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裔美國人是「美國夢」的宣傳材料,還是靈活的政治棋子

5月是亞太美國傳統月，每當這個時候，美國的政客們都會用一些老套的方式，向美國約2000萬亞裔美國人致敬。亞裔美國人數量龐大，是美國增長最快的族群。

相比之下，川普總統決定不與亞裔美國人對話，而是代表他們說話。本周一，他斥責CBS記者姜偉佳（音譯 Weijia Jiang），在新聞發佈會上暗示她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關係親密。

他在推特上回擊種族主義的指控，表示自己非常支持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對中國、對美國和世界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憤怒。華裔美國人是最憤怒的。我不怪他們!」

不管川普是如何得出這些結論的，它都提醒我們，在過去200年里，亞裔美國人已經習慣了被當作棋子隨意擺布的生活，受制於他們無法控制的政治波動。

在大多數情況下，亞裔美國人會遭遇冷漠，因為我們缺乏關鍵的群體(和共同的利益)，無法按照我們的方式影響全國性的議題。

我們亞裔美國人似乎是無形的，如果仔細觀察，我們是無法分辨的。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80年代汽車工業衰落時，我們都成了替罪羊。

新冠疫情重新喚起了人們對亞洲人的各種常常相互矛盾的刻板印象。一方面，中國人被指責攜帶新冠病毒，這讓人想到19世紀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認為中國人骯髒不堪。另一方面，韓國和新加坡因阻止了新冠的傳播而受到讚揚，原因是20世紀對亞洲人的刻板印象，認為亞洲人消極被動、集體意識強，而且非常注重衛生。

楊安澤(Andrew Yang)在疫情初期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講述亞裔美國人如何必須加倍強調自己的美國身份，這篇文章幾乎完美地呼應了二戰期間，日裔美國公民聯盟(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對被關押的日裔美國人說的話。

幾周後，喬·拜登(Joe Biden)對川普總統最大膽的攻擊之一，實際上是對中國的攻擊，他指責川普對威權政權過於寬容。拜登敦促普通美國人，要求他們區分政府和人民，以及中國人和其他亞洲人。與此同時，許多亞裔美國人擔心反亞裔暴力事件的增加，不知道侮辱和攻擊的故事是否會讓一個分散、似乎支離破碎的社區團結起來。

本周，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播放了五集系列紀錄片《亞裔美國人》(the Asian Americans)，這是一項雄心勃勃的嘗試，旨在讓更廣泛的公眾了解亞裔美國人的歷史。但這個紀錄片更像是一種公民身份測試，描繪了棒球或爵士樂等主題，把它們打造為純粹的美國產品。

在這種情況下，「亞裔美國人」讚美的是一個已經成為「美國夢」代名詞的社群。否則，如何解釋亞裔美國人白手起家的故事？在這個描述中，在幾代人的時間裏，亞洲人的刻板印象可能會從把老鼠當零食、不信神的低等人，變成一個模範少數族裔，他們的成就似乎讓整個美國的功利主義合理化。

《亞裔美國人》的製作團隊由獲獎紀錄片導演芮妮·田島-佩納(Renee Tajima-Pena)領導，劇集按照時間順序講述，由一批才華橫溢、經驗豐富的亞裔電影人執導。從主題上看，該劇從亞裔移民早期爭取公民身份和尊嚴的鬥爭(亞裔移民在挑戰白人的法律定義和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一直談到如何融入艾森豪威爾時代的美國。之後，該系列聚焦於60年代的自我尋求身份定義的運動。

《亞裔美國人》的第一集以對安特羅·卡布雷拉(Antero Cabrera)生平的簡短介紹開始。1904年，在聖路易斯舉辦的世界博覽會(World 's Fair)上，有1100名菲律賓人被帶到了美國，安特羅就是其中之一。這次博覽會是最受歡迎的博覽會之一，慶祝美國在菲律賓-美國戰爭後佔領了這個群島，也可能是最華麗的博覽會——後來被形容為「人類動物園」。

卡布雷拉之所以被帶到美國，是為了塑造其「野蠻人」的形象，但他後來還是留在了美國，為自己建立了美好的生活，甚至在隨後的展覽會上進行了表現出種族主義的表演。

在關於中國鐵路工人的一集中，在白人工人階級試圖將他們趕出美國時，許多人想知道，「是回到中國，還是在美國開創未來？」 歷史表明，這些工人中有很多人實際上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們幾乎沒有辦法回去。相反，他們留了下來，在美國城市的邊緣建造唐人街。

當橫跨美國大陸的鐵路最初完工時，中國工人並沒有出現在官方照片中。

但在其建成一百五十周年的儀式的慶祝會上，事情發生了變化，現任交通部長的華裔美國政治家趙小蘭(Elaine Chao)站在講台上說祝詞。像許多戰後移民一樣——尤其是那些在國際航運和貿易中發家致富的移民——她與這些鐵路工人的聯繫在很大程度上是抽象的。考慮到她對保守派的忠誠，她與亞裔美國人社區的關係常常很緊張。

觀看《亞裔美國人》有點超現實，因為它講述的是一個關於社會流動性的故事，而在那個時代這是不可能的，這也是一個關於選擇的故事，但這也是變成一種虛無縹緲的幻覺。

從一開始，亞裔美國人面臨的問題就是，是留在美國還是回家。該系列最引人入勝的故事之一是巴迪·宇野(Buddy Uno)的故事，他是一名日裔美國人，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他的群體來說是一場悲劇。他決定返回日本，並不是為了侍奉天皇，而是因為他認為他在美國的機遇到頭了。

但他的兄弟們留了下來，自願加入了全日裔美國人442陸軍部隊，把家人留在了拘留營。當他們從前線回來時，全副武裝的警衛站在一旁監視者他們。巴迪的弟弟歐內斯特(Ernest)解釋說，「這只是我們必須忍受的東西。」這無比諷刺——他們冒着生命危險保護一個視他們家人為威脅的國家。

《亞裔美國人》中也透露着一股悲劇的基調。上一代人所面臨的困境，對於那些追隨其後的人來說，往往是難以理解的。對於亞裔美國人群體來說，進步意味着什麼?是成為公民的權利，還是投票的權利？但在民主國家，這些門檻都太低了。針對亞裔美國人的騷擾或暴力事件繼續發生，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這段歷史可以如此輕易地被忘記，如果人們曾經學習過。

在觀看《亞裔美國人》時，很難不感受到這個群體獨特的、循環往複的歷史。它是如此的晦澀和脆弱，讓每一代人都有一種新發現。但觀眾可以看到一個警世故事：不了解自己或自身歷史的危險。

該劇的製片人Tajima-Pena為提高亞裔美國人政治意識作出了很大的貢獻。1987年，她和蔡克莉絲汀(Christine Choy)首次公演了《誰殺了陳昌華》(Who Killed Vincent Chin)。

這部精彩的紀錄片講述了1982年一名華裔美國人被兩名底特律汽車工人謀殺的故事。這兩名工人對70年代末日本汽車製造商的崛起感到憤怒。事實證明，這件事對全美亞裔敲響了警鐘，他們突然明白了更大的經濟或地緣政治裂痕對當地和個人的影響。這部電影向年輕觀眾傳遞了這一信息。

《亞裔美國人》不可避免地體現了這樣一個觀察：亞裔美國人是「典型的」美國人。但亞裔美國人的經歷中，有一些方面並不完全符合這種敘述，比如像趙小蘭這樣的保守派的崛起，亞裔美國人教堂中活躍的社區，圍繞發展和中產階級化（gentrification）的內部鬥爭。

1997年，Tajima-Pena推出了《我的美國……如果你愛佛就按喇叭》（My America . . . Or Honk If You Love Buddha），這是一部感人的第一人稱紀錄片電影，本質上就是一場彙集了各種亞裔美國人異類的公路旅行：活動分子、說唱歌手、唐人街嬉皮士。它捕捉到了一種《亞裔美國人》所缺乏的折衷主義。

儘管這部PBS的紀錄片並不打算強化「優秀移民」的敘事——即亞裔美國人的存在主要是為了美化功利主義與精英統治的國家神話，但它最終還是做了類似的事情。

Tajima-Pena的電影不同之處在於，比起獲得的個人成就，這裡所推崇的標準是一種政治意識，一種對自我的認識。這種意識本身就是一種進步。它沒有讓個體在憤怒中絕望和迷失，而是將他們與比他們自身更重要的事情聯繫起來。

正如獲獎作家、越南裔美國人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所說的那樣，要由後來的一代人決定他們與過去的關係。重要的是，要讓人們意識到自己並不是獨自走在這條路上的，而且從來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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