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我在52年里的19個圖書借閱證

從1964年至今52年，我還保存着19個借書證。把它們排列下來，很有意思，可以分成幾類：

第一類，文革前借閱證；

第二類，1980年代在北京的借閱證；

第三類，海外大學及社區借閱證。

第一類

我人生的第一個借書證是北京市少年宮圖書館借書證。那是1962年我還上小學時得到的。上中學後，1964年8月做了更新。圖書館在景山公園內，是兩進的院子。它是北京市青少年最好的圖書館，藏書總有數萬冊之多。我的編號：67184中，意思是67年初中畢業，第184號。

1980年代，當我負責一個基金會的工作時，做得第一件事，就是資助經歷過文革之後，衰敗不堪的北京市少年宮圖書館。之後，它又曾有過短暫的復興。如今的北京沒有一個專門少年兒童的圖書館是多麼遺憾的事情！

1964年，我考入北京市第十三中學，自然獲得北京十三中借書證。圖書館在新樓的頂層。記憶中，主要藏書是配合學校各科和各年級教學需求，比如數理化方面的課外讀物，還有一些國學和現代文學書籍。借書證上是我自己用美術字填寫的姓名、班級、編號。

文革前的兩個借書證用得都是繁體字。值得提及的是，在中學時代，我還經常去北京市西城區圖書館。它位於北長街。我常常下學後，自地安門乘5路汽車去那裡，可惜那兒的借書證遺失了。

第二類

兩本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閱覽證，取得時間是1982年6月18日和1983年5月30日。當時我已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畢業，去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工作，職稱是助研。北京圖書館還在文津街上，我去查閱較多地是與技術革命有關的圖書資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前身是民國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它的圖書館有大量舊時留存，藏書十分豐富。我所在的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人員，除了擁有本所的圖書資料借閱證，也有經濟所借書證。我手中兩本，一個領取於1982年；一個領取於1987年。每次可以借圖書15冊，期刊5冊。一本借書證分三部分，分別是：圖書登記、期刊登記，文藝書刊登記。

工業經濟研究所有圖書館和資料室。這本資料室借閱證被彩紙區隔成專題資料登記，圖書登記，剪報資料登記，報刊資料登記四部分。在我們所的資料室里，有很多年輕女生是專門從事閱報、剪報、分類、整理工作的。剪報資料曾經是研究人員的重要資料。

第三類

在海外的大學，ID（身份證）同時可做借書證用。我前後在海外三十年，曾有過十個ID或圖書證。

第1個是1985-1986年，我在美國密西根大學作訪問學者期間的。

第2個是1986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的。

第3個是1989年1月-1989年3月，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

第4個是1989年12月-1990年3月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

第5個是1990年9月-1991年6月在哈佛大學期間。

第6個是1993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讀MBA時的學生ID。

第7個是 1993年TUFTS大學的。

第8個是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圖書證，是我使用時間最長的。因為自2003年，我曾在那裡任教十餘年。

在維也納，還去過其他一些圖書館。內部最為輝煌地莫過於Melk Abbey 圖書館，它建於1089年。可惜這裡的書多是德語，甚至是古德語的，還有不少拉丁語。

第9個是台灣大學。這是近年來，我在台大任教期間使用最多的圖書館。台大圖書館最大的優勢就是中文和西文書籍都極為豐富。在中文書籍中，有從古代善本到台海兩岸的書籍。

我對在海外各個大學圖書館的閱讀歷史，記憶憂新，比如在美國密西根大學，集中在非均衡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主要是十六世紀價格革命史和工業革命史，以及撒切爾主義的形成與發展；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興趣在資本市場、美國銀行歷史和華爾街歷史；在哈佛大學，着重中國經濟史和政治史；在麻省理工學院，則是公司管理和世界金融。至於在奧地利的維也納大學和台灣大學，借閱書籍以配合教學為主。

此外，還有澳門中央圖書館的閱覽證。我有一個習慣，所到之處，即使呆得時間不長，也情願花時間去尋找、發現和使用當地的圖書館。

人類文明演進中，圖書館發揮過令人不可想像的歷史作用。據維基百科，人類最早的圖書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蘇米爾時代的烏魯克里城，那裡有用楔形文字記錄大洪水等重大歷史故事。據說，在中國，公元前6世紀的哲人老子曾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不知老子在圖書館工作了多少年，也無從知曉他的圖書館經歷對其思想有怎樣的影響。後來秦始皇「焚書坑儒」，很可能被焚的書大部分來自春秋戰國時期的各類圖書館。1995年，我第一次去柬埔寨的吳哥，在曾經是圖書館的廢墟前佇立良久，那個曾經主宰從印度支那到馬來半島的高棉人的衰落，一定和這個圖書館有着歷史的邏輯關係。

不能想像，沒有圖書館，人類的文化遺產還會有更好的方式傳承。或者，沒有圖書館是否還會存在人類文明。信息革命和互聯網正在改變人們獲取知識的方式，圖書館不再是知識資源的主要象徵。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是，由此得出圖書館勢必走向消亡，似乎還「為時過早」。

對我來說，圖書館幾乎構成了生命不可缺失的部分。雖然在文革和上山下鄉的十餘年，我不曾再有任何圖書館的借書證，然而，所讀的書，不是少部分，而是大部分來自各種圖書館「流出」的書籍。唯一的例外是在1972-1973年間，我所工作的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第四師的師部，在密山縣裴德鎮前八一農墾大學的大樓。該樓地下室是一個被封存的圖書館。我有幸進入其中，那裡一度成為我的私人圖書館，也是我閱讀廣泛甚至可以說雜亂的時期，歷史、文學、土壤、農業、林業、水利等等，不一而足。當時的那種幸福感是不可言喻的。

至今，我仍然喜歡去圖書館看書。從書香、燈光到輕輕翻書的聲響，特有的「靜悄悄」，都為思想和精神活動提供了一種無法替代的氛圍。我經歷的所有圖書館，都曾經是我的神聖殿堂。

來源：歷史之稜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