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大眾日報》（2013年3月13日）
作者：田可新 王碧薇
1931年齊魯大學畢業證書由校長孔祥熙簽發
抗戰中成都華西壩齊大女生臨時宿舍美德齋,系由孔祥熙捐款兩萬元興建
齊魯大學女生部主任麥美德博士
講到齊魯大學,不少人不甚熟悉,還有的將其與山東大學混為一談。也難怪,這所由來自美國、英國以及加拿大三國的14個基督教教會組織共同、籌款聯合開辦的教會大學,於1952年被撤銷,其醫學院與山東省立醫學院、華東白求恩醫學院合併成立了山東醫學院,即如今的山東大學醫學院,舊址也仍是山大醫學院的所在地。不過,在解放前,她與山東大學少有交集,這所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所教會大學,有着自己獨特卻閃光的成長軌跡。而在這其中,更有一場「立案風波」不得不提,在當年,它着實讓這所已經名聲大振的高等學府陷入了困境。那麼,齊魯大學是如何擺脫了這個困境?又是誰出手相助,解了這「立案之困」的呢?
「華北第一學府」
「正如我的另一個母校,哈佛大學是美國最老的大學一樣,齊大是中國最老的大學,絕對沒有一個中國大學能在這一點上趕上齊大。」說起齊魯大學的「歷史悠久」,不少人會提到曾任齊魯大學校長的劉世傳說過的這句話。
那麼,齊魯大學當不當得起這個「最早」呢?有資料顯示,1864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在山東登州(今蓬萊)創辦了中國境內第一所現代高等教育機構「登州文會館」(準確說來當時還叫蒙養學堂,1872年才正式改為此名),那便是齊魯大學的前身。
從「會館」到「齊魯大學」,又經歷了幾十年——後來,登州文會館與青州的廣德書院合併在濰縣成立了廣文學堂；1902年6月13日,在山東的美國基督教會北美長老會和英國基督教會浸禮會的代表協商,聯合成立山東基督教共合大學,即齊魯大學,並成立董事會；1903年,經第一次董事會討論決定,將濟南聶會東、青州武成獻和鄒平巴德順所辦的醫校合併成為共合醫道學堂；1907年,在濟南南新街購地建立固定的共合醫道學堂及醫院；1917年,英、美、加等國教會在濟南南圩子門強購600餘畝地,建成新校舍,濰縣文理科廣文學堂、青州神學科培真神道學堂及師範科均遷來濟南,與山東基督教共合大學醫科和廣智院合併,至此,齊魯大學方正式建立起來。
曾經的齊魯大學可與燕京大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齊名,更頂着「南齊北燕」的光環,最盛時號稱「華北第一學府」。它採用英語教學,教學水平「接近了同代歐美一般大學的程度」。而該校尤以醫科最強,「當時,對醫科生的考核並不以60分及格為標準,而是分為了甲乙丙丁幾個檔次,甚至還將『醫生風度』作為一項評分標準,考察實習期間為病人的服務的能力,如此的高標準教學讓很多學生中途即被淘汰,能順利畢業者稱得上是精英。」濟南文史專家李耀曦對記者說。
而在當時的那些教會大學中,齊魯大學校園極美。據稱在當年,齊大西式建築群不僅規模大,其以德、英、美為主的建築風格也展露了中西合璧的特色,「堪稱近現代建築博物館」。
「立案」困局
「洋味兒十足」的辦學特色,當然與齊大「教會大學」的身份有關。可也就是這個身份,也曾使其一時陷入了「立案難」的困境——雖然在1924年,加拿大政府就准予了齊魯大學立案,批准其具有學位授予權,可它在國內立案,卻經歷了一番不小的曲折。
其實早先,教會大學並不在乎立案。因為在在光緒年間,清政府曾頒佈《咨各省督撫外人設學無庸立案文》,能獨立於中國教育體系之外生長,自然不必理會中國教育部門的管束。然而,進入了民國後,為了拿掉洋人辦學所享的這份「特權」,自1917年至1927年,中國政府先後六次頒佈立案規則,步步緊逼的政令不斷強調外國人設立的學校必須向中國政府請求立案認可,還設立了期限,這下子才引起了包括齊魯大學在內的教會學校的高度重視。於是,齊大1926年成立了「立案委員會」,1928年底決定立刻採取立案措施,向南京政府申請立案,並於1929年5月底,將正式的申請遞到了當時的山東省教育廳。
可這時,齊大校園裡卻鬧起了來。1929年10月27日,齊大約有60名男女學生在圩子外校園內遊行示威,四處貼標語,要求文學院院長洋人羅天樂下台,自此,拉開了學生罷課的序幕。學生們甚至以火燒化學樓與圖書館相威脅,先是迫使代理校長李天祿辭職,後又掀起了「收回教育權大同盟」運動,文理學院停課長達半年。而轉過年來,200餘名工人又宣布罷工,甚至連附屬醫院的病人也無人看護,整個學校陷入了癱瘓。
罷課罷工為何會在此時出現?或許還和立案有關。有文章記錄說,齊大立案準備的過程漫長而艱巨,「因此耽擱在學生群中引起重大的失望及驚吵,也是謠傳學校前途的重要來源」。而神學院尚未完全分離、校董人員中國人未達2/3、文理學院教學質量不達標等不合規定的現狀也受到了前來進行立案視察的南京國民政府視察委員會的批評,學校內部還出現「讓已實力較強的醫學院先行註冊」的分歧,凡此種種,使立案變得大費周章,也致使矛盾不斷累積,最終爆發。
而在李耀曦看來,背後還是有主使者,那便是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一來,「五四」情結極重的何思源,「對洋人辦的教會大學一向不感冒」；二來,那時正值山東教育界整頓的當口,舊省立山東大學停辦、新山東大學在籌備建立,山東境內唯一的大學只有齊大,「如果把洋人辦的齊魯大學攪黃了,由何廳長接管豈不妙哉?」因此,齊大數次申請總得不到批複,等來的卻是危及學校前途的場場風波。
這下子,齊大真的慌了。
麥美德能請得動孔祥熙?
齊大開始了各項努力——加強管理、提高質量,將神學院分離出去,文理學院被分為兩個獨立學院,重組校董會、讓中國人所佔比例「達標」……可這似乎仍不足以即刻「扭轉乾坤」。於是,他們又着力「攻關」——他們派女生部主任麥美德前往南京,請實業部長孔祥熙出面「解困」。
麥美德請得動孔祥熙?兩人可是有一段匪淺的師生緣份。
據《孔祥熙家事》、《孔祥熙傳》等書記載,孔祥熙出生在山西太古一個封建大家庭里。1889年,在私塾上學的孔祥熙染上了腮腺炎,病重難愈,其父孔繁慈無奈中前往傳教士的診所求醫,在那醫好了疾病,自此,父子二人對教會感情極深。後來,孔繁慈便不顧族人的反對,將兒子送入基督教會在太古縣城內南街辦的華美公學讀書。五年後,成績優異的孔祥熙又被推薦進入美國公理會設的通州潞河學院深造。而那時,20幾歲的女傳教士麥美德恰在該校教授地理、歷史等課程。她對這個天資聰穎、學習刻苦、臉上掛滿笑容的少年十分喜愛,於是常常帶孔在周末時去四周村莊演講佈道。而其間,孔又能將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義結合起來以增強宣講效果,更備受她及教會高層的讚賞。最終,麥美德引導自己這位「得意弟子」接受洗禮,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
而孔祥熙能赴美求學,也多虧有麥美德相助。1900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義和團運動興起,潞河學院停課,孔祥熙因此返鄉,隨後便展開了一系列營救當地傳教士及教民的行動。義和團被清剿後,他又冒險料理了被害傳教士和教徒的後事,更進京向華北公理會彙報了太谷教案的案情,還作為華北教會派赴山西教案善後談判代表的助手赴晉談判。這一系列的「護教義舉」令華北公理會對其十分賞識,基於此,麥美德從中做了大力的推薦工作,幾經奔波努力,促成並親自護送孔祥熙留學美國。
後來,麥美德輾轉來到齊魯大學工作。而這位孔祥熙入教、求學的「引路人」,此前或許也沒想到,她與這位南京國民政府高官的這段淵源已經被正迫切希望成功立案的校方視作了「救命的稻草」。於是,麥美德親赴南京向弟子求助,以求解學校的燃眉之急。
麥與孔的重逢想必是充滿了溫情。《南渡北歸:南渡》一書中寫得生動:「當孔氏與滿臉皺紋的麥美德相會後,突然從記憶深處喚醒了自己美好的回憶,真可謂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即便真實的場景已無從還原,但從會面的成果看,孔祥熙展現出了重情、念舊的一面——他當即應允,親自出任該校名譽校長及校董事長,此後還找到時任教育部次長的老友朱經農出任齊大校長。而在他的直接過問幫助下,齊大的立案變得順風順水,終於在1931年12月17日等到了通知——「齊魯大學申請立案.經教育部派員視察。茲據視察報告,該校之設施管理,尚屬滿意,因此准予立案。」
立案後的齊魯大學
立案後的齊魯大學不僅獲得中國教育系統內的私立大學的地位,其辦學水平更大大提高,顧頡剛、錢穆、欒調甫、老舍等知名學者都在此任教,還開設了一系列屬於科學前沿的課程。而該校的規模也不斷擴大,到了抗戰時期,齊大的在校生約達500人。
而孔祥熙的這個「校董事長」也一直做到了他1947年赴美之前。對於齊大的發展,他也投入了相當的關注,不僅參與學校的重大決策,在抗戰期間捐建過齊大內遷四川的女生宿舍,還在齊大做過演講。那是1932年6月,孔祥熙訪歐美各國前回山西老家祭祖,路過濟南,便來到齊大視察並發表了講話,演講的題目是《教育之意義及求學之目的》:
「學應知己,並非讀書寫字就是學,乃是教人如何為人,如何服務社會。現今社會上最大的毛病,就是彼此互相攻擊。最奇怪者,乃是有知識的分子,聚談的時候,也是常常的攻擊這個,或是那個,結果就是中國人雖多,沒人可以合作……我們求學,應先知己,然後再去說人。」
「學為服務。從前常以讀書好,為揚名聲,顯父母等等,並沒有以做官為做事,只以窮而做官,故做官即可以發財,欲發財必須做官,這是我國最大的缺點……所以人有了學識,是要服務社會,並非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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