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藝術家總是面色蒼白、一臉憂鬱：結核病與十九世紀歐洲文化

許多浪漫主義文學的重要主題表達了接近於肺癆影響下的世界觀的感受：對青春易逝的深刻體味；無處不在的悲傷；對過去已逝的人、事的懷戀；對崇高和超越的追尋；對天才與英雄個體的崇拜；對內在自我和靈魂狀態（即拉埃內克所言的本質）的着迷，希望跳脫到物質、庸俗、腐化的生活之外。秋天是浪漫主義文學中反覆出現、發人深省的比喻。秋天不再是豐收和饋贈的季節，伴隨着早逝的感傷，秋天成了落葉飄零、花朵枯萎的季節。

《流行病與社會》作者：（美） 弗蘭克·M.斯諾登 譯者：季珊珊 版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22年5月

浪漫主義

肺癆所產生的文化共鳴體現在它對浪漫主義的情感、隱喻和象徵手法的貢獻上。並不是所有的重大流行病都會對文化和藝術產生顯著的影響，像是流感和亞洲霍亂，對文化的貢獻就十分有限，但正如我們所見，黑死病在這方面卻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肺癆是對藝術產生過巨大影響的另一個例子，與其他瘟疫相比，它的情況又有很大不同。在歐洲人的腦海中，鼠疫首先是一場突如其來招致大規模死亡的噩夢。

然而，對肺癆患者來說，病痛之苦並非不知不覺間到來，他們也有足夠的時間來釐清複雜的境況與心緒。因此，肺癆在他們身上喚起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不同於突如其來的死亡和恐怖。肺癆喚起的是他們對於人生苦短、韶光易逝的傷感，尤其因為那些才華橫溢的藝術天才們在其創作鼎盛時期紛紛夭折。肺癆與鼠疫不同，它令人感到振奮，觸及人的靈魂領域，為那些受到死亡折磨的人敲響警鐘，又給予他們足夠的時間處理他們與上帝和周圍人的關係。濟慈在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詩中表達了對人生短暫的憂鬱情緒：

在我的筆收集豐富的才思前

我擔憂生命就此停息，

來不及把文字變成高高堆起的書籍，

如同豐饒的穀倉儲藏飽滿、成熟的穀粒；

當我凝視着，繁星滿天的夜幕上，

浩瀚雲彩所象徵的非凡情韻，

即使是出現神來之筆

此生我也無法描繪它們的雲影；

當我意識到，轉瞬即逝的佳人，

也許我再也不能見到你，

無法領略受愛情驅使的夢幻魅力

—於是，在遼闊世界的岸邊

我獨自佇立，思慮

直到愛情與名譽沒入虛無里。

濟慈《夜鶯頌》的手稿

許多浪漫主義文學的重要主題表達了接近於肺癆影響下的世界觀的感受：對青春易逝的深刻體味；無處不在的悲傷；對過去已逝的人、事的懷戀；對崇高和超越的追尋；對天才與英雄個體的崇拜；對內在自我和靈魂狀態（即拉埃內克所言的本質）的着迷，希望跳脫到物質、庸俗、腐化的生活之外。秋天是浪漫主義文學中反覆出現、發人深省的比喻。秋天不再是豐收和饋贈的季節，伴隨着早逝的感傷，秋天成了落葉飄零、花朵枯萎的季節。

在《阿多尼斯》這首輓歌中，雪萊就為濟慈哀悼，把他比喻為「一朵蒼白嬌花」—「含苞初綻的花瓣，起舞搖曳前，已被掐斷，懷着結果的希望，幻滅死去」。就肺癆的傷感美學而言，浪漫主義藝術家常把肺癆作為核心主題。反過來，浪漫主義把崇高的想像置於骯髒的事實之上，無視了現今經驗主義醫學觀察到的噁心、不體面的癥狀，這也是浪漫主義對肺癆現象的社會文化重構的特徵。

肺癆對社會的影響

通過比較不同時代的兩種不同傳染病，黑死病與結核病，我們發現疾病帶來的不僅是死亡。相反，每種疾病都會造成獨特的社會反響。從1347年鼠疫首次造訪西歐開始，一直到它最後幾次嚴重暴發，分別是在1720年至1722年的馬賽和1743年的墨西拿。正如我們所見，鼠疫成為許多現象的代名詞，包括群體性歇斯底里、尋找替罪羊、逃離、經濟崩潰和社會混亂。

相比之下，肺癆並沒有造成這些現象，它持續存在，以緩慢的速度擴散傳播，從未造成大幅升高的死亡率，也從未令人們感到外來侵犯的恐慌。在肺癆流行時期，人們無須逃離與遭受強制隔離，因為患者本身被認為是無害的，是否生病則取決於個人命運—畢竟肺癆是遺傳的產物。在一座受到「白色鼠疫」而非黑死病侵擾的城市中，政府各部門依然會堅守崗位，貿易往來與商業活動絲毫不受影響，公眾的生活也一如既往地繼續。肺癆對社會確實產生了深遠影響，但不可能造成那種充滿戲劇性的鼠疫圍城場景的重現。肺癆通常引發個體恐慌，而非民眾恐慌。用歷史學家凱瑟琳·奧特（Katherine Ott）的話來說：「肺癆的累積發病率和死亡率比任何流行病都高，但是由於日常事務不受其影響，很少有人會感到擔憂。」

肖邦與情人喬治·桑

肺癆難以引起人們的警覺還有一個原因，與其他疾病相對比，它造成的死亡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美麗的」。它並不像天花那樣可惡地損傷患者的面容，它的癥狀雖然也讓人痛苦，卻比亞洲霍亂造成的腹瀉使人更有尊嚴。與腸道癥狀相比，肺部癥狀明顯優雅體面得多。

體弱病殘

肺癆對社會最明顯、最普遍的影響之一，就是留下了許多體弱病殘的病人。正如阿布德爾·歐姆蘭（Abdel Omran）在20世紀70年代所說，在著名的「流行病學轉型」或「健康轉型」理論中，這個時期的慢性疾病比較少見，傳染病則是常態，除了肺癆以外，其他病程漫長的疾病也不多見。因此，由於病程延綿伴隨終身，肺癆就成為長期慢性疾病的新標準。一經診斷，患者未來的人生就變得不可預測，他們不得不面對職業、婚姻和家庭等一系列痛苦的抉擇，擱置正常生活中的責任、友誼與渴求，承擔起新的任務。這項任務會消耗他們全部的精力，而結局只有兩種：要麼恢復健康，要麼接受死亡。

肺癆病人的生活的本質特徵，在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1860—1904）的戲劇中得到許多暗示。這位身兼醫生職業的俄國作家本人就是一位癆病受害者。在得病後，他不得不放棄了莫斯科的戲劇生涯，前往克里米亞，試圖在氣候溫和的黑海海岸重獲健康，但事實證明一切都是徒勞的。契訶夫在患病期間完成了他最著名的五部戲劇—《伊凡諾夫》（1887—1889）、《海鷗》（1896）、《萬尼亞舅舅》（1897）、《三姊妹》（1901）和《櫻桃園》（1904）。只有第一部作品《伊凡諾夫》明確涉及了肺癆，但其他四部作品都把肺癆造成的體弱病殘作為不明示的隱藏主題。戲劇中的五位主角，全都如肺癆患者那樣無法行動、身陷困境，在苦苦等待中對自己的結局無能為力，這並非巧合。

位於雅爾塔的契訶夫故居，契訶夫曾經在此療養，並寫下《三姐妹》《黑衣修士》等經典作品。

1904年，契訶夫完成了《櫻桃園》，不久便與世長辭，他在這部作品中審視了角色的命運：他們所忍受的神秘莫測又無法改變的停滯不前。學生彼得·特羅費莫夫永遠無法完成他的學業；商人葉爾莫拉伊·羅巴辛始終無法向心愛的人求婚；女地主柳鮑芙·郎涅夫斯卡雅在財產被遊手好閒的情人獨佔之時，卻無力保護其不受侵犯；而地主鮑里斯·西米奧諾夫皮希克則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土地被高築的債台侵吞，連一個應對計劃都不願實施。疾病纏身的契訶夫在第一幕中，借西米奧諾夫皮希克之口，為自己和其他所有角色做了一番宣言：「我本以為，我已失去所有，我已徹底完蛋，沒想到他們又修建了鐵路，橫穿我的土地……他們給了我補償。事情總會有轉機，不在今天，就在明天。達申卡會贏得20萬，她有一張彩票。」

作為病人，契訶夫是「漫長的19世紀」典型的中上階層肺癆患者。肺癆導致了這一時期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之一，患者紛紛搬離原來的環境，開始「治癒之旅」。自從希波克拉底的名著《論空氣、水和處所》問世以來，改變外界環境一直被認為是治療干預的有效措施。因此，醫生給肺癆病人的建議多為「氣候療法」：去有益健康的地方旅行。

醫學界對氣候的作用及其原理有不同意見。醫生經常敦促肺癆病人旅居山間，在那裡他們可以深呼吸，拉長吸氣的時間，使呼氣更徹底。那裡稀薄的空氣還使陽光更多照射人體，晒黑皮膚，加快血液循環。「燦爛的陽光和壯麗的山景能給人注入新的希望和勇氣。」20據說旅居山間可以使病人食慾大振，以此彌補肺癆造成的可怕消瘦。另一些醫生更看重海平面附近的溫暖乾燥的天氣，還有些則覺得溫和平穩的氣候更有利。一種流行觀點認為，氣候變化對於肺癆病人的恢復有特殊效果；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氣候變化只是一種輔助手段。醫生們還會根據疾病的階段與患者的年齡情況，適當調整不同的旅行目的地。此外，還有醫生認為旅途本身比目的地更重要，旅行有某種治癒的力量，因此，遠洋航行就能夠使「肺部充分換氣」，而暈船則能起到清潔污濁體液的作用。就連長時間騎馬旅行，也被認為十分有益。

這些觀點的背後都有一個基礎假設：流行病本質上就是一種「被刺激」和「亢奮」的狀態，通過空氣及飲食進行適當的補救措施，能夠達到消減性的「抗刺激」效果。因此，富有的歐洲肺癆患者一度喜歡旅行到阿爾卑斯山、法國里維埃拉、意大利和克里米亞。濟慈和雪萊去了羅馬，托比亞斯·斯摩萊特去了尼斯，伊麗莎白·勃朗寧和羅伯特·勃朗寧夫婦去了佛羅倫薩，肖邦去了馬略卡島，保羅·埃利希去了埃及，而契訶夫去了克里米亞。這種通過遷移尋求「治癒」的做法，在大批醫書、謠言和名人逸事中口口相傳，引發「連鎖遷移」效果，並隨着鐵路局和蒸汽機公司印發的宣傳冊更加聲名遠揚。

在美國，肺癆同樣引發了洶湧的移民浪潮，以至於美國歷史上因此出現了新的醫學版「邊疆假說」，尤其是在19世紀70年代橫貫大陸的鐵路網建成後，為尋求健康而出現的「州際移民」就更加泛濫成災。在著名的科泉市和帕薩迪納市，均出現了全由結核病人建立的社區。南加州作為治癒疾病的麥加聖地，被譽為「大自然的大療養院」和「新肺之鄉」。

在因結核病「西進」的移民浪潮中，最著名的是西部經典槍戰OK鎮大決鬥的傳奇英雄人物，懷亞特·厄普的朋友—約翰·亨利·霍利迪「醫生」。霍利迪原本是喬治亞州的一名牙醫，伴隨着持續不斷的咳嗽，被確診為肺結核，隨後就搬到了堪薩斯州的道奇市，而後又搬到亞利桑那州的墓碑鎮。搬家的嘗試最終失敗，沒能挽救他的生命。在美國西南地區定居後，霍利迪因為咳嗽失去了許多病人，因此放棄了牙醫生涯，沉迷於賭局與槍支。他曾試圖用酒精和鴉片酊來自我治療，最終還是無法治癒結核病，死於1887年，年僅36歲。

里維埃拉，原本指意大利利古里亞的海岸。

那些沒有條件移居他處的結核病患者，只好採取更加近便的治療方式。其中「吸入療法」為患者帶來了遠方環境中的生命精華，患者在家中或醫生辦公室即可享受。醫生為方便病人坐着接受治療，使用吸入器、霧化器或蒸餾器，為病人的鼻咽肺部提供噴霧、煙熏或水流治療。正如氣候療法的理念為病人的目的地提供了多種選擇，同樣地，吸入療法添加的有益成分也多種多樣，如雜酚油、氯仿、碘、松節油、石炭酸和各類汞化物。還有一種替代療法，與旅行療法不同，也更為奇特，被稱為「高度療法」，患者坐在熱氣球下面的吊籃里，可以呼吸山間高處的清新空氣，同時省去旅行的昂貴開銷與諸多不便。

有個有趣的推測，可能人們認為在家裡必須接受嚴苛的治療，才會那樣喜愛旅行療法。至於吸入治療，需要吸入大量的酸性噴霧，過程十分痛苦，況且這種療法除了起到安慰劑的作用，對於病情也少有緩解。19世紀還有一些其他的家庭治療標準方法，如通過靜脈切開放血術、拔火罐和催吐來凈化體內的污濁，調整身體的體液系統；採用蔬菜、魚肉和冷湯烹制的消炎性、抗炎性飲食，同時對其他有刺激效果的肉類保持忌口；儘可能地減少運動量，儘可能地舒緩壓力。雜酚油、鹽酸、牛膽汁和胃蛋白酶一度被當作促進食慾的內服藥，用來增加患者體重，治療肌肉鬆弛。即便體液理論已經走下神壇，醫生在實際操作中也沒有多少能替代其歷史悠久的療法的新選擇。當然，也有醫生開始採取對症治療的方法，用嗎啡、鴉片來止痛，用奎寧、馬錢子鹼和阿托品為發燒的病人降溫，或者用鴉片、黃連茶治療咯血。

原文作者/弗蘭克·M·斯諾登

摘編/袁春希

編輯/朱天元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