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楓：巴以「兩國方案」為何這麼難？恐怕已裂變為「五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晨楓】

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終於停火了。哈馬斯的戰鬥力之頑強出乎意料，在停火前發射了4600多枚火箭彈，以色列則攻擊了近800個加沙目標。加沙已有至少232人喪生，以色列方面也有12人喪生，包括2名兒童。

聯合國分治決議對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劃分及1948年獨立戰爭後的現狀，在1967年六天戰爭後，整個地區全部被以色列佔領。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前，加沙是英國託管的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在1948年的獨立戰爭中被埃及佔領，成為巴勒斯坦難民的聚居地。在1967年的六天戰爭中，加沙被以色列佔領，在1979年埃以和平條約中埃及放棄對加沙權力。2005年，以色列也無力消化加沙，被迫撤出打釘子進去的猶太人定居點和所有軍事設施，加沙交還奧斯陸協議後建立的巴勒斯坦民族自治當局（簡稱PNA）。

1987年，哈馬斯在加沙成立，90年代以自殺攻擊成名，此後與以色列衝突不斷。以軍最終在2014年的加沙戰爭中打進加沙，但最後證明挖地三尺也沒用，哈馬斯還是會回來的，並在下一次衝突中變本加厲。

本次加沙衝突中，以軍大兵壓境，但最終沒有入侵，就是顧忌勞而無功。內坦尼亞胡聲稱為以色列爭取了好幾年時間，但哈馬斯從來不缺時間，時間並不在以色列這邊。

在特朗普時代，美國主導了「亞伯拉罕協議」，促使以色列與巴林、摩洛哥、蘇丹和阿聯酋之間簽訂了和平協議。但這些協議的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實際意義，這些國家從未在巴以衝突中出手過，還在協議前就「私通」以色列，他們也從來不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支持者。

亞伯拉罕協議簽署。圖片來源：中東非資訊平台

埃及、約旦繼續遵守和平協議，但在道義上支持巴勒斯坦，不光出於本身的政治考慮，境內的大量巴勒斯坦難民後裔也是巨大壓力，如約旦國王的王后就是巴勒斯坦裔。巴以繼續衝突必定激起更加廣泛的阿拉伯世界對巴勒斯坦人的支持，美國還特別擔心俄羅斯、中國、土耳其借題發揮。

巴以衝突70年，歷史一再證明，打是打不出和平的，談也談不出和平，其中坎坷一言難盡。現在的問題是，「兩國」可能都不夠用了，背後裂變為「五國」：以色列、加沙、約旦河西岸、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國家」、耶路撒冷。也就是說，猶太人是一個國家，巴勒斯坦人則分裂成三個國家（或者具有某種國家功能的實體），耶路撒冷則是另一個很特殊的實體。

在1967年的六天戰爭中，以色列佔領了加沙、約旦河西岸（簡稱西岸）和耶路撒冷、戈蘭高地、西奈，不僅改善了防衛態勢，也極大地擴充了佔領的土地。

從建國伊始，以色列就大力鼓勵海外猶太人回到以色列定居，新佔領的土地（尤其是西岸和東耶路撒冷）是古代猶太人家園的核心部份，自然是理想的定居點。埃以和平協議進一步加強了猶太人的自信和安全感，加速了土地蠶食的過程。

猶太人定居點圍困中的巴勒斯坦人村莊。圖片來源：路透社

蠶食巴勒斯坦人土地的猶太人定居點。圖片來源：路透社

突入巴勒斯坦土地的猶太人定居者得到以色列軍人的直接保護。圖片來源：新華社

很多猶太人定居者還自己擁有武裝。圖片來源：美聯社

被佔領地區的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二等公民，一方面只能為猶太人打工，一方面自己的家園被逐步蠶食。據報道，只有1/8獲得大專學位的巴勒斯坦人能找到學有所用的工作。巴勒斯坦民間積怨越來越深，賈巴利亞難民營門口的車禍終於引燃1987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暴動。

車禍在一輛以軍卡車和一輛巴勒斯坦人汽車之間發生，車上4名巴勒斯坦人喪生。大量巴勒斯坦人上街示威，很快發展到扔石塊和燃燒瓶，以色列出動大量軍警鎮壓，衝突一直延續到1995年。這時蘇聯已經解體了，美國正在冷戰勝利的狂喜中，克林頓要一舉解決巴以問題，主持了奧斯陸協議，確立兩國方案，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暴動平息了。

巴以簽署奧斯陸協議。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在猶太人蠶食巴勒斯坦人土地和哈馬斯自殺攻擊的交叉火力下，此後幾年的和平進程使得巴以雙方都深深失望。2000年，阿拉法特和巴拉克的戴維營談判破裂，雙方無法解決的死結在於：土地劃界、耶路撒冷地位、難民回歸權、以色列的安全這四個方面。

「兩國方案」的基礎是按照1967年前的邊界劃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包括西岸、加沙和東耶路撒冷），以色列為猶太人的國家，巴勒斯坦為巴勒斯坦人的國家。但在1967年後，西岸已經布滿了猶太人定居點，大片地區已經不可能交還巴勒斯坦控制，使得按照1967年邊界劃界實際上不可能，因此「兩國方案」從一開始就是脆弱的。

耶路撒冷對猶太人是聖城，對巴勒斯坦人也是聖城。阿拉法特堅持要在東耶路撒冷建立巴勒斯坦首都，以色列堅決反對耶路撒冷分治，尤其是耶路撒冷老城。耶路撒冷老城只有不到1公里見方，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聖地幾乎是互相重疊，也確實不好劃分。

問題是，耶路撒冷是伊斯蘭的第三聖城，但70年的巴以衝突使得耶路撒冷對穆斯林的重要性遠遠超過第三聖城的名義地位，失去的才是最珍貴的，也因此絕對不能再放棄。

在1948年的以色列獨立戰爭後，幾十萬巴勒斯坦難民流離失所。70年後，難民後裔增長到幾百萬，東道國堅持他們的難民身份，拒絕歸化，以色列也拒絕他們回歸。這幾百萬難民一旦回歸，巴勒斯坦人將在人口上淹沒猶太人，還有歸還被侵佔的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財產問題，以色列這個「猶太人的國家」恐怕國將不國。

但難民回歸是聯合國憲章規定的人權。哈馬斯拒絕承認以色列的存在權，永不與以色列談和平，不斷的自殺攻擊使得猶太人對巴勒斯坦人能否遵守和平承諾失去信心。20年後，巴以在這些點上絲毫沒有移過地方，再過20年或許依然在原地。這是巴以死結的癥結所在。

戴維營會談破裂後，尤其在沙龍帶領利庫德集團的人登上聖殿山後，巴勒斯坦人爆發了第二次大暴動，一直持續到2005年，這也是哈馬斯強勢崛起的時代。因為哈馬斯更加能打，甚至部分對PNA綏靖路線不滿的法塔赫人員也投奔了哈馬斯。

阿拉法特在最後的日子恢復了鬥士姿態，在以軍坦克的圍困中堅持不屈，但在送到法國醫療的時候離奇死亡，這也使得有說法認為他是被摩薩德毒死的。

如果屬實，這是摩薩德歷史上最大的錯誤，因為阿拉法特是最後一個可以把巴勒斯坦人凝聚到一起的領導人。阿拉法特之後，法塔赫和哈馬斯的分裂不可避免，「兩國」也就不可能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與和平交臂而過。

哈馬斯不是單純的軍事組織，也是政治組織。哈馬斯在加沙辦學校、辦診所，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在經濟上，哈馬斯搞得一團糟，在政治上，受到歐美的抵制和圍困，但在巴勒斯坦人看來，哈馬斯比貪腐、無能的PNA更得人心。

在2006年大選中，阿巴斯當選PNA總統，但哈馬斯贏得議會多數。雙方很快破局，2007年，哈馬斯把法塔赫武裝力量趕出了加沙，從此加沙成為哈馬斯的獨立王國，PNA無法染指。

哈馬斯的伊斯梅爾·哈尼亞（左）曾經在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右）的政府內短暫出任總理

現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中東穿梭，但依然堅持與PNA對話，要確保哈馬斯不能在美國援助的重建中得利，這是自說自話。美國要麼被徹底隔離於加沙的重建之外，要麼必須通過哈馬斯，PNA是指望不上的。事實上，哈馬斯的勢力在西岸也在增長，與法塔赫激進勢力從兩個方向擠壓阿巴斯的政治空間。布林肯可能很快連PNA都要對話不上了。

「兩國方案」在理論上依然是以色列、巴勒斯坦、聯合國的共同方案，但現在「兩國」分裂成「五國」——當然這是形容，在這片小小的土地上，確實存在五個獨特的政治實體，每一個都在通向和平的路上有邁不過去的坎。

以色列是五個實體中最強大的，也是經濟最發達的。以色列的致命錯誤在於，以為和平是可以打出來的，以為用既成事實和時間可以解決侵佔巴勒斯坦人土地和把巴勒斯坦人趕出家園的問題。

只要以色列不放棄強權即公理，不放棄蠶食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以犧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為猶太人謀利益，就不可能得到和平。猶太人回到錫安，是為了回到永恆的和平與公正之地；但在現實中，以色列跌入了永恆的仇殺之中，並對巴勒斯坦人製造了最大的不公正。

隨着對和平的失望和對巴勒斯坦人反抗的反彈，以色列的猶太民族主義情結在上升，政治上整體向右轉，「猶太人的以色列」成為主流，在西岸擴大猶太人的地盤被看成猶太人的使命，但蠶食西岸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必然造成更多衝突。

據2017年CIA世界手冊數據，西岸有213個合法的猶太人定居點和132個非法定居點，在東耶路撒冷還有35個定居點。據2018年數據，西岸有41.8萬猶太人定居，另有21.6萬在東耶路撒冷定居，猶太人定居者的數量還一直在快速增長，而2021年整個西岸的總人口才295萬。

以色列的死結源於猶太復國主義。猶太人不惜犧牲也要回歸故土，但故土上巴勒斯坦人已經世代居住在這裡。猶太人在石縫裡打出一個國家的代價是，岩石會不斷滾回來，試圖填滿石縫。

為了確保安全，猶太人只有擴大土地，增加人口，尤其是增加猶太人移民，但必然與還留在這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進一步爭搶土地。爭搶的壓力成為進一步擴大人口的動力，人口壓力迫使進一步爭搶土地。所以猶太人擴大定居點不僅是猶太復國主義的使命，也是現實人口壓力的必然，也必然激起巴勒斯坦人更加激烈的反抗，這是一個死循環。

以色列的戰術問題則是上層路線。不管是利誘，還是威脅，都是從上層下手。維茨曼找沙特國王「通路子」是這樣，沙龍用坦克炮逼着阿拉法特讓步還是這樣。問題是猶太人習慣在對手不肯讓步的時候，用弱化的方式迫使讓步，然而在草根反以色列情結強烈的時候，弱化上層的唯一結果是脫離地氣，原來的領導力反而喪失了。

美國也起了惡劣的作用。特朗普不僅力挺以色列，還把大使館搬到耶路撒冷，並關閉了面向巴勒斯坦人的總領事館，以表示對以色列獨佔耶路撒冷的支持。美國「拉皮條」促成的「亞伯拉罕協議」沒有帶來有意義的和平，反而使得以色列右翼更加忘乎所以。

特朗普造成的既成事實使得拜登很難走回頭路，只能用重開耶路撒冷總領事館走部分回頭路，暗示對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巴勒斯坦訴求的隱晦支持。

加沙是另一個獨立的實體，實際上已經與西岸分離了。由於人口太密集，加沙是這片土地上唯一種族單純的地方。在西岸有大量猶太人移民，在以色列有大量的巴勒斯坦居民（以色列堅持稱他們為阿拉伯人而不是巴勒斯坦人，因為巴勒斯坦在以色列是一個忌諱），耶路撒冷自然更是混合居民。

西方慣於指責哈馬斯挾持加沙人民作為人質，這要麼是習慣性的想當然，要麼是對真實現狀的有意掩飾。要是哈馬斯違背加沙民意而挾持了加沙人民，以軍打進去時，把合法的法塔赫請回來就解決問題了。事實是以軍撤出後，哈馬斯的民意基礎和戰鬥力都越來越強。

加沙的貧困化極端嚴重。2020年西岸和加沙的失業率高達23.4%，其中西岸實際上只有15%，加沙高達43%。2016到2017年，西岸和加沙的貧困率（日收入在5.5美元PPP以下）高達22%，但西岸實際上只有9%，加沙高達46%。

貧困當然增加了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憤怒，但這並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否則西方的援助就能有效緩解加沙問題。

哈馬斯控制加沙也不是問題，在哈馬斯出現之前西方就已經開始援助了，要真是哈馬斯礙事的話，讓以色列出兵、西方出錢也能搞定。巴勒斯坦人最大的憤怒還是在於對以色列侵佔家園的仇恨，而讓加沙的巴勒斯坦難民回歸是以色列絕對不願做的。

哈馬斯武裝實力有各種說法，火箭彈有多少、有多管用也不是主要問題，主要問題在於哈馬斯決心長期戰鬥，絕不妥協。哈馬斯當然有自己的問題。以色列是以民族自救和宗教熱忱建國的，哈馬斯走的是同樣的路。以色列這條路走死了，哈馬斯這條路也同樣走不通。

哈馬斯的2017年新憲章接受加沙、西岸、東耶路撒冷為過渡時期的巴勒斯坦國，也澄清了武裝鬥爭的對象不是猶太人，而是佔領巴勒斯坦的猶太復國主義侵略者，但這離哈馬斯和以色列和平共處還差得遠。

哈馬斯不是徹底無視經濟發展，但確實把加沙經濟搞得一團糟。西方援助不能解決加沙的貧困問題，離開西方的援助，加沙人民更加困難。在政治上，哈馬斯必須與以色列堅決鬥爭，必須與西岸的PNA投降派堅決鬥爭，這也使其關閉了援助之門。

加沙的人口問題比以色列還要嚴重。就在這片約5公里寬、70公里長的狹長、貧瘠的海岸沙漠，1970年還只有34萬，2000年已經增長到113萬，2010年160萬，如今達到200萬，而且一半人口是少年兒童。人口進一步爆發性增長指日可待，人口也是加沙的壓力點。

美國真有心解決巴以衝突，把加沙人口接一半到美國，哈馬斯的影響力就不攻自破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西岸和PNA是另一個政治實體，已經很難與加沙-哈馬斯作為統一的政治實體了。

PNA也不願對以色列妥協，戴維營會談就是因為阿拉法特和巴拉克都拒絕妥協而破裂的。但今天的PNA拒絕妥協只是為了保存被貪腐、無能消耗，所剩不多的政治信用，老態遲暮的阿巴斯不只是在戀戰，還是在抓住老法塔赫影響的最後一絲希望，但加沙已經丟給哈馬斯了，西岸的法塔赫少壯派也不買賬，內部壓力劇增。

從經濟上來說，雖然西岸的處境比加沙好得多，但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依然憤怒。巴勒斯坦人在被割裂的西岸巴勒斯坦區之間通行時，必須通過重重以色列檢查哨，猶太人定居者穿越巴勒斯坦區卻可以揚長而過。西岸沒有多少工作機會，巴勒斯坦人主要到以色列工作，在工作許可和工作機會上飽受歧視。

按照奧斯陸第二階段協議，A區（綠色）為巴勒斯坦區，B區（深紅）為巴勒斯坦區，C區（淺紅）已有猶太人定居點，由以色列管理，藍色為耶路撒冷，但整個地區都為約旦河西岸。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PNA的保安部隊與以色列軍警的合作良好，一方面有效維持治安，另一方面也很難不被看成巴奸、偽軍。

西岸同樣有人口壓力。1970年還只有69萬，2000年增長到125萬，2010年252萬，現在達到295萬。理論上，「兩國方案」中屬於巴勒斯坦的整個西岸只有A區完全在PNA控制之下，猶太人在B區大力蠶食，在C區更是自由定居，而巴勒斯坦人被拒之門外。巴勒斯坦人不能在整個西岸定居、生活，PNA統治下的巴勒斯坦人還不算「無土的人民」，這極大地影響PNA的合法性。

以色列（還有美國和整個西方）只有PNA可以作為談判對手，但對PNA的擠壓和弱化貌似有利於更加強勢的談判地位，實際上是把PNA去合法化了。

PNA則反過來，其存在的合法性取決於與以色列（還有美國和整個西方）的談判資格，越是對抗，越是受到排擠，不重走武裝鬥爭的道路的話，實際上無路可走。但PNA已經走不上武裝鬥爭的道路了，這正是法塔赫內部裂隙之所在。

以色列阿拉伯人是獨特的實體。在1967年六天戰爭前，以色列阿拉伯人差不多算和平相處的模範，這也是「兩國方案」曾經在以色列受到廣泛歡迎的民意基礎。但在2021年加沙衝突中，以色列阿拉伯人與猶太人鄰居發生大規模衝突，以色列政府驚呼「內戰」，說明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政治生態發生了極大變化。

據2019年以色列統計局數據，以色列有189萬阿拉伯人，占人口20.95%。以色列阿拉伯人都是以色列公民，但組成複雜，不光有通常認知的原住民巴勒斯坦人後裔，還有基督徒、加利利貝都印人、內格夫貝都印人、德魯茲人，這些族群多認同以色列，但以色列阿拉伯人比較分裂，而且越來越多地認同巴勒斯坦，開始顯示出令猶太人擔憂的離心性、凝聚性和協調性。

由於完全不同的生長環境和心態，也由於散居在以色列各地，以色列阿拉伯人獨立建國是不可能的，也對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只有同情而不可能融合，由於長期被歧視，在認同和心態上發生了變化。

比如，經常無端被以色列安全機構盯上；在很多事情上不能與猶太人同權，在2018年生效的以色列基本法（Basic Law: Israel – The Nation State of the Jewish People）中，規定只有猶太人具有民族自決權，只有猶太人移民可以自動獲得公民權。

議會裡，阿拉伯議員只有有限的批評以色列的權力，但猶太人議員可以不受限制地批評巴勒斯坦；多數議員可以因為不當言論而投票決定驅逐當選議員，由於阿拉伯議員是少數，實際上限制了他們的發言權。以色列阿拉伯人的難民親屬無權回歸，無權要回在1948年獨立戰爭中失去的土地和財產。

事實上，本次加沙衝突的起因就是，4戶從1957年就開始住在東耶路撒冷現址的巴勒斯坦家庭遭到法院驅離，原業主是猶太人。在以色列法律里，同為在戰爭中被驅離的難民，猶太人可以要回財產，而巴勒斯坦人則無權回歸或者要回財產。這樣的極端不公正很難不引起感同身受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激憤，在洛德、特拉維夫郊區和北方海岸城市等地與猶太人鄰居發生大規模衝突，震驚了以色列上下。

以色列阿拉伯人在政治上是既不容於猶太人的獨立實體，也不可能與哈馬斯或者PNA融合，他們的出生率遠遠高於猶太人，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未來政治走向可能是以色列最大的定時炸彈。

耶路撒冷則是完全不同的問題，其三教聖地的獨特身份正在把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徹底割裂，聖殿山上的暴亂、把巴勒斯坦人擠出東耶路撒冷、東耶路撒冷（尤其是舊城內）作為巴勒斯坦首都都使得耶路撒冷不斷成為熱點和導火線。耶路撒冷只能是獨立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外的實體。事實上，在聯合國分治決議中，耶路撒冷既不是以色列的，也不是巴勒斯坦的，屬於國際共管，正是出於以上的考慮。

阿克薩清真寺（右，黃圈標識）屬於巴勒斯坦人的地盤，西牆（正面）屬於猶太人的地盤

自從薩拉丁收復耶路撒冷以來，聖殿山就由伊斯蘭長老會管轄，山下的西牆則屬於猶太人的地盤。但阿克薩清真寺（還有左面的圓頂清真寺）實際上佔領了所羅門王建造的第二聖殿的位置，這也是猶太教特別神聖的地方。

耶路撒冷還不到一公里見方，但這裡是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地方。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耶路撒冷老城實際上分為四個區：穆斯林區、猶太人區、基督徒區、亞美尼亞人區。亞美尼亞東正教在原生基督教里具有獨特的地位，所以在耶路撒冷老城裡有獨自的一個區，這是很特別的。

在1948年獨立戰爭中，以色列只能推進到耶路撒冷老城的城牆下，再也無力推進，後來被佔領區成為西耶路撒冷。約旦控制耶路撒冷老城和以東地區，以後這裡稱為東耶路撒冷。即便如此，以色列在東耶路撒冷控制了斯科普斯山的一塊飛地，在1967年六天戰爭中，以軍首先打通與飛地的聯繫，然後攻入耶路撒冷老城。

現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控制之下，但在耶路撒冷之外，還有伯利恆、希伯隆、拿撒勒等聖地。伯利恆是耶穌誕生之地，拿撒勒是聖母瑪麗的家鄉，也是天使告喻神孕的地方，對基督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舊約里，上帝立大衛為以色列之王，命他以希伯隆為都統治猶太人，希伯來文就以希伯隆得名，這裡對猶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這些地方都在PNA控制之下，各教人士參拜都沒有問題，但猶太人急欲重新控制的意圖也是不言而喻的。

以色列建國是猶太復國主義的產物。猶太復國主義也稱錫安主義，但錫安主義分為好幾個截然不同的分支，唯一共同點是在以色列建立猶太人的國家。

在獨立戰爭到六天戰爭時代，工黨派錫安主義主導以色列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如本·古里安、果爾達·梅厄、摩西·達揚、西蒙·佩雷斯等在思想上傾向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在宗教上傾向無神論，在來源上以東歐猶太人或者在二戰前已經移居以色列的集體農莊猶太人為主，「猶太人的國家」的目的是民族自救，故土也不拘泥於古代以色列的疆界，重要的是猶太人有一個家園。埃胡德·巴拉克可能是最後一個還有點領導力的工黨領袖，工黨派錫安主義勢力現在淡出了。

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暴動之後，歐美背景更強的自由派錫安主義開始佔上風。自由錫安主義直接來自西奧多·赫策爾和海姆·維茨曼的早期錫安主義運動，在意識形態上更傾向個人主義、資本主義，具有中產階級情結。

自由派錫安主義曾經在工黨派錫安主義和改革派錫安主義分道揚鑣時更加超然。改革派錫安主義也不強調宗教色彩，在回歸以色列問題上更加原教旨主義，堅持要猶太人佔領整個聖經時代的以色列，猶太人的國家就是要排除非猶太人的。

對他們來說，猶太教聖經不是教義，而是永恆有效的法律文件，這就是猶太人復國所需要的全部法律依據。在建國時代，這是少數派，以貝京為主要領導人。自由錫安主義本來比較超然，但越來越向改革派錫安主義靠攏，也從沒有宗教傾向轉向與宗教錫安主義合流，後者分基督教錫安主義和猶太教錫安主義。

基督教錫安主義基於聖經中猶太人回到以色列為耶穌第二次降臨的先兆，以幫助猶太人和以色列為上帝賦予的責任，美國共和黨內支持以色列勢力大多與基督教錫安主義情結有關。

猶太教錫安主義現在主要存在於以色列，從猶太教義出發，以重建以色列和光大猶太教為上帝賦予的天職。自由錫安主義與猶太教錫安主義合流，在基督教錫安主義的支持下，逐漸成為以色列政治的主流，利庫德集團和沙龍的前進黨就是代表。

六天戰爭還是在工黨時代。當摩塔·古爾的傘兵旅佔領聖殿山時，情報處長埃齊蒙帶人到圓頂清真寺的頂上升起六角星的大衛旗。當達揚在望遠鏡里看到時，急忙通過無線電命令古爾把旗降下來：「你難道想把整個中東都拖到戰火里嗎？」埃齊蒙明白厲害，但實在不願意自己上去把旗降下來，只好命令手下士兵上去。

由於升旗、降旗很快，大衛旗飄揚在圓頂清真寺上的景象沒有被新聞記者拍下來，沒有造成事端。55年後，埃齊蒙回憶起這段歷史，慶幸達揚及時下命令，否則巴勒斯坦人大暴動在55年前就爆發了。達揚也在以軍佔領聖殿山幾天後就請回伊斯蘭長老會，把聖殿山交還。

這在宗教錫安主義情結強烈的今天是不可思議的。沙龍帶人硬闖聖殿山正是引爆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暴動的導火線，內坦尼亞胡推出的《以色列基本法》更是具有強烈的改革派錫安主義的影響，如果不是國際輿論大嘩，本來還要批准在聖殿山下鑽洞考古，被穆斯林認為是陰謀動搖阿克薩清真寺和圓頂清真寺的基礎。

在建國時代，猶太人對猶太教義並不糾結；那時的巴勒斯坦人也對伊斯蘭教義沒有現在這麼狂熱。危難和艱辛強化了宗教的凝結和認同作用，如今宗教成為巴以衝突解不開的結，從十字軍東征到以色列建國從未成為熱點的耶路撒冷，如今成為現代世界的頻頻入境的熱點。

耶路撒冷只能單獨成為一個實體，尤其是多事的老城。不管是在猶太人控制下，還是巴勒斯坦人控制下，都會不斷成為熱點。但國際共管，誰是國際？這又是一個貌似有解但實際無解的問題。

奧斯陸協議後，巴以離和平越來越遠了，美國有一些人認為，巴以衝突的唯一解是「無解」。猶太人被驅離故土的問題在羅馬帝國消亡後自然地留給後人了，巴勒斯坦人被驅離故土的問題或許也要在Pax Americana消失後才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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