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註相關文獻來源。
（朱耷枯木寒鴉圖軸 局部）
1.沒有身份的女人
乾隆三十年，二月，春寒料峭，萬物仍有肅殺之意。
一個叫做朱耀明的男人跑到縣衙，擊鼓鳴冤，有狀要告。
當時的縣衙，是重慶巴縣縣衙，而巴縣，就是現在的重慶市巴南區。
朱耀明告狀告什麼呢？他告另外一個叫做康文魁的男人，把自己家的女眷，一個名字叫做「茶妹」的女人給拐走了。
茶妹不是一個具體且真實的名字，只是一個代號，一個綽號，茶妹也不是朱耀明的妻子或者女兒，也不是同族之親，可以說茶妹和朱耀明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為茶妹只是朱耀明花了九十兩銀子買來的。
買來幹嘛呢，還不是做老婆，而是買來當做賺錢的工具，這個茶妹被朱耀明買來之後，在朱耀明的脅迫下，進行賣淫活動，給朱耀明賺錢花。
巴縣有個嫖客，也就是被告人康文魁，他就找到了朱耀明，兩人討價還價之後，康文魁以三十五串銅錢的價格，包養了茶妹一年時間。
可是，這一年時間過去之後，康文魁不僅沒有支付朱耀明嫖資，不僅一分錢沒給，還把茶妹給拐跑了。
這朱耀明人財兩空，給他氣的不行，他二話不說就把康文魁告上了衙門，要求縣令為他做主，不僅要康文魁把茶妹還給他，還要康文魁把嫖資如數結算。
在我們的視角來看，這個朱耀明不是頭髮昏，就是吃錯藥，在這樁案子里，他既是人販子，又是拉皮條的，他本身就涉及了違法犯罪，他怎麼還敢到衙門去告狀呢？
這就好像一個小偷到別人家偷了一條金項鏈，然後他發現這條金項鏈不是純金而是鍍金，於是他到警察局報案說這條金項鏈是假的一樣離譜。
巴縣衙門接到了朱耀明的訴狀之後也很納悶，縣令勃然大怒，嚴厲的申斥了朱耀明的行為，說以後還要追究朱耀明的罪過。
可是，這巴縣的縣令雖然瞧不上朱耀明，對朱耀明的行為非常反感，但他還是受理了這樁案件，還派出了衙役，去查訪康文魁和茶妹的下落。
也就是說，至少在當時，縣令雖然對朱耀明的行為予以申斥，但是並沒有當即採取多麼嚴厲的處罰，因為按照當時清朝的法律條文來說，人口販賣，逼良為娼的後果是很嚴重的，要杖一百，帶枷三個月，然後還要流放三年。
這杖啊，就是打板子，如果執行這個處罰的衙役不留情，別說一百了，五十板子下去就要見閻王，就更不必說帶着枷鎖遊街示眾三個月，還要流放三年了。
這流放有遠有近，萬一流放到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要麼死在半路上，要麼也會死在披甲人手裡。
說白了，如果巴縣衙門嚴絲合縫的追究朱耀明的罪過，朱耀明幾乎是必死無疑。
可是，眼下朱耀明不僅沒事兒，反而還得到了衙門的幫助，衙門已經開始打算幫他捉拿康文魁，找回茶妹。
這其中的原因就在於，這個茶妹啊，她出身蠻族，結合當時的背景來看，還很有可能是從很遙遠的地方被拐賣而來的，她沒有家庭，沒有親人，沒有社會關係，甚至連名字都沒有，自然也不可能在戶籍系統中登記造冊，也不會有向朝廷繳納糧食稅賦的記錄，從某種角度來看，茶妹都不能算做是大清朝廷的合法公民。
這樁案子，在史料中沒有後續，我們無從得知涉案人員會面臨什麼樣的懲處，茶妹又是否被找到，不過對當時的人們來說，茶妹似乎也不重要，因為她只是一個代號罷了。
（髡殘層岩疊壑圖軸 局部）
2.一個女人的一生
另外一樁案子，也發生於乾隆年間。
乾隆十四年，夏，空氣悶熱，路上行人稀疏，唯有蟬鳴聲此起彼伏。
山西安邑縣下邊的馮村鄉發生一起命案，當地百姓閆洪廷闖入另外一戶百姓崔二珩的家中，把崔二珩的妻子張氏殘忍殺害。
這個閆洪廷，是張氏的前夫。
最開始，閆洪廷和張氏是一家子，他們在安邑沒有產業，田地收成也不好，日子越發貧困，閆洪廷為了維持生計，竟然決定先把兒子賣掉換錢，再把妻子也賣掉換錢。
他這個想法，自然是遭到了妻子張氏的拒絕，因為這不僅僅是閆洪廷對家庭的背叛，對妻子的侮辱，他本身的這種行為，在清朝的法律中，也是違法犯罪。
閆洪廷的兒子有沒有被賣，不得而知，但是後來他商量通了自己的妻子，又或者是張氏在閆洪廷的淫威和逼迫之下不得不屈服，因此閆洪廷決定，自己要先把張氏假意休掉，在法律層面結束和張氏的婚姻關係，然後再讓成為獨身的張氏另嫁他人，當然說是另嫁，說白了就是變賣，把張氏變賣之後，張氏得到錢財，再設法逃脫，重新回到閆洪廷的身邊。
張氏對閆洪廷的計劃，自然是持拒絕態度，因為沒有哪個女人會願意干這樣的勾當，但是張氏的父親和閆洪廷的父親卻對該計劃予以支持，閆父甚至在安邑縣民間捏造了兒子已死的假消息，說自己的兒子患病去世，而兒媳獨寡，生活越發艱難，所以要為兒媳另覓丈夫。
藉著這個由頭，閆父找上了安邑縣裡的一個媒人，媒人從中牽線搭橋，以白銀四十一兩的價格把張氏賣給了縣裡的另外一戶百姓崔二珩。
也許是對丈夫徹底失望，也許是為了報復丈夫，張氏嫁給崔二珩之後，沒有設法逃脫，而是就此和崔二珩過起了正常的夫妻生活，閆洪廷雖然得了錢，但他本意是「假意休妻」，卻沒想張氏「已然真做」，於是他忿忿不平，到崔二珩的家中討要張氏，要把張氏領回來，張氏在這個過程中反抗激烈，說什麼也不跟閆洪廷走，閆洪廷一怒之下，殺害了張氏。
故事中的張氏，十四歲嫁給閆洪廷，十七歲給閆洪廷生了兒子，二十六歲被丈夫賣給了崔二珩，又於同年被丈夫殺害，她短暫的一生，就這樣結束了。
而至於閆洪廷，被衙門捉住之後，被判了斬監候，約等於是古代的死緩...
（李鱓松藤圖軸 局部）
3.王氏之死
最後一個故事，發生於康熙年間，時間猜測是即將入冬，風漸起。
康熙年間的山東郯城，有個叫做王氏的婦人，王氏已經嫁人，丈夫叫做任某，是郯城縣里的一名長工，以任某的這個身份可見，王氏和丈夫任某的生活水平在當時並不好，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因此二人的感情也未必和睦。
幾年之後，王氏有了婚外情，她結識了一個史料中沒有留下姓名的男人，我們稱為情人。
王氏背叛了她的婚姻還不算，後來她直接離開了丈夫任某，而和情人私奔出逃了。
可是，王氏下定決心選擇的「新的伴侶」並沒有王氏想的那麼可靠，因為諸多原因，情人在攜帶王氏出逃的半路上，就將王氏拋棄了。
其中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古人的行動並不如今人自由，百姓們被劃分在固定的縣鄉村中，沒有路引，沒有衙門開具的公文，很難離開本縣。
這個並不可靠的情人像丟垃圾一樣丟掉了王氏，留王氏在冷風中瑟瑟發抖。
王氏被情夫拋棄的地點，距離丈夫任某的家只有十三公里，其實當時王氏是有能力返回家中的。
但是，她沒有回去，或者說不敢回去，因為私奔，私通，這種事兒，在當時來說是莫大的罪名，回去之後不僅有可能被丈夫毒打一頓，還有可能被衙門追究罪過，而且她本人還要承擔社會輿論和來自於民眾的指責，所以她選擇了流浪，時不時寄居在離家不遠的一個道觀中。
不料，幾天之後，王氏的行蹤很快被鄰居高某和丈夫任某發現了，具體的情況是高某和任某都到道觀中祭拜，都發現了在此處寄居的王氏。
鄰居高某早就聽聞了王氏紅杏出牆，背德私奔的事情，高某幸災樂禍，大概嘲諷任某被戴了「綠帽子」之類，任某惱怒，和高某扭打一通後不了了之，最後將妻子王氏帶回家中。
但是，任某並沒有打算原諒王氏，夫妻二人本就不和睦的感情也徹底無法修復，於是，在一個雪天的深夜，任某掐死了妻子，並將妻子的屍體丟棄在了路邊雪地。
殺妻的任某自作聰明，翌日還跑到郯城縣衙報官，因他之前曾在道觀里和高某發生矛盾，大打出手，所以一方面出於記恨，一方面為了轉移犯罪行為，於是他在縣令面前誣陷妻子王氏和鄰居高某私通，並栽贓是高某殺死了王氏。
如此蹩腳的訴狀很快被縣令識破，縣令逮捕了任某，但卻並沒有以死罪論處，倒是鄰居高某，反而被縣令罰了紋銀十兩。
當然，這十兩紋銀，縣令沒有中飽私囊，據為己有，也不是藉著這個案子敲詐勒索，而是縣令認為，王氏死後必然不能安息，如果她的鬼魂在鄉間遊盪，騷擾百姓，就會造成本縣的治安不良，因此高某被要求出錢十兩，安葬王氏...
參考資料：
《清實錄》、《清史稿》、《全國地方縣誌》、《清朝法案彙編》
姚家儒,郭麗萍.中國古代拐賣人口犯罪及治理對策.鐵道警官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
劉不成.清朝一起拐賣婦女舊案里的新問題.廉政瞭望,2022
康建.清代略人略賣人罪研究.河南大學,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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