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越南新娘」到「越南婆」：粵西山村越南女性生存狀況調查

從越南被拐來華的阿明已經在廣東省信宜市池洞鎮生活了22年。但回憶起當年被人販子拐賣的經歷，畫面卻依然清晰。1994年，阿明聽說在中國邊境做些小生意能賺不少外快，便想來試試運氣，不料途中被下了迷藥。「他給我們吃那些東西，就暈過去了，就這樣被帶來了中國。到防城就知道了的，（我就喊）『哎，你帶我去哪裡啊？你怎麼不帶我回去啊？』（可是）不行了，不行了。」

隨着近年來媒體報道的增多，像阿明這樣的「越南新娘」已經進入了公眾視野。事實上，早在上世紀80、90年代，中越邊境就存在大量拐賣越南女性的現象。長期的戰爭在越南留下了性別比失調的社會問題，不僅戰爭寡婦數目龐大，適齡未婚的年輕女子也越來越多。而在中國農村，由於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和墮胎技術的普遍，性別比也開始失衡。很多貧窮且上了年紀的男性無法娶到老婆，為拐賣越南女性提供了強大的市場需求。中國與越南為相鄰國家，兩國的陸地邊界線約長 1350 公里，連接中國廣西和雲南兩省與 越南萊州、老街、河江、高平、諒山和廣寧 6 省。中越邊境多高山、大河的複雜地形也為拐賣婦女的非法活動提供了便利，兩國買賣婚姻的交易鏈條逐漸形成。

目前學界對於中越婚姻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邊境地區，對中國其他地區的越南女性研究較少。但在一些邊遠地區，「越南新娘」也是人數頗眾的群體。在我們調研的廣東省信宜市，據當地公安局相關民警介紹，目前偷渡至信宜市轄內的越南女性總共有200多位，其中一大部分是在1980、1990年代被拐賣而來。由於來華時間長，她們中的大多數已經適應了當地的環境，但對越南的鄉愁難以消泯，對中國的認同也不易形成，同時還面臨無法取得戶籍的現實困境，並且和廣大底層中國農民一樣為維持生計養兒育女備嘗辛苦。她們中有相當一部分和當地農民一樣外出務工，也有一些在長年在粵西農村生活，我們此次走訪的對象屬於後者。另外，也有一些越南女性從事賣淫、騙婚、吸毒販毒等違法行為，一旦被公安部門發現就會被遣返越南。

一般而言，「越南新娘」指的是那些原為越南國籍且在越南生活，後被拐賣至他國，成立新家庭的女性。在實際調查中，我們發現當地人對「越南新娘」的理解並不僅限於被販被拐的越南女性，而是把自願來華的越南女性也一併算入。並且，「新娘」這一稱謂聚焦於「出嫁」的短暫過程，容易讓人忽略她們未來的人生。在當地人的口中，這些女性有另一個名字，叫做「越南婆」。

來路紛紛

阿明被拐來華前一直生活在河內，高中畢業之後，她在一家國營的棉球廠工作，同時，她還是一個男孩的單身媽媽。剛被拐賣來到信宜時，她因為腳有點瘸，沒法做農活，被幾家人嫌棄。最後村裡一對老夫妻拿了3500塊錢出來，給自己的三十多歲的兒子挑了阿明。2000-3000元一位「新娘」是這些販賣團伙當年常開的價。有的「新娘」如果賣不到一個好價錢，還會被連續販賣到不同的地方。這對親歷者的她們來說，是段更為痛苦的回憶。

除了被販賣團伙集體強制拐賣，也有一些越南女子是被相識的熟人帶來的，性質介乎被騙和自願之間。她們來到中國遊玩後，卻發現自己很難回家，便在當地嫁人。阿明隔壁村的阿花也是河內人。當時她讀完了大學的醫學院，還曾在醫院實習。「我的朋友她嫁到這裡來。回來玩然後就帶我來，帶我來玩，不認識路（回去），那我就嫁給他了。」 阿花認為，雖然結婚前後的生活差距較大，但這還是一段自然而然自願締結的婚姻。

自願來華的阿年。

另一大部分越南女性則完全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自願來華的。阿年是2000年自願來中國的。「那時候生了3個孩子，你說辛苦嗎。房子也沒有，茅屋也是我的爸爸媽媽幫我做的。」她回憶，當時她在越南的丈夫不管家，包二奶，整個家庭只能靠她賣柴勉強維持。「我見那些人從中國回來也還可以啊，又見有衣服穿啊，有錢搭車，我就說那就帶我去咯。」她來到了中國後，認識了現在的中國丈夫，並和他生下了一個兒子。

也有的越南女性因為子女還小，帶着孩子來中國謀生活。「那時候（在越南）很窮，沒飯吃，很餓」「聽說中國很好，就想來看看。當時介紹的人說嫁來廣西的，因為我親戚在廣西。」 阿忠帶著兒子來到廣東，並且重建了家庭。現在中國的丈夫過世了，她就靠回收垃圾維生，兒子長大了就外出珠三角的工廠打工。

對於自願來華的越南女性來說，來中國是一條改善生活條件的路，也使得她們更有能力去扶持她們的越南家人。她們的中國丈夫也常常因為年紀過大、貧窮，沒辦法與當地的妻子結婚。這類東南亞外籍配偶婚姻在中國台灣、韓國等地區也普遍存在，台灣學者夏曉鵑總結其為「邊緣化男女謀求出路的商品化婚姻」。而被拐賣的越南女性則更多的是販賣團伙追逐利潤的受害者。她們容易留下心理的創傷，與越南家庭取回聯繫的難度也更大。

是去是留

幾乎所有被拐來華的越南女性在早期都有過逃跑的想法或計劃。「我也走出來很多次。出來發現那些字啊都不認識，說的話都聽不懂。半夜像這樣大的雨，蹲在路邊，跑上車又被趕下來。也報了幾次案，可是不會說話，沒辦法和公安溝通。後來也走不掉，找不到回越南的路。那時候真是想死。」調查中一位越南女性回憶到當年試圖逃跑多次，但是因為語言不通、路程遙遠，通通失敗了。她說，「在這有孩子之後，就沒想過回去了，不捨得。」

語言不通、夫家的監禁、費用，都是逃跑的重重障礙。但對於最終留下來的被拐越南女性來說，孩子一般是她們最終徹底打消逃跑念頭的轉折點。並且，有了孩子之後，丈夫一方對越南妻子逃跑的戒心也會下降，甚至會主動幫助越南妻子回家探親。

最終留下來、紮根在中國的越南女性，逐漸由所謂的「越南新娘」變成「越南婆」。「婆」是當地粵語的一種對年紀較大的女性的慣用稱呼，帶有貶義。當地人用略帶貶義的「越南婆」一詞來稱呼她們，她們也在中國的語境下用「越南婆」來定義自己。

而在公眾的視野中，她們的命名面臨困境。只有當人們用「越南新娘」這一詞語時，她們的來歷、生活才能被大眾所理解。但她們早已不是當年待嫁的新娘了，也不再是商品婚姻下自我兜售的物品。她們成為中國新鄉村生活中平常的一員，養兒育子，面臨著和其他中國農村婦女同樣可能面臨的困境：城市化、貧困、子女輟學、政治腐敗。

二十多年過去，這一群體的內部異質性也在擴大。她們有的踩着時代的尾巴通過灰色途徑辦上了戶口，外出珠三角地區打工，融入中國市場化的浪潮；有的留在農村，幹些雜活，如建築工、學校食堂煮飯等，發展機會受限。調查中只有少數越南女性能在中國繼續運用原有技能，如美容、美髮等。大多數越南女性不識中國字，技能有限，收入水平難以提高。曾經是醫生的阿花，由於不認識葯的名稱，沒機會進修，只能放棄醫學的技能，靠割木幫補家計。

留在粵西農村生活的越南女性大多家境艱難。

她們的家庭生活也不盡相同。阿明喜歡跟人說：「我老公很愛我的喔。我睡覺，他用手臂做枕頭給我。」雖然被販賣的婚姻以強制、暴力開頭，但也未必不會培養出良好的感情。她們在中國生育的下一代情況也不一：有些因貧困被迫輟學，提前外出打工，有些上重點大學，在一線城市找到不錯的工作。

作為母親，她們的越南背景對子女有一定的影響，但也相對有限。子女年幼時，她們普遍會哼唱越南歌曲、零散地教些越南詞彙。孩子也會不自覺地習得母親一些越南特有的生活習慣。如調查中一位越南女性的兒子在小時候養成的是母親越南式的進餐習慣，使用單獨菜碟、蘸香料進食，但初中外出鄉鎮讀書之後，就一直改用回中國的進餐習慣了。她們的子女也很少有會說越南語的。阿花解釋說，「教不了(孩子說越南話)的。你講你的話，可能她們就會幾句，像叫你吃飯啊。問題是時間久了，她們就不記了。大家全部都說白話。」隨着子女在中國文化環境中社會化，母親的獨特影響也會不斷被削弱。

「我們越南」、「你們中國」：鄉愁與認同

正在唱越南歌的阿明。

「那些越南歌就是說男孩子女孩子的。我不見到你，就沒有太陽了。我不見到你，心就死了。裏面的感情，很愛很愛的。」阿明喜歡唱越南歌，她還有個本子裏面密密麻麻地記滿了越南歌曲的歌詞。她22年沒有回過越南，和那邊的親人也斷了聯繫。一旦想起幾句越南語歌詞，她就趕緊記下，怕過了就再也記不住了。

之所以沒回越南探親，主要還是因為錢。因為已經在中國生有子女，夫家一般也不太擔心她們會逃跑。對阿明來說，回一趟越南要一兩千塊，是一筆奢侈的開支。而且年紀變大，身體多毛病，也不太敢出遠門。

阿花因思念母親而落淚。

在採訪的11位越南女性中只有兩位從未回過越南。這兩位都是被拐賣的越南女性，因為貧窮、身體健康問題，沒辦法籌劃回家。因為長期失去聯繫，被拐的越南女性第一次回家的難度特別大。阿珍當年第一次回家，整條村子的人都跑出來迎接她，「我爸我媽都一見到我就哭了，開心到哭了，很感動。原來大家都以為我是死了的。」一般來說，自願來華的女性回越南探親的頻率更高，一般每隔兩三年就回去一趟。而被拐賣的越南女性在二十多年來大多數只回去過1-3次。

她們回越南探親一般是跟着相識的越南同鄉，從廣西邊界偷渡回去。越南同鄉是她們人際關係中重要的一環。她們在買越南調味品等商品、探親等事宜上都相當依賴同鄉。而同鄉的人際網絡中，最特殊的一類是人販子。不少嫁到中國越南女子都是強制拐賣集團中的「主力軍」。有的甚至本身就是被拐過來的「越南新娘」。她們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也加入到買賣的鏈條中，循環惡化人口拐賣問題。調查發現，不少村子的「越南新娘」都是由同一位越南女子拐賣過來的。

被拐賣的越南女性對人販子的態度也是矛盾的。有的與人販子不再相識，仍表示十分憎恨。更多的情況是拐賣團伙中的「越南女性人販子」與她們住得相近，一直都有所往來。一位越南女性表示她曾經收到過人販子對她參與拐賣的邀請：「拐我的人在橫洞村，離這很近的。她也是越南的。平時我會找她買點越南的東西。她之前還叫我一起去拐，我說我不去。聽說她最近被抓了，拐了15個越南女孩子，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被放出來。」

也有相當一些情況人販子就是中國丈夫家的親戚。有一位越南女性談到和當時拐她過來的人感情很好：「我說我不會告你，你讓我嫁到的這個男人不太好，我就罵你。她對我不知道多好咧，有病就天天打電話，叫我去她那邊。」在這些情況下，對人販子的埋怨大多集中在「你讓我嫁的老公不好」，而不是「你把我拐到中國來」。拐賣的色彩被淡化，這也更加類似於中國農村地區常見的、慣有的婚姻後對介紹人的輕微埋怨。長時間的生活，讓曾經是受害者的越南女性不得不選擇適應當地的生活，淡化拐賣的經歷，與周邊人形成正常的社會關係。

在與她們的相處過程中，筆者感覺到她們不僅能說一口流利的當地話，在處理人情世故，如招呼客人、與家人討論祭祀的事宜等，都體現出對當地習俗的充分了解。這與她們來華的時間、中越兩國相通的儒家背景不無關係。但在一些生活細節上，她們仍保留了一些與當地農村婦女極為不同的習慣，如塗腳指甲、修眉、抽水煙等等。

但儘管她們看起來已相當適應當地的生活，大部分受訪的越南女性仍更傾向於說自己是個「越南人」，並在日常生活的話語中不時會出現「你們中國」、「我們越南」的區分。「我對中國人好，中國人就對我好。很多中國人以為你是從越南過來的，做什麼壞事的。但我本來也不想過來，被別人騙過來，也是沒有辦法。」阿露認為在平時的交往中，不太熟的中國朋友還是會對她的身份有所戒備。

不少學者都對越南女性的社會文化適應問題有所關注。中國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越邊境的婚姻，大多數調查都傾向於認為她們國家歸屬感、參與公共生活和個人族群情感方面較難適應。「認同焦慮」、「制度排斥」，是學者周建新研究中越邊境跨國婚姻時，對越南女性處境的總結。他認為，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排斥的制度設計，讓她們很難良好地調適，容易產生身份認同的焦慮。缺乏國籍、戶籍的「制度排斥」對於這批生活在離邊境較遠的越南女性來說同樣適用。

戶籍之困

根據越南法律規定，一旦查出其國公民沒有經過任何登記程序來到中國且三個月未歸，就自動喪失了越南國籍。而中國法律規定，毗鄰國邊民婚姻登記需要有效護照、國際旅行證件或出入境通行證件以及本人無配偶證明。這些偷渡過境的越南女性，由於沒有正當的入境手續，無法進行婚姻登記，也就很難通過正規渠道取得中國戶籍。也有部分越南女性在1990年代時就通過灰色途徑「買了個廣西戶口」，或者由當地村大隊幫忙辦理。近幾年，程序控制愈加嚴格，「買戶口」可能性也越來越小。在調查的11位越南女性中，只有三位是有中國戶口的。

戶口是人與國家政策牽連的線。沒有戶口，她們成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的「三非」人群。具體來說，沒有戶口，她們無法外出正規的工廠打工，不能享受任何的社會保障，也沒法享受參與村裡的田地分割。「簡單啊，你要吃啊你要穿啊，一來又沒有戶口，（就）沒有身份證，沒有身份證就不能去打工，沒戶口又不能分田地。」與社會保障相比，阿花更在意少了她那份土地的分配，給家庭帶來的利益損失。

2016 年初,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的意見》，其中提到將加強戶口登記管理, 全面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這項新政引起了好幾戶受訪家庭的關注，但相比起大量的超生黑戶，「越南新娘」這樣的群體並不突出，細則中也沒有具體提及相應的解決措施。根據從信宜公安部門了解到的信息，目前並未出台能夠幫助這一群體合法辦理戶籍的地方性法規。

由於政策、辦理途徑等客觀的障礙，以及年紀的增長，這些越南女性辦理戶口的意願也逐漸不那麼強烈了。「老了就不用去什麼地方了，年輕人要打工就要（戶口），我就不需要了。」阿明說。加上粵西農村民間仍有崇尚土葬的風氣，有的越南女性甚至考慮到了沒有戶口，可以逃過農村推行的火葬。

越南女性的子女通常都能隨父親入戶，因而在戶口上不受影響。大多數越南女性在訪談中都傾向於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下一代身上。「母親」的身份既是她們大多數人最終留在中國的理由，也成為她們與中國這片土地最重要的勾連。

「一個人啊，都是命註定的，是不是啊。有誰會想嫁那麼遠呢？不想的呀。」阿明的這番話不是個例。命定論成為她們，尤其是有不幸拐賣經歷的越南女性，對自己過往人生的解釋。這是一個正在消失的群體，但她們在鄉土中國的遭際與掙扎卻不應被社會所遺忘。

（本文根據復旦大學「越南新娘在鄉土中國」團隊的相關調查撰寫而成，陳曉君、馬笑揚、譚莉珊、鄒翹穗、張紫薇、湯禹成對本文亦有貢獻。視頻拍攝：譚莉珊、楊秀俊、肇芳雪，剪輯：楊秀俊、林芊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