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江晚報-浙江新聞客戶端記者 陳淡寧
過年回家嗎?
臨近春節,這是一句最日常的問候。
家的意味不曾改變,但回家的感受卻各有不同。時代之變,沖刷故土的人情世景,回家在溫暖之中亦雜陳五味。
此時,大眾的心頭與寫作者們的筆端,對家有怎樣的憶起與面對?
一群在杭州打拚的人,老家已成驛站
這座城市是他們的終點或中點
對於多數新杭州人來說,過年是一定要回家的。看父母、會朋友,卸一卸身心的負擔,在這個時代,回家仍然是中國人過年的一個重要程式。
當然,家是港灣,春節之後,每個人仍將起航,走向不同的遠方。
一群在杭州打拚的人,老家已成驛站
這座城市是他們的終點或中點

Leo 男 26歲 互聯網公司職員
家鄉:甘肅蘭州
在杭時間:1年半
回家15天
回家歇一口氣再出發
1月29日,Leo終於從公司批出了假條。
這件在12月末就被記在手機備忘錄里的事,竟然足足拖延了一個月。
並不是因為Leo有拖延症,而是因為在互聯網忙碌的工作節奏里,「請假」這件事永遠不是優先級。
假單上的時間,是從2月6日到2月21日,裏面包含着春節假、帶薪年假以及路途假等等名目,幾乎是Leo一整年的所有假期。
在一年的年首就將所有假期用盡的請假方式,看似奢侈,可在Leo看來,這一整年中,也再沒有什麼日子比春節時能在家多待上幾天更值得請假的了。
想念家人,想念朋友,想念故鄉的那一碗牛肉麵。這些情緒,像針一樣,鑽進Leo那被工作擠滿的時間的縫隙中。
「春節在家的時間也真很難說是好好『休息』,每天的作息也挺混亂。早上9-10點起床,陪家人吃飯,外出,去這裡那裡。到了晚上9-10點就是和朋友聚會的時間,常常通宵到早上才回去。」Leo說,「這樣的日子可以持續半個月,因為我們那裡的習慣是過完元宵節,年才算過完。」
「出來這麼久才回去一趟,會不會有近鄉情怯的感覺?就是會不會擔心在外太久,回去之後不知如何面對故鄉的人事變化?」
Leo搖搖頭:「不會啊,現在通訊這麼發達,平時也有在互通訊息,有什麼變化與事,都早就知道了。所以也不會感到驚訝吧。」
「那麼,假設公司允許你請更久的假,你覺得會不會因為捨不得而索性不要再回杭州了呢?」
Leo搖了搖頭:「家就像個驛站,讓我卸下所有的重擔。但我知道,這些擔子總歸還是要挑起來的。所以,就算允許請更久的假,我想在家我能待着的極限,大概也就是15天吧。」

張熙辰 男 33歲 自由攝影師
家鄉:福建廈門
在杭時間:5年
回家5天
初六就得回杭接單了
見到張熙辰是在他新搬的攝影工作室,此刻他正忙着清點搬家公司送來的箱子。問他為何會選在年末本就繁忙的情況下搬家,張熙辰苦笑着搖了搖頭:「房東突然要將房子收回,寧可多陪違約金也要讓我儘快騰出來啊。」
連夜搬,張熙辰的黑眼圈嚴重到連工作室的化妝師都看不下去了,硬塞給他兩袋眼貼膜,讓他趕緊把「熊貓眼」處理一下。
「今年沒有年三十,所以7號年二十九就過年了。我今年回去晚啊,7號下午的飛機,」張熙辰說,「7號上午有一個朋友,也是客人,說想要趁着家裡人都回來了一起拍個全家福,讓我一定得幫幫忙。我就接了。」
這是張熙辰在杭州待的第五個年頭,他去過廣告公司,也干過媒體,後來也跟朋友合開過攝影工作室。2015年下半年,張熙辰成立了自己的攝影工作室,做老闆,也做攝影師:「忙了很多,卻也充實了很多。」
「我是自由職業,所以其實想回家的時候就可以回家轉轉。」張熙辰說,「今年夏天的時候我還回家待了差不多1個月。所以對我而言『近鄉情怯』的感覺可能並不那麼明顯。非要說的話,可能就是過年能見到一些平時回去見不到的親戚朋友吧。比如我那個嫁到美國去的親姐。年年都是過年的時候回來匆匆見一面。今年,她的第三個孩子也出生了。這麼想想,時間也是過得好快。轉眼大家也都在各自的路上越走越遠了……」
「現在工作室剛上軌道不久,還是需要再拼一拼。」張熙辰感嘆,「所以今年可能也沒太多時間在家裡多待。我這裡接了一個年初六的單子,所以打算初五就回杭州了。」

回家3天
帶孩子去媽媽小時候住的地方看看
「今年過年打算帶他去我老家轉轉。」許玉萍說著,摸了摸身邊兒子陶陶的頭。
正在潛心玩着樂高積木的陶陶似乎有些不樂意,往旁邊一扭躲開了許玉萍的手。許玉萍笑了笑,嗔了句:「這孩子。」倒也沒再說什麼。
有時候許玉萍會有些恍惚,一眨眼到杭州就18年了。因為丈夫是杭州人,這些年來,許玉萍的年三十都是在杭州過的。
一般過了年初三,才會和丈夫一道回娘家,「因為父母后來跟着弟弟住到了青島,所以這些年我們回去過年的地方都在青島。」許玉萍說,「在那裡待個一兩天,就要回來,我有寒假,但孩子他爸要上班。」
對許玉萍來說,青島還不如杭州來得熟悉:「我22歲來杭州,讀書,工作,嫁人,生子。幾乎是在這個城市裡完成了幾乎我人生所有的重要階段。
日久他鄉是故鄉,興許就是這個意思吧。而青島,雖然如今父母、弟弟都在那裡,但那其實只是我弟弟讀書的地方,後來他在那裡成家立業,把父母接過去了而已。可對我來說,青島可能只是小時候去遊玩過的一座城,實在很難稱為故鄉。」
所以今年,許玉萍打定主意,要帶着10歲的兒子陶陶,花個3天時間,去自己真正的故鄉淄博轉轉,「想帶他去看看他媽媽小時候長大的地方。」許玉萍說。然而,打定了主意之後,許玉萍又感到一種莫名的不安。
「可能就是你說的那種,近鄉情怯的感覺。」許玉萍說,「這兩天我老是會夢見小時候自己走着去上學的那條窄窄的巷子。然後七拐八彎地就迷路了,半天轉不出來。」
「10多年沒有回去過的地方,再回去,恐怕真的都變樣了吧?」許玉萍苦笑了一下,「說是帶孩子去看看老家,但我心裏真有些怵,先不說老房子還在不在,自己以前再熟悉不過的路,現在肯定也早就變了模樣吧……」
可即便是這樣,許玉萍說她還是想要回去看看,她說,因為在那裡,總有些什麼是第二故鄉杭州和在青島的家人都無法替代的存在。

小邵 女 19歲 飯店服務員
家鄉:四川德陽
在杭時間:6個月
回家17天
回家17天
不想回家,西湖還沒逛完一圈呢
一盒泡麵,一根火腿腸,一顆滷蛋,1月28日,當小邵抱着這些東西來到火車站小超市的收銀台結賬時,或許是因為口袋塞得太滿,讓她在掏錢包的時候,把回家的車票夾帶着掉了出來。
顧不得後面排隊等結賬的中年大叔,一臉不耐煩的咂嘴聲,小邵緊張地蹲下身拾起了車票,吹了吹,小心翼翼放回口袋,才重新站起來付錢。
這張車票是小邵托老鄉幫忙刷了好幾天的12306才搶到的。
小邵說,她是店裡外地打工者里走得最晚的一批:「他們早的半個月前就回去了。等我走了之後,店裡(剩下的員工)基本都是本地的了。」
再過兩天,小邵來杭州打工就整整六個月了,「杭州很好的。」小邵說,「我出來(打工)早,去過湖南,去過廣州,後來老鄉說杭州好,就跟着老鄉到杭州來了。」
小邵的家在德陽,從杭州沒有直達的列車,得到了成都後再換一班車。「兩天的樣子,到家。」小邵說。
她並不擅長表達,話很少,回答問題也是用很簡單的字句和直白的情緒。然而,當問及她是否想回家時,小邵先是點了點頭,後來又搖起了頭來。
「我說不清楚,」小邵擺弄着手裡的手機,「回去也是想的。想爸媽,想大姐和弟弟。可是今年回去親事就定了……唉,不想回去。」
從她模稜兩可的回答里,我終於知道,因為不想回去完成家裡已經定好的親事,小邵去年過年就沒回家。
然而,孤身一人在外度過的那個春節,令她十分煎熬。所以今年她才會糾結到這個時候,才動身回家,並且早早地定好了初七回來的車票:「可我還是有點怕,怕我回去一結婚,就再也不能回杭州了。西湖我都沒逛完一圈呢。」

王犁:
田畈間,外婆的袒護聲
上周六,在山東的一間當代美術館裏,畫家王犁的個人迎新畫展開幕。40件水墨作品裏,充斥着體型肥碩的男女,人物與場景互相擠壓的逼仄,讓人聯想起春運時擁擠的列車。
然而水墨寫意的表現,又讓這份「擁擠」變得虛幻而遙不可及。
這個展覽名為——「鄉關何處」。王犁的筆下,我們的故鄉,可能並不是我們祖輩紮根的那一個地方。
淳安是我的故鄉,但不是我的籍貫地。
從小學開始要填表格,其中籍貫一欄,我一直沒有填父親的老家武義,而是填「淳安」兩個字,為此,父親還一再論理。
父親阿忠是浙江武義人,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新安江水庫才成型的淳安縣,從事林業工作,超過那一代人該結婚的年齡後,找到水庫邊的農村姑娘,後來就是我的母親阿德。
奶奶病危時,跟父親去過武義,還記得那種沒有一起生活經歷的疏離感,彷彿看別人家的老太,病床前我不時提醒自己,這是父親的媽媽,跟外婆一個級別的人物。人近中年越來越感到,親情在一起相處的重要。
在哪裡成長,哪裡就是你的故鄉。
童年的鄉村光昌邊,少年的小鎮排嶺,都是自己人生中重要的記憶。
外婆過世後就開始很少去光昌邊了,那裡還有兩個舅舅與舅媽,記得最後一次去是表弟結婚的時候,父母和姐姐到國外生活多年,我得作為代表,讓村裡可以看到,到城裡去的裁縫阿德家也來了人。
其實更多的記憶是縣城排嶺,每每最累最辛苦的時候,晚上都會夢到騎着單車在山城排嶺爬坡。
去年過年,我在多倫多阿德身邊,表妹在微信上泊出一張家門口往外看湖面和遠山的照片。
沿着家門口左邊的菜園籬笆往下走,穿過下坡的松林,有兩戶鄰居,溪澗上的木橋,橋邊有棵又粗又大的烏桕樹,接着田埂,左面是稻田,春種水稻秋種麥;右面是水塘,水塘邊也有幾棵烏桕樹,百把米的田埂後就是山坡,坡凹里還有一戶人家,早晨的炊煙煞是好看!
穿過炊煙上坡有個大米的加工廠,不過一台機器,把農家自己種的穀物加工成大米,邊上是一家代銷店,門口總站滿人,幾根長凳上坐着幾個人拿着小碗喝酒。
還有那個沒有媳婦的啞巴,他有時會蹭點碗底的酒水,有時也會被喝酒的人欺負,但總善意地看着我們這些孩子,並樂呵呵的待在那裡;對面就是我上的小學,小學還是五年制,一、二、三年級一個教室就一個平房,後面的泥牆上還有一個大裂縫,牆根就是老師的炊具。
快中午時,老師抽空生上火煮上飯,炊煙就沿着裂縫冒出去,彷彿有自己的眼睛;四、五年級在後面禮堂的戲台上,禮堂前是我們的操場,課間操每天都有,體育課要看老師是否記得了,最多玩點拔河和老鷹抓小雞的遊戲。
老家的火塘前貼着毛主席暢遊長江後那張著名的攝影年畫,我們在湖邊玩耍時,經常假想從縣城開來的船頭,是否會突然出現毛主席在向大家招手。
一天早晨,在鄉村廣播里聽到英國打馬島的新聞,第一次讓我感到村子之外,還有另外的世界。村裡有氣魄一點的長者,裹一裹油得發亮的棉襖,抽着煙深思熟慮地說——會不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這種深謀遠慮的擔憂,讓孩提的我羨慕和欽佩。
記憶中還有「文革」後最後一次知青進村。一群杭氧的年輕人,先在禮堂放下行李,其中一個像領導的人,站在一個高凳子上說話,從亞非拉大團結說到年輕人是祖國的未來,「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歸根結底還是你們的。」城裡來的大領導氣場不同凡響,壓過了村里長者對世界大戰的擔憂。
外婆過世已經很多年,現在家裡的書架上還放着一張外婆的照片,看到她就感到自己童年的幸福。父親在縣城工作,母親是走村串鎮的裁縫,在無限野外馴化的空間里,只要聽到我的哭聲,外婆就會在田畈或者山上的任何角落大喊着趕來,那種無原則的袒護,現在想到都感到快樂。

王犁 1970年生於浙江淳安。
中國美術學院公共藝術學院美術教育系老師,西泠書畫院特聘畫師。

葉開:
女兒說我的老家這麼丑
作家葉開已經有三年沒有回雷州老家,今年也不會回去。
他剛編寫好《這才是中國最好的語文書》第六冊「現代小說分冊」,其中有李劼人、蕭紅等人的作品。
常居上海的他說,在家鄉,自己已經是一個陌生人。而在上海,他又有着羈旅客的憂傷。
十二年前,我和太太帶着女兒「衣錦還鄉」。我女兒四歲,她很興奮,覺得我給她講了那麼多小時候的神奇故事,終於可以親眼目睹,親臨其境了。
我出生於雷州半島河唇鎮,當我上中學時,我家已經搬到了縣城。縣城並不是我記憶中的家鄉,我老家,還是我在那裡長到十五歲的坡脊鎮。
即便我上了河唇初級中學,每周末我還是要騎單車,從河唇鎮到鶴地水庫管理局那裡,上三次坡,到水庫大壩的高度,然後再到制高點、有郭沫若題字的「青年亭」那裡,順着水庫大壩,一路向北。
水庫大壩路面是黃泥沙土,一到下雨,就會被手扶拖拉機碾出深深的車轍,單車常常陷入黃泥水潭而動彈不得。這也難不倒我們這些走慣爛路的孩子。
水庫西面往下俯瞰,是蜿蜒的黎湛鐵路,再過去,是起伏連綿的丘陵。東面,是碧波浩渺的水面。
這一路上,有各種機會,讓我們停下來。比如驕陽似火時,我們會連人帶車一起翻過大壩,把車斜靠在土坡上,接着赤條條地扎入水庫里。
從大壩繼續向北,就到了一帶丘陵地山包,然後沿着山澗小路,騎車向下衝鋒,幾乎瞬間就能穿過第一個村莊,然後第二個村莊,再衝上我們家從另外一個角度能看見的磚橋,就進入了我的記憶中,進入我的故事,進入我的夢鄉。
那五棵枝葉婆娑的番石榴樹,正等着我再去上樹,再去摘果子。

女兒三四歲時,很愛聽我編故事。
我的記憶中,常常浮現一個倒掛在樹上的小男孩形象。那個倒掛在樹上的小男孩,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我的小夥伴。
實際上,不僅我一個人倒掛在樹上,我和我的小夥伴們,常常是一串串地掛在樹上,高高低低,大大小小,胖胖瘦瘦,如各種瓜果,有長好的,也有長歪的,如同掛滿了枝頭的芒果。
這次返鄉,發現一切都變了。那條被拆掉很久的鐵路,被鋪設了柏油路面,成了一條通衢,直通廣西。而我記憶中,無比漫長、彎彎曲曲的小路,我們騎車從縣城到坡脊,要兩三個小時,居然被我弟弟二十幾分鐘,就開到了。不對,是開過了。
從柏油大道上,我們直駛父親的家族發源地「九嶺」,那是我們「廖氏家族」這一支的核心地。我的第一世祖在明朝末年搬到這裡,到我已經十八世了。
回到那個更老的老家,海拔在水庫之上,很多我父親母親還熟悉的族人,彼此雞犬相聞,熱情招呼。但我一個都不認識了。我背上的女兒,更是陌生,她和我太太,連語言都聽不懂。
滿地的雞鴨在陽光下漫步,遍野的香蕉樹在村旁延伸,我帶着女兒和太太去跟香蕉樹拍照,跟菠蘿蜜樹拍照。
然後我們吃了正宗的雷州半島走地雞,開始回到坡脊,尋找我故事中的故事。
我背着女兒,順着那條曾經繁盛熱鬧的街道,在尋找我曾經熟悉的房屋。但是,這裡的居民大多搬走了。我大伯也搬到舊鐵路的北面。
我們的老家,已經住進了新居民。
新主人聽說是我們——很久之前的人,熱情地讓我們進去,我努力尋找那個聽父親講故事的小院子,但也完全陌生了。
我後來才明白,原來是五棵枝葉婆娑的番石榴樹不見了。那遮蔽了院子,連小雨都落不下來的茂密枝葉,消失了,我記憶中的天空遮着的番石榴果實,也飄走了。
我女兒在我背上,迷惘地說:「爸爸,爸爸,你的老家怎麼這麼丑?」
那時,我就知道,我已經無法重返故鄉了。

葉開 1969年生於廣東雷州。
著名作家、《頭號地標》文化總顧問、語文教育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