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的空印案之所以能並列四大案之一，原因無非就在於此案所受牽連的官員達到數萬。
更有傳聞，因此案被殺、被流放、被處罰的官員有7萬之多。
關於對空印案的定義也十分的簡單，那便是官員為了便宜行事，會提前在空白的紙張之上蓋上府印、縣印，甚至省印，等到用的時候只需要填寫內容便可。
要知道，明朝初期的行省制度以省府州縣四級製為主，在個別地區也有省州縣三級制。
這樣的行省劃分制度使得明朝掌印之官員數量龐大，凡此官員全都牽連到了空印案當中，與之相應的戶部官員、戶部主事也被牽連。
如此一來，抓捕的官員越來越多，哪怕生性殘暴的朱元璋面對如此數量的官員也產生了動搖，到底該如何處置。
作為這一事件的抓捕方朱棣也深陷其中，同樣作為監國的太子也被這一事件所震驚。
空印案到底有何玄機，三人對這一案件有何反應，誰才是堅定的殺戮方？
空印案冤不冤？
在空印案事發之前，元廷與明朝對地方實行的稅繳制度是以實物也就是糧食為主，地方會將一年收繳的稅負通過運輸的方式押往南京，向戶部交糧。
到朱元璋時期，明朝的地方官吏依然沿用了元朝時期的潛規則，以這種方式向上申報稅負。
實物交稅帶來了一個致命的問題，那便是糧食的損耗，當走出省府州縣時，糧食的重量是固定的，也會登記在冊，可到了千里之外、萬里之外的京都後，糧食自然會出現損耗。
當初出門時的重量就會減少，戶部在接收糧食時卻不管這些，只會按各地應繳數據予以接收。
一旦出現錯誤，戶部便要求地方官員重新返回地方核算稅負，然後再回京交稅。
這種折騰對於地方官員是一種不小的負擔，偏遠地區往來次數過多，舊的一年稅負還沒有解決，新的一年又到來了。
哪怕是近在眼前的省府州縣也被這種情況所困擾，於是，一種新的解決辦法誕生了。
這便是，空印的產生。
從元廷開始，地方官員便發現，如果提前在空白的文書之上蓋上省府州縣的大印，然後，押運糧食到達京都。
一旦戶部給出應繳具體數字之後，只需在空白表上填上這一數字，就可以完美解決稅負交付問題。
這種高效的辦法為地方官員減輕了負擔，受歡迎程度自然不言而喻，全國各地紛紛效仿。一時之間，空印便成為了官場上的主流。
這本是官場上司空見慣的行為，但到了朱元璋的眼中，卻成了貪贓枉法的實證。
朱元璋認為各級官員會利用空印中飽私囊，貪贓枉法，如此大面積的腐敗已經說明朝廷之根基受到了動搖，他必須出手制止，甚至嚴厲懲處。
朱元璋的態度
關於空印案發生的時間說法各不相同，有說1376年的，有說1382年的。
但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空印案與胡惟庸案是兩個不相關或者關係甚少的案件，唯一相通之處，那便是對人員的殺伐果斷。
在胡惟庸案，朱元璋已經屠殺了眾多官員與權貴，到了空印案上，他的做法如出一轍。
朱元璋從民間來，他自然清楚貪腐所帶來的殺傷力，畢竟，他的家人都死在了元廷的腐敗之上。
等他當了皇帝，對於貪腐行為的痛恨程度，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大的一位帝王。
因此，空印案所帶來的腐敗問題在朱元璋的眼中被無限放大，他勢必要懲處這幫腐敗分子。
在那個貪污五兩銀子都要被扒皮塞草的年代，如此大面積的貪污自然也會受到朱元璋的嚴厲處罰。
明史當中明確記載了朱元璋在發現空印案一事之後，用兩個字形容了他的態度，那便是「盛怒」。
朱元璋的殺人手段是毋庸置疑的，他在處理其他幾大案時殺伐果決的手段已經令人震驚不已了。
處理起空印案，他也十分順手，雖然生氣但明確了殺人的主要目標，凡是地方政府掌握大印的一律絞殺，戶部官員也殺了大半，其他受牽連的官員全部杖責一百，代枷施政。
要問朱棣與朱標對此是什麼態度，那也簡單。
朱棣本也是一個殺伐果決之人，但從他起兵之時，屠戮方孝儒十族就可以看出。
更何況空印案還是朱棣主抓，親自部署抓的人，他並不是一個賢王，也不是一個心胸豁達之人，對於貪官與朱元璋如出一轍，痛恨無比。
至於朱標，反而應是三人當中態度最為緩和的一人。
性格本就是仁和之主，雖然也帶有殺伐果斷之氣，但他的施政以仁征為主。
影視作品當中將朱標描繪成空印案的主要推手。顯然與他本人的性格是不相符的，這一點也存在極大的疑惑。
不論態度如何，空運案的爆又一次給了朱元璋大動干戈的借口。
藉助這樣的機會，他為歷史深深的上了一課，面對貪污，就要如此制止嚴厲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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