電報被沒有拋棄。

劉易斯接著說，有證據表明阿桑奇思維縝密、幽默風趣、精力充沛；戈茨是否同意？戈茨說，是的。劉易斯隨後引用了克里斯汀·阿桑奇的話，稱她的兒子是一個多麼好的父親，並邀請戈茨發表評論。戈茨回答說，這一點他無法得知。

（很難解釋這種有點陰險的結尾性提問。可能是為了反駁精神病學的證據？）

在馬克·薩默斯的重新審查中，戈茨表示，當電報的編校過程進行時，沒有任何有風險的名字被公布。據他所知，沒有人因為出版而受到傷害。在與阿桑奇的密切接觸中，他知道阿桑奇曾非常努力地阻止未編輯電報的公布：他向弗雷塔格懇求過（不要發佈）。

當天下午，證人是丹·埃爾斯伯格（Dan Ellsberg），一位資深的告密者。他1931年出生於芝加哥，在哈佛和劍橋接受教育。從1954年到1974年，他在海軍服役；從1964年到1965年，他是美國國防部長的特別助理。隨後，他參與撰寫了一份47卷的官方分類報告，名為《越南決策史》（History of Decision making in Vietnam）。

埃爾斯伯格簡短地解釋說，這份報告表明，在明知無法打贏的情況下越南戰爭仍在繼續。這表明公眾和國會都一再被欺騙。他把這份報告泄露給了立法者，然後又以五角大樓文件的形式泄露給了公眾。這就導致了著名的「預先限制出版」案。根據《間諜法》，還有一樁針對他個人的不太為人所知的刑事案件。法院帶着偏見駁回了公開這一案件的請求。

愛德華·菲茨傑拉德要求埃爾斯伯格對維基解密和曼寧的關於阿富汗的出版物發表評論。埃爾斯伯格回答說，他看到了與自己極其相似的情況。這些文件有能力向公眾通報戰爭的進展情況，以及戰爭圓滿結束的「有限可能性」。阿富汗戰爭日誌顯示的是行動級別的信息，而不是更廣泛的視野，但其效果是相似的。他強烈認同出版的來源和過程。

菲茨傑拉德接着問埃爾斯伯格阿桑奇是否持有與這篇文章相關的政治觀點。埃爾斯伯格說，控方提出異議是荒謬的。埃爾斯伯格被自己出版物的政治觀點所激勵，而阿桑奇也有非常相似的觀點。他與阿桑奇進行了非常有趣的討論，並感到與他有很大的親和力。他們都認為政府的決策對公眾來說非常缺乏透明度。公眾得到了許多虛假的信息。

當公眾得到的真實信息如此之少，而得到的虛假信息如此之多時，真正的民主是不可能實現的。伊拉克戰爭就是一個例子，顯然是一場違反《聯合國憲章》的非法侵略戰爭，是通過向公眾兜售謊言而開展的戰爭。

阿富汗戰爭日誌類似於埃爾斯伯格在越南寫的低級別的報告。這是一回事；不顧外國大多數人的意願而入侵和佔領外國。這隻會帶來失敗或無休止的衝突：這樣的情況已經長達19年了。戰爭日誌揭露了戰爭罪行的模式：酷刑、暗殺和行刑隊。自越南戰爭以來，有一件事發生了變化，那就是這些事情現在變得非常正常，甚至被列為最高機密。

五角大樓的所有文件都是最高機密。維基解密的文件都不是。它們不僅僅「不是最高機密」，它們甚至沒有嚴格的發佈分類。這意味着，按照定義，這類文件中不應該有任何真正敏感的內容，當然也不會危及生命。

菲茨傑拉德問他關於附帶謀殺（Collateral Murder，2010年由維基解密發佈的這段39分鐘視頻展示了2007年發生在巴格達的空襲，視頻里美軍駕駛的兩架直升機在巴格達上空進行一系列空對地攻擊，造成平民和孩童傷亡，其中包括兩名伊拉克記者。視頻錄音顯示出機組人員甚至在嘲笑傷亡人員，引發巨大爭議）的視頻。埃爾斯伯格說，這顯然是謀殺，包括蓄意用機槍掃射一名受傷的手無寸鐵的平民。這是謀殺，這是毫無疑問的。 「間接」這個詞是可疑的，意思是偶然的。真正令人震驚的是五角大樓的反應，認為這些戰爭罪行是在交戰規則範圍內的，這意味着謀殺是被允許的。

愛德華·菲茨傑拉德問埃爾斯伯格是否被允許在審判中提出關於意圖的問題。埃爾斯伯格的回答是否定的。根據1917年的《間諜法》，將機密材料分發到指定接受者之外是一種嚴格責任的犯罪行為。這對告發者的審判是絕對不合適的。「我沒有得到公平的審判，最近美國的告密者也沒有。朱利安·阿桑奇得不到公正的審判。」

在代表美國政府進行的交叉詢問中，詹姆斯·劉易斯要求埃爾斯伯格確認，在複製五角大樓文件的時候，他正在為蘭德公司工作。埃爾斯伯格說，是的。劉易斯說，阿桑奇不會因為發佈了附帶謀殺視頻而受到起訴。埃爾斯伯格說，附帶謀殺的視頻對理解交戰規則至關重要。劉易斯反駁強調說，阿桑奇並沒有因為公布交戰規則而受到指控。他只是因為公布了那些可能受到傷害的人的未經編輯的姓名而被起訴。

埃爾斯伯格回答說，他已經閱讀了替代起訴書，阿桑奇被指控獲得、接收和擁有包括交戰規則、附帶謀殺視頻和所有文件在內的材料。在出版方面，他只被指控提供姓名。劉易斯說，其他指控與與切爾西·曼寧的共謀有關。埃爾斯伯格回答說：「是的，但它們仍然是指控。」

埃爾斯伯格援引美國助理律師戈登·克羅姆貝格的話說，起訴是針對公開那些「冒着生命和自由危險幫助美國」的人員姓名的機密文件。劉易斯將此與埃爾斯伯格進行了對比：「當你發表五角大樓文件時，你給媒體的東西都非常小心。」埃爾斯伯格回答說，他保留了三到四卷書，以免給結束戰爭的外交努力造成困難。

劉易斯表示他是在保護個人。埃爾斯伯格說：不；如果他公布了這些文件，美國政府可能會以此為借口退出外交程序，繼續戰爭。劉易斯問五角大樓文件中是否有可能對他們造成傷害的名字。埃爾斯伯格回答是的。在一個案例中，一個秘密的CIA特工被點名，他參與了CIA暗殺一名重要的越南政治家。他是埃爾斯伯格的私人朋友，埃爾斯伯格在這方面考慮得很仔細，但還是讓他的名字留在了五角大樓文件內。

劉易斯問艾斯伯格他是否讀過Floyd Abrams寫的文章「為什麼維基解密不是五角大樓文件」，他是紐約時報五角大樓文件案的代表。埃爾斯伯格回答說，他讀過艾布拉姆斯的幾篇類似的文章。他不認識艾布拉姆斯，他只捲入了民事案件，而不是刑事案件，他在很久以後的一個頒獎典禮上見過他一次。

劉易斯說，艾布拉姆斯曾寫道，埃爾斯伯格保留了四卷書，而「誰會對阿桑奇會不會出版全部文件抱有懷疑」？埃爾斯伯格回答說他不同意，艾布拉姆斯從來沒有和他或阿桑奇討論過一分鐘。「他在文章中根本不理解我的動機」。那些想要批評朱利安·阿桑奇、切爾西·曼寧和愛德華·斯諾登，同時又假裝自己是自由派（liberal）的人，普遍持有他所概述的立場。

他寫的完全是不真實的。朱利安·阿桑奇扣留了15000份文件。他經歷了漫長而艱難的編輯過程。他請求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就編校問題提供幫助。我相信，如果我處在我的位置，阿桑奇也會像我一樣把這些書扣留的。他無意指名道姓。

十年過去了，美國政府仍然無法說出一個人的名字，到底是誰受到了維基解密的傷害。我對克羅姆貝格在沒有提供證據的情況下提出這樣的指控感到震驚。由於沒有人受傷，顯然風險並不像他們聲稱的那麼高——確實，文件分類會告訴你。

他們對我的評價（和對阿桑奇的）一模一樣。他們說，中情局特工和那些幫助美國的人將會受到傷害。「他們說我會雙手沾滿鮮血。」

現在詹姆斯·劉易斯提出了一個不尋常的「問題」，他被允許讀出大約11段，這些內容來自克羅姆貝格散漫的宣誓書中不同位置。克羅姆貝格在其中說，維基解密公布的結果，導致一些美國消息源不得不離開他們的家園、躲藏起來，或改變他們的名字，前往包括阿富汗、伊拉克、伊朗、敘利亞、利比亞、埃塞俄比亞等國家。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一些線人後來失蹤了。塔利班曾公開表示，那些與美軍合作的人將被殺死。一名埃塞俄比亞記者在被指認為美國線人後被迫逃離埃塞俄比亞。在奧薩馬·本·拉登被擊斃後，維基解密在他的財產中發現了一些材料。劉易斯憤怒地問道：「你怎麼可能說沒有人受到傷害？還是自己說了實話？」

埃爾斯伯格：對於所有這些覺得自己處於危險之中的人，我當然為他們的不便感到遺憾，這是令人遺憾的。但他們中有人真的受到了身體傷害嗎？他們中的一個真的遭受了所聲稱的身體後果（危害）嗎？

劉易斯：你很遺憾人們被置於危險之中。你認為公布這些人的姓名絕對沒有任何危害嗎？

埃爾斯伯格：阿桑奇的行為與他故意公布這些名字的說法截然相反。如果數百人受到傷害，那將與公布信息所帶來的巨大好處相抵。沒有證據表明他們受到了任何實際傷害，但這必須在阿桑奇試圖改變的政策背景下進行。入侵導致3700萬難民和100萬人死亡。當然，有些人無法再被安置在一場造成100萬人死亡、3700萬人流離失所的戰爭中。政府非常虛偽，假裝關心他們，一面對他們在中東生活的普遍蔑視。他們甚至拒絕幫助編輯名字。這是假裝關心。

劉易斯：那些失蹤的人怎麼辦？有些人被迫以另一個名字消失或逃跑，這難道不是常識嗎？

埃爾斯伯格：在我看來，那一小部分可能被謀殺或逃離的人，不能必然地歸因於維基解密，因為他們是超過100萬被謀殺和3700萬逃離的人之一。

劉易斯隨後問艾斯伯格，他是否真的為阿桑奇保存了曼寧資料的加密備份。埃爾斯伯格回答說，是的；實際上它後來被摧毀了。

在複審中，菲茨傑拉德就克羅姆貝格證詞中的一段詢問了埃爾斯伯格，陳述美國政府不能肯定地將任何死亡歸因於維基解密的材料。埃爾斯伯格說，這是他的理解，在曼寧受審時也是這樣說的。他很震驚，這就像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一開始傾向於相信政府關於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說法，正如他一開始傾向於相信政府關於維基解密發佈導致死亡的說法一樣。在這兩種情況下，它都證明了他們是在瞎編。

評論

最高法院聽到的事實比它今天所能處理的要多得多，並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來排除更多的事實（被報道）。美國政府成功地阻止了約翰·戈茨這一證人來反駁他們公布的盧克·哈丁關於阿桑奇在El Moro餐廳所說的「發言」。美國政府還成功地反對了哈立德·馬斯里（Khaled el-Masri）的證詞，理由是他聲稱自己在美國受到酷刑。鑒於歐洲人權法庭和德國法庭都認為馬斯里的故事是真實的，只有在劉易斯和巴雷策的古怪世界裏，他在法庭上說真話才會被認為是錯誤的。

請盡你所能分享這篇文章，因為我們所有真實地報道這篇文章的人都在遭受社會媒體的極端禁止和其他壓制。

（以下為第十一日原文鏈接，本文略有刪減。）

責任編輯：沈關哲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