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重新構想「現代智庫」

導讀

在系統性變革的廣泛工作中，智庫（think tank）是一股重要力量：傳統的智庫通過知識生產和智識積累影響公共政策，促進改變的發生。然而，智庫的「知識為本」在過去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人員單一、成果呈現形式單一以及與現實脫節的問題。

在本文中，我們介紹了來自美國的案例，反映了一家智庫在多元化上的努力。這一實踐嘗試解決的問題是許多機構共同面臨的，其思路及做法也許也可為不同類型的機構借鑒。

議題編輯：劉水靜

作者：艾瑪·瓦德拉（Emma Vadehra）

譯校：任珂璐、李雨萌

美國正在經歷政策制定的大變革。在一場劃時代的疫情之後，政策漸進主義正逐步讓位於廣泛的、基層上的對結構性變革的要求，而這場疫情本身也為幾代人對種族不公正的清算提供了背景。但選舉出來的官員並不是唯一需要改進的。隨着更廣泛的政策生態系統開始適應2020年後的世界，為政策運動提供知識支持的智庫也需要改進他們的方法，目前他們通過研究、分析數據和基於證據提出建議的方式來提供支持。

由於長期以來對政策「專家」資格的偏見，智庫適應新環境的速度可能較慢。傳統上，智庫根據受教育程度和高等學位來評定專家資格，這往往意味着學位證書優先於親身經歷或專業經驗。光是這些招聘偏好就使許多人無法參與能夠影響他們生活的討論：如果智庫希望研究和政策領域的中高級人員擁有碩士學位，那麼只有4%的拉丁美洲人和7%的黑人符合候選人的學歷要求（低於白人10.5%，或亞洲人/太平洋島民17%的比例）。而許多智庫都從經濟學等一些特定的領域挑選專家，但其中每年只有0.5%的博士學位授予黑人女性。

智庫本身無法改變更大的文化和社會力量，這些力量在歷史上就對進入某些領域設置了限制。但是，他們可以改變自己的做法，也就是說，他們可以改變評估專業知識的方式，以及選擇招募和培養誰成為政策專家。他們這樣做可以推動更廣泛的政策部門（包括政府和慈善捐助者）進行效仿。因為當下一代人為政策奔走和競選公職時，公共政策部門尚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使制定、研究、頒佈和實施政策的人員多樣化，並對他們提供支持。此外，在決策制定的過程中排除受影響的社群，會使我們的民主制度缺乏包容性、敏銳度和有效性。

世紀基金會（The Century Foundation）是一個有着百年歷史的智庫，經歷了多次政策制定方式的轉變。兩年前，我和世紀基金會的同事們建立了一個名為「Next100」的組織，以試驗一種新的智庫模式。

Next100的政策企業家們。照片由布麗吉特·巴多爾（Bridget Badore）為Next100拍攝

我們的任務很簡單：由利益相關者制定政策，並使政策為他們服務。我們相信，緊密聯繫政策服務的社區將使政策更加有效；我們也相信，有親身經歷的人和常春藤（Ivy League）畢業的博士一樣都是政策專家，我們也投入力量和資源支持這一信念。

去年的疫情和對種族平等的強烈呼籲，使我們更加相信我們需要深思熟慮使政策制定民主化。雖然現在大家都知道新冠肺炎暴露並加劇了歷史上深刻的不平等，但對這些不平等為什麼存在、為什麼如此之嚴重的思考還不夠。政策制定的方式，以及誰是政策制定者都是這些問題的關鍵原因。

為了使更多智庫實現這一轉變，更廣泛的政策生態系統也需要加入到轉變中。智庫的資助者傾向於優先資助狹義和傳統形式的政策專業知識。雖然資助者最近似乎有所轉變，但這種轉變體現在他們對社會變革其他領域的資助上，而並未惠及致力於影響政策的組織。雖然潮流正在發生轉變，但許多慈善組織仍然對組織運營費用的資助加以限制，而這些費用正是用於多元人才的僱用、招聘和培訓。

以下是重新定義專業知識的三種方式，可以幫助智庫更好地應對我們最緊迫的政策挑戰：

01、讓來自受影響的社區的聲音參與政策建議

大多數智庫都遵循傳統的僱傭模式，即讓新的研究人員在更資深的政策專家指導下工作，為機構現有的研究和政策重點做出貢獻。雖然這種學徒模式能夠穩定地建設智庫的青年人才梯隊，但那些剛進入政策部門的人要花大量的時間幫助推進別人的想法，然後才能推動自己的議程。

相反，如果智庫考慮僱傭那些來自受政策影響最大的社區，並與之保持聯繫的人，同時為他們提供培訓和平台，以實現他們認為需要的政策變革，那會怎樣？

例如，羅薩里奧·基羅斯·比利亞雷亞爾（Rosario Quiroz Villareal）以無證件移民的身份長大，她曾是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手續（DACA）的受益者，也當過教師。（譯者註：據維基百科，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手續是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2012年6月推出的一項政策，容許若干在入境美國時尚未滿16歲的無證件移民申請可續期的兩年暫緩遣返，並容許他們申請工作許可。此項政策是奧巴馬以行政命令方式啟動，沒有經由國會表決）

她將這些經驗運用到她在Next100的工作中，專註於幫助移民兒童。她的經歷以及與社區的聯繫，幫助該組織與那些難以接觸但又難逃國家政策影響的社區建立了信任關係。在與移民相關州政策的改進建議中，她努力地融入無證件移民中父母群體的呼聲，而這些聲音以往是常常被忽略的。她與值得信賴的社區組織合作設計項目，項目涉及了四個州的焦點小組，並確保了講克里奧爾語和西班牙語的人全程沒有語言障礙。為了對這些社區負責，在政策建議發表前她回到焦點小組，向參與者們介紹了建議的內容。在最終版本中，她根據無證件移民家庭的親身經歷提出建議，而這些家庭往往很難通過數據分析進行研究。

通過擴大對「專業知識」這個概念的定義，智庫挖掘到了「未開發的資源」，從而豐富和深化了他們的政策建議。

02、建立多元人才獲取渠道，為傳統的討論帶來新鮮視角

如果智庫真心希望僱傭不同的人，他們必須改變自己在人才方面的實踐。從投資於宣講服務和招聘，到改變申請和選拔程序，再到更有指向性的入職培訓和長期技能培訓，為了顯着地改變影響政策的群體，需要用投資和創造性思維吸引有前途的候選人，而這些人往往不符合傳統公共政策專業模式的要求。

Next100致力於通過紮實宣講而觸及到廣泛的人才網絡，並制定了一個有意避免招聘中某些障礙的申請程序（例如，沒有設置大學學位要求），從而為一個不知名組織的少數崗位吸引了近750份各式申請。八位被我們稱為「政策企業家」（policy entrepreneurs）的第一批僱員有着多元的觀點和豐富的親身經歷（比如被監禁、曾無家可歸、無證件移民，還有一位是伊拉克難民），這些都對他們正在進行的工作產生了影響。然而，同樣關鍵的是，一旦智庫成功招募到新人加入其團隊，他們必須通過投資高質量的入職培訓、長期培訓和技能發展來為這些新人提供支持，但這些往往不是智庫行業通常的投資重點。

例如，塔伊夫·賈尼（Taif Jany）16歲時父親被綁架，隨後自己逃離家鄉伊拉克前往敘利亞，最終成為了紐約聯合學院（Union College）的一位國際學生。複雜的簽證系統常常限制或浪費了能為美國帶來想法和貢獻的人才，而他親身和此系統打過交道，並通過在Next100的工作改變了這一系統，同時致力於轉變對於移民的敘事，突出移民對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巨大貢獻。在新冠疫情期間，當美國政府採取措施排斥國際學生時，塔伊夫的工作卻為接收這些學生提供了依據。

同樣，另一位Next100的政策企業家，伊莎貝爾·科羅納多（Isabel Coronado），則是馬斯科吉（Mvskoke），又稱克里克 (Creek)人。成長過程中母親被監禁的經歷，促使她將家庭問題納入刑事司法的考慮中。美國有近300萬兒童的父母被監禁，其中許多是原住民、黑人和拉丁裔兒童。通過關注父母被監禁兒童的前途和潛力，伊莎貝爾的工作推動了量刑改革的進行，這一改革強調優先保持家庭完整。

對於那些在特定政策（例如公共教育/移民，或刑事司法改革）領域耕耘了幾十年的智庫來說，新的想法和觀點的融匯可以幫助突破傳統的障礙，並發掘出新的變革方式。

03、超越「白皮書」

改變影響政策的人也就改變了政策的制定方式。雖然智庫的大多數基本產出是數據和文字，它們被打包進一份份報告或資料頁中，以紙質或 PDF 格式傳播，但這類出版物很難觸及政策辯論中最利害攸關的人。

邁克爾·「扎基」·史密斯（Michael 「Zaki」 Smith）是一名理髮師、流行音樂節目主持人（DJ）和活動家，他來Next100工作是帶着結束有犯罪記錄的人所面臨的「永久懲罰」的使命的。由於有犯罪記錄，扎基遭受了「無聲的終身監禁」，一系列法律限制了他的就業、住房和其他基本需求的滿足，還使他失去了夢寐以求的輔導教師工作。扎基放棄了傳統的智庫白皮書，而是致力於在布魯克林區創作公共藝術壁畫，以吸引受影響的社區了解犯罪記錄的附加後果。他有創新性的創意舉措促進了紐約一項立法，該法律規定個人償還其對社會的「債務」後，其犯罪記錄將被刪去。

近年來，為了在後疫情時代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未來，一個由新組織構成的系統已經開始重新構想決策的制定方法。智庫一直是政策推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需要在他們的幫助下應對複雜挑戰。通過使「什麼是專業知識」、「誰能推動政策變革」，以及「如何制定和實施政策」這些概念現代化，智庫可以為建立一個更加包容、公正和平等的國家鋪平道路。

來源：SSIR官網，首發於2021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