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仍未消退，全球化走向何方？| 金融小百科

疫情在全球蔓延，至今沒有消退，持續衝擊着許多國家的社會經濟，也在不斷影響着產業鏈的發展軌跡。疫情期間，一些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有了加深之勢，WTO等多邊經貿機制的改革依然停滯不前。

人們開始憂慮，疫情是否會掀起一波逆全球化的浪潮、全球產業鏈發生了哪些深刻變化？

中國社科院徐奇淵、東艷團隊在近期出版的浦山書系新書《全球產業鏈重塑——中國的選擇》中提出：新冠肺炎疫情與經濟全球化的關係是評估未來全球產業鏈重構方向的基礎。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供給和需求同步下降、價值鏈斷裂、各國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分化和對立，正在改變以要素資源跨國配置為特徵的全球化發展基礎。

作者對疫情後全球化走向和趨勢的四種代表性觀點——「有限全球化」「再全球化」「慢全球化」和「數字全球化」——進行了簡要梳理。在此基礎上，小新查閱資料，對上述四種代表性觀點進行擴充和延伸。

小新發現，疫情並不是全球化發生逆轉或變化的主導因素，而是加深了在疫情前全球化就已面臨的挑戰；上述四種對全球化趨勢的判斷，並不是相互獨立，而是相互滲透和影響的關係；曾經的全球化，並非盡善盡美，未來的全球化，可能不是傳統全球化形式的延續，而是通過變革構建出新的聯繫世界的形式。

一、有限全球化：為了供應鏈安全，也為了把稅收和就業留在國內

「疫情之後，世界將迎來『有限全球化』。」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在多次演講和撰文中提出這一觀點。

他認為，近代以來，世界經歷了兩波全球化，如今正在步入第三波全球化，即「有限全球化」：

第一波全球化是歐洲主導的，從1875年到1914年，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這一時期，西方已經演化出經濟自由主義。歐洲國家之間的投資、貿易交往密切，是西方的Golden Age（黃金時代）。

1980年代，里根-撒切爾的革命開始，引發了第二波全球化。這波全球化被哈佛大學的丹尼·羅德里克教授稱之為「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這一時代伴隨着放鬆金融管制，包括資本、技術和一部分勞動在內的生產要素到處流動，全世界的經濟自由度非常高。

這帶來的結果是，一方面，技術進步和生產要素的全球化配置確實為世界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另一方面，也拉大了貧富差距。這種貧富差距存在於國與國之間，也存在於一國之內，在美國甚至尤為顯著，嚴重地撕裂了社會，最終釀成了特朗普的登台。

他將蘋果公司作為代表超級全球化的案例進行闡釋——蘋果公司在產品研發方面獨具技術優勢，但是它的生產環節全都外包了，這就導致其對美國的就業和稅收的貢獻遠不及當年的福特公司。自上世紀80年代之後，由於越來越多類似蘋果這樣大型跨國公司的存在，美國工人階級的處境日漸艱難，他們的角色被發展中國家的工人所替代，中產階級的規模出現萎縮。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皮埃爾·奧利維耶·古蘭沙認為，全球化從來都不是完全幸福的，儘管它讓數億人擺脫了貧困。它還伴隨着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財富再分配的問題。這些分配上的不平等引發了反全球主義者的指責。

鄭永年認為，世界進入「有限全球化」時代，是以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為起點。這一輪全球化再也無法回到1980年代裏根-撒切爾革命時代的那種「超級全球化」的形態。如今各經濟體在資本、技術、人員的流動方面面臨著越來越多的現實問題。

但是，鄭永年認為，全球化並不會因此中斷，而是會以一種「有限」的方式延續。所謂「有限」，主要呈現為主權國家必須對資本、供應鏈、勞動力的布局做出重大調整，從而在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照顧國內利益間實現適當平衡。

「這種情況下，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發達國家開始設法將部分供應鏈搬回國內，或者在全球多點分佈。」鄭永年分析表示，重新布局供應鏈的主張得到了美國、新加坡、英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普遍支持——他們紛紛設法把一些產能布局到越南或其他東南亞國家去，以此減少對單一原產地，尤其是中國的依賴。這種舉措不光是出於疫情防控的原因，在經濟上也有一定的考量。雖然本國的生產成本更高，但是把企業留在國內，就意味着更多的稅收和就業。

但另一方面，以上這些嘗試僅僅是在非常有限的領域內取得了有限的效果。鄭永年提出，只要中國繼續保持和擴大開放，全面「脫鉤」就是一句空話。

二、再全球化：誰在主導全球經濟復蘇？

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全球化就已經顯現出種種問題，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孤立主義的崛起挑戰了既有的國際經濟秩序，讓全球化陷入低潮，而新冠疫情加深了這些問題的負面影響。

全球化會終結嗎？不少專家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全球化依然是時代潮流、大勢所趨，並不會走向終結。

「全球化沒有停止，更沒有逆轉，而是轉換了一種形態，開始以新興國家為中心，開始從底層或發展中國家立場思考經濟與社會的相互嵌入問題。」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王棟與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曹德軍在合著的《再全球化：理解中國與世界互動的新視角》中提出：

長期以來，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等新興經濟體為了融入西方經濟秩序，不斷進行國內改革。而當西方經濟體系出現危機時，這些國家又啟動了對西方規則的再塑造，這是500年內從來沒有遇到的情況：即全球化開始由發達國家推動轉向由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國家推動。

這也是為什麼金磚國家會議、二十國集團會議能夠如此吸引世界的目光。儘管西方還處於國際體系的核心位置，但是引領改革趨勢的卻不是這些核心國家，而是那些曾經處於體系邊緣、而今崛起為新興力量的國家，這是全球化動能的轉化，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

作者將這一過程稱為「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並將再全球化概念界定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對全球化進程的改革，以及這種改革所產生的模式升級與擴容效應。

該書進一步闡釋：

傳統的全球化以「中心－外圍」經濟結構為基礎，發達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的工業製成品與原材料貿易所造成的「剪刀差」構成全球化不公平的根源之一。而當新興國家全面崛起，中國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全球化的「二元格局」將演變成「三元格局」：即發達國家－新興國家－外圍國家相互聯通的狀態。這種三個世界的互聯互通將超越高層全球化與低層全球化的對立，縮小中心－外圍之間的等級差距。

為什麼用「再」，而非用「新」來界定當前的「全球化」進程？因為中國等新興國家所推動的全球化擴容並非完全另起爐灶，而是從內部改革來升級現有國際架構，是中國嵌入式崛起的一部分。

作者指出，在「再全球化」中，新興國家通過主動供給公共產品，發揮全球治理的橋樑作用，溝通低層全球化與高層全球化的鴻溝。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國向全世界提供了大量公共衛生領域的公共產品，例如重要的抗擊疫情經驗和專業知識，以及援外醫療隊，中國還向世界各國出口了大量防疫物資。中國在疫情期間供給的公共產品證明了中國引領的「再全球化」模式具有包容共享的特質。更為重要的是：

中國通過自身的組織動員能力、統籌協調能力、貫徹執行能力，不僅率先實現了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步控制，而且在實踐中證明了技術進步及其普遍應用可以提供控制疫情必需的手段，驅動人類社會在面臨生物安全挑戰時向更加安全、更不易遭受損失的形態演進。這意味着中國將在技術領域更好地提供公共產品和提供經濟社會驅動力，通過「再全球化」推動全球化的復蘇。

三、慢全球化：貿易主導型增長模式受到嚴峻挑戰

在超級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通過技術外溢、供應商本地化等生產經營方式拓展和促進了國內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形成。產業鏈的全球化促進了貿易導向型增長模式進入新發展時期，全球貨物與服務貿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聯合國貿發會議發佈的《2013年貿易與發展報告》顯示，在過去20年里，那些設法提高在全球價值鏈里的參與程度和出口產品中國內增加值的國家人均GDP平均增長3.4%；那些僅僅提高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而沒有升級國內價值鏈的國家人均GDP僅平均增長了2.2%。

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全球經濟展望報告》（WEO）的數據，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1990-2007年全球貨物與服務貿易簡單平均同比增長7.0%，遠遠高於世界經濟簡單平均增速3.7%。金融危機暴發後，全球需求疲軟，全球貿易增速大幅下滑。2008-2009年兩年平均負增長3.9%，低於全球兩年經濟增速1.1%。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常務副書記、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王晉斌撰文表示，隨着部分重要經濟體推出了反危機措施，世界經濟和貿易恢復了增長，但2010-2018年簡單平均增速只有5.0%，這一時期全球GDP增速為3.8%。2019年全球貨物與服務貿易增速只有0.91%，而全球經濟增速為2.8%。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嚴重衝擊。他例舉數據稱：

時至今日，疫情仍未徹底消散。2020-2021年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兩年平均增速僅為0.3%，同期全球經濟增速約為1.0%。

可見，2008年以來世界貿易增速出現了驟然下降，基於產業鏈的全球價值鏈（GVC）貿易增長出現了停滯，甚至下滑。尤其是由於2018年以來全球貿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貿易增長几乎陷於停滯。依據WTO的預測，2022年全球貿易增長4.7%，將再次超過全球經濟預測增速4.1%，世界貿易在曲折中艱難前行，全球化已經從超級全球化步入慢全球（slowbalization）時代。

慢全球化時代，全球產業鏈呈現出哪些新特徵？王晉斌認為：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貿易增長緩慢，全球價值鏈的擴張陷入停滯，貿易主導型增長模式受到了嚴峻挑戰，大國之間的衝突可能導致了全球價值鏈的縮減或分割。

依據WTO的數據，自2009年開始監測積累的未解除的限制措施以來，進口限制措施從2009年開始增長，2018年全球貿易摩擦升級後，更出現了顯著增長。截至2020年底，約8.6%的世界進口受到2009年以來實施的進口限制的影響。截至2021年10月中旬，全球有效進口限制量約為1.5萬億美元，佔世界進口總額的8.7%左右。

全球貿易增速驟減和全球價值鏈參與率的回調，尤其是貿易衝突和疫情衝擊，暴露出了全球部分產業鏈以及供應鏈環節上的脆弱性。世界各國出於安全和競爭的考慮，將產業鏈本土化、區域化加速替代產業鏈的全球化。產業鏈的遷移、調整和重構將成為後疫情時代全球化的顯著特點。

不過，他同時指出，產業鏈的本土化趨勢並不意味着產業鏈完全本土化。區域化和本土化趨勢是要求在關鍵的產業鏈上有安全性，在區域分工協作可控的條件下，通過區域化在周邊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產業鏈，在產業鏈的環節上依然可以實現供應商的全球化和多元化。

他舉例稱，2018年12月30日生效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2020年7月1日生效的《美墨加協議》、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都是2018年全球貿易衝突以來出現的重要的區域化或者跨區域化的經濟關係協議，基於區域化基礎之上的全球化格局正在加速形成，產業鏈的區域化和本土化正在成為現實。

四、數字全球化：「走出國門」不再重要

縱觀歷史上全球化浪潮，其背後的經濟支撐至少有兩股推動力，一是產品的全球流動，二是資本的全球流動，不少學者認為，如今，第三個引擎正在顯現，那就是數據的全球流動。有觀點認為，現在世界上最有價值的不再是石油，而是數據。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發佈的《變革中的全球化》顯示，全球化雖然在貿易層面放緩，但全球化本身並未倒退，而是走在了一條新的道路上，如今全球化更多是由數字技術所推動，且越來越由中國等新興國家所引領。數據流動將成為全球經濟的「結締組織」，數據流動將帶動其他生產要素的流動，同時數字技術正愈發成為為企業創造機會的平台。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師嚴灝文認為，未來全球化可能具備一些特徵——數字化和智能化程度高且日益成為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數字技術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全球化曾以跨境商品貿易和金融活動為主要衡量標準，而如今與數字化的融合日益緊密。

他表示，目前已有數據研究發現，近十年來寬帶使用量暴增45倍，支撐起生機勃勃的商業活動，預計在未來5年還將增長9倍。數據流直接創造的價值高於外商直接投資，綜合考慮其直接和間接作用，數據流對GDP的貢獻已超過全球商品貿易。數據流不僅創造價值，還改變了傳統商業。全球一半的服務貿易已經數字化，該比重還在不斷增長。

當數字技術成為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會帶來哪些影響？嚴灝文認為，儘管當前全球供應鏈受到了疫情以及逆全球化的衝擊，但數字化、智能化的時代本身也在對價值鏈進行革新。其中，需求端個性化定製和快速交付的需求，供給端智能製造和自動化生產技術降低對廉價勞動力的依賴，更是加快了產業鏈迴流、重新布局的趨勢。

《福布斯》雙周刊撰稿人邁克·奧沙利文認為，技術正改變經濟活動的性質這一觀點非常重要，它提供了關於什麼將取代全球化的線索。對企業來說，全球化意味着它們能夠通過相互關聯的網絡優化其商業流程：工廠設在墨西哥，研發工作在蘇黎世，總部設在柏林，巴塞羅那的營銷專家為其提供靈感，產品賣給北美消費者。

他指出，廉價勞動力事實上已不存在、保護主義抬頭以及機械人技術的進步，很可能意味着「走出國門」這個趨勢正在放緩。更令人感興趣的是消費者和工人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正在「回家」，能夠在自己選擇的城市工作並在線上服務消費更多（從法律諮詢到虛擬試衣），這讓他們感覺更自由。

嚴灝文認為，在這一趨勢下，全球主義或將讓位於地區主義，全球性的聯繫將減弱，商品、人員、資本等線下的生產要素在全球層面的流動放緩，而區域合作則更加受到重視。各方會加大對本區域的投入，區域合作將呈現深化發展勢頭，區域一體化的程度加深。

總的來說，嚴灝文表示：「當我們以宏觀的眼光來看，如今這十年以及未來的幾年全球化進程的放緩，不過是人類社會再次進入了一個調整階段，它遠未到崩潰的那一刻，就像過去人類社會每經歷了災難又迎來一場變革，構建出新的聯繫世界的形式那樣。如今的我們，或許正在迎來一個更新形式的全球化。」

結語

最後，小新想用《全球產業鏈重塑——中國的選擇》一書中對全球化走向判斷的總結作為結語——

「總的來說，發達國家主導的以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內高速流動、優化配置為特徵的『超級全球化』已經退潮。但是，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治理能力和意願的增強、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及融入全球經濟分工的客觀需求等因素，將繼續支撐全球化的發展。未來的全球化是多方力量相互博弈和權衡的全球化，全球產業鏈也將在技術、市場、成本、競爭和政府等多方因素的權衡下，尋找新的穩態。」█

參考資料：

1、《鄭永年：有限全球化與香港的未來（上）》；大灣區評論。

2、《王晉斌：慢全球化時代的產業鏈新態勢》；《學術前沿》雜誌。

3、《再全球化：理解中國與世界互動的新視角》；王棟、曹德軍。

4、《嚴灝文：下一階段全球化發展初探》；IPP評論 。

5、《數字化能否成為新的全球化？》；參考消息。

6、《IMF首席經濟學家：全球化面臨兩種可能的路徑》；參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