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024年1月22日，《浦東新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3－2027年）》發佈，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在剛剛慶祝完中國改革開放45周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10周年不久，該政策的推出引發廣泛關注。
幾乎在同時，金融監管總局宣布，近期一段時間，中國已經推出了50多項金融對外開放的措施，取消了銀行保險機構的外資股份比例限制，外國資本可以持有銀行保險機構100%的股權，金融業的相關限制措施目前已經完全清零，等等。
凡此種種，都是對海內外所謂「中國改革結束」論、「中國閉關鎖國」論的有力回應。本期【問診2024中國經濟》】，我們邀請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聚焦改革開放進行時，為高質量發展破題。
1月16日晚餐時間，在上海虹口區一家西餐廳，觀察者網專訪了剛剛在附近上完課的張軍教授。我們談及改革開放45周年，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熱播劇《繁花》，以及當下中國在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不同於45年前的改革開放新挑戰時，如何破局。
【採訪/觀察者網 高艷平】
解放了思想，也就解放了生產力
觀察者網：當前中國經濟處在一個轉折時期，似乎內憂外患困難重重，但是我們回頭去看中國過去四十五年走過的路，可能更加不容易。您一直以來對改革開放的進程高度關注，也撰寫了一系列關於改革開放的書籍。從經濟學家的眼光看，哪些改革，或者什麼樣的瞬間讓您覺得「好懸」，「還好我們走對了，選對了」？
張軍：現在回頭看，我覺得中國就是抓住了一個寶貴的時間窗口，簡單地說，真的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想像一下那個時候，百廢待興；鄧小平再次被打倒，然後又復出。他是一個很有戰略眼光、很務實的領導人。鄧小平反覆講的一些話現在大家覺得耳熟能詳，但在當時的環境下，是非常了不起的，沒有人敢那麼說。比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再比如，「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對內經濟搞活，對外經濟開放」，等等。
在此之前，對所有新生事物都要問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把姓社姓資看得比吃飯還重要。我在《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以下簡稱「《改變中國》」）中講到地方農業制度變革時提到一個細節，1980年安徽第一書記萬里即將進京擔任副總理前夕，有位農口的老幹部要到安徽調查包產到戶的事，與萬里有過一段爭論。農口的老領導認為包產到戶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萬里問，「社會主義和人民群眾，你要什麼」？老幹部說，「我要社會主義」；萬里回答說，「我要群眾！」
所以，在這種所謂大是大非問題上，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在於他超越了姓資姓社的先驗問題，他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認為，鄧小平的最大貢獻就是掃清了我們的思想障礙，解放了思想，從而解放了生產力。正因為這樣，我們國家才能夠走上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之路。
中國當時面對的一個思想障礙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處在比較封閉的狀態，跟西方發達國家幾乎沒有什麼貿易往來，更沒有投資，無法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技術和市場來幫助發展我們自己的經濟。而在國內搞計劃經濟，限制了市場交易行為，也壓制了底層的活力和創造力。
鄧小平為什麼覺得向發達國家對外開放那麼重要？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國高層掀起了出國潮。鄧小平去了日本和新馬泰，這些地方充分利用外資進行經濟發展的經驗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在《改變中國》中也特別寫到，鄧小平到新加坡後，李光耀向鄧小平介紹了外商投資對新加坡的好處。新加坡幾乎沒有什麼資源，1960年代獨立的時候貧窮不堪，為什麼就能夠發展起來？很重要的就是開放市場、利用外資，利用外國的技術，也就是善於借用外力來發展自己。
這就有了後來的國家計委和外貿部的《港澳經濟貿易考察報告》，以及後來的深圳、珠海、廈門、汕頭四個經濟特區的設立。1982年，特區成立三年，成就斐然。但是同時也出現了很多批評，認為社會主義改造30年後，允許外資進入中國並投機倒把，這是倒退，等等。
經濟特區的起點：深圳蛇口工業區
後來小平和一些中央領導同志就去南方調研，調研下來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因此，黨中央很快就決定再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城市。1987年，為了解決外匯短缺，國務院在調研的基礎上形成政策思路，向中央建議，決定擴大開放的範圍，140個市、縣納入沿海經濟開放區，並決定在這些地區大力吸引外資，搞合資企業，讓外資帶着技術帶着資本進來，鼓勵發展「大進大出，兩頭在外，參與國際大循環」的出口加工產業。這就是後來我們常說的「沿海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來歷。
雖然1980年深圳特區就成立了，並且1980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在廣東和福建等東南沿海地區省份展開，但直到1988年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提出來之後，特別是1992年小平南巡以後，開放政策才有更大的突破，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沿陣地才開始北上，涵蓋整個東部沿海，就不僅只有廣東福建了，長三角地區和渤海灣地區也融入開放大潮了。
地方政府始終扮演着政策創新主體的角色
《觀察者網》：通常我們說「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東」，最近大熱的電視劇《繁花》也對浦東開發開放不久的1993-1994年上海濃墨重彩，大家從這部劇里看到了1990年代先富起來的一批中國人的拼勁，也看到了陸家嘴建設中的東方明珠。浦東的開發開放意義重大，從經濟學家的角度，意義在哪裡？
張軍：意義我想就在於它給了我們一個樣本，可以更好地去理解為什麼說地方是政策創新的策源地。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有很多，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地方政府始終扮演了政策創新主體的角色，這是分權，特別是財政分權的產物。為了經濟發展，地方要面對和解決實際的問題，不得不設法去突破原來的體制約束和政策瓶頸。
上海發展外向型經濟的見證者——外灘27號。圖為中山東一路27號上海外貿大樓近貌
講到上海的浦東開發開放，必須要回到1990年。從1988-1994連續七個春節，鄧小平是在上海過的。1990年他在上海過年的時候，就和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朱鎔基談到浦東開發開放的問題。
透過人民網發佈的一篇《揭秘：鄧小平如何力排眾議扶持「黑馬」朱鎔基》，我們能夠了解到其中一些細節。當時上海浦東開放開放的報告已經出來了，但是由於江澤民同志不久前由上海市委書記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為了避嫌，不敢上報。
於是，鄧小平決定親自去做工作，他對中央的領導說，「我本來是不管事的，我現在要說話，上海要開放。」
在鄧小平的親自敦促之下，4月18日，李鵬總理親自到上海宣布浦東開發開放的決定。與深圳如火如荼的改革相比，當時的上海落後了：整個城市也沒有什麼活力，浦西灰濛濛的，浦東還是農田。現在高樓林立的魔都與當時的情況相比，真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上海浦東開發辦公室是1990年5月3日掛牌，辦公室選在浦東大道141號。為什麼選這個地方？擔任浦東開發辦主任的夏克強後來解釋說，這個號碼諧音就是「一是一，二是二」，指的是我們說話算數。
我在《改變中國》中，專門有一章寫了浦東的開發，還是非常精彩的。浦東開放領導小組成立之後，上海市相關領導先去南方4個經濟特區和7個沿海開放城市考察取經。考察帶來的啟示是，幫助浦東在政策上施行所謂的「三為主」政策，即，三資企業為主、以出口為主、以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為主；此外，上海也意識到還要培育市場體系，建立和完善包括證券、資金、技術、房地產、勞務、生產資料等要素市場，使得要素市場能夠在浦東聚集，產生巨大的市場能量。
浦東開發開放，中央就給政策，不給錢，如何籌資，讓地方自己去動腦筋。浦東開發資金需求量很大，如何解決融資問題，變成一個很現實的難題。早在1980年代，上海借鑒香港經驗，在土地批租制上所做的理論和實踐探索，在浦東開發開放中確實發揮了巨大作用。
上海當時的土地批租，是通過組建政府的開發公司進行的。具體做法是，政府規範土地一級市場、放開土地二級市場，形成「資金空轉，批租實轉，成片開發」的開發模式。
「資金空轉，批租實轉」的含義是，先由市財政局按土地出讓價格開出支票給開發公司，作為政府對企業的資本投入並由工商局驗證；開發公司再將支票背書付給市土地局簽訂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合同，並同樣經工商局驗證；市土地局出讓土地使用權後，從開發公司所得的背書支票再全部上交市財政局；市財政局將土地收入的4‰歸中央，上交給國家財政。這樣財政投入只是撥款憑證，空轉了一圈又回到財政，是空轉；但是土地則實際上是到了開發公司手裡，這是實轉。
與劃撥土地不能有償轉讓不同，空轉到手的土地，能夠在國有公司開發之後，進入土地二級市場，通過以地合資、以地集股、以地抵押和以地招商等方式，與國內外金融資本、社會資本相結合，大規模籌集資金。
因為當時土地批租的法律還不完善。為了合規，上海就搞出了這麼一個「土地空轉」的做法。土地批租制度後來日漸成熟，成為中國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融資工具。
後來，有一些經濟學家，包括我個人都總結說，中國改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分權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創新。
通過激勵盤活資源 帶動經濟飛速發展
觀察者網：回顧中國45年改革開放奇蹟，很多學者曾經探討過「我們究竟做對了什麼」？有些學者說做對了價格，有的說做對了產權，有的說做對了激勵，您怎麼看？
張軍：我認為還是做對了激勵。有了激勵，地方就有動力去改革，價格也好，產權也好，都是改革的產物。這些新的制度出來，為的是促進經濟增長，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閑置的資源很多：土地閑置，沒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勞動力閑置，大量的年輕勞動力困在農村等等，必須要有一套新的制度可以驅動這些資源，創造收入和財富。
所以那時候無論改革還是開放，最重要的就是要能讓經濟更快增長，也許一開始不可能面面俱到，設計好全局的方案，但按照鄧小平的說法，為何不讓一部分地區先行一步動起來呢？條件好的，區位有利的沿海地區可以先行開放。
你可能會說，沒有資金怎麼盤活這些閑置資源，所以要開放啊，我們就准許和吸引海外華人和外國人來中國投資，他們會帶來資金、帶來技術，帶來訂單，他們在中國投資設廠，這樣就盤活了我們的人力資源和土地資源。
中國利用了海外資金、技術和市場，盤活了閑置的土地、人力資源 ，推動經濟快速發展
1980年代後期，特別是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在吸引外資過程中，探索出一條比較務實的做法。外資進中國，有兩種類型，一是做加工出口的，完全出口導向，最初以三來一補的方式，後來逐步升級；另一類是跟中國本土企業合資建廠，提升我們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但以內銷為主。那時候國內市場是靠關稅保護着的，但我們通過合資企業方式可以給他們開放內銷市場，不過我們有一個要求，就是合資企業所用的中間品零部件，要在規定時間裏逐步實現本土化。
這就是大家熟知的以「市場換技術」，現在來看，這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要不然，如果我一開始就全部開放市場，允許發達國家的東西進來，我們原來自己的企業可能大部分都會垮掉。
就這樣，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實際上外資一方面推動了我們外向型經濟部門的發展，促進了出口，掙得了外匯。另一方面，以進入中國本土市場為目標的外資通過與我們組建合資企業，幫助我們的本土企業實現了轉型升級；與此同時，我們還通過中間品零部件的本土化條款，培育了我們本土的供應鏈。
所以，中國之所以現在能有這麼強大的供應鏈系統，跟當時的「市場換技術」是分不開的。俄羅斯、烏克蘭這些轉軌國家當年沒有這麼做，他們開放了市場，結果本土企業基本都垮掉了，包括烏克蘭尖端的裝備製造業也是如此。
正是因為做對了激勵，在分權的安排下，地方政府有更多的政策創新空間，總是會突破現有的條條框框，選擇對發展有利的政策。利用海外的資金、技術和市場，盤活了我們閑置的土地、人力資源 ，推動我們的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大量的資源閑置，怎麼找到盤活資源的機會？這個機會正好與對外開放、利用資本主義的長處來發展我們自己的思路相契合。所以，我們當時鼓勵合資、鼓勵三資企業，鼓勵供應鏈的本土化，包括搞「大進大出兩頭在外」參與國際大循環的戰略，即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都是突破左的思潮和框框的政策創新。
今天中國面臨不一樣的挑戰：失衡
觀察者網：今天的中國經濟形勢非常不一樣了，我們強調國際國內雙循環，強調擴大內需，當然了，我們的外部環境也不那麼友好了。
張軍：今天的情況不一樣了，今天我們經濟面臨的最大問題不再是資源閑置的問題，而是失衡。
中國積累了足夠多的資本，包括人力資本，而且我們的供應鏈很發達，在技術上進步得很快，但是因為政策長期偏離「黃金法則」，過度鼓勵了投資，而對家庭的消費支持不夠，導致國內消化能力有限，我們面臨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和經濟失衡。
現在隨着經濟開發程度的提高，我們的土地和人力成本開始上升了，原來我們享有的優勢正在快速減退中。雖然我們在很多方面還是有相對優勢，但我們的短板也在不斷暴露出來，服務業發展不足就是一個嚴重的短板，這將對未來的就業產生長期影響。
還有，現在很清楚，人口數量出現負增長，人口結構發生巨大轉變，少子化和老齡化越來越嚴重，養老負擔越來越重，生育率越來越低，年輕勞動力越來越少。
這成為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巨大挑戰，這與改革開放初期的問題已經完全不同。碰到這些問題，怎麼去解決？我認為，我們當下的經濟發展政策要進行系統思考，因為時代變了，階段變了，我們面臨的問題也變了，政策要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的發展模式和財政支出模式必須改變，才能更好應對和適應這樣的新變化。
當年輕人不願意生孩子，我們就需要改變一些政策來延緩生育率的下降，要用補貼政策來鼓勵生育，比如用住房補貼和免費托育。中國現在的生育率比日本還低，要有緊迫感。
現代人壽命越來越長，老年人越來越多，醫療、養老服務和所謂「銀髮經濟」問題就變得越來越重要。孩子少了之後，職業競爭和內卷就會變得更嚴重，如此等等。總體上，這些問題都跟家庭單位有關。
所以，我覺得今天中國經濟跟40年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今天社會或公眾對經濟發展的認同和感知，越來越跟家庭有關、跟福利和社會保障有關、也跟整個經濟當中有沒有更好的能力來提供公共服務有關，跟我們的服務業發展水平有關。
觀察者網：用一個有點老套的提法，就是以前我們追求把蛋糕做大，但是現在大家可能更關心經濟發展怎麼惠及每個人、每個家庭。
張軍：現在這個階段，經濟發展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增長的問題了。而且因為人口結構的轉變，經濟增長必然也會放緩。40年前，中國只要改革開放，就存在一個帕累托改進的狀態。帕累托改進是一個福利經濟學概念，是通過資源配置達成一個沒有人受損、大家都得益的狀態。
但是今天不一樣了，儘管我們積累的資本和財富跟4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但不等於我們能夠在現有的政策框架里，解決中國社會當下面臨的最艱巨挑戰。除了要更環保的生態和更安全的食品、飲水之外，怎麼應對少子化和老齡化？怎麼鼓勵生育？怎麼滿足社會上對養老和老人健康的需求？怎麼解除大多數家庭在養老育兒等問題上的後顧之憂？這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新課題。簡單說，這些問題都是經濟失衡造成的，需要改變經濟發展的模式，改變政府財政支出的方向。
現在的中國依然是世界級工廠，我們什麼東西都可以造，但是我們目前最需要解決的是養老的問題，基礎教育內卷的問題，生育率下降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了，或者說還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我們的經濟很難發展下去。
現在的社會矛盾不再集中於物質短缺和硬件基礎設施不足這些領域了，而是集中在養老、托育、基礎教育、醫療、相對貧困，以及工資增長過慢等等問題上。這些是我們45年改革開放走到今天，經濟總量成為全球第二之後，中國社會矛盾集中的領域。但這些領域我們還缺少完整的政策體系和解決方案。
因此，我們現在經濟發展的政策要改變原來的套路上，不能一味延續過去的慣性，就是增加產能，投項目，搞基建。我們確實到了要加快從粗放式發展向內涵式發展模式轉變的時候了，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機會和能力去補短板，實現更平衡和更高質量的發展。你要知道，這種轉變會釋放一個潛在的巨大購買力和發展動能。
2023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高質量增長是硬道理，那麼高質量增長的發展模式跟過去必然是不同的，因為需求的東西在變化。
高質量增長要「以人為本」
觀察者網：那麼，在您看來，新時代的高質量增長發展模式，究竟應該是怎麼樣的？
張軍：經濟發展政策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再過十年這些問題的解決將越來越棘手。可能不要10年，現在矛盾已經出現了。比如少子化問題，小孩越來越少，很多地方小學、初中和高中在合併，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現在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那麼，今後幼兒園、小學、中學的發展要改變過去那種粗放的發展模式，針對未來的高質量發展，把更多的錢投到教師人頭上面，大力改善軟件和教師的待遇，使得老師有更高的收入，更體面的生活，然後才能吸引更好的人才投身於基礎教育，這樣基礎教育的質量也就上去了，我們培養的人將來也就會有更高的生產力。
不僅僅是教育領域。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逐漸建立的財政預算體系，總體上是圍繞着資本形成和經濟建設來展開的，可以說是「以物為本」，那麼現在要開始轉向以人為本的發展模式，就要把更多的錢花在人頭上，要把人的待遇放到我們支出方面的更加突出的位置，這樣才能夠實現高質量發展。
過去我們的工業化程度低，硬件基礎設施也比較落後，所以我們是以基本建設為中心來構建財政收支體系的，那麼未來的財政預算支出要逐步轉向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物為本了。未來，政府財政的錢不能主要花在建設項目上，要更多花在家庭上。
舉個例子，長期以來我們在教育領域的財政支出主要用於建設學校，但不願給教師提供更高的工資和待遇，結果呢？教師不得不自己在外兼職或通過私下給學生補課來改善自己的收入，將來我們的學校也會過剩。對於政府來說，基礎教育要進入內涵式發展的階段，就要把更多的預算給到教師頭上，大幅度提高他們的收入和待遇。這恐怕是提升教育水平的最重要辦法，畢竟一個國家必須找到更好的人才來做教師嘛。
張軍教授認為，人口負增長背景下，基礎教育的投入要更多向教師和學校軟件建設領域傾斜
其實，對於公辦的很多行業和領域來說，都面臨類似的問題，需要轉變發展方式，才有出路。
過去我們在很多領域的資本積累水平很低，加上國家財政資金很有限，所以財政資金的使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對的。而現在，我們哪怕是老少邊窮的落後地區，基本建設和公共設施建設總體上都做得不錯了，核心的問題是使用的人越來越少了。
雖然我們一輪又一輪地搞鄉村建設，農村常住人口依然越來越少，繼續大規模地搞這種建設和投資已經沒什麼太大必要了。要知道，人口流動趨勢總是會往大城市和城市群集中，因為好的醫療、教育資源相對來說都集中在大城市。
觀察者網：海外唱空中國的觀點中，所謂「中國改革開放停滯」論還蠻流行的，一個比較流行的說法就是所謂「國進民退」，當然這是有爭議的，比如林毅夫教授就不同意。有意思的是輿論批評，十年前，輿論對國有企業批評的特別多，批評國企壟斷、效率低、國企利潤不分紅等等；過去幾年反過來了，批評民企的聲音多了起來了，「資本家」、「壓榨」這種曾經消失的詞死灰復燃。乃至於我們中央高層不斷地強調「兩個毫不動搖」，還成立民營經濟發展局來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您這麼看這個輿論的轉變？
張軍：是嗎？輿論上更多的聲音還是呼籲要更好地支持和善待民營企業的吧？如果網上有批評民企的聲音，可能也只是看到了年輕人在民企比較卷的那一面吧。
「內卷」也反映了我們現在的經濟狀況，一方面確實找到體面的工作不容易，但另一方面，我們經濟當中的一部分領域過度發展，還有很多領域發展水平不足，服務業就是一個例子。如果我們有很好的支持服務業發展的政策環境，現代服務業本來可以發展得更好，更多的年輕人可以在服務業大顯身手。
你知道，我們的服務業整體生產率要比製造業低將近一半，這就說明服務業的潛力很大，未來需要有更多優秀的人才在服務業。每年上千萬的高校畢業生，靠服務業吸納是個大趨勢，這樣服務業才能發達起來。很遺憾，現在願意去做公務員的畢業生越來越多，而社會上很多服務領域招不到優秀的人才，因為收入太低。這是不正常的，服務業要有更高的收入，這是規律，也是趨勢。實際上，做好了服務業，大多數年輕人的收入才能有更快的提升。
服務業更快市場化，可以吸納更多青年人就業
所以，我們需要制定很好的政策來支持服務業的發展，讓服務業更快地市場化，縮小與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差距，這樣的話，就會有更多的高校畢業生去服務業就業。
我元旦前夕去看望我們學院的幾位退休老師，給我很大的觸動。他們都八九十歲了，到了這個年齡，老人很無助。很多老人的孩子不在身邊，怎麼樣讓老人獲得有尊嚴有品質的養老生活？這已經是個很迫切的問題。
除了極少數高端養老院之外，目前大多數養老院條件不理想，從業人員受教育水平低，服務不專業，更缺少先進的技術裝備，產業鏈不完善。很多老人不願意去養老院，更願意居家，但居家也很無助，護理條件跟不上，需求與供給嚴重不匹配。
服務業領域的改革迫在眉捷
觀察者網：按照國家衛生健康委的說法，目前我們國家的養老形成了「9073」格局，即90%左右的老年人選擇居家養老，7%左右的老年人依託社區支持養老，3%的老年人入住機構養老。不過，國家提供醫養結合服務的重點還是放在居家和社區。另外，國家也支持鼓勵有條件的醫療衛生機構，特別是基層的醫療衛生機構，開展養老服務。
張軍：除了社區養老，我們怎麼解決其餘絕大多數人居家養老的需求？這些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政府不可能包攬，也沒有這個能力，還是要早點放開這個市場，做好規劃和政策，鼓勵市場和社會資本更專業地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的社會，但由於政策的原因，我們的經濟在提供養老服務能力方面還存在巨大的空間，需要儘快在政策上鼓勵市場准入，清理掉那些無謂的和繁瑣的審批與管制規則。如果中國把養老這個上下游產業做得很發達，不僅能夠更好滿足老年人的需求，也能為經濟繁榮做出貢獻。
政府投入更多精力去制定振興新興戰略性和高端製造業的產業政策和產業發展規劃當然很重要，但也要看到，制約我們經濟未來發展的短板不僅僅是高端製造業，還有大量的服務業。而解決後者可能更重要、也更迫切，因為事關民眾福祉和社會滿意度。
我們要拿出明確的規劃和方案，更要制定有力的政策去幫助推進服務業的市場化，振興消費型和生產型服務業的繁榮和高水平發展，解決好我們家庭最關注的托育、教育、醫療、健康和養老等短板問題。
發展養老服務業，還是要放開這個市場，讓大量的社會資本包括外資都可以來投資從事這個行業。政策上也要出台支持政策，引導更多的企業來發展與養老服務有關的技術產品和裝備。特別是在居家養老方面，需要更高的技術賦能和設備進入家庭。
當然，養老行業的專業人才和護理人才，需要有更高的收入和待遇，從而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進入這個領域，國家在這方面要有支持政策，要撤銷很多管制。市場化很重要，沒有市場化，工資待遇被政府部門管死，服務業很難發展。
少子化的趨勢下，如何解決絕大多數老人的養老問題？圖為央視《消費主張》節目截頻
我們經常可以聽到新聞，公立的養老院服務不行，硬件不行，各方面不好，那為什麼不能做得更好？說明管制多，沒有市場化，沒有優勝劣汰。市場上目前養老服務做得好的，都是保險公司做起來的，市場化程度很高，品質也高。
發達國家在養老領域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標準化的運營理念，相關的技術和設備也很好，我們完全可以像當年開放製造業一樣向外資開放健康養老行業。無論是美國式，還是德國式的、北歐式的，都可以跟我們合作，參與我們養老產業的發展，因為中國的需求很大。
其實，這麼多年來，中國的家政市場也沒有做好，因為市場沒有放開，管制多，沒有設計出很好的制度。不放開，不市場化，就難以規範化。未來如果放開家政業，這個市場容量很大，將來能像香港和日本那樣，也向國外移民開放，會大大提升中國家政服務市場的規範性和生產率。由於老齡化嚴重，日本已經在服務業開放了國際移民，中國在一些特大城市也要考慮這個問題。
觀察者網：所以說，改革開放還在路上。
張軍：是，我們改革開放前面臨的問題是大量的資源閑置，得不到充分利用，我們需要通過開放更好地推動我們的本土工業化，提高我們的生產率，創造更多的財富。今天中國已經到了工業化的後期，我們現在面臨的是人口的快速老化，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經濟發展當然要回應和解決這些問題，也因為這些問題會創造新的需求，從而也會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源泉。
我們現在的經濟發展政策，要圍繞高質量來設計。製造業要轉型升級，技術要創新，但同時，也需要更好地發展和繁榮服務業，以便全面提升我們創造價值的能力，也可以吸納更多的就業，畢竟製造業越高端，吸納就業的能力越低。
服務業，無論生產型的還是消費型的，都蘊藏着大量的投資機會，也可以創造更高的人均收入。服務業發達了，我們會富裕得更快，因為服務業是典型的人力資本密集行業，而且服務業越發達，服務的價格越貴，從事服務業的人員的收入越高。比如托育、護理和養老等消費型服務業，都是人力資本要求很高的行業。
我們現在大學生畢業了找不到工作，因為他們找工作還是集中在金融行業、互聯網行業，覺得收入好，所以競爭激烈，卷得很。其實像養老社區服務、托育、基礎教育、醫療健康、家政、諮詢、培訓、護理、物業管理、分析師、規劃師，以及策劃、設計等，反而更需要專業的大學生，更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這些行業的收入會越來越高。
這些年，我們看到由於管制和體制原因，護士的收入和待遇偏低已經嚴重影響了護理業的發展，醫院的護士已經面臨短缺。以醫養老業需要大量的醫護人員，這個問題已引起高度關注。現在年輕人不願意當護士，覺得在醫院工作太苦，掙錢也少。如果護理專業的人才有更多的市場選擇，收入和待遇就會比較高，很多年輕人就願意進入這個服務領域。
觀察者網：1月22日發佈的《浦東新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3－2027年）》，其中就包括對醫療健康行業對外資放開准入門檻。當然有些人可能擔心了，以醫養老的行業吸引外資和社會資本進來之後，普通老百姓要消費不起了，怎麼樣去兼顧這個公共性質？
張軍：這個問題是需要從全局均衡角度來看的。過去我們在很多消費品行業引進外資，比如在食品和輕化行業引進了外資品牌和經營模式，組建了合資企業，大家那時候也有類似的擔心，但如果通過開放我們的市場和引入先進的技術、品牌和管理經驗，提升了我們的生產率和水準，慢慢就會對整個行業乃至整個經濟帶來改變，最後把我們整體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
引進一些國際上著名的醫療和養老服務機構的品牌和模式，應該也會產生這樣的效應，一方面它們增加了我們的選擇，另一方面也會形成行業標杆，帶動更多本土服務業發展水平的提升。
目前國內還是有一些外資品牌醫院的，但在我們現有的管制條件下，很遺憾它們基本上只是起到了社區醫院的作用。比如說我住的社區附近有一家外資醫院，可以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或者去那裡輸液，做檢查，條件很好，環境比較好，服務更好，也不要排隊，當然價格也比較貴。我注意到，對很多家庭來說，在我們的公立醫院之外，它們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我印象中，我們也在建設面積達100公頃的上海新虹橋國際醫學中心，引入有品牌、上規模的國內國際醫療機構，重點發展先進專科醫療服務。這是好事，尤其是對外籍人士來說，在我們的醫療體系看病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
但關鍵問題是，真的要吸引外資醫療機構進來，還是要做很多配套改革，因為這些領域我們的管制非常嚴，也非常複雜，目前是通過在特定園區給予特殊的政策來克服現有的管制政策。這也是進步。比如過去醫保不能用於外資醫院，但現在政策終於有了改變，有些外資醫院的服務被醫保涵蓋了。
服務業市場化的好處之一就是老百姓可以有更多的選擇。公立的、私立的、外資的、綜合的、社區的，大家有分工，有競爭，各有所長，價格上也有差異，這就是選擇。在公立的和社區的機構，醫務人員的工作更穩定，有保障，但即便如此，他們的實際收入水平也不能跟私立和外資的差別過大，否則會導致人才從公立和社區流失。
這方面，我們現有醫療機構的管理體制和機制還有很大的改革空間，要最大限度地降低管製造成的嚴重扭曲。在其他公共性質領域，比如托育、養老和教育，也要平衡好公立性與競爭性的關係。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市場公平競爭，有了競爭，消費者的福利才能最大化。
發展以醫養老普惠性養老服務，醫療機構的管理體制和機制還有很大的改革空間
總而言之，我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它的內涵和動力在發生變化。成功的經濟發展政策是什麼？就是要能跟着經濟的發展和階段的改變，適時地去調整、去適應和推進新的發展目標。
今天，來自家庭的需求變化越來越成為制約我們經濟發展的因素，所以我們的經濟發展政策要更平衡。長期以來，我們的發展圍繞着國家目標，政府的角色也體現了這個，現在恐怕要加上一個小家的目標——經濟的發展要能更好滿足家庭的需求為目標。
在這方面，政府的職能要能夠調動和配合市場，推動更多資源轉到服務業這一目標的方向上去。這樣的話，我們的經濟發展就有了新的來源和動力。
同時，政府的財政支出也要更多地轉向家庭，支持家庭的收入提升和消費。這方面我們欠缺很多，即使在防疫抗疫的三年，財政對家庭的直接補助和支持也是不多的，跟西方國家形成了反差。現在年輕人不想結婚，不願意生育，政府更要用財政去補貼生育，提供在住房、托育和教育方面有力度的補貼和減免。
這些問題不解決好，老百姓就只能靠自我保障，靠更多的家庭儲蓄來應對未來的這些不確定性。我們知道，家庭儲蓄過多，就會削弱當前的消費能力，經濟失衡就會更嚴重，這是不利於長期經濟增長和發展的。
所以，從長計議，一方面我們要鼓勵製造業企業大量往外走，緩解國內的產能過剩，加快國內的產業升級；另一方面，面對新的矛盾和挑戰，我認為就是要加快放開我們的消費型和生產型服務業的市場，改革束縛服務業發展的體制機制和管制政策，加快轉變我們財政支出的方向，加大對家庭實際收入和消費的支持力度。
這樣才能有效補上我們經濟的短板，緩解經濟失衡，讓經濟發展更加平衡，惠及更多老百姓，這才是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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