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大時代創造出的很厲害的人物」

導語

長安君（微信ID：changan-j）：關於經濟，關於發展，知名經濟學家林毅夫有很多獨到的見解，這不僅得益於他的世界銀行副行長等任職經歷，更與其從未間斷的實踐、調研、學習和思考密不可分。三十年前，林毅夫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位從歐美名校獲得經濟學博士以後便立即返回祖國大陸工作的經濟學家。三十年來，他一方面致力於中國的現代經濟學教育，另一方面繼續從事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的學術與政策等研究。下文從「對話」、「傳奇」、「理論」、「實踐」等角度詳盡記錄了林毅夫成為 「新結構經濟學之父」的歷程——

林毅夫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梁辰

「

「或許是目前中國經濟學家中最孤獨的一個。」財經評論家水皮這樣界定林毅夫並非因為他顯赫的成就：出生在台灣地區，橫渡海峽到大陸，北大畢業後留學美國芝加哥，第一個回國創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前身是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林毅夫自成一派。

有人給林毅夫貼上「政府派」標籤。他不生氣，也不去理會別人的評價，「我知道我是按我對問題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獨立學者」，他的立場從未變過。林毅夫喜歡談問題，該批判時批判，但不會為批判而批判。他推崇獨立研究和思想解放，不預設立場，只就事論事。

林毅夫自覺「處在一個嚴峻經濟的時代，不能辜負這個時代」。作為經濟學家，他提倡透過現象了解本質。他的邏輯很簡單，「新的理論總是來自於新的經濟」，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高速增長，「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現象。」這足以支撐一套完整而嶄新的理論體系，以中國的視角認識世界、改造世界。

林毅夫還有更大的目標：推動中國成為新的世界經濟理論研究中心，「世界經濟的主要中心轉移到中國，不可避免，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轉移到中國，也不可避免，我們自己要有信心」，他樂觀估計這個時間點是2030年。

」

清明前一天採訪林毅夫。溫潤的空氣濕漉漉，林毅夫辦公室門前的二喬玉蘭正值花期。偶爾風吹花落，勾起無限思緒。

林毅夫坐在沙發上，談起新結構經濟學，滔滔不絕。他的同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薛兆豐說，「他（林毅夫）就是有一點，百折不撓，看準了一個方向，一門心思」，「在我和他有限的接觸裏面，他只講經濟學，（其他）什麼都不講的，你們試試和他講點別的看看。」林毅夫本身就是一個傳奇，「是大時代就會創造出的很厲害的人物」，一位同行總結。

「或許是目前中國經濟學家中最孤獨的一個。」財經評論家水皮這樣界定林毅夫並非因為他顯赫的成就：出生在台灣地區，橫渡海峽到大陸，北大畢業後留學美國芝加哥，第一個回國創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前身是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林毅夫自成一派。

北大鏡春園之北、萬泉河之南，林毅夫帶着一幫年輕的經濟學家從1994年紮根於此，研究中國經濟和中國經驗。他以朗潤園為家，大部分時間都在此度過。在這一方小天地里，林毅夫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經驗，成功提出一套嶄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新結構經濟學。這套新理論將為全球發展中國家尋求適合本國發展的道路提供理論支撐。

時至今日，朗潤園早已成為與中國經濟改革聯繫最緊密的地方之一。

一次對話

3月24日晚間，比爾·蓋茨在北京大學發表了以「中國的未來：創新慈善與全球領導力」主題演講。林毅夫主場主持了和他的對話。此前，林毅夫已經連續上了5小時的課，第二天還將飛博鰲參加博鰲亞洲論壇，第三天飛阿布賈。他的行程一向如此緊湊。

比爾·蓋茨說，全世界的目光都在關注中國，「中國不僅在解決國內問題方面努力取得新突破，也在利用其對抗貧困和疾病方面的經驗幫助其他國家應對類似挑戰。」林毅夫在創辦國發院之初就考慮到，中國迎來了難得的發展黃金期，就像一個亟待開發的富礦，然而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看不懂中國經濟，更沒有辦法總結很多規律性的問題形成中國經驗，而很多中國學者又只是照搬西方的東西，沒有自己的深入研究。

中國經濟問題有中國特色，也受世界格局影響。大家都非常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的態勢，「我們對2017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是6.5%左右，給自己留點餘地」，林毅夫說。從2010年至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變緩，這種現象是改革開放以後從未有過的，尤其是2016年增長率6.7%創下了1990年以來的歷史新低，「中國經濟在2017年是不是真正地達到L型的底部，會不會再下滑？」

2008年6月，林毅夫履新世界銀行，當年9月分爆發了經濟危機。剛開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專門討論過「這場危機到底會怎麼演變」，當時大家的判斷是相對樂觀的，「（覺得）持續的時間通常是三季度。」歷史上來看，201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所以世界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發達國家的宏觀經濟足以應對這次衝擊。林毅夫是少數派，「（我在）當時判斷認為是長期危機」，「現在看來是正確的。」

根據世界銀行預測，美國2017年經濟增長速度可能達到2.2％，2018年達到2.1%，2019年達到1.9%，「但是我們知道發達國家包括美國，過去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3%到3.5%」，「正常增長的速度都沒達到，所以並沒有復蘇。」歐元區也是這樣的情況，「發達國家發生的情形一定會影響發展中國家。」

林毅夫提出，發達國家應該聽聽中國經濟學家怎麼說，「當一個國家爆發危機，一定有內部的結構性問題」，這一點中國經濟學家看到了，結構性改革成為熱門話題。林毅夫提供的思路是，「用基礎設施投資創造需求，創造就業。」他的邏輯是，基礎設施投資是增長，提高經濟增長潛力，恢復正常增長時，財政稅收就會增加，這時反過來可以償還基礎設施投資造成的空白。林毅夫曾經做過一項研究：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每投資一塊錢，就能增加7毛錢的進口，其中3.5毛錢來自於發達國家。從2009年年初開始，林毅夫就倡導全球基礎設施建設，以應對這場自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金融經濟危機。可惜當時響應的人極少。

不過從近兩年開始，意識到基礎設施投資重要性的人越來越多。G20峰會也將其作為一個里程碑議題，「不僅是奧巴馬贊成這個觀點，現在特朗普也贊成這個觀點。特朗普上台以後他現在講在美國的基礎設施投資是1萬億美元。」林毅夫想，我們可以抓住這個機會來推動中美合作，進行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這種情況下確實要用我們的智慧找一條出路。」

林毅夫志在「用中國的東西提出一套新的理論」。

一個傳奇

有人給林毅夫貼上「政府派」標籤。他不生氣，也不去理會別人的評價，「我知道我是按我對問題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獨立學者」，他的立場從未變過。林毅夫喜歡談問題，該批判時批判，但不會為批判而批判。他推崇獨立研究和思想解放，不預設立場，只就事論事。

林毅夫自覺「處在一個嚴峻經濟的時代，不能辜負這個時代」。作為經濟學家，他提倡透過現象了解本質。他的邏輯很簡單，「新的理論總是來自於新的經濟」，中國改革開放後的高速增長，「是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現象。」這足以支撐一套完整而嶄新的理論體系，以中國的視角認識世界、改造世界。2011年，林毅夫提出新結構經濟學構想，對經濟學研究提出了挑戰。

同行也在挑戰他，包括朗潤園裡的「自家人」。林毅夫見人就談比較優勢理論，原國發院教授海聞直接站起來說，你說錯了。林毅夫總是很淡定，溫和地說，溫和地聽。他希望聽到批評反對的聲音，不搞一言堂，還專門開過幾次研討會。「這是純學術討論，不會因為他是林毅夫老師，所以我們就不說了，他也希望我們說。」姚洋說，「大家也不會爭論得臉紅脖子粗。」他是林毅夫的學生，國發院第三任院長。

「我覺得台灣的知識分子，像林毅夫，通常是一個君子之交的程度，不會因為一點事去爭。」汪丁丁眼中的林毅夫，「沒有什麼競爭」，「因為比較淡定。」平靜如水的外表下，林毅夫的眼神是犀利而堅定的。他充滿韌勁，認定的事一定要做到。比如剛開始學電腦，由於不會使用拼音，他就給每個按鍵貼上標籤，苦練打字。

林毅夫很少與人閑聊，他最大的樂趣就是工作。國發院副院長張佳利老說他：你活個什麼勁兒，你也老了，不要以為還是當年的（小）年輕。有時在外開會，林毅夫會去游泳健身，從這頭游到那頭，不停地游。彷彿他所有的決斷力、毅力、魄力都凝聚在了那著名的「金門一游」中。

1979年5月16日，27歲的林毅夫橫渡金門海峽游到大陸。此時的他正在謀劃未來。台灣地區30年間，無論是經濟、社會，還是文化建設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而彼時的大陸依然落後窮困。「（當時大陸）真的可以學（台灣）很多東西。」國發院教授霍德明2005年從台灣來到大陸，「我來的時候台灣大部分人還不認可我這個行為，現在看大多數都可以接受了。」

林毅夫決定來大陸時改革開放剛開始，蔣介石和毛澤東先後去世又增加了不確定因素，同時中美兩國正式建交。時局巨變中，林毅夫捨棄了「小我」，選擇了「大我」，「貢獻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他（林毅夫）對於中華文化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嚮往」，「而這個嚮往很難說是怎麼造成的，或許是因為學校裡邊念書，或許天生基因裡邊就有。」霍德明說，林毅夫曾表達過台灣整體區域環境對個人發揮的限制，「選擇大陸倒是要有勇氣的。」霍德明分析林毅夫身上存在某種浪漫主義的想法，「我覺得這很正常，因為每個年輕人都有浪漫。」

1995年春，經濟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哈佛大學教授帕金斯夫婦、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林毅夫身上，責任和周全多過浪漫。他本在台灣大學主修農業機械，一年後轉到了陸軍官校——台灣的黃埔軍校，讀了三年，又到台灣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讀了兩年MBA。當時這個MBA項目是美國密歇根大學的資助項目，全台灣最紅的一個項目，就像留洋鍍金一樣。照理說，林毅夫的硬件資歷已經很不錯了。

1978年，林毅夫被分配到金門284師任馬山連連長。就官階而言，連長上面有營長，營長上面有團長、旅長。林毅夫當時的上司2月1日離任。三個月後，5月16日，林毅夫選擇了這個日子。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大家都認為林毅夫被鯊魚吃掉了。

我特別想知道當時的林毅夫怎麼忍心拋下年邁的父母、年幼的兒子和身懷六甲的妻子。

林毅夫微微向沙發後背靠了靠，臉上有些紅暈，不知是疲憊還是憂愁。他在猶豫，欲言又止，似乎不想回答我的問題。我不想打破沉默。有時沉默也是一種態度，更是一種共鳴。

我又確實擔心林毅夫不願意回答這樣的問題。太多人直白地問他，有沒有提前告訴妻子，甚至有人直接說林毅夫在那天下午先打了電話叮囑老婆要保重。這種橋段放在林毅夫身上，有些不搭。人之常情，他的言談舉止也許向最親密的妻子透露過心思，但謹慎如他，是不會牽連他人的。

林毅夫微微側了側身，把聲音壓得很低，放慢了語速，如果窗外有動靜，我可能聽不清他的話。他說，「妻子對我是很有默契的，很多事情是盡在不言之中。」這種默契和諒解，是他最珍惜的。

林毅夫說，他的決定我們這一代人已經很難理解了，但對於他們那一代人來講，就是「家國情懷」。

一套理論

林毅夫的聲望在2008年達到頂峰。他接替法國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ois Bourguignon）就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成為世行歷史上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

在世界銀行工作的四年時間裏，林毅夫沒有休過一天假。他走訪了世行188個成員國中的60個。在大量實際調研的基礎上，林毅夫發現了新課題，二戰以後，以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為主的西方主流發展經濟理論並沒能幫助發展中國家成功，全球實現由低收入到高收入跨越式發展的經濟體只有台灣地區和韓國，而實現由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也只有13個。

有意思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在轉型中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華盛頓共識」，推崇「休克療法」，不但沒有獲得成功，反而陷入困境。而中國、越南、柬埔寨等幾個轉型成功的經濟體，恰恰沒有遵循「華盛頓共識」，而是採用了雙軌制改革。因此，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必須結合自身條件，提出適合本國實際情況的理論體系。

2011年，林毅夫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構想。其理論核心是，有效市場以政府有為作保障，有為政府以市場有效為依歸。「市場要有效必須有產權保護、各種市場發育、宏觀穩定，收入分配影響社會和諧和市場有序運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各種外部性矛盾和市場失靈」，這需要積極有為的政府來解決，「有效的市場需要政府的有為來作保障。」「政府有為的目的是為了使市場有效，政府行為超過保障市場有效的範疇就成了越位，該做的不做或不做好就成了缺位。」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邁克爾·斯賓塞等十餘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對此理論給予了高度評價，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很感興趣。國際經濟學界認為這是繼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後的第三波發展理論思潮。

林毅夫雖然是在美國讀的博士學位，但他並不迷信西方經濟學理論。他讀博時的導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教授通過研究發現，西方自17世紀至20世紀中葉出現過各種經濟學思潮，對新問題開出的藥方即便不是完全錯誤，也並沒有像它們所宣稱的那樣獲得預期效果。林毅夫吸收美式教學的核心，不停地質疑、提問、討論。

早在1994年，林毅夫就已經開始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原型理論。當時，他在與蔡昉、李周所著《中國的奇蹟》中提出了經濟體制內生髮展戰略的理論框架，開始了理論創新的第一步；2007年，在英國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上，林毅夫再次提出了一系列可驗證的假說，並用數據做了檢驗，出版了《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和自生能力》一書；2008年，林毅夫把《中國的奇蹟》中的分析框架進一步發展成《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理論體系；2012年，卸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前，世界銀行出版社出版了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一書。隨後，林毅夫用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框架，結合其在世界銀行的工作經驗及訪問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所思所見，出版了《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一書。

「時也、運也、命也。」霍德明清楚，「現實很重要，他（林毅夫）能夠在那樣的現實環境之下脫穎而出，他的努力，他的天性，天生跟其他人不一樣。」對於一名學者而言，學術研究不僅要有足夠的耐心和持久的恆心，還要對方向有很強的認知感，大部分學者對此是沒有把握的。正因為不確定性才有研究的必要，也正因為不確定性才有研究的風險。換句話說，誰也無法確認花巨大精力做的研究在未來會有回報。

起初是沒有人願意研究中國經濟的。1982年，林毅夫奔赴芝加哥大學攻讀農業經濟學博士，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霍德明說，「誰去研究中國經濟？有幾個莫名其妙的人，也沒有重要（主流）的人，而且要研究中國經濟也沒資料」，「（就）圖書館地上幾張報紙，怎麼研究？」更現實的問題是，研究完中國經濟又能幹什麼？

林毅夫做到了。全世界經濟學界要談中國經濟，唯一權威而英文流利的，只有林毅夫。他信奉儒家思想，相信凡事有「基本之道」，「我想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社會，都應該鼓勵你有追求」，「我能感覺到世界、國家的部分，這是我們追求的最高目標。你要達到這個目標，你就要利用你所處的時代，它的有利條件和現實條件是什麼，然後在這個條件之下你怎麼選擇這個道路，如果這個道路正確，你能做的貢獻就大，那可能就有意想不到的想法。」

一場實踐

世界銀行任期屆滿後，林毅夫返回北大，繼續教學研究工作。林毅夫最牽掛的，還是學生。他每學期都給本科生上課，即使是每年3月左右參加「兩會」也從來沒有耽誤過。

他的助手陳曦一直記得20年前的一件小事。那時的「中國經濟專題」安排在最大的教室北大電教上課。林毅夫上課的習慣是課前認真備課，課間不休息，課後還拖堂。本應9點結束的課，因學生要求會講到10點。教室管理員很有意見，有一次9點半突然給拉閘熄燈了。學生們嘩的一聲驚呆了。林老師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繼續講課，直到講完為止。臨了還一再對管理員說抱歉。

現在的「中國經濟專題」還是在最大的教室上課。里三層外三層都容不下慕名前來聽課的學生。我隨林毅夫一起去上課。講台上站着的是我見到最光鮮亮麗的林毅夫。他的那種恬淡，是從心底生出來的。

以教書育人為己任，創建新的機制培育更多人，「側重教學，側重研究，側重對政策研究的直接貢獻」，林毅夫創辦國發院時就提出了這樣的教育標準。有所創新，就要有所犧牲，「林毅夫的苦處只有他自己清楚。」國發院副院長、MBA項目負責人胡大源說。林毅夫對任何人都不訴苦，「確實是有壓力」，北大給了政策，他就找錢、找人、找場所，別人不拿他們當回事的時候他也硬上，「（只能說）得道多助。」

2007年6月23日，林毅夫在國發院畢業典禮現場

「好的領導者一定有仁厚之心，」胡大源說，「出現問題的時候，責任他（林毅夫）攔過去，最難的他一定不推卸責任，而且他高度信任（同事），（別人）做得不好更多是寬容。」與林毅夫有過激烈論戰的張維迎在1997年出走後，2014年又徹底回歸了國發院。

林毅夫平日里總是面帶微笑，非常平和，但對於自己的理論觀點則堅持到底，有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氣神。新結構經濟學已經在實踐層面得到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認可。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已經通過該理論取得了一些成績，而波蘭政府在制定「波蘭長期發展規劃」時也參照了新結構經濟學理論。

林毅夫在世界銀行工作時，四年內去了非洲14次。他發現，非洲仍有大約14億人餓着肚子入睡，還有超過六分之一的人口在貧困中掙扎。如何縮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成為他在世行思考最多的問題。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執行幹事Celestin Monga曾在世界銀行與林毅夫共事。他說林毅夫經常會問一些令人尷尬的問題：

這些年在世行都做了什麼？為什麼我們給一些國家建議，那些國家並沒有變得又富又繁榮？

因為那些國家並沒有仔細聽我們的建議。

可能他們不聽你們的，是因為你們的建議不夠好。

林毅夫的話引起了Celestin Monga的注意。他開始留心林毅夫在想什麼、在做什麼。「我很認真地說，很多厲害的經濟學家在一起，沒有誰能把發展理念解釋得比林毅夫好。」

1979年，非洲人均收入為575美元，中國為182美元。30年後，中國改革開放使得經濟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非洲依然貧困。每次到訪，林毅夫「內心都有很大的觸動」，不忍看那裡的小孩，這讓他想起初到大陸時所見的中國農民和中國小孩，「他們一直是在貧困線。」但並不是他們不努力，而是「思路決定出路」。

國發院經濟學教授張曉波跟隨林毅夫訪問過的非洲國家包括烏干達、盧旺達、埃塞俄比亞、加納、南非、坦桑尼亞，「（非洲）市場太大了。中國製造業轉移往哪轉？非洲是一個目的地。」那裡的土地大部分都荒着，沒人種，也沒機械設備，中國有經驗、有設備、有資金，「幫助（非洲）提高糧食產量，非洲老百姓得福，同時對中國也有好處」，「也把中國經驗傳播出去，中國的產品也可以打到非洲，長久來講對中國的製造業有好處，對中國解決產能過剩也有好處。」

林毅夫常跟他們講，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復興了戰後歐洲，幫助歐洲建基礎設施，反過來歐洲又振興了美國的製造業。林毅夫為非洲開出的經濟增長藥方是學習中國經驗。他認為，非洲政府若能學習中國政府的一站式工業園區服務，並由政府首腦親自招商引資，將會極大增強中國企業家投資非洲的信心，而非洲龐大的勞動力市場也將為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轉移提供巨大空間。張曉波說，他們正着手調查至少五百家中資企業，「看看到底做什麼，效益怎麼樣，為什麼去，投資環境怎麼樣，對當地的影響怎麼樣。」

林毅夫的第一個試點是埃塞俄比亞。埃塞俄比亞是非洲最貧窮的國家，基礎設施落後、營商環境差。2011年3月，林毅夫向時任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建議，由於該國生產皮革，可以有針對性地到中國向皮革與製鞋企業招商。後來，梅萊斯借來華參加第26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開幕式的機會，邀請了一批中國企業家到埃塞俄比亞考察。廣東東莞華堅公司成功地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郊區「東方工業園」投資建廠，目前已成為埃塞俄比亞最大的出口企業。

2012年12月4日，林毅夫（右）在美國斯坦福大學介紹他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該校經濟學教授羅納德·麥金農向他贈書。麥金農是世界上首先分析「金融壓抑」對經濟發展構成嚴重障礙的經濟學家

2013年， 埃塞俄比亞政府又在首都附近的博樂拉明鎮設立新工業園區，成為非洲吸引外商投資最熱門國家和經濟發展明星。世界銀行為博樂拉明工業園區的第二、三期發展提供了2.5億美元貸款。

埃塞俄比亞經濟增長的示範效應讓林毅夫成為非洲各國元首的座上賓。2013年2月，坦桑尼亞總統賈卡亞·基奎特邀請林毅夫擔任顧問，為新建立的工業園區出謀劃策；2014年1月，塞內加爾總統麥基·薩勒邀請林毅夫訪問，發表新結構經濟學的演講。因為發展經濟學理論對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薩勒總統授予林毅夫國家功勛勛位高級騎士團司令勳章；2014年7月，埃塞俄比亞新任總理海爾馬里亞姆·德薩萊尼表彰林毅夫對埃塞俄比亞經濟發展所作的貢獻。

如果非洲國家能夠採用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抓住中國產業升級的機會，「相信非洲國家可以取得20年經濟平均每年8%的增長，他們也有可能在一代人當中擺脫貧困，在兩代人當中變成一個中等收入的社會。」林毅夫有這個自信。

2015年9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並主持南南合作圓桌會，宣布設立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由中國商務部主管，委託北京大學主辦，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教授擔任院長。南南學院的成立為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找到了用武之地，可以大規模向發展中國家輸出中國發展經驗。

林毅夫通過多年的考察和研究總結出一條規律，困擾一個國家發展的最大問題不是資金和產業結構，而是發展理念。當年9月第一批入學的新生包括30位攻讀公共管理的研究生和10位攻讀理論經濟學的博士生。他們大多是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初級與中高級官員。可以預想，當這批發展中國家的中高級官員日後成為領導人，對中國擴大在當地的影響將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

林毅夫離遠大目標又近了一步。2015年12月14日，在他的推動下，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在朗潤園成立。可以說，南南學院和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是新結構經濟學的兩翼，一個是教學中心，一個是理論創新中心。

林毅夫還有更大的目標：推動中國成為新的世界經濟理論研究中心，「世界經濟的主要中心轉移到中國，不可避免，世界經濟學的研究中心轉移到中國，也不可避免，我們自己要有信心」，他樂觀估計這個時間點是2030年。

林毅夫佩服兩個人：一個是設計、興建都江堰的李冰，「2300年前的工程，現在還在灌溉我們的田，造福千秋萬代」。另一個是王陽明，「因為他是一個知識分子，在一個社會思想禁閉的狀況下，提出一個新的理論體系，擴充了我們儒家的體系，知行合一的理論。」二者合一，也是林毅夫追求和踐行的。

他從來不認為自己已經實現了奮鬥目標，「為國家的現代化作出貢獻，這是一個永恆的追求，只要是一個目標沒有實現就不可以講自己的目標實現。但是還是從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做起，每天都有不少可以做的事情，盡量把可以做的事情做好。應該是永無止境。」

臨了，我問他想不想在清明回鄉拜祭父母。他變得柔和許多，有離愁有遺憾，眼角的餘光慢慢往回收，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這是虧欠，他不能因為他們（父母）諒解就忘懷。

38年，他鄉音未改。

聲明：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南方人物周刊」（微信ID：Peopleweekly），在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