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謊與自欺：康德道德視域中的謊言問題

2022年07月16日06:42:09 熱門 1586

來源：社會科學報社

作者：孫小玲

說謊問題在康德哲學中是一個令人矚目的問題。康德將說謊視為「對人性本身的傷害」。究竟說謊有什麼特殊性，以至於康德作出在大多數人看來完全不近人情的論斷？

在1797年發表的《論出自人類之愛而說謊的所謂法權》中，康德將為援救無辜者生命而對罪犯的說謊視為對真誠與誠實義務的違背，並將這一違背責為「對人性本身的傷害」。這使得說謊問題在康德哲學中成為一個引人矚目的問題。

康德在說謊問題上並不缺乏實踐洞察力

對於康德的上述立場，學界大致有三種解讀：全然拒斥、部分辯護及完全辯護。第一種解讀認為，康德對說謊救人的指控不僅凸顯了康德倫理學不切實際的嚴苛性，而且折射出其普遍主義道德理論，甚或康德本人隱藏的黑暗面。佩頓可以被視為第二種解讀的代表，他認為，雖然康德對說謊救人的道德與法律的指控都是不成立的，但從康德道德理論的整體來看，這只是一個不幸的偏誤。對此，他提出了兩個論證。其一，他認為，這一偏誤可以歸因於康德沒有區分三個層面的原則。第一層面上的原則，即道德的定言命令，僅僅從形式上規範行為的準則，不直接關涉行為，因此不允許也不需要例外。但是，第二與第三層面的原則是應用於行為的中間性原則，必須考慮行為發生的具體情景而允許某些必要的例外。與佩頓相似，科斯加爾德也將這一缺陷歸結為康德理論不切實際的理想性。其二，佩頓注意到康德對於說謊的態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倫理學講稿》中，康德肯定了「必要的謊言」，並給出了一個與說謊救人可以對觀的例子：如果有人知道我有錢，問我你家裡有錢嗎。如果我保持沉默，他就認為我有錢。如果我說是，他就會搶走我的錢；如果我說不，那麼我就說了謊。我該怎麼辦？只要我是在被暴力強制情況下被迫作出虛假陳述，並且我無法通過沉默來救自己，那麼謊言即是一種防禦。

不難覺察，佩頓的第一與第二論證是互為消解的。第一論證其實將他所認為的康德在說謊問題上的偏誤看作其理論實踐性欠缺的結果，但第二論證恰恰表明，康德並不缺乏實踐洞察力，即使在說謊問題上也如此。所以，真正的問題並非康德道德理論是否缺乏實踐性，而是究竟說謊有什麼特殊性，以至於康德最終放棄他曾經持有的觀點，而轉向一種在大多數人看來完全不近人情的論斷。

義務衝突視域中的說謊問題

劉作的《不能撒謊與人格的統一性》就從說謊具有的特殊性入手，試圖為康德在《論說謊的法權》中的立場作出一種完全的辯護。他認為，我們應當在兩個層面上理解真誠的義務。它首先是作為一種具體道德義務的真誠，但在更深層的意義上，真誠的義務是對自己的人性與人格統一性的義務。說謊也相應地是在這兩個層面上對真誠義務的違背，因此，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不可辯護的。在義務的層面上，無論其意圖如何，一切說謊，當然也包括為了救助他人說謊的準則，都不可能通過康德的普遍性公式的測試。我很懷疑這是一個正確的論斷。說謊救人的準則顯然不同於為了偏好與自身利益說謊的準則，而只有後一類準則（比如為了偏好的利益的假許諾）才是康德在其對準則的普遍性測試中所排除者。也正因此，在《道德形而上學奠基》中，康德的完全的義務不允許的只是「為了偏好的利益的例外」。但是，在說謊救人的例子中，構成衝突的並非偏好與義務，而是兩種不同的義務，即誠實的義務與救助他人的義務。

義務的衝突一直是倫理學最為困難的問題之一。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中指出，義務的衝突可以從義務所具有的根據來理解，「它們的這一個或者那一個不足以使人承擔義務」。但康德也承認可能沒有一種道德上令人滿意的方式解決現實中發生的義務衝突，其結果是，無論我們作出何種選擇，都可能留下道德缺憾，但這一缺憾並不構成道德指控的理由。所以，儘管對罪犯的說謊違背了誠實的義務，康德卻仍然指出「非真理（說謊）若是對他人有巨大好處，仍然有某種崇高性，近乎美德」，因為在此「心地的良善取代了真誠」。由此，即使可以證明說謊救人不能通過普遍性法則，我們也沒有對其作出道德指控的理由。

劉作顯然也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他更強調的是：說謊救人之所以是不道德的，不只是因為它違背一個具體的（真誠的）義務，而是因為它，或者說任何謊言在更深的層次上都是對人性的毀棄。但是，何以說謊是對人性的背棄，對殺人者說真話而置無辜者的生命於危險境地不是對人性與人格統一性的違背？劉作似乎沒有給出清晰解釋。

康德倫理學的價值

其實，康德自己提示了一個解釋。在《道德形而上學》中，康德區分了外在與內在的謊言，並且將前者即對他人的說謊歸結為自欺。自欺就其道德意義而言是「由於自己特有的或善或惡的意念而欺騙自己」，並阻礙了在我們心中建立真正的道德意念，因而其所體現的就是人性的根本惡。顯而易見的是，正是通過將說謊首先界說為對自身而非對他人的義務，並進而將所有的說謊現象歸結到道德的自欺，並將其與根本惡相關聯，康德方能賦予說謊這樣一種特殊性：正如根本惡能夠「敗壞一切準則的根據」，說謊也是對一切義務的根基的毀棄，並因此甚於謀殺與一切其他暴行。也正因此，說謊是對人性的直接損害，因為人性或者說人格性即在於其道德性。

在《說謊與自我義務》一文中，筆者指出，不是所有對他人的說謊都可以被還原為自欺，也不是所有的道德過錯都必然包含自欺的要素。一個為了偏好的利益作出虛假許諾的人可能自欺地認為他仍然有某種善的動機，也可能根本不作這樣的自我欺騙和自我辯護，而直截了當地承認自己的行為沒有道德的理由與正當性。所以，問題是為什麼康德認為自欺是道德惡必不可少的構成性要素，以至於我們可以將根本惡界說為一種道德自欺。

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寫道：「在對純粹的、被去除了一切利益的道德法則的無限尊崇中，有某種如此特別的東西，就像實踐理性把它表象給我們來遵循那樣，而實踐理性的聲音甚至使最大膽的惡徒也感到顫慄。」對於康德來說，對法則連同其絕對約束力的意識是毋庸置疑的理性事實，這一理性事實也構成了我們自由的唯一證明。所以，除非通過自欺避開「法則的目光」，道德過錯與惡都將無可解釋。但是，一旦假設道德法則對惡徒都具有令人尊崇的權威性，對「法則的目光」自欺的逃避也將難以解釋——我們究竟從何處獲得自欺的力量與支持？或者自欺與惡不是自由能力，而是能力與自由的缺失與匱乏，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又在何種意義上應當為無能而負責？對此，康德給出的唯一的答覆可能是作為一切道德過錯的根源的根本惡是人所無法理解的。

所以，一旦接受康德在說謊、自欺與根本惡之間的貫連，說謊也就具備了根本惡所特有的不可理解性，對無法理解的東西的辯護與反對都只能是表面性的。這當然不是說對康德在說謊救人問題上的論斷不應當有所辨明爭議。即使人類生存中有許多不能被完全理解的東西，倫理學卻仍然承負着（至少在某些方面）指導人生的使命，並因此必須力求清晰性，至少不在開端處屈服於不可理解的東西。就此而言，康德倫理學的價值或許更多地在於他將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識作為其道德形而上學建構堅定不移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