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亞古代文明」公元前一千紀的泰馬與阿拉伯半島北部的長途貿易

2022年02月26日02:17:22 熱門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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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1期

內容提要

公元前一千紀早期，來往於阿拉伯半島南部和西亞北非其他地區之間的香料貿易日漸興盛，地處貿易路線之上的綠洲城市泰馬因此成為阿拉伯半島北部最重要的城市與貿易中心之一，開始出現在亞述、巴比倫等地的出土文獻之中。在此期間，泰馬的政治、宗教、文化以及物質生活都深受外部影響。包括泰馬在內的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的區域影響力也因其在貿易上的重要地位而逐漸提升。公元前一千紀後期，海路取代陸路成為更主要的交通方式，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的長途貿易活動逐漸沒落，泰馬也因此失去了它的重要地位。但是，根據考古所見物質遺存，綠洲農業生產始終是泰馬大多數居民的主要生業。儘管長途貿易衰弛，但直至今日，泰馬依然保持着它在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內部的活力。

關鍵詞

泰馬；阿拉伯半島；古代西亞；長途貿易；香料之路

作者簡介

常洋銘，比利時魯汶大學東方研究所2020級博士研究生

正文

圖片來源：Trip

泰馬（Taymāʾ）位於阿拉伯半島西北、今沙特阿拉伯王國塔布克省境內東南。它坐落於一片同名綠洲的中心，西接內夫得沙漠，東臨塞拉特山脈，北部是一片季節性鹽沼，著名的淡水水源哈達吉井（Bir Haddaj）便位於泰馬城中。通過多條長途貿易路線，泰馬將阿拉伯半島中南部與西亞北非其他地區聯繫起來。憑藉得天獨厚的淡水資源和地理位置優勢，泰馬在公元前一千紀成為阿拉伯北部地區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在農業生產、區域政治和長途貿易等方面地位突出。這些跨區域的往來既反映在傳世和出土文獻記錄當中，也通過考古發掘所發現的物質遺存表現出來。近代西方對於泰馬城在內近東古代遺址的考察和再發現對理解包括古代阿拉伯北部在內的古代西亞文明至關重要。

早在19世紀中葉，西方探險家就到訪過泰馬所在的阿拉伯北部地區。1877年英國探險家道蒂（Charles Doughty）來到泰馬，此後發表的遊記是西方關於泰馬遺址最早的記錄。在他之後，法國探險家于貝爾（Charles Huber）和德國學者厄廷（Julius Euting）先後考察過泰馬遺址，並對遺址情況做出了更加詳盡的描述。法國考古學家姚森（Antonin Jaussen）和薩維尼雅克（Raphaël Savignac）也在阿拉伯半島考察途中對泰馬遺址進行過記錄。1957年，英國探險家菲爾比（H. Saint John Philby）發表了他先前對泰馬遺址的觀察和記錄。不過，前述著錄只是基於對現場的踏查，對泰馬遺址全面科學的考古探查則始於20世紀60年代之後。1980年，加拿大學者溫內特（Frederick Winnett）和里德（William Reed）在《北阿拉比亞古迹》一書中記錄了先前對該地區各個遺址進行的系統的考察結果。他們不僅發現和整理了豐富的古代銘文資料，還記錄了所見陶器及其形制等物質遺存的相關信息。在沙特阿拉伯有關部門的委託下，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考古學家鮑登（Garth Bawden）和艾登斯（Christopher Edens）等對沙特阿拉伯境內包括泰馬在內的古代遺迹開展全面調查此後30多年間，歐美和沙特考古學家間或在泰馬遺址開展發掘活動。2004年，沙特阿拉伯旅遊和國家遺產委員會（SCTH）與德國考古研究所（DAI）東方部在泰馬遺址啟動聯合發掘行動，研究泰馬綠洲地區的古代居址和環境變遷。該聯合發掘項目持續至今，成果豐富。除大量新見出土資料之外，近20年來，各國考古學家還在泰馬城及其周邊地區發現了許多銘文資料。與此同時，亞述學和埃及學界對兩河流域和埃及出土文獻的釋讀範圍也有所擴大，發現了更多關於阿拉伯半島早期歷史的記載。考古與歷史新材料補正了先前關於泰馬的歷史書寫和解釋的闕謬，增進了學界對當地早期歷史的理解。本文結合出土文獻和近年來泰馬遺址的考古發掘資料，梳理和分析泰馬早期的城市發展與政治歷程，並探討古代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的商品、商路與長途貿易。

一、從城市初建到女王之邦：公元前6世紀以前的泰馬

自新石器時代晚期，受自然條件限制，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等西亞乾旱地帶的人群無法從事定居的農耕活動，一般採取流動的生活方式。泰馬綠洲是個例外，憑藉充足的淡水資源，這裡在公元前五千紀晚期就已經有人類定居。這些居民以農耕為生業，自己生產陶器，也和周邊游牧族群交換物資。在公元前五千紀，現遺址北部的鹽沼還是一片淡水湖泊，對農業發展十分有利。由於本土文字材料的失語，我們尚且無從得知早期泰馬地區的社會形態。但根據考古資料，從公元前三千紀至前二千紀，泰馬城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相當規模的定居點，最早的城牆和防禦設施都已建成。有組織、有規模的建築活動和農田水利工程的出現，表明存在某種程度上的社會組織。學界對公元前三千紀泰馬與周邊地區的交往也有具體發現，考古學家在這一時期的地層中發現了和沙姆（al-Shām）地區同一類型的銅製武器。不過，因其偏安一隅的地理位置、有限的人口和疆域範圍，泰馬與同時期的西亞大國相比，影響力十分有限。直到公元前一千紀，泰馬才出現在兩河流域的泥板文書記載中，用泰馬當地語言和文字書寫的文獻材料也在這時出現。

兩河流域幼發拉底河中游小國蘇胡（Suḫu）的銘文揭示了公元前8世紀中期泰馬的蹤跡。當時兩河流域北部的新亞述帝國（Neo-Assyrian Empire）十分強盛，南部的巴比倫尼亞（Babylonia）在經濟和文化上極具活力。儘管周遭大國環伺，但蘇胡一類的地方政權通過與大國之間的外交博弈，依然可以保持較高的獨立性。蘇胡本身也具備一定規模的軍事力量，這在自稱為「蘇胡與馬里之地的總督」（LÚ.GAR KUR.su-ḫi u KUR.ma-ri）的蘇胡統治者的記載中可見一斑：

我，寧努爾塔庫杜里烏蘇爾（Ninurta-kudurrī-uṣur），蘇胡與馬里之地的總督。關於（那些）泰馬人和沙巴人，他們的母國遙遠，（他們的）信使從來沒有來找過我，（他們）也從來沒有來（見）過我，他們的商隊走到了馬爾圖井（Martu）和哈拉圖井（Ḫalatu）的水源附近，經此進入欣達努城（Ḫindānu）。中午（當我）在卡爾阿普拉阿達德（Kār-Apla-Adad）鎮時，聽到了關於他們的報告，我（馬上）給我的戰車套上了（馬匹）。我在夜裡渡河，在第二天中午之前抵達阿茲拉亞努（Azlāyyānu）鎮。我在阿茲拉亞努鎮等了三天。第三天他們來了，我活捉了他們當中的100人，俘虜了他們的200頭駱駝，還有他們的貨物——藍紫色的羊毛（織品）、……羊毛、鐵、「帕帕爾迪魯石」等各色商品。我從他們那裡奪取了豐富的戰利品，並把它們帶回了蘇胡。

在這篇銘文中，蘇胡的統治者寧努爾塔庫杜里烏蘇爾記錄了他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率領軍隊劫掠來自泰馬和沙巴的商隊的過程，這是泥板文書中目前已知最早的提及泰馬的案例。雖然公元前9世紀亞述國王沙爾曼納瑟爾三世（Shalmaneser III）就在自己的記功銘文中記錄了卡爾卡爾（Qarqar）一役中，敵方聯盟內12個盟友之一「阿拉伯的金迪布（Gindibu）」派出了1000頭駱駝，但他並未具體記下金迪布的身份和出處。蘇胡的這篇銘文則具體指出了泰馬作為阿拉伯半島南部地區與兩河流域之間長途貿易中轉站的角色——從沙巴出發的商隊到達泰馬後，再同當地商人一起上路，將貨品運往兩河流域，中途經過欣達努城所在的幼發拉底河中游地區。之後不久，亞述國王提格拉特皮勒賽爾三世（Tiglath-Pileser III）通過軍事征服加強了對周邊地區的控制，蘇胡喪失了獨立性，轉而向亞述納貢。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也被亞述帝國所征服，成為向亞述納貢的諸多外邦之一。這一轉變在提格拉特皮勒賽爾三世的記功銘文中多次出現：

至於阿拉伯的女王薩姆西（Samsi）——我在薩庫里山（KUR.Sa-qu-ur-ri）殺掉了她的9,400人。我俘獲了她的1,000人、30,000頭駱駝、20,000頭公牛……共5,000包各種香料……她的神祇的神龕、她的女神的軍事裝備和人員，以及她的個人財產。後來，為保全自己的性命……她到終年乾旱的沙漠里去了，像一頭母野驢一樣。我將她的東西、她的帳篷和她營地里的士兵們，一把火燒了。薩姆西被我強大的武力嚇壞了。她帶着公駱駝、母駱駝……來到亞述、我的面前，我派了代表……馬薩（Maʾsa）和泰馬的人、沙巴人、哈亞帕（Ḫayappa）和巴達努（Badanu）的人和哈特（Ḫatte）以及伊迪巴伊魯（Idibaʾilu）的人，這些在西部土地邊疆上的人，這些我的先輩們聞所未聞的人，這些母國遙遠的人，聽聞我的威名和英雄作為後，視我為主人。他們帶給我黃金、白銀、公駱駝、母駱駝和各類香料作為供奉，並且親吻了我的雙足。

在這篇銘文中，提格拉特皮勒賽爾三世記錄了他擊敗由阿拉伯女王薩姆西領導的阿拉伯軍隊的過程。根據銘文內容，儘管薩姆西在戰敗後維持了自己在「西部土地的邊疆」的地位，但她需要向亞述稱臣納貢。而薩姆西並不直接統治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的諸多國家，更像是一個城邦—部落聯盟的首領。泰馬作為女王薩姆西所率領的聯盟當中的一個成員，與馬薩、哈亞帕等其他地方一樣，一併陳列在向亞述國王納貢的地方名單當中。根據提格拉特皮勒賽爾三世的歷史事迹可以判斷，他並沒有意願將阿拉伯半島北部乃至整個半島併入到亞述版圖之內，而是希望藉此威懾阿拉伯半島北部的國家和游牧部落，加強自己對新征服的敘利亞地區的控制。銘文中提及的他所派出的「代表」（LÚ.qe-e-pu）很可能就是負責監督女王薩姆西和阿拉伯北部地區的官員。根據後世史料可知，泰馬對新亞述帝國的貢賦以及二者之間的貿易往來非常頻繁。在亞述國王辛那赫裡布（Sennacherib）在位期間所修建的尼尼微（Nineveh）城牆中，有一座城門便叫做「那蘇穆埃爾人和泰馬人送進貢賦的」，即「沙漠之門」。

除上文提及的「阿拉伯女王」薩姆西外，新亞述時期的王室銘文和政治書信中還出現了多位使用這一名號的女統治者，她們的名字分別為泰爾艾爾胡努（Teʾelḫunu）、阿迪葉（Adiye）、扎比貝（Zabibê）、塔布亞（Tabūʾa）和伊亞提葉（Iatiʾe），時間從提格拉特皮勒賽爾三世時期直至亞述巴尼拔（Ashurbanipal）統治時期。根據具體的文本斷代和與亞述帝王歷次阿拉伯征服等歷史事件的發生時間之間的相互印證，可以得知這些「阿拉伯女王」統治時期的開始不晚於公元前738年，一直延續至公元前650年左右。提及她們名字的銘文也略微提到了她們的事迹。在軍事方面，除薩姆西外，泰爾艾爾胡努和阿迪葉也曾擔任阿拉伯人的軍事統帥。在經濟方面，扎比貝、薩姆西和塔布亞都展現了她們對阿拉伯半島物資和長途運送的控制能力。在宗教方面，泰爾艾爾胡努似乎也具有一定作用。但是，這些源自亞述的文本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我們無法確定對於阿拉伯半島本土人群而言，這些「女王」的地位和意義為何，甚至不能完全確定她們是否是連續的、相同的族群和地域的統治者。但在亞述方面的記載中，阿拉伯女王塔布亞曾在辛那赫裡布的宮廷作為人質。通過以塔布亞為質子這一行為，亞述統治者一方面威懾了阿拉伯人，降低了他們叛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過對阿拉伯人未來統治者的教化，使她們也能夠忠誠於亞述。塔布亞的這一經歷還說明，新亞述帝國認可她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傳統的統治地位和它們對於阿拉伯人的實際影響力。因此，在當時的阿拉伯北部地區，這些女性統治者在政治治理和宗教生活方面都具有重要的領導作用，泰馬極有可能也處於她們的統治之下。

從公元前三千紀有人定居在泰馬綠洲開始，泰馬早期歷史的重要特徵便是與周邊地區的緊密聯繫，而這一特徵與它的交通樞紐位置息息相關。在公元前一千紀之前，這一特徵主要體現在考古發現中所反映出的外來物品與技術傳播。新亞述帝國時期及之後，這一特徵通過有記載的長途貿易、政治互動甚至戰爭表現出來。自提格拉特皮勒賽爾三世開始，亞述始終試圖通過軍事征伐或外交活動穩固它在泰馬在內的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的影響力。在亞述巴尼拔在位期間，亞述與阿拉伯北部的諸部落簽訂條約，以維持雙邊和平關係。即便如此，阿拉伯半島北部的部落勢力依然參加了亞述巴尼拔的弟弟沙馬什舒姆烏金（Šamaš‐šumu‐ukin）在巴比倫發動的叛亂，在戰敗後還遭到了亞述巴尼拔的報復。可以認為，直到公元前612年尼尼微城的陷落，儘管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在文化和藝術風格上受到了亞述的影響，但新亞述帝國對該地區的種種綏靖嘗試都沒有成功。泰馬等阿拉伯半島北部城市和部落始終維持其獨立性。這在公元前8世紀幼發拉底河上游城邦卡爾赫米什（Carchemish）統治者的一篇銘文中得到了體現：

我，亞利利斯（Yariris），統治者，受塔爾胡神（Tarhunzas）、庫巴巴神（Kubaba）、卡爾胡哈斯神（Karhuhas）和太陽所鍾愛的王。我——眾神使我強大，在卡爾赫米什為聖。我振興了卡爾赫米什，我（重建）了我的主的（神廟）和……（我）用城市的文字、用泰爾文字、用亞述文字、用泰馬文字，我懂得十二種語言。我的主將講這些語言的每個國家的子民都千里迢迢地帶到我的面前，並且讓我明白每種知識。

在這篇銘文中，卡爾赫米什的統治者通過炫耀自己的語言能力，表現自己是被眾神所鍾愛的「應許之人」。他自稱可讀懂4種文字，通曉12種語言。文中所謂的「泰馬文字」可能包括其他幾種的阿拉伯半島北部文字在內，是對古代阿拉伯北部文字的概稱。他所列出的四種文字，除卡爾赫米什本地所使用的盧維語象形文字之外的三種，代表了當時與卡爾赫米什互動頻繁的三個地方和三股政治力量——亞述、腓尼基以及泰馬在內的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在非亞述人看來，亞述與泰馬所代表的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是當時國際環境中獨立的兩方。所謂的「泰馬文字」是一種字母文字，是古代阿拉伯北部文字中的一種。它共有27個輔音字母，沒有元音字母。它所書寫的泰馬語（Taymanitic）是亞非語系閃米特語族中閃米特語支中古代北阿拉比亞語綠洲方言（Oasis North Arabian）中的一種，與杜馬語（Dumaitic）、德丹語（Dedanitic）關係非常緊密。目前已知的泰馬語銘文除內容中標明國王身份外，大多難以斷代，大約應集中於公元前一千紀早中期，尤其以新亞述至新巴比倫王朝時期（公元前9至前6世紀）為主。

二、「沙漠中的巴比倫」：公元前一千紀中後期的泰馬

新亞述帝國滅亡後，新巴比倫王朝取而代之，成為西亞最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但是在新巴比倫王朝早中期的文獻中，至今尚未發現「泰馬」一詞的蹤跡。直到新巴比倫王朝最後一位國王那波尼德（Nabonidus）統治期間（公元前556年至前539年），泰馬和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才重新出現在兩河流域的歷史書寫中。那波尼德在登上王位後第三年離開巴比倫，去往阿拉伯。在重建哈蘭城（Harran）的辛神（Sîn）神廟埃胡爾胡爾（Eḫulḫul）的紀念碑文中，記錄了那波尼德自登基以來的政治歷程，其中包括他征服泰馬在內的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的過程：

然後，我——他帶我遠離我的城市巴比倫，十年來，我走在泰馬城、德丹城（Dadānu）、帕達庫城（Padakku）、黑布拉城（Ḫibrā）、亞迪胡城（Yadīḫu）之間的道路上，（然後）一直到亞特裡布城（Yatribu）。我沒有進入過我的城市巴比倫。……在辛神和戰爭女神伊什塔爾（Ištar）——沒有她世上就沒有敵意與和平、就沒有戰爭會發生——的命令下，她把手放在他們（敵人）身上，（然後）埃及、米底（和）阿拉伯等地的國王，以及所有敵方的國王都派（他們的使者）到我的面前，以（建立）善意與和平。阿拉伯人，他們……武器……巴比倫尼亞……劫掠並帶走了他們可用的財產。然而，遵從辛神的話語，內伽爾神（Nergal）毀掉了他們的武器，他們在我的腳前叩拜。

在這篇碑銘中，那波尼德記錄了他在辛神和伊什塔爾女神的幫助下征服阿拉伯半島北部廣大地域的過程。在此期間，那波尼德將巴比倫的政事和軍務委任給自己的兒子和繼承人貝爾沙撒（Belshazzar）。在這一時期巴比倫和烏魯克等地的出土文獻中，貝爾沙撒在許多王家銘文和信件中充當了通常情況下國王應扮演的角色。那波尼德在銘文後續部分提到，他在泰馬居住了長達十年，其間未曾回過巴比倫。這一經過在巴比倫年代記文獻中也被記錄了下來：

國王駐蹕在泰馬，王子、他的官員（和）他的軍隊在阿卡德。國王在尼桑月（Nisanu）沒有來到巴比倫。納布神（Nabû）沒有來到巴比倫，貝爾神（Bēl）沒有出來。新年節慶沒有舉行。給巴比倫與博爾西帕（Borsippa）眾神的供奉被呈到埃薩吉爾神廟（Esagil）和埃茲達神廟（Ezida），像平常時候一樣。

在那波尼德時期的年代記文獻中，上述段落在那波尼德統治第七、第九、第十和第十一年的記錄中重複出現。從文辭中可以看出，巴比倫書吏階層在言及那波尼德缺席時，對那波尼德身為巴比倫國王卻忽略自己在巴比倫應當承擔的宗教和儀式義務一事語帶責備。儘管在其他銘文中，那波尼德將他居住在泰馬的十年歸因於他所虔信的辛神的旨意，但這無法彌合他與那些虔信以馬爾杜克為中心的巴比倫宗教的巴比倫祭司和社會精英階層之間的裂痕。根據阿契美尼德波斯時期寫成的《那波尼德篇》（Verse Account of Nabonidus），那波尼德摧毀了泰馬城的原始建築，屠殺當地原住民，並在泰馬重建了新的宮殿建築群，把那裡當作王都巴比倫一樣建設。學界對這一文獻的可靠性存疑，認為有污名化那波尼德之嫌。目前已知的泰馬語文獻許多都應寫成於那波尼德統治時期，這說明在那波尼德統治期間，泰馬及其周邊地區必然存在一定規模的本土人口，泰馬語才能被書寫和流傳下來。但是，那波尼德的到來明顯對當地原住民及其書寫和居住模式產生了顯著影響。這些已知的泰馬語銘文絕大多數是岩石上的刻畫，且幾乎全部發現於泰馬城周邊的沙漠地區，而非泰馬遺址內部。這可能是因為，在巴比倫統治時期，那波尼德及其隨行人員所使用的阿拉姆語和阿卡德語取代了泰馬語，成為城內文書記錄所使用的主要語言。根據荷蘭語言學家庫茨特拉（Fokelien Kootstra）的研究，與其他古北阿拉比亞語綠洲方言書寫的銘文相比，泰馬語表現出更多西北閃米特語支的特徵，而這很可能與泰馬語和阿拉姆語的長期接觸有關。在泰馬語銘文中，至少有三篇反映出那波尼德與當地原住民的關係：

我是馬爾丹（Mrdn），巴比倫之王那波尼德的僕人。我和大總管季耶特（Kyt）一起到了拉克沙漠（Lʾq）中一片沒有水源的荒野中。

我是阿努德斯（ʾnds），巴比倫之王那波尼德的僕人。

我是阿努德斯，巴比倫之王那波尼德的監察官，守衛了……

與其他大部分泰馬語銘文不同，這三篇銘文不是僅僅留下名字和簡單文字的塗鴉，還記錄了自己的身份以及一些事件。兩位銘文書寫者應當都是泰馬人，在當地擔任巴比倫國王那波尼德的官員。除此之外，許多泰馬語銘文都記錄了泰馬人參加對相鄰綠洲城市德丹（Ddn）的戰爭。溫奈特和里德認為，這些銘文很可能反映了那波尼德在泰馬居住期間率領泰馬當地軍士攻打其他綠洲城市的經過：

巴哈斯爾凱特（Bhs²rkt）在對德丹的戰爭中守衛了一個月，為了薩拉姆（Ṣlm）。

馬奈泰特（Mntt）在對德丹的戰爭中守衛。

那美爾（Nʿml），拉巴德（Lbd）之子，德丹的毀滅者……他屠殺並讓克德烏爾特（Kdwrt）然後他去了……一年。

除此之外，已知提到「對德丹的戰爭」和「在德丹紮營」的泰馬語銘文還有13篇之多。雖然其中都沒有提到統治者的名字和具體紀年，但至少這些銘文都暗示泰馬與德丹之間的關係在這一時期非常緊張。在那波尼德回到巴比倫後不久，新巴比倫王朝滅亡於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隨即被納入波斯帝國的勢力範圍。這在泰馬西南的卡布爾阿爾雲迪（Qabur al-Jundi）出土的一篇銘文中得到印證。德丹的伽什姆之子沙赫爾（Gs²m bn s²hr）和阿貝德（ʿbd）都自稱「德丹總督」（fḥt Ddn），這一稱號取代了此前文獻中的「德丹之王」（mlk Ddn）。因此在這一時期，泰馬及其他阿拉伯半島北部的綠洲很可能已經處於臣服於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的利希安統治者（Lihyans）的管轄範圍內。《居魯士圓柱銘文》中也曾提到：「那些在阿姆魯地（Amurru）居住在帳篷中的國王們，他們中的每一位都帶來了大量貢品來到舒安納（Šuanna）城中，親吻我的雙足。」「居住在帳篷中的國王們」即兩河流域對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統治者的一種傳統代稱。

目前已知的阿契美尼德波斯時期史料中涉及泰馬的較為少見，其中最著名的是現藏於盧浮宮的「泰馬石碑」（AO 1505），為法國探險家于貝爾1880年在阿拉伯半島考察期間所得。石碑頂部呈半圓形，正面刻有阿拉姆語銘文，側面則刻畫著神祇和祭司祭拜的圖像。銘文敘述了在一位不知名國王在位的第年，經泰馬宗教傳統中麥赫拉姆的薩拉姆神（22 Ṣlm zy Mḥrm）、辛伽拉神（Šnglʾ）和阿施馬神（ʾšymʾ）的贊同，將哈伽姆的薩拉姆神（Ṣlm zy hgm）納入泰馬的宗教崇拜中。新建的神廟由佩托西里耶之子薩拉姆謝茲布（Ṣlmšzb br Pṭsry）擔任祭司，每年分別從田地和國王財產中得到16棵和5棵棕櫚樹作為供奉。在泰馬，薩拉姆神信仰由來已久，至晚在新亞述帝國時期，薩拉姆神就開始在泰馬被供奉和崇拜，它的神名也頻繁地出現在泰馬語銘文當中。石碑圖像的上半部分是一位身穿長袍、頭戴圓錐形頭飾並頂着圓盤、手持長槍的神祇，即哈伽姆的薩拉姆神；下半部分是一個人在祭壇前高舉雙臂崇拜的場景，下面刻着他的名字「祭司薩拉姆謝茲布」。這一圖式反映出巴比倫文化對泰馬當地宗教的深刻影響。碑銘所使用的阿拉姆語從側面說明泰馬文字在書寫方面，即便在本土宗教文化領域，也不再具有優勢。除此之外，這座石碑能夠提供的歷史信息較為有限。

儘管出土文獻資料相對較少，但通過考古發掘中可以發現，泰馬的城市生活在這一時期極具活力。近年來考古界對公元前一千紀後半期泰馬居民居址的考察提供了更生動的生活圖景。在這一時期，泰馬的大多數居民依然以在綠洲地區從事農業生產為主要生業，每個家庭在耕種之外，也負責所獲糧食作物的加工和儲存。以家庭為單位的大量糧食儲存和農業生產意味着居民在經濟上獨立於宮廷或神廟機構。這種模式表明，在這一時期，家庭是泰馬綠洲定居社會的基本單位。這也進一步說明，泰馬在帝國和外邦的統治下一直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地方的行政力量不具備集中管理經濟生產的能力。

在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的宏大疆域之中，公元前6世紀末至公元前3世紀前後的泰馬是利希安王國（Lihyan）的一部分。利希安王國的統治者在泰馬任命了地方官員，並在神廟裡豎立了多座紀念性的雕像和石碑，這些泰馬出土的阿拉姆語碑文增進了學界對於利希安王朝世序的了解。在利希安王朝時期，德丹城成為王國都城和區域性的貿易中心，泰馬城的定居規模有所縮減，而考古遺存則反映出行政力量對人們生產生活的影響力依然較為有限。公元前3世紀前後，利希安王國滅亡，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經歷了短暫的權力真空。公元前1世紀，泰馬以北的納巴泰王國（Nabataean Kingdom）興起，來自南部經由德丹和泰馬從事長途貿易的馬因人（Minean）由來自北部的納巴泰人取代，後者進而成為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商貿活動最主要的中間角色。納巴泰商人活躍於從阿拉伯南部到約旦地區以及紅海沿岸的港口之間，對他們的商業活動的記錄也出現在希臘古典作家的作品中。納巴泰時期，泰馬位於王國政治範圍的東南邊緣，目前考古學家只發現了少數的碑銘材料，且這些材料所包含的信息非常有限。公元106年，羅馬人控制了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將納巴泰王國併入新的阿拉伯行省（Provincia Arabia），泰馬城作為阿拉伯行省南部的一座綠洲城市，成為了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儘管在羅馬時期及之後，泰馬城始終有人定居，但在公元前一千紀晚期之後，隨着海路貿易的興起和在帝國內部相對邊緣的區位，泰馬逐漸失去了它昔日的影響力。

三、「香料之路」：古代阿拉伯半島長途貿易的商路與商品

自公元前四千紀晚期開始，古代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就開始使用香料，主要用於宗教儀式和日常供奉。這一傳統一直延續至公元前一千紀，許多地方都有這類傳統，從這一時期世界各地出土的不同式樣的香爐便可見一斑。公元前三千紀晚期以降，游牧和半游牧族群在綠洲的定居催生了包括泰馬在內的綠洲城市文明。幾乎與此同時，對單峰駝（Camelus dromedarius）的馴化使得人們穿越廣闊沙漠的長途貿易成為可能。一匹滿載貨物的單峰駝每天可以行進40公里，而它們在中途沒有水源的情況下，最遠可以行走200公里。這種特質已經可以滿足穿行於水井和綠洲之間的商隊的需要。對香料的需求引發了商隊貿易的繁榮，也促進了沿途綠洲城市之間交通網絡的發展。這一路網縱橫千里，從阿拉伯半島南部的阿曼和也門出發，經由泰馬等阿拉伯半島北部綠洲城市，通往西亞、北非各個地區，並通過地中海、紅海沿岸的港口再到達世界各地。這一商路網絡在阿拉伯半島西岸的部分也被稱作「香料之路」（Incense Route），因其流通貨物中最重要的一類是產自阿拉伯半島南部地區的乳香和沒藥而得名。

從公元前二千紀開始，駝隊成為這條商路上最典型的運輸方式。根據羅馬時期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記載，走完這條路線大約需要65天的時間，沿途有提供水的停靠點，商人和駝隊可以在那裡休息、購買補給和出售貨物。泰馬便是中途重要的停靠點和商路的交匯點。結合出土文獻、傳世文獻和考古發現方面的證據，目前已知的香料之路的起點位於阿拉伯半島南部的奈季蘭（Najran）附近。出自阿拉伯半島南部的也門和阿曼各地的乳香和沒藥匯聚到這裡後繼續北上。英國文獻學家麥克唐納（Michael C. A. Macdonald）認為，至少在納巴泰時期，有一支商路從奈季蘭一帶出發，直接穿過沙漠，通往波斯灣沿岸今巴林附近的迪勒蒙（Dilmun）的傑拉城（Gerrha）。香料在到達傑拉後，再經海路運往兩河流域南部。除這一分支外，香料之路的主幹繼續沿着阿拉伯半島西岸的山脈東側向北前進，到達亞特裡布。在亞特裡布，香料之路又分出一支，向東北部的今哈伊勒省地區內延伸，通往兩河流域南部。然後，香料之路的主幹繼續向北，經由黑布拉到達泰馬和德丹，即前文所提到的那波尼德所征服的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在這裡，香料之路再度一分為二：一條從泰馬經由杜馬（Dumah）通往巴比倫，即那波尼德的路線，也是公元前一千紀阿拉伯半島北部與兩河流域之間最重要的商道；另一條從泰馬和德丹繼續向北，通往沙姆地區和埃及，商品從那裡再經由海運，到達希臘、羅馬等地中海沿岸地區。但是，「香料之路」並非數千年一成不變。為逃避綠洲城市統治者對商隊收取的稅賦和對貨物的剋扣，很多時候會存在多條平行的複線，但為了依然能夠在沿途獲得補給、儘可能快地到達目的地，這些複線不會距離主線太遠。除乳香和沒藥外，「香料之路」也是阿拉伯半島南北之間生活物資往來的重要通道，近年來的考古學發現證明，這些路線還負責運輸金屬礦物、石材和農產品等許多當地生活生產所需要的普通商品。

在考古研究中，長途貿易通常被視作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儘管對於交換的商品本身可能有跡可循，但關於貿易運轉的細節信息幾乎完全需要依賴於出土文獻。在前文所提到的蘇胡統治者寧努爾塔庫杜里烏蘇爾的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阿拉伯北部與兩河流域之間貿易運行具體方式。根據銘文，寧努爾塔庫杜里烏蘇爾生擒了商隊中的100人和200頭駱駝，這說明這支商隊的規模多於100人，分別來自阿拉伯半島北部的泰馬和阿拉伯半島南部的沙巴，一共帶了多於200頭駱駝，即大於200輛駝車的貨物。蘇胡人在水井附近發現了他們的蹤跡，這說明在兩河流域附近的商路和在阿拉伯半島一樣，同樣以可靠的飲用水源作為節點。但在寧努爾塔庫杜里烏蘇爾所獲得的戰利品中並沒有出現任何香料，只有大量的羊毛織品、鐵和石材等，這說明這支商隊很可能是在返程途中遭遇了蘇胡的搶劫。他們從阿拉伯半島帶來的乳香和沒藥，已經交易成了兩河流域的特產羊毛及羊毛織品。在阿拉伯女王對亞述的貢品名單中，香料明顯佔據了重要地位。由此，我們可以大概了解當時阿拉伯與兩河流域之間的長途貿易之中商隊的規模和用以交換香料的商品的種類，而這種貿易以這樣的模式持續了數個世紀之久。可以認為，從新亞述帝國時期到納巴泰王朝之前，是以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為中樞的長途貿易的興盛時期。在公元前一千紀後期，「香料之路」由盛轉衰，泰馬等因長途貿易而繁榮的阿拉伯半島北部綠洲城市逐漸黯然失色。

四、結語

公元前一千紀結束之際，泰馬及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已經成為希臘化和羅馬帝國龐大疆域的一部分。地處帝國核心的地中海世界對東方商品的需求急劇增加，因此，始於地中海沿岸港口，經由埃及，穿過紅海到達兩河流域南部、伊朗乃至印度的海上貿易快速發展。帆船取代駝隊，成為阿拉伯半島南部的乳香和沒藥進入東西方世界的主要交通工具。

根據本文對泰馬本土和兩河流域等地的出土文獻的解讀，可以發現，縱觀泰馬歷史，尤其在進入公元前一千紀之後，泰馬的歷史與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的長途貿易休戚相關。一方面，泰馬的歷史、宗教、文化以及物質生活也深受相聯繫的兩河流域、敘利亞乃至埃及的影響。另一方面，泰馬及阿拉伯北部地區的綠洲城市也因其在貿易上的重要性，進而在區域內的政治環境中成為具有影響力的一方。但是，如果僅依賴於對出土和傳世文獻所做的語文學與歷史學的探究，我們無法對古代泰馬及阿拉伯半島北部地區文明的性質進行全面的理解。跳出出土文獻材料之外，可以發現，考古資料提供了這一時期泰馬更加真實的生活圖景。儘管長途貿易為泰馬帶來聲名和財富，但泰馬的居民始終以綠洲農業為主要生業，這一特徵在「香料之路」衰落之後，直至今日都沒有發生較大改變。泰馬作為古代阿拉伯半島長途貿易的樞紐之一，對它的早期歷史的理解對於我們認識古代世界範圍內的綠洲文明和長途貿易都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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