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親自為人民大會堂改名，它原先叫什麼？為什麼要改名字

1958年，新中國即將迎來十周年慶典，上級決定，在首都北京興建十棟建築，以此來彰顯新中國的成就。

人民大會堂，正是其中之一。

大會堂的名字是毛主席親自命名的，在毛主席到來之前，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為何棄而不用？

這一切，還要從毛主席的經歷中去尋找答案。

作為人民領袖，群眾在毛主席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人民的分量

1948年三月，許世友將軍將戰士們召集起來，戰士們以為許將軍將要下達作戰命令，然而，當他們趕到許世友身邊時，許世友卻拿出了一封信，朗讀起來：「親愛的同志們,看見了你們,我們又悲又喜,喜的是可得救了,悲的是這幾個月我們受盡了亘古未有的大大災難。

國民黨偽軍自佔領濰縣後,燒、殺、搶劫、抓丁、搶糧,無所不為,濰北全縣被拉去牲口兩千餘頭,糧食被搶精光,被抓壯丁難以統計。更殘酷的是廣大群眾被殘殺。兩年多來,濰北人民被殘殺者已有千餘……」

四下鴉雀無聲，只有許將軍的朗讀聲： 「要求你們像在孟良崮一樣消滅敵人,在濰縣留下英雄的勝利,立下大功,這是我們對你們高貴的信仰,也是人民對自己軍隊的命令」

這封信的作者是一位老鄉，在舊社會，像這樣的窮苦人還有很多。

1948年5月，毛主席乘車前往西柏坡，在路上，他不時用目光打量周圍的景色，忽然，他的表情僵住了。

路邊，一位婦女正在哭泣，她的身邊是一個奄奄一息的孩子，毛主席走下車去，來到孩子身旁詢問情況：「孩子怎麼了？」

孩子的母親哭着告訴毛主席：「孩子病了，打算帶他去找個大夫，可這孩子似乎不行了」

毛主席聞言，立刻吩咐隨行的醫生，給孩子看病。

醫生正在診脈，毛主席便焦急的詢問：「孩子有救嗎？」醫生點了點頭，但她隨後便猶豫起來，原來，要想救活這個孩子，需要用到當時非常稀缺的藥品盤尼西林，這葯在當時的中國根本無法買到。

「這葯非常貴重，你生病的時候我都不捨得。除非萬不得已。」

毛主席聽她這樣說，立即抬高了聲音：「現在就是萬不得已的時候！」

在主席的堅持下，小女孩轉危為安，主席這才放下心來，繼續趕路。

醫生原本也想跟着主席一起走，沒想到主席卻吩咐道：「你送這孩子回家，孩子沒事了，你再回來。」

後來，毛主席對身邊人說起：「要想個辦法讓醫生去農村」

毛主席十分重視百姓的所思所想，而百姓也用自己的方式，表達着對新中國的熱愛。

領袖與人民

1949年，經過平津戰役之後，國民黨將領傅作義認清了現實，與我軍簽署了協議，北平解放了。

剛剛解放的北平，有很多事情要做，但首要的一件事，便是清掃垃圾。

國民黨治理北平的時候，根本無心整理市容，就連天安門城樓兩側，都堆滿了垃圾。

我軍進城之後，新政府號召大家，做一次徹底的大掃除，許多市民登着人力三輪車，一車一車往城外運垃圾，只用了九十天的時間，北平這座六朝古都恢復了往日的光彩，以嶄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新中國成立之後，毛主席為了治理國家嘔心瀝血，他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也與日俱增。

這個時候，毛主席再想出去和群眾聊天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當時，台灣的蔣介石不甘心失敗的命運，派遣大量特務潛伏在大陸，公安部門為了毛主席的安全，制定了很多規則，公安部長羅瑞卿，更是在毛主席每次視察時，如影隨形的跟在左右。

他規定：毛主席外出，必須佩戴口罩和墨鏡。

毛主席並不情願，但他為了出行，還是接受了羅部長的提議。

1952年春節，毛主席帶着口罩視察南方，當專列來到武漢時，他走下火車，來到武漢街頭。

當時街邊有位老伯，正在賣炸豆腐，毛主席走過去想和老人家聊兩句，還沒開口，一旁的小姑娘認出了毛主席，大聲喊道：「毛主席來了！」

霎時間，人群蜂擁而至，這場面把毛主席的警衛人員嚇壞了：如果裏面有壞人，怎麼保證毛主席的安全呢？

此時跟在毛主席身邊的衛士長李銀橋，心中暗暗焦急，他把目光投向羅瑞卿，羅瑞卿也是一臉緊張，聲嘶力竭的喊道：「快把主席圍住！」

百姓越聚越多，他們搶着和毛主席握手，羅瑞卿沒有辦法，只好在人群中大喊起來：「大家讓開一條路，讓毛主席走，好不好？」

百姓們聽到羅部長這樣說，紛紛讓開一條道路，毛主席有驚無險地離開了。

回到北京以後，羅瑞卿立即加強了保衛措施，主席想要出門更困難了，他每次想出去，必須得到羅瑞卿的批准，以便羅將軍安排警衛。

此時的毛主席，開始懷念轉戰陝北時，他自由自在的生活。

那時，他帶着李銀橋，隨便走到一個村子裏，與村民拉家常。

毛主席和農民的話題，從莊稼談起，一直談到肥料，談到種地的方法。

他問李銀橋：你還記得那次嗎？

李銀橋沉默片刻，才回答主席：「當然記得」

主席微微一嘆：「現在，要是能像幾十年前那樣，到前門喝一碗大碗茶多好么」

李銀橋知道，主席想要出去，與群眾接觸，了解他們的想法，但他沒辦法同意主席的意見。

後來，李銀橋回憶說：「在這方面，我必須聽從羅瑞卿的意見，而不是主席本人」

對於這樣的安排，毛主席頗為無奈，但他卻不能提出異議——儘管他是黨的主席，人民的領袖，但他同時也是一名普通的黨員，組織決定他必須遵守。

不過，毛主席也有自己的法子：他經常去外地視察，在專列上，他與列車的服務人員交起了朋友。

在毛主席看來，他的衛士、身邊的服務員，都是最能接近勞苦大眾的人，與他們交朋友，也就相當於了解群眾。

當時，毛主席專列上，有一名服務員，名叫姚淑賢，她是天津人，主席很喜歡他。

一次外出途中，主席問道：「小姚呀，快到你家了吧？」姚淑賢點了點頭：嗯，還有半個小時就到天津！」

主席微微一笑：「你說，天津什麼最出名呀？」

姚淑賢脫口而出：「大麻花！」

主席不知可否：「天津的狗不理更出名，你說，它為什麼叫狗不理呀？」

姚淑賢的回答毫不拘束：「老闆特別精唄，誰不買他的包子，他就要罵人家！」

主席哈哈大笑：「我可不能挨罵，這樣吧，到了天津，讓人去買包子，今天你請客嘛？」

看到姚淑賢掏出自己的錢包，主席又問道：「你工資多少哇？」

姚淑賢臉紅了：「工資雖然少，請客還是足夠的！」

主席笑着制止了她：「客你來請，錢我出」

那天，姚淑賢與專列上的所有人一起，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夜晚，他們一起吃包子，一起談天說地，毛主席的臉上也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對於姚淑賢來說，主席不僅是領袖，更是親人。

後來，姚淑賢因為家庭原因，離開了毛主席，臨走前，主席和她合了一張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記者前來採訪時，她說：「這張照片我要永遠珍藏下去。」

毛主席身邊的衛士換了很多人，但主席一直記得他們，他曾對衛士有過吩咐：「我身邊的人，如果來看我，我不忙的時候就見他們，如果我忙，你們代我見一下，他們幫過我的忙，我不能忘了他們呀！」

在毛主席眼裡，那些為他服務的衛士，只是在「幫忙」他們之間，更多的是親人關係。

毛主席經常告訴別人：「你們不把我當領袖不行，可總把我當領袖也不行，我受不了。」

事實上，毛主席一直在用平等的態度，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

1970年12月，毛主席會見美國記者斯諾，面對當時對他的一些稱呼，他做出了回應：「總有一天要統統辭去，只留下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的確，他是教員，在他心裏，真正主宰歷史的，是成千上萬的勞苦大眾。

人民大會堂

興建人民大會堂，也是一個吸取各方意見的過程。

1958年，上級決定，要蓋一座萬人禮堂。設計稿出了七次，都不理想，專家們議論紛紛，周總理指示大家：要解放思想，多聽取一些年輕人的意見

於是，趙冬日等年輕設計師的意見被納入討論範圍，最後周總理拍板：「就用這個」

周總理進一步要求：「大會堂的壽命，至少不能少於350年」而且，他要求工期必須在一年之內竣工，因為一年後，就是新中國的十歲生日！

在上級的統籌安排下，這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成為了現實。

兩萬多人日夜施工，全國各地支援北京，大會堂終於在1959年國慶節之前建成。

9月，毛主席來到大會堂，他問道：「你們有名字了么？」

領導同志回答說：周總理說，等着主席命名。

主席繼續問道：「你們從前怎麼叫的？」「我們都叫萬人大禮堂，還有人叫「人民宮」

毛主席擺了擺手：「宮嘛，太封建了，還是叫人民大會堂好」

就這樣「人民大會堂」這個名字最終定型，它見證了中國一個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成為中國人民心中一個神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