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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一輩子都在逃，有人一輩子都在記。
有個日本兵，幾十年過去了，走到哪兒都背着一隻無形的箱子，箱子里裝着兩條命、一塊手錶和一封信。
這封信，不是什麼情書，也不是戰地報告，而是他寫給他妹妹的，說得直白點，是一份懺悔書，寫在牢房裡，寫到手發抖。
那年春天，他坐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角落裡，紙是黃的，手是冷的，心是空的。
他寫得慢，因為每寫一筆，腦子裡就冒出一張臉，那姑娘的臉，還有她奶奶的血。
時間往回撥到1945年頭，東北的天冷得人牙打架，他們部隊接了個命令，要進山東山區去「掃蕩」。
說白了，就是搶糧、燒村、抓人。
榎本和一個新兵被派進一個山村，村子不大，正準備過年，家家戶戶門上貼着紅紙，空氣里都是灶火和臘肉的味兒。
他們踹門進了一戶人家，屋裡站着個頭髮全白的老太太，眼神死死地盯着他們。
榎本翻箱倒櫃沒找到值錢的東西，一氣之下砸了水缸，水嘩啦啦潑了一地，老太太眼圈一下就紅了。
他覺得這老太太不對勁，總跟着他轉，他進了堆雜物的屋，亂戳一通，草堆里竟然藏着個姑娘。
小姑娘十六七歲，穿着紅夾襖，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手腕上戴着一塊洋表。
榎本一把把她從稻草里揪出來，老太太撲上來護着孫女，榎本直接一腳把她踹翻，老太太腦袋撞在門板上，血就出來了。
他命令新兵把老太太拖出去，自己留在屋裡，對那個姑娘做了不該做的事。
村子最後被一把火燒了，榎本背着槍走到半山腰，往下看見那對祖孫坐在燒着的房前哭，火光照亮半邊天。
幾個月後，日本投降，他沒死在戰場上，反倒被蘇軍抓了，押去西伯利亞。
那地方，白天凍得像刀子，晚上凍得像棺材。
他們那一隊人，死了大半，榎本活下來了，1946年夏天被送到中國，關進了撫順戰犯管理所。
他那封信，就是在那兒寫的。
他寫給他妹妹，說你現在戴的那塊表，是我從一個差不多跟你一樣大的女孩手上搶下來的。
那是她唯一的財產，也是她的命根子。
他說他知道自己該死，他也不求原諒，只是實在撐不住了，非得把這事寫出來。
那年頭，中國剛打完仗，百廢待興，街頭巷尾掛滿了「懲奸除惡」的標語。
可到了1956年，一批像他這樣認罪的戰犯被放了。
榎本也在其中，他回到日本後沒再當兵，也沒去藏起來。
他開始四處演講，講自己在中國做過什麼，講那天的火，講那姑娘的眼淚。
他不是在表演，也不是在求原諒。
他拿着那封信，走街串巷，站在東京的十字路口，大聲念那段他寫給妹妹的文字。
有人罵他瘋子，有人扔他臭雞蛋，也有人停下來聽完，然後轉身離開。
他不解釋，也不辯解。
他說他是個罪人，這話他重複了一輩子。
他不寫書，不上電視，也不上歷史講堂。
他只說：「我做過的，我記着。」
他那封信，後來被一份資料收錄了進去，那是戰後清理戰犯證據的一部分，歸檔歸得整整齊齊。
人們讀到那封信的時候，很多年都過去了，村子也早就沒了，只剩下那塊表，成了記錄的一部分。
榎本晚年時住在東京郊區一個安靜的小屋裡，屋裡沒掛照片，沒擺勳章，只有一張桌子和一封信。
他時不時會拿出來照着念，沒人聽他，他也要念，那像是他每天的功課。
有一年冬天，他走在澀谷街頭，風吹得他渾身打顫，他把信揣在懷裡，站在人來人往的地鐵口，又念了一遍。
他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像從肺里刮出來的。
他說：「那姑娘的手，是我掰開的。
那表，是我拿走的。
我記着。」
他活到老，沒再犯事，也沒進過醫院。
最後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一家舊書店門口，他在找一本關於山東的小冊子。
人家問他找什麼，他說：「我想知道那個村子後來還有沒有人活下來。」
沒人能回答他的問題。
參考資料：
《抗日戰爭日軍暴行錄·山東卷第59師團》
撫順戰犯管理所檔案館口述材料
日本《每日新聞》戰後歸國戰犯採訪錄（1957年版）
中國國家檔案局《日本戰犯認罪書彙編》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戰後口述歷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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