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生長」劣跡斑斑的法國大亨，緣何得到民眾和總統緬懷？

龔克（法學博士、旅法媒體人）

10月3日，法國媒體紛紛報道，著名商界大亨貝爾納·塔皮（Bernard Tapie）因癌症在巴黎去世，終年78歲。

這不是他第一次「被死亡」：此前兩年中，他至少已經被媒體三次誤傳訃聞。然而，這一次是真的。

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塔皮的名字更多和足球聯繫在一起，資深球迷仍然會對1993年馬賽擊敗AC米蘭、捧得歐洲冠軍杯的經典之戰津津樂道，當時擔任馬賽俱樂部主席的塔皮，正是締造這一輝煌時刻的功勛人物。不過，足球固然是他最閃亮的名片，卻遠遠不是他的全部。在縱橫商界、體壇、政壇、傳媒、演藝圈數十年之後，塔皮具有極為豐富而複雜的形象。在他去世後，法國媒體往往以「千面之人」、「千命之人」為其蓋棺定論、或者毋寧說，蓋棺而不定論。

這位曾經擾動起無數風波的名人之死，恐怕會讓法國政界和司法界很多人暗中鬆了一口氣，一度沸沸揚揚的「里昂信貸案」將逐漸淡出公眾視野。但對於法國來說，塔皮的去世卻意味着失去了一個卓爾不群、極富話題性的標誌性人物，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耐人尋味的是，倘若以「親-清」政商關係作為參照系的話，塔皮可謂反其道而行之。他既不「清」——以商業起家，以體育登上巔峰，不僅充斥無數手腕和盤外招，更有多起醜聞和案件纏身；也不「親」——在政壇樹敵無數，為了四億歐元和法國政府對簿公堂，攪得周天寒徹，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幹事在國際上一言九鼎、在國內卻灰頭土臉。

於是，真正的問題恐怕在於，為什麼這樣一個「劣跡斑斑」的人物，仍然可以長年活躍在政、商、媒體舞台上，而沒有被噤聲、封殺，而且被一些人視為英雄——不僅僅是絡繹不絕前往靈堂弔唁的馬賽市民，甚至連總統馬克龍也對他表示致敬，稱塔皮的「雄心、活力和熱情是啟示幾代法國人的源泉」？

2021年10月8日，法國東南部馬賽港，人們悼念法國商業大亨、馬賽足球俱樂部前老闆伯納德·塔皮。

出身低微的商界大亨

塔皮1943年生於巴黎，成長在巴黎北郊93省（法國貧困及移民等「郊區病」的典型）的一個工人家庭，祖父是鐵路職工，父親是一名銑工，他自己從未讀過名校，只獲得過一個電力技工文憑。年輕的塔皮鍾情於音樂和體育，曾試圖在演藝界發展，在23歲時以「塔派」（Tapy，這個發音聽上去更美國化）為藝名，一口氣出了三張唱片，但並沒有走紅。他甚至開過三級方程式賽車（F3），但在一次嚴重事故後，放棄了這條道路。

幻想破滅後，塔皮回歸現實，做起了小本買賣。他在巴黎東郊開了一家商店銷售電視。這樁生意起初成功，後來就走了下坡路。塔皮善於提出商業策劃，擅長用低價搶佔市場，但對瑣碎的日常管理工作興趣寥寥。1974年，他轉型到醫療器械領域，開辦了一家名為「心臟助手」（Cœur Assistance）的公司，向心臟病患者推銷一種隨身攜帶的盒子，一旦病情發作，只需按下盒子上的按鈕，就可以召來該公司的救護車。這是一項頗有前瞻性的商業構思，但在當時，無論是科技發展還是行業經驗，都遠沒有達到成熟地步，醫生工會對此提出投訴，認為無法保障病人生命安全，於是這項生意也不了了之。

進入1980年代後，塔皮開始了自己事業的上升期，他擅長尋找經營陷入困境、資不抵債的企業，用極低價格、甚至是象徵性的一法郎予以收購，然後進行重整，待經營稍有起色後再以數百萬法郎的高價賣出。用這種「點石成金」的手法，他先後接手過體重秤製造商Terraillon、單車生產商Look、有機食品超市La Vie claire、衡器製造商Testut、電池生產商Wonder、網球用品製造商Donnay等企業。因為這些戰績，他曾被冠以「企業界佐羅」的美稱。當然，其中有些企業的確經他之手起死回生，直到今天還是法國業界名牌；但也有一些只是苟延殘喘，他不過看準時機出手獲利而已。

在體育領域，塔皮也有和商業同樣敏銳的嗅覺——或者說二者原本就是一回事。他擅長物色陷入低谷、但仍有潛力的運動員和團隊。1983年，看準四屆環法冠軍伊諾（Bernard Hinault）和雷諾車隊關係破裂的時機，他圍繞伊諾組建了一支新的單車隊，並以自己旗下的有機食品超市La Vie claire命名。1985年和1986年，該車隊連奪兩屆環法大賽冠軍。

後來，塔皮的興趣從單車轉向了足球，又以象徵性的一法朗收購了陷於破產的馬賽奧林匹克俱樂部，並且招兵買馬，後來蜚聲國際的法國足壇一代精英——帕潘、坎通納、德尚、德塞利、巴特斯等人都曾效力馬賽。塔皮盡心竭力地打造這支隊伍，是俱樂部無處不在的「老闆」（Boss），而這個美式稱呼也成為他日後的人生標籤。從1989年到1992年，馬賽隊雄霸法甲榜首，兩次打入歐冠決賽，並在1993年擊敗意大利AC米蘭，首奪歐洲冠軍杯，成為馬賽隊史上的巔峰之作，也是迄今為止法國俱樂部唯一一次捧杯記錄。

在此前的1988年6月，已經成為馬賽隊老闆的塔皮因另一項壯舉而轟動輿論：他率一支20人的團隊，駕駛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帆船遊艇「弗西雅號」（Phocéa），從美國紐約出發，經歷驚濤駭浪之後抵達法國西北部的聖馬洛（Saint-Malo），全程用時8天3小時29分鐘，打破了此前帆船橫渡大西洋的記錄。

在勝利光環中，塔皮決定將自己的體育和商業帝國再推進一步，他的目標瞄準了當時陷入困境的德國體育用品巨頭阿迪達斯公司。當然，這一次不再是象徵性的一法朗了，而是2.45億歐元。收購成功後，塔皮大刀闊斧地予以革新，將部分生產線轉移到亞洲，兩年後讓公司扭虧為盈。

收購阿迪達斯成了塔皮商戰生涯的巔峰之作，是他眼中的「畢生事業」，但也為日後的官司纏身埋下了伏筆。

極右的反對者，左派總統的棋子

1980年代塔皮在商界風生水起，引起了社會黨總統密特朗的關注。後者希望能籠絡到商界精英，為他競選連任出力，而這位「企業界佐羅」的良好形象正符合需求。在密特朗的支持下，1988年，塔皮在馬賽參選議員成功，躋身國民議會。一個籠罩商業和體育成功光環進入政界的明星人物，自然引發了輿論的極大興趣，當時甚至有媒體揣測，「此其志不在小」，假以時日，他或許會角逐總統大位。

更進一步將塔皮推到政壇聚光燈下的成名之作，是1989年他同極右翼國民陣線黨魁老勒龐（Jean-Marie Le Pen）的電視辯論。當時TF1電視台遍邀各主流黨派人物出席電視辯論節目，但後者得知老勒龐也參與時，紛紛表示恕難奉陪，不屑與之同台，只有塔皮願意出場，同老勒龐進行了唇槍舌劍，這使得他籠罩上了「勇於對抗極右」的光環。

在1992年的地區選舉中，塔皮在普羅旺斯-阿爾卑斯-蔚藍海岸大區參選，當時他甚至敢於前往國民陣線的競選集會「砸場子」，嚴厲批評極右陣營在移民問題上的態度。他發言時假裝認同極右的主張，鼓吹要把移民裝船運到遠處，然後鑿沉，正當聽眾對此紛紛喝彩時，他話鋒一轉，痛斥道：「我沒有看錯你們，我說的是一場屠殺，而你們卻為它鼓掌。明天你們刮鬍子或者化妝時，看到鏡子里的自己，真應該嘔吐才對……」

長期以來，來自左翼家庭、郊區青年出身的塔皮，給公眾展示的形象一直是極右的堅定反對者（儘管在一些觀察人士看來，這種堅定的成色頗值得懷疑，而且隨着時間推移，塔皮的政治立場逐漸向右移動，成為薩科齊的支持者），這也是左派總統密特朗看中他的原因之一。然而，密特朗並沒有真正地將塔皮引為同道，而是將他作為時勢需要的一枚棋子。這種定位，也在某種程度上預示了塔皮後半生的困境。

密特朗(Gorup de Besanez攝)

1992年，塔皮被密特朗延攬入閣，擔任城市事務部長。但這位政治新秀的仕途並不順利：據媒體稱，在他參加的第一次內閣會議上，塔皮就用一種籌劃大政方針的口吻發言，成功地在政府內部給自己樹立起敵人，而在就任53天之後，他受到前生意夥伴的腐敗指控，被迫辭去部長職務，花力氣證明自己的清白。當相關指控平息之後，他重新擔任同一職務，但勢頭已經不復此前。1993年，社會黨在地方選舉中遭受失敗，密特朗改組內閣，塔皮沒有獲得留用，第二次入閣也僅僅持續了三個月時間。

和短暫的部長生涯相比，塔皮更深遠的失敗或許是，他在密特朗的操控下捲入了社會黨內部的路線和派系之爭。在199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塔皮原本想加入社會黨右翼派系領軍人物、前總理羅卡爾（Michel Rocard）的隊伍，但後者考慮到當時已經爆發的假球案可能會拖累選情，於是置之不理。心有不甘的塔皮轉而向密特朗求助，後者沒有明確表態支持，但說「事實只會來自於投票箱」，暗示自己樂觀其成，心領神會的塔皮於是同羅卡爾分庭抗禮，單獨拉起一支隊伍投入競選，結果意外獲得12.03%的得票，僅比羅卡爾率領的社會黨少兩個百分點，這意味着大大分流了社會黨原本可能到手的選票和席位。事後，羅卡爾憤怒指責，自己被一枚「從愛麗舍宮發射、名叫塔皮的導彈擊落」，即指密特朗為了削弱他的政治力量而在背後搞小動作。

雖然密特朗對塔皮有提攜之功，卻並未視其為嫡系，而只是用作籠絡商界、郊區青年，並牽制黨內的羅卡爾派系的工具。但成為後患的是，羅卡爾派系雖然當年在政治上一直被密特朗壓制，卻有前總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作為盟友，而且這一派系的後繼者逐漸成為左派陣營中的重要力量，甚至後來的總統奧朗德和馬克龍，雖然不能明確歸入羅卡爾派系，但也深受其影響，這導致了塔皮東山再起的雄心一直面臨不利氣候。事實上，從時機來看，塔皮從「里昂信貸案」仲裁結果中得到巨額好處，正發生在右派薩科齊政府時期（批評者認為這和他「右轉」支持薩科齊有很大關係），而隨後奧朗德上台後面臨翻案追討，恐怕並未完全出於巧合。

里昂信貸案：擾動政壇三十年

此前延攬塔皮入閣時，密特朗的條件是前者必須完全同生意劃清界限。於是塔皮為了出售阿迪達斯公司的股份，將相關業務委託給里昂信貸銀行的子公司SDBO（當初也正是通過這家公司來操作收購阿迪達斯）。1993年2月，SDBO按照塔皮標定的最低價（20.85億法郎）出售了阿迪達斯股份。

就在同年，里昂信貸銀行因為此前在房地產領域大舉擴張造成巨虧，陷入破產境地。次年，里昂信貸銀行宣布不再為塔皮償還剩餘債務，引發了後者的反擊。塔皮指責里昂信貸銀行當初將阿迪達斯股份以更高價格（35億法郎）轉手出售給投資機構，從中賺取高額溢價，卻將他蒙在鼓裡，違反了忠誠義務，並訴諸法庭，要求里昂信貸銀行（及CDR）補償損失。而由於破產程序中的里昂信貸銀行被法國政府的壞賬處理機構CDR接管。於是，塔皮同里昂信貸銀行之間的法律糾紛，變成了他與法國政府之間的糾紛。

1996年，巴黎商事法院判決CDR應向塔皮支付6億法郎，後者提出上訴，法庭曾希望雙方能調解結案，但並未如願。纏訟近十年後，2005年，巴黎上訴法院判決CDR向塔皮支付1.35億歐元，而政府方面則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訴。

拉加德（Marie-Lan Nguyen 攝）

2007年，在薩科齊政府時任經濟部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推動下，塔皮和CDR同意通過仲裁方式了結此案。一種說法是，拉加德擔心此案拖延下去可能會造成更大的財政風險，因為此前幾項相關判決已經對塔皮有利；而《世界報》稱她「別無選擇」，因為決定是愛麗舍宮作出的，核心人物是薩科齊的親信、時任總統府秘書長蓋昂（Claude Guéant）。次年，由三名資深法律人士組成的仲裁庭作出決定：里昂信貸銀行未履行對塔皮的忠誠義務，因此CDR應向塔皮賠償4.03億歐元（其中有形損失2.43億歐元，利息1.15億歐元，精神損失4500萬歐元）。

天價仲裁結果公布後，法國輿論大嘩。拉加德在其中的決策備受質疑，尤其是她代表政府放棄了上訴權利，更是成為眾矢之的。2011年，最高法院總檢察官向共和國法院（CJR）起訴，認為拉加德擔任經濟部長「濫用權威」。2016年，共和國法院最終作出裁決，拉加德應當為「疏忽」行為承擔責任，但鑒於其當時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幹事的國際聲譽，判定免於刑事處罰。雖然拉加德並沒有受到實質性處罰，但仍然成為第五共和歷史上為數不多被共和國法院判定應承擔責任的部長級高官，政治聲譽遭受重創。部分出於這一原因，拉加德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幹事任期屆滿之後選擇轉戰歐洲央行行長，而不是回到國內政壇。

而針對四億歐元的去向，2012年左派奧朗德政府上台後，力圖重翻舊賬，提出了追索請求。2015年，巴黎上訴法院認定在2008年的仲裁結果中有欺詐行為，判決撤銷該仲裁決定，而塔皮須償還政府已經支付給他的4.03億歐元（2020年法院又將償還數額提升至4.38億歐元）。塔皮本身始終堅稱，他從政府那裡只獲得了2.45億歐元的補償。在拿到這筆錢之後，塔皮迅速將其花在各個領域，因為當「里昂信貸案」翻盤時，法國政府發現這筆巨款已經所剩無幾，難以強制執行。

2017年，里昂信貸銀行案再起波瀾，迎來最猛烈的一次司法重擊，預審法官將塔皮及其律師Maurice Lantourne、原經濟部辦公室主任Stéphane Richard、原仲裁庭成員Pierre Estoup、CDR原負責人Jean-François Rocchi、以及當時和CDR共同負責里昂信貸銀行壞賬業務的機構EFPR原負責人Bernard Scemama一同告上法庭，指控其實施「有組織欺詐活動」。但2019年7月，初審判決認為所有被告人無罪，而巴黎檢察機關對此提起抗訴。就在二審結果尚未出爐之際，塔皮撒手人寰。從法律上說，他的死亡並不會導致全案撤銷，但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讓此案失去了意義。

為成功而不擇手段的「黑歷史」

「里昂信貸銀行案」是塔皮畢生司法爭訟的終極大戲，但此前數十年間，他早已充滿爭議，甚至被一些批評者斥之為「騙子」和「無賴」。這種經歷很大程度上和他的草莽出身、為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行事風格不可分割。《世界報》的生平回顧文章揶揄稱，到了塔皮生命晚年，他本來可以開辦一家律師事務所，因為他已經對刑法典及其漏洞了如指掌。

1981年，38歲的塔皮開啟了此後漫長司法爭訟生涯中的第一幕。當時他的「心臟助手」公司只有兩部救護車，卻在廣告中聲稱有五部。儘管他試圖撇清關係，聲稱自己「既非領導、也非股東、亦非僱員」，還把自己的太太推到前台，但仍然因為虛假廣告被判緩刑。

更早之前，他曾前往科特迪瓦，會見在那裡流亡的中非共和國獨裁者博卡薩（Jean-Bedel Bokassa），試圖瞞天過海，以法國稅務部門可能會沒收為誘餌，用僅有正常行情十分之一的低價購入博卡薩在法國的多處豪華物業，但交易完成後，博卡薩醒悟過來，在當地法院起訴並通過法國法院追討，這招「空手套白狼」歸於失敗，塔皮還被判處10萬法郎的損害賠償。

進入體育界之後，無論是單車還是足球，塔皮都把金錢視為最無往不利的工具。他不遺餘力招徠優秀選手效力麾下，也會一擲千金來拉攏裁判和客隊球員，甚至以「理髮師」的名義來招妓供客隊球員享樂。多年之後，他與前助手弗拉塔尼（Marc Fratani）反目，後者曝光稱，塔皮為了獲勝，可謂不擇手段，甚至會派人用針管將麻醉劑注入對手球員的飲料瓶中，種種違規舉動引起了監管機構的注意。1991年，塔皮因為「嚴重違背體育精神」而被禁止在足壇從業一年。

這一記警告並沒有能讓塔皮收手。1995年，塔皮被指控在1993年歐洲冠軍杯決賽前的法甲聯賽中，試圖賄賂瓦朗謝納俱樂部的三名主力球員，讓他們「腳下留情」，以便能讓馬賽隊主力養精蓄銳、而替補陣容仍然能夠贏球。這場假球案最終導致塔皮被判處兩年監禁（其中八個月為實刑），並且三年內不得當選公職。

該案可謂石破天驚，因為在此之前，法國從來沒有因為假球案判處如此之重的刑罰，而塔皮是第一位因為假球而真正入獄服刑的被告人（實際服刑約六個月），而他的議員職務也因此被撤銷；而馬賽隊則被取消法甲冠軍資格，降入乙級，全歐範圍禁賽，這對馬賽隊來說可謂致命打擊，經濟上立刻陷於破產境地，除了一些忠心耿耿的鐵杆擁躉球員之外，大部分球星都紛紛離去。

不過馬賽在乙級聯賽中仍然鶴立雞群，奪得了1994-1995賽季冠軍。然而負責法國俱樂部財政平衡的監管部門仍然緊盯着馬賽俱樂部，這其中有職業體育因素，也有非職業的人事敵對因素。最終塔皮意識到，只有他辭去俱樂部主席一職，馬賽俱樂部才能順利過關。於是，這位一手締造馬賽奇蹟的功勛掌舵人，黯然辭去了主席職務。

到了1990年代末，塔皮仍然身陷多起訟案，早年違規經營接連「爆雷」。1996年，加萊海峽省法庭判決，當年塔皮在經營衡器製造公司Testut期間曾濫用公司資產；1997年，他又因稅務欺詐被巴黎法庭判定有罪。

曾僅次於阿蘭德龍的法國男人

年輕時的塔皮風流倜儻，雖然最初的歌手嘗試未能遂願，但在商界小有成就後，很快也成了媒體紅人，他不僅參加政治和文化類節目，也在娛樂節目中頻頻露面，甚至被法國女性視為魅力值僅次於影星阿蘭·德龍的法國男人，並被媒體評為「1984年年度人物」。

1986年，塔皮開設了一檔名為《雄心》（Ambitions）的創業類電視節目。該節目可以說專為塔皮量身訂製，由他作為商業導師，遴選25歲以下年輕企業家的項目，提出建議交由評委團投票定奪。節目調性與後來特朗普的《學徒》（The Apprentice）真人秀有異曲同工之處，但領先後者近二十年。這檔節目在公立電視台TF1開辦了五期，但最終在剛滿一年之際被視聽監管部門叫停，後者認為節目性質「不倫不類」，將公立電視台變成了塔皮樹立個人品牌形象的舞台。

同樣從1986年起，塔皮還在馬賽、貝濟耶（Béziers）等地開辦多所商業學校，專門招收失業或輟學青年進行培訓，其中甚至還有一所學校專門面向女性學員，此舉顯著提高了他的個人聲譽。儘管隨着經營狀況的惡化，這些學校在1994年宣告破產倒閉，但仍有許多學員從中受益匪淺，其中一些人終生將塔皮視為精神上的導師。

通過《雄心》節目、商業學校以及其他傳媒塑造手段——例如他演唱歌曲《讓人生成功》（Réussir sa vie）並出版自傳《贏》（Gagner），塔皮在一定程度上成功改變了法國觀眾的看法：企業家並不必然像暴君一樣，「成功」也並不可鄙。許多日後成名的企業家，也的確是因為他的激勵而萌生出雄心壯志——「既然你可以，為什麼我做不到」，例如日後在法國電信市場掀起價格戰、改變行業生態的Free集團創辦人尼爾（Xavier Niel），就是塔皮畢生的忠實擁躉。

1990年代末，在假球案導致入獄服刑之後，塔皮的體育和政治生涯都面臨絕境，於是他再度利用自己的名氣，轉向演藝和媒體圈發展。他參演電影、戲劇和電視劇（就連批評者也承認，塔皮在喜劇方面頗有天賦），發行單曲，主持電台和電視節目。2012年，他還斥資收購了埃赫桑媒體集團（GHM）的50%股份，成為地方性報紙《普羅旺斯報》（La Provence）的老闆，當時坊間傳言，塔皮是想以此舉來為自己重返政壇鋪路，尤其是覬覦馬賽市長一職，但他本人則澄清無意重返政壇。

讓人唏噓的是，塔皮最後一次出現在媒體視野中，卻是一副狼狽形象。今年4月初，他和妻子在巴黎東南郊孔拉維爾（Combs-la-Ville）的度假住宅中遭遇入室打劫，兩人被四名歹徒打得鼻青臉腫。塔皮向媒體控訴時，雖然眉宇間怒氣沖沖，卻掩飾不住因為罹患胃癌和食道癌導致的消瘦、虛弱和衰老。在生命行將落幕前的幾個月，命運跟這位78歲的老人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生死都在巴黎，卻是「永遠的馬賽人」

在法國近現代歷史上，巴黎和馬賽這兩座城市之間，一直存在着微妙的緊張關係。往遠里說，法國革命時期，馬賽所在的東南部各省是共和立場最激進的地區；眾所周知的是，當年《萊茵軍團戰歌》經馬賽義勇軍之口，被傳為《馬賽曲》，最終成為國歌。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所謂馬賽義勇軍，其實正是地方抗拒中央，以支持革命為名，派遣武裝到首都「兵諫」的產物，並帶動起各地紛紛效仿，改變了巴黎武裝力量的對比態勢和革命走向。往近里說，法甲賽場上的「國家德比」便是巴黎聖日爾曼隊和馬賽隊之爭，兩隊相遇時是場內外火藥味最瀰漫的場合。而此次新冠疫情期間，馬賽是最極力反對中央政府防疫部署的市鎮之一，市政官員公開抗命，更不必說該市還出了因為鼓吹用羥氯喹治療新冠而聲名大噪的「神醫」拉烏爾（Didier Raoult），與主流醫學界和中央施政大唱反調。

在這種社會心態背景下，要同時征服巴黎和馬賽兩座城市，幾乎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即便不是絕無僅有，至少也是鳳毛麟角。然而，塔皮做到了。

2021年10月7日，馬賽主場韋洛德羅姆球場舉行悼念儀式。

這位「老闆」生於巴黎、死於巴黎，安息彌撒在巴黎，但葬禮在馬賽舉行，並將長眠馬賽——這座曾給他帶來無尚榮光和無盡恥辱的城市。塔皮去世的消息傳來時，馬賽市長帕揚（Benoît Payan）在第一時間發推文稱：「貝爾納·塔皮，永遠的馬賽人。」

當然，要說塔皮「征服」巴黎，未免言過其實：短暫而失敗的入閣經歷、以及並沒有太大作為的議員生涯，表明他並沒有征服首都那個封閉的政治精英小圈子。他沒有讀過任何像樣的名校，更不是出身國立行政學院的所謂「埃納系」（Énarques）的一員；但他在巴黎北郊93省成長的背景、「企業界佐羅」的光環、在體育界叱吒風雲的「老闆」氣概、以及直言無忌的草莽英雄風格，卻征服了巴黎乃至全法「郊區青年」的心。

堅韌個性背後的制度支撐

從某種意義上說，1980年代扶搖直上的塔皮，正契合了時代精神——樂觀昂揚、野心勃勃、渴望成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塔皮身上體現出往往被法國主流文化所拒斥的「美國夢」的一面。他曾在接受《世界報》採訪時袒露心跡：「死亡的念頭並不會讓我覺得難受，對我來說，死亡是生命的祝聖禮。而且當你打破過大西洋帆船賽記錄、贏得過環法單車賽冠軍、歐洲冠軍杯冠軍，而且曾當過部長、歌手，你不能對自己說——你沒有被生活寵溺過。」

這種「被生活寵溺」的人生，很難不讓人產生「法版特朗普」的聯想：二人都曾在商界呼風喚雨，都曾是媒體寵兒，都直言無忌、樹敵無數卻又被鐵杆粉絲愛戴，都有20世紀末「鍍金時代」的鮮明印記。但不同的是，郊區青年出身的塔皮，雖然最後也是富翁形象，政治立場從左向右漂移，但最終仍以「極右的反對者」被人記住。倘若塔皮的梟雄人設和政治雄心一直持續到社交媒體為王的時代、而且沒有司法案底負擔的話，或許可以衝破傳統精英圈層的桎梏，搏出一番新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龍的身上也有些許塔皮的影子，只不過更加低調隱蔽、更加生逢其時。

在1990年代初的極盛時期，塔皮位居法國富豪榜前二十之列，而經歷風風雨雨之後，2016年時，他的財富估值為1.5億歐元，這已經遠遠無法排入法國富豪榜的前列，然而媒體仍然將其視為浴火重生的「鳳凰」，換成其他人，恐怕早已被生活的大起大落所擊垮，而塔皮卻展現出罕見的強韌，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年，面對纏訟數十年的案件，仍然保持着一種「從輪椅上跳起來痛毆對手」的氣勢。

這種「野蠻生長」的氣質，在法國商界並不常見……然而耐人尋味的一點是，塔皮之所以能保持一種畢生的戰鬥姿態，除了個性堅韌使然，也和整體制度有很大關係：倘若沒有政府擺出從民間社會選賢任能的姿態（即便其中不乏功利考慮）、沒有議員民選體制直接賦予民意合法性（即便只是作為踏腳石）、沒有對司法體制最基本的信任（即便背後仍然有各種博弈），塔皮很難在半世紀時間裏始終作為一支「不死鳥」而存在，而這份「大亨小傳」，很可能在某個時間點戛然而止。

責任編輯：朱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