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前，如果不是意外邂逅一組「排日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永華不會想到，之後的近20年，他會一點點勾勒出19世紀徽州一戶農家三代人長達60年的生活，並為這樣的「小人物」寫史。
日前出版的《程允亨的十九世紀：一個徽州鄉民的生活世界及其變遷》一書，講述了發生於19世紀徽州一個普通鄉民生活世界的故事。通過鄉民程允亨一家幾代人日常行事的文字記錄，作者拼合了徽州一個鄉民的生活世界，並嘗試通過他們的眼光與體驗，觀察19世紀中國社會的變與不變。
「感謝程允亨及其家人留下的文字，讓我們對19世紀中國鄉民生活了解得更為立體和豐滿，為我們研究19世紀提供了可能。」劉永華說。
鄉民是歷史研究的主角
上觀新聞：「排日賬」是一種怎樣的文字材料？
劉永華：排日賬是流行於江西婺源境內的一種民間歷史文獻。「排日」是逐日記錄的意思，而「賬」是指家庭的日常收入和開銷，與賬簿類同。不同於普通賬簿的是，排日賬通常逐日記錄了記賬者及其家人的日常行事，接近日記體文獻。
2006年秋天，我在黃山屯溪老街一家出售舊文書的店鋪搜集到一批晚清排日賬，總共13冊，由一家三代所記。這批排日賬記事始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止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其中一些年份的記錄缺失。這些材料記錄了這家三代的家長里短，我的研究就是建立在這批資料的基礎上的。
上觀新聞：13冊排日賬促使您以「小人物」的世界為視角寫一本書。
劉永華：我們在說這本書講的是小人物的生活世界時，其實有必要注意它有兩個不同的面向：一是這樣的小人物作為普通人的身份，二是他們作為獨立個體的身份，兩者的關注點不盡相同。我比較關注的是，將個體作為研究的切入點，從微觀的尺度去研究歷史。
以往的社會史研究，多立足於區域、全國或跨國視角，較為偏重群體的討論和分析，相對忽視個體的歷史體驗和微觀視角。事實上，對於史學研究來說，個體層次的觀察視角有可能提供宏觀、中觀層次難以獲得的認知。這個視角的靈感有幾個方面的來源。
20世紀70年代，西方微觀史研究興起之後，個體小人物得到一些關注，相關著作影響到我的研究。寫小人物的歷史，與我自己的學術信念也有很大關係。在大學和研究生時期，我接受了社會經濟史的專業訓練，社會經濟史主要是研究普通民眾的社會經濟生活，研究他們如何謀生、一日三餐吃什麼，以及如何跟政府打交道等。
我意外遇見的這些排日賬，總共有30多萬字。在翻閱過程中，我直觀感覺到，或許可以利用這批材料寫一本書。我希望藉助這批材料，重建19世紀普通鄉民的生活世界，同時討論經濟發展的周期、鄉村社會的結構等問題。
上觀新聞：閱讀這本書，您是否可以給讀者提供一些「打開方式」？
劉永華：這是一部學術著作，不是小說，沒有很強的故事性。閱讀這本書，也需要一定的門檻。當然我在寫作時，還是儘可能考慮、照顧大眾讀者的接受能力。
這本書出版後，讀者給了我不同的反饋，我意識到這本書也許有不同的打開方式。如果是專業讀者，對歷史知識感興趣，我建議通讀。如果是大眾讀者，對中國19世紀普通民眾的生活狀況感興趣，可以選擇有興趣的章節來閱讀。還有讀者和我說，這本書可以作為工具書來使用，用於查閱某些方面的信息，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總的來說，我認為這本書的打開方式，主要取決於讀者的需求和選擇。如果能夠讓讀者有所收穫，作為作者是很開心的。
彷彿在玩「拼圖遊戲」
上觀新聞：在您看來，程家排日賬有何研究價值？
劉永華：從史料的價值來看，排日賬是一種珍貴的歷史資料。過去留下的史料大多是由士大夫等有身份的社會中上層人物記錄的，直接出自普通民眾之手、比較系統的記錄，除了常見的契約文書外，是不多見的。特別是我們處理的程家排日賬這種體量比較可觀的材料更是非常難得。此外，這批排日賬出自同一戶人家，時間跨度達到60多年（有記錄的年份近40年），這放大了材料的價值。
當然，任何史料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我發現，這些排日賬基本上沒有記錄女性的活動，我無法通過這些材料去了解程家女性的具體生活。
排日賬的另一個缺憾，是僅記錄一戶家庭的日常行事，並沒有記錄他們的所思所想。我在整理閱讀這些材料時，就像在觀察他們的行動，通過行動去推導其內在的世界。
上觀新聞：排日賬里的人名、地名和內容很繁雜，您是如何解讀這些瑣碎的記錄的？
劉永華：是的。程家排日賬中有大量的地名、人名、行事等信息，它們構成了程家的生活空間和社會空間，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去辨別和梳理。
我主要採用量化的方法提取信息。程家每天的記錄可能就是一兩行字，內容零碎，只有藉助量化才能將其日常生活不斷重複的內容拎出來。
比如說，程家排日賬上有500多個地名，我需要通過地圖和訪談弄清楚這些地點的位置，了解它們距離程家所居住的上灣村有多遠，然後去估算程家造訪這些地點的次數，最後再把它們放到時間的線索中去解讀。
同時，程家排日賬提到的人名有五六百個，我要弄清楚程家與他們之間的社會關係，在此基礎上才可能重建程家的社會關係網。還有程家不同日常行事的解讀。比如程家的農作，以及種植茶葉、賣魚乾、賣葛根和黃精等小商品經營，等等。我做的一項工作，是將排日賬中記錄的幾十年中每天的行事進行分類和統計，然後估算出這些不同類型活動的佔比，在19世紀中後期有何變動。
對於一些無法量化的更零碎的信息，我必須把散亂的點滴信息匯總起來，這彷彿是在玩拼圖遊戲。比如說，程家種什麼莊稼，種哪些蔬菜，穿什麼材質的衣服，家中有哪些傢具等等，這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通過拼合零碎的信息重建起來的。最後，程家生活世界的整個圖景才慢慢完整起來。
上觀新聞：您會對排日賬的某些內容產生疑問嗎？
劉永華：目前，民間文獻的市場非常大，由於價格不錯，造假的動機是存在的。不過我拿到這些排日賬時，根據直觀判斷不大可能作偽。這組文獻的售價是600元，如果造假，恐怕要花費不小的人力，並不划算。再說這麼多的細節，也不是想編就能編出來的。
程家排日賬里提到的一些人物，我在當地其他的文獻材料中找到了，這也提供了旁證。比如裏面說到的一個醫生，在婺源當地的一本自傳體小說里有講到。還有沱川一本求雨賬簿里提到的三四個人名，在程家排日賬中都有出現。
當然，我更多的是通過田野調查的方式去確證。程家人不僅從事農耕和茶葉種植、買賣，還經常做一些其他的小買賣，所以在排日賬中留下了他們在不同地點從事這些活動的大量記載，一些是在市鎮，一些在村落。所以我將排日賬作為旅行指南，跟隨其中的地點信息進行實地考察，在這個過程中，也有很多機會審查排日賬本身的真偽。
對我來說，解讀排日賬比較大的一個障礙，是排日賬中的一些表述。由於文化程度的限制，程家人對一些複雜事情的描述不是很順暢，有時前言不搭後語，讓人費解。中間還摻雜了方言。只是這些內容通過研究和印證，大體可以猜測出來，但要做到百分百還原還是有困難的。
打破對鄉民的刻板印象
上觀新聞：通過排日賬，您觀察了程允亨一家數十年的生活和變故，他們身上有許多中國鄉民的共性吧？
劉永華：程家三代人性格還真不一樣。程允亨的父親程發開是相對精明的人，之所以說他精明，是因為他挺會做生意，對市場上出現的一些苗頭看得比較准，千方百計地增加程家的收入。此外，發開還是一個特別勤勞的人，屬於典型的「徽駱駝」。
程允亨和父親一樣很勤勞。即便是雨天，也不影響他外出勞動，他還經常遠距離挑擔賺錢。不過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為人豪爽，愛喝酒，還曾因為貪杯出過事。
程允亨的兒子程同倉的形象要模糊一些，我從記錄中能夠看出，這是一個比較頑劣的孩子。程允亨數次記載他不愛學習、貪玩不學好等。
程家對女性的記錄非常少，不過有時寥寥數語能夠披露讓人心酸的遭遇，我看到一些記錄會比較難受。程允亨生了兩個女兒，大女兒17歲出嫁到沱川的一個村子，但嫁過去半年左右就去世了，原因不詳。
程允亨一生最重要的事情發生在他的晚年。在他去世前八九年，母親過世，隔年兒子結婚，全家為了辦紅白事欠下一屁股債，最後債主到他家討債。程家出售了田產，抵押了菜園，又變賣了不少東西，債務仍未償清。像程家這樣因為辦理紅白事債台高築的情況，在鄉村是比較常見的。
上觀新聞：通過程家的記錄，我們發現徽州鄉民的生活空間並不閉塞，他們還識字。這似乎打破了我們對19世紀中國鄉民的刻板印象。
劉永華：的確如此。我們會認為山區空間是閉塞的，與外界聯繫不多，但實際上，通過程家多年的記錄來看，真正的情況可能是相反的。
山區的糧食不能自給自足，程家除了耕作，還要通過其他方式來賺錢，再用賺到的錢來購買糧食，這就需要和市場打交道。比如，種茶葉、賣茶葉是一種程家主要的生計，還要做一些副業，比如小商品販賣、採集和出售山貨、挑擔。在這個過程中，程家人要經常跑到村莊以外的世界，甚至跑到50公里以外的地方。
還有，我們通常認為農民不識字，但對程家排日賬進行研究後我們發現，這樣的認識需要修正。不僅程家三代人識字，而且識字的人在徽州鄉村的佔比應該是比較高的（主要是男性，女性的識字率比較低）。此外，文字在他們的生活中很常見。
其實，中國普通民眾識字的事情不能單從20世紀講起。從歷史的進程來看，在19世紀以前，文字已從中上層社會逐漸向普通民眾滲透，下沉到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不少民眾已經學會了認字。在這一方面，徽州應該是走在全國前列的。
在徽州，無意科考的農家孩子，可以在私塾就讀期間，學習一種識字課本——雜字，這種課本挑取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漢字，分類編成四言或六言的韻語，篇幅不大，容易記誦。學會這些字後，可以應付記賬、寫信、看通俗小說和唱本等讀寫任務。
克制的行文進行寫作
上觀新聞：2007年，您赴徽州鄉村進行田野調查，去程允亨一家曾經生活過的空間。您在書中談到，初次進入上灣村的時候，遇見的第一個人就是程家後人——程同倉的孫子。這真是太巧了。
劉永華：我對那天記憶深刻。2007年4月6日，剛過清明，所望之處遍野的油菜花，我一進村就看見一位老人家，我問他，村莊里是什麼姓氏，他說程姓人家多。當他說到自己祖父叫程同倉時，我非常激動。後面，我跟隨老人去了他家，聊了些家常，他對祖父的印象很模糊了，對曾祖父程允亨完全沒有記憶。
上觀新聞：您前後幾次去徽州，還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劉永華：2011年，我還去了程家姻親所在地大連村，程允亨經常跑到大連村走親戚、看戲、討債。從上灣村到大連村，10公里的距離不算近，要翻過三座山，因為都是山路，非常難走。
這條山路也是允亨曾經走過的路。我們當天來回，離開大連村時已是下午4點多，我們在村裡的小賣部買了幾支手電筒，走後半程的路時天都黑了，我們打着手電筒、拄着路邊拾起的樹枝當拐杖，回去以後腿酸了好幾天。
幸運的是，那次在大連村也收集到不少有價值的材料，而且我們的嚮導是上灣人。他做過伐木工人，在大山裡有豐富的生活經歷，給我們講了許多有趣的事情，對我日後解讀排日賬幫助很大，讓我更好地理解了程家在山裡的生活。
我還走訪了好幾個重要的市鎮，其中對程家生活至關重要的清華鎮，離上灣村大約15公里。考察清華鎮期間，我非常幸運地遇到了一位生活在老街的老人，他不僅幫助我系統地復原了整條老街過去的商鋪情況，還解釋了排日賬中涉及的數百個地名的現今位置。如果沒有他的「加持」，我們很多工作都無法推進。
我在沱川本地的一個村莊，還遇見了一個做紙紮的余姓工匠，給我講述了當地的許多風土民俗，對我解讀程家排日賬的幫助也很大。
上觀新聞：近20年對程家這戶普通鄉民的研究和寫作，您對程允亨一家是否有一種特殊的情感？
劉永華：從學者的角度來說，我們對研究對象都應持有一種同情之理解，儘可能學會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待問題。
程家和我自己的生活環境有一定關係。我出生在福建西南部山區，雖然徽州距離我的家鄉較遠，但兩地之間的環境和生活仍有相似之處。我在想，也許是由於這種背景，我才會有志於從事千千萬萬普通鄉民生活的研究，去關注程家這個普通農戶的生活。
當然，作為研究者，我還是儘可能用相對客觀、剋制的行文進行寫作。所以，在書中，讀者並不容易看到感性的描述。
讀史為了積貯內心的資糧
上觀新聞：您的這本著作為19世紀的中國社會拼上了一塊重要的鄉民拼圖。這或許是歷史研究獨特的魅力。
劉永華：我們常說「以史為鑒」，其實歷史之於普通人更大的意義在於提高認知能力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我們的現實生活和歷史無法完全割裂，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也是在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的，所以認識歷史對我們理解現實有所幫助。另一方面，我們生活在當下，只緣身在此山中，要深入認識當下有一定的限制，需要藉助歷史提供的縱深感，把我們從當下抽離出來，以便更好地觀察和理解當下。
去年，一位知名的歷史學者在一本書中說，歷史是擴充心量的學問。讀史可以不斷地擴充我們的認知範圍和能力，為我們積貯內心的思考資源。如今的信息社會，每個人都難免會受到大數據的操控，我們看到的東西都是大數據想讓我們看到的，每個人和所處的外在世界之間是存在割裂的，通過讀史，一定程度上可以緩和和克服「信息繭房」的問題。
上觀新聞：未來，您是否還會繼續關注徽州地區的歷史研究？
劉永華：是的。徽州的歷史文獻資料比較豐富，這是中國其他區域無法比擬的。書中對程家人的讀寫情況進行了討論，以後我會繼續對徽州普通民眾讀寫問題進行歷史研究，了解文字是如何滲透到普通民眾當中去的。另外，我還會研究徽州的基層組織問題，這對於我們了解國家制度如何影響普通民眾，思考傳統中國社會的生成原理很有幫助。
上觀新聞：將來，我們是否可以看到更多微觀史方面的研究著作？
劉永華：其實，微觀史在中國和西方的接受度有所不同。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微觀史興起後，一些西方的微觀史著作，如《蒙塔尤》《奶酪與蛆蟲》，現在已經成為歷史學經典。
我認為，微觀史在中國的發展有賴於幾個方面的因素。首先，這跟我們能否多出具有原創性的著作有關，這樣才能確立微觀史的學術地位。其次，也和能否多出可讀性強、高質量的微觀史著作有關，從普通民眾的角度來說，他們對這種著作的接受度會更強一些。
大眾讀者的閱讀趣味、品位的改變，對於國內微觀史的發展更是至關重要。當我們不再熱衷於只看以帝王將相為主角的書籍以及一些宮斗小說，也有更強的興趣和意願去了解歷史上普通民眾的生活，微觀史才會有更大的市場。
（文內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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