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的棄兒收容院由理事會和常務委員會組織管理，並實行嚴格的規章制度。
在棄兒管理方面，棄嬰入院後，收容院會負責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直為孩子提供食物、衣服和醫療保障。
從在鄉下奶媽那裡進行護理期間確保他們的安全，到返回收容院接受教育、完成學徒訓練，最後離開收容院。
在資金管理方面，作為私人慈善機構，收容院要想辦法募集資金維持運營，通過社會捐贈、政府支持、出租房產、出售棄兒職業培訓的勞動工作成果等方式為收容院提供財政支持。
組織管理
在收容院內，理事們管理員工的過程中，在某種程度上是家長式作風的，而且在員工的任命、行為和監督方面也制定了嚴格的規章制度。
收容院有如下規定：他們要品行端正，沒有家庭負擔；他們要成為信奉新教的人，他們要避免與其他員工發生爭執，要對他們手下的人表現出應有的尊重。
他們要盡其所能促進慈善事業的利益，促進孩子們的健康、勤勞和福利，他們不能去打獵，也不能喝烈性酒。
住在收容院里的員工沒有財務主管的許可，不得在冬天九點、夏天十點以後外出。
在收容院外，收容院需要管理的僱員主要是承擔寄養職責的鄉下奶媽。
在招聘奶媽時，收容院會甄別照料嬰孩的奶媽是否適當，然後由當地的督察進行評估。奶媽們必須健康，並被要求保持孩子整潔，在她們斷奶後要適當地餵養孩子。
任何膽敢給孩子喝烈性酒或服用麻醉劑的奶媽都會被立刻解僱。經過檢查的健康兒童會被送到奶媽那裡。
收容院的護理網絡非常龐大，奶媽經常一次照顧不止一個孩子。當收容院將一名奶媽與一名兒童配對時，前者必須前往倫敦接孩子，並在孩子長到五歲時將孩子送回來。
奶媽的工資在1753年是每周2先令，到1796年增加到每周3先令。
為了鼓勵奶媽履行職責，如果兒童在理事們看來健康茁壯，理事們有權給予每一名照顧兒童滿兩年及以上的奶媽不超過十先令的獎勵。
所有的奶媽都要接受督察的監督，督察自願協助收容院的工作，通常是當地的鄉紳、醫生或牧師。
但也經常是他們的妻子或理事的妻子，包括簡·賀加斯（理事、藝術家威廉·賀加斯的妻子），作為督察，她手下有19名奶媽。
督察是整個院外系統運作成功的關鍵，因為如果沒有督察，對奶媽的管理效果將會大打折扣。
督察們在其居住的地區找到合適的奶媽，一旦嬰兒被安置在奶媽身邊，他們就代表收容院監督奶媽，執行所有相關的管理職責。
他們定期向收容院報告監督內容，包括分發和歸還由收容院提供的衣物、藥品並說明其使用情況。
他們向院方通報孩童的疾病、問題和死亡，安排葬禮，支付奶媽工資，並在倖存的兒童五歲時將他們送回收容院。
督察在制定護理標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與奶媽的交流對兒童的健康至關重要。這些督察中有相當一部分的女性，尤其是上層社會的女性。
督察們為收容院工作，在當時沒有任何報酬，一些男性和女性在崗位上工作了15或20年，管理一支奶媽的隊伍，每天處理棘手的社會和醫療問題，並過着自己的生活。
正是有督察的存在，收容院才得以良好運轉。
棄兒管理
從1741年起，棄兒們在大約三至五歲時從鄉下奶媽那裡回到收容院接受教育。對於這些活過嬰兒期的棄兒來說，在收容院中接受教育是其生活的中心。
1746年和1749年的法規都表明，閱讀、休息和玩耍是六歲以下兒童的主要活動，六歲以
上的兒童只有在一天的勞動結束後才能上閱讀課。
在閱讀課上，孩子們被教識別並大聲說出字母，然後是音節，最後是單詞。
從這些課程開始，為學習閱讀的孩子們選擇的課文主要是聖經和教義問答，還使用了兒童版的聖經故事、包含《狐狸和烏鴉》等伊索寓言（告誡人們不要奉承）的書籍以及其他道德故事。
教棄兒讀書從一開始就得到了理事們的同意，但是教孩子們寫字這一行為卻頗具爭議性。
一是因為寫作需要設備和時間來學習，使得教育成本更高，二是勞動者被認為不需要寫作。
文學史家馬丁•萊昂斯認為，限制教育也維護了社會的等級秩序——使工人（尤其是婦女）缺乏寫作技能，只能依賴他人。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收容院的常務委員會在1754年禁止開設寫作課。
寫作在1757年暫時成為男孩教育課程的一部分，到18世紀60年代，這類課程很可能已經停止，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表明。
1765年收容院在回應公眾評論時，駁斥了他們教孩子們法語、畫畫，甚至寫字的說法。這種變化與大接收時期後經濟和後勤的挑戰相關。
從1760年起，回到收容院的棄兒人數約為5000，他們需要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這些都給收容院在時間和金錢上造成了壓力。
到1777年，再次有證據表明，男孩們被教授寫作和基本算術，但寫作還不是女孩的常規學習活動。
收容院為男孩提供了更多的教育資源，這可能是因為人們認為男孩比女孩更適合接受全面教育。
在18世紀末，收容院開始修正教育的性別差異問題。
到1800年，收容院校長記錄了孩子們每天閱讀、寫作和算術的小時數，有文件清楚地表明，在這時，女孩們和男孩們接受了同樣的指導。
教授孩子閱讀、寫作和算術的課程，是因為倫敦商人的需求，他們尤其需要有寫作和算術技能的學徒。
財政管理
在收容院創立之初，創始人托馬斯·科拉姆是最有效的籌款人，他聚集起一批強有力的願意給予收容院資金支持的贊助人。
像其他慈善組織一樣，棄兒收容院需要持續不斷的社會捐助來維持運營。公眾捐款是收容院重要的資金來源，一般有遺產、禮物、訂閱等方式。
理事們沒有坐等捐款的到來，而是嘗試多種辦法為收容院募集資金，力圖擴展育嬰規模。
因為收容院建築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時髦的公共慈善機構的展示場所，它受到一大批有名望的貴族和雄心勃勃的城市中產階級的熱情支持。
例如，國王喬治二世給收容院捐了2000英鎊作為建造費，後來又捐了1000英鎊給教堂牧師，教導孩子信仰基督教。
在建設初期，為了獲得持續的社會捐助，收容院向公眾展示其育嬰成果，促進社會捐贈。
正如大衛•索爾金所指出的那樣，「如果要說服人們捐出他們的錢，就必須制定策略，把他們帶到現場，直接看到一項重要任務被完成得很好。」
收容院作為英國第一個兒童股份制慈善機構，本身就十分引人注目，而且它坐落在倫敦郊區一個宜人的位置，時髦的人們開始將其視為最喜歡的散步場所之一。
機構的工作人員也十分歡迎人們前來參觀，以激發他們對慈善事業的興趣。收容院向公眾公開證明它的效用，展示這些孩子和他們的作品。
男孩們被安排在露天的地方，採摘麻絮、製作麻線和編織魚網，而女孩們則在繞絲，大一點的女孩接受縫紉和紡紗的訓練。
收容院向外界宣傳這樣一種觀念，即機構所提供的培訓使孩子們在成年後擁有自己獨立生存的手段，人們認為這將減少越來越多的乞丐和貧民。
紳士們可以在一天的某些時候，觀察到年幼的孩子在工作人員的監護下在院子里玩耍，或者年長的男孩在玩球，年長的女孩和她們的護士在收容院附近的田野里散步。
來訪者甚至在孩子們上床後來觀察他們，這開始讓孩子們感到不安，尤其是在一天的緊張活動之後，因此一項新的規定結束了這種做法。
受過良好教育的休閑階層對他們所觀察到的情況非常滿意——尤其是對孩子們的高度勤奮和嚴格的活動規律，收容院由此獲得社會捐贈。
收容院還依靠融合慈善和休閑娛樂活動的「歡娛慈善」募集資金，這為收容院帶來更為可觀的收入。
一種資金募集策略是利用倫敦精英們渴望社交的優勢，通過舉辦太太早餐來募集。有一段時間，太太早餐在倫敦的時尚女性中很受歡迎。
1747年舉辦的太太早餐有1024個名額，要預定的人太多，收容院不得不謹慎地釘上窗戶，以防不速之客進入。
兩年後，收容院從經驗中得知，在另一次早餐會上，他們僱傭七個人來控制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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