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為什麼會缺錢到要變賣孫中山的遺物？

宋慶齡最後一次到上海變賣了不少東西

1978年12月31日至1979年2月25日，宋慶齡從北京回到上海，這也是她最後一次來上海，平常她住在北京的寓所。她說，她去北京是上班，到上海是回家。她這次來，一方面是想在上海過元旦和春節，另一方面她知道自己年紀大了，家裡的東西需要清理。

12月31日那天，市政府秘書長張甦平和我（當時我擔任市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去機場接她。後來她說有些東西要我們幫助處理掉。一是她家裡的十幾件翡翠擺設，都是過去人家送的，看起來很漂亮很貴重；還有一大箱皮衣皮袍，雖然她沒說，但我們知道是孫中山穿過的。因為組織上一再交待，宋慶齡是國家領導人，對於她家裡的事情，市委不好決定，要向中央請示彙報。所以我不能隨便處理這些東西，要先向彭沖（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彙報。彭沖沒有意見，我就找商業系統派舊貨商店的人來估價。結果舊貨商店的人來看了以後說，這些翡翠全是假的，看起來很像樣，實際是玻璃上面塗了顏色。至於皮貨，有的地方已經發脆了，有的地方毛皮脫落了。最後一估價，假的翡翠擺設只值幾百元錢，皮貨也只值一千多元，兩樣東西加起來總共兩千多元。我們考慮，這些東西雖然是假的，但卻是孫中山的遺物，在宋慶齡家裡擺了幾十年，即使沒有商業價值，也具有文物價值。所以我們決定，這些東西不能輕易賣掉，由機關出錢墊付，東西暫放倉庫保存，等將來再說。後來聽到宋慶齡說：「我以為這些東西能賣這個價錢的十幾倍。」她這樣說也不奇怪，因為她一直以為翡翠是真的，皮衣還是好的。

宋慶齡和孫中山

宋慶齡之所以需要這筆錢，是因為經濟上比較緊。雖然她每月的工資有500多元，但她與海外親朋好友來往多，開銷大。「文革」以前組織上為她提供一筆接待費，供她接待開銷，但「文革」之後她主動取消了，一分也不收。她堅持自己付保姆的工資，不讓國家負擔，包括保姆李燕娥的費用。除了這些開支外，她還經常拿錢幫助身邊有困難的工作人員。有一次，宋慶齡生活費不夠了，英文秘書張珏還幫她墊付過。

中央得知宋慶齡的經濟困難後，1979年2月，葉劍英同志（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給彭沖寫了一封信，決定由國家財政撥給宋慶齡五萬元人民幣。這件事情交給我辦理，讓我到上海市財政局辦手續，再交給宋慶齡。我帶着葉劍英的信到財政局，他們已經接到通知，就把錢交給了我，並要我寫個收據。

我領了錢去看宋慶齡。她說：「謝謝！錢我不管，由你去保管。給我刻個私章，用『林泰』的名字（宋慶齡的化名）來刻。今後我如果需要用錢，會有人帶着我的信去你處。」

我專門去刻了章，由劉友石篆刻。這五萬元人民幣的撥款單我交待市委辦公廳財務科存進附近的人民銀行；一直到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去世，這筆錢也沒有用完，「林泰」這個章用的次數不多，有幾筆開銷，總共花了一萬多元。

此後，這筆錢由上海市宋慶齡故居紀念館保管，並且再也沒有動用過。今年上半年，我到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開會，紀念館在會上公布，根據2007年一季度的結算，連同利息，該賬戶上現有七萬多元（其中包括近30年的利息）。

——摘選自《檔案春秋》2007年09期

作者：李家熾口述 張晶晶 尤乙整理編輯：周怡倩責任編輯：張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