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在中國統戰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市委統戰部理論學習中心組

在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初期，重慶作為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實踐地、中國民主黨派的主要發祥地和「政治協商」的誕生地，孕育和形成了中國共產黨與愛國民主人士團結合作、患難與共的傳統，建立和發展了多個民主黨派組織，創立和實踐了我國民主協商的重要形式，為鞏固壯大統一戰線、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統一戰線及多黨合作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實踐地

重慶是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實踐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先後親自在這裡領導和開展統戰工作，留下了許多不朽的佳話和難忘的故事。在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會見了各黨派各團體各階層人士，努力爭取中間力量。對當政的國民黨幾乎所有的黨政軍負責人，各中間黨派主要代表人物，以及新聞界、實業界等，不是親自登門拜訪，就是親切熱情地接待，並獲得了他們的支持。連蔣介石都驚呼，毛澤東統戰工作做到他家裡來了。毛澤東同志以博大的統戰胸襟、高超的統戰智慧、嫻熟的統戰藝術，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廣泛團結各界人士，與民主人士推心置腹，共商國是，結下了深厚情誼，留下了三顧特園會張瀾、書贈柳亞子等統戰歷史典故，為全黨樹立了統戰工作的光輝典範。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在周恩來同志等人領導下，南方局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了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踐中，周恩來同志忍辱負重、拋棄個人恩怨，與曾經誣衊其聲譽的張沖化敵為友，贏得了人心。期間，周恩來同志始終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在實踐中總結形成了《關於統一戰線的策略、方法和守則》，豐富了黨的統戰理論方針政策，領導開展了大後方極為重要的統戰工作，為奪取抗戰全面勝利和建立新中國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礎。新中國成立初期，鄧小平同志主政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據西南地區民族眾多、地處邊疆、社會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實際，採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形式來聯繫群眾、開展統戰工作，親自出面做工商界、社會名流、民主人士的統戰工作，團結爭取民族上層人士，團結改造舊人員，為西南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和人民政權的建立鞏固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是他堅定提出「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鬥」的重要原則，堅決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貢獻，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中國民主黨派的主要發祥地

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前身之一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以及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九三學社，相繼在重慶成立。1939年11月23日，沈鈞儒、梁漱溟等在重慶發起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後又在上清寺特園秘密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主要由從事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工作的中高級知識分子組成。同年10月，民盟發表《對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1949年9月，民盟代表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籌建工作。抗戰爆發後，工商實業界人士每個星期五都聚集在重慶白象街的西南實業大廈，交流對國內局勢和一般經濟政策的看法。1945年10月，周恩來同志應邀出席，並發表了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命運息息相關的演講，極大增強了工商實業界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同年12月16日，主要由經濟界人士組成的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民建成立後，積極投身爭取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的愛國民主運動，以各種方式向廣大群眾特別是工商界宣傳黨的經濟政策，為解放和建立新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1939年春，在周恩來同志的幫助下，謝立惠與梁希、金善寶等人，一起成立了自然科學座談會。1944年，重慶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知識分子出於對時局的焦慮和訴求，常聚集座談，並把座談會命名民主科學座談會。後經周恩來同志等授意，自然科學座談會部分成員先後參加民主科學座談會，構成了該會的主體，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學座談會集會慶祝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並稱作九三座談會。後經毛澤東同志的鼓勵和啟發，九三學社在重慶正式宣告成立。1943年2月，在南方局的支持下，國民黨民主派組織了民主同志座談會，後定名為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1945年10月28日，民聯在重慶宣告正式成立。同時，以李濟深、何香凝等為代表的另一部分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在南方局的幫助下，於1946年4月14日在廣州成立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成立，宋慶齡為名譽主席。1949年11月，民革、民聯、民促統一成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為一個由原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組成的政黨。

「政治協商」的誕生地

抗戰勝利後，着眼和平民主建國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號召「立即召開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物的會議，商討抗戰結束後的各重要問題」，同國民黨開展了艱難的重慶談判，達成《雙十協定》，力促「舊政協會議」召開，開啟了各黨派通過政治協商解決重大政治問題的歷史先河。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全國人民的熱情期盼下，由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以及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即「舊政協會議」)在重慶召開。會議聽取了國共關於停止軍事衝突與國共會談問題的報告，並主要討論了改組政府、施政綱領、軍隊改編、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等五個問題。經過激烈鬥爭，1946年2月1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閉幕。在中國共產黨和民盟的充分協調和默契配合下，最後促成會議通過《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關於憲法草案問題的協議》《和平建國綱領》《關於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五項決議，實質上否定了國民黨的內戰政策和專制獨裁。雖然舊政協會議的性質和今天的人民政協完全不同，但它在當時提供了民主與獨裁、進步與反動較量的重要舞台，創立了各黨派共商國是的組織形式，開啟了通過政治協商解決重大問題的民主形式。中國共產黨和民盟在統一戰線史上留下了「主動讓名額」和重大問題事先交換意見的「君子協定」佳話。

重慶具有悠久的統戰歷史、光榮的統戰傳統、深厚的統戰底蘊、豐富的統戰實踐，是我們的寶貴財富，也是我們開展統戰工作的獨特優勢。進入新時代，要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論述，繼承好、弘揚好統一戰線的光榮傳統，運用好、發揮好統一戰線重要法寶作用，切實把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落實到實際行動上、體現在工作成效中，努力為「十四五」發展和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提供廣泛力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