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澤東的水平，當時是考不上北大的。」
在定居美國多年之後，胡適面對記者的提問，曾經給出了這樣的評價。
在上個世紀「五四運動」前後，中國這片土地上最出名的讀物叫做《新青年》，而最讓青年們崇敬的，便是「胡適和毛澤東」。
這樣說來可能會有些誇張，但是確實是上個世紀20年代的真實寫照，毛澤東和胡適等人在那個年代，確實擁有着足以影響一代青年的力量。
儘管和胡適這位大學老師相比，毛澤東沒有職位，甚至連大學都沒有考過，但是他的思想、他的作為在當時都吸引了數不勝數的學生，兩人的關係也一度被傳為佳話。
可是胡適在晚年卻如此評價毛主席，實在是令人震驚。
胡適為何會這麼說？毛澤東的只有又是如何回應的呢？
胡適出生於1891年，比毛澤東大兩歲，他們兩人早期的關係可以用「亦師亦友」來形容。
在毛澤東還在湖南師範學校念書的時候，胡適就已經留學美國，後來在北大校長蔡元培的邀請下，回到了國內，擔任了北大的文科教授。
他和陳獨秀等人合夥開辦了《新青年》，這個宣傳新文化、新思想的雜誌，在當時成為了最受青年學生們歡迎的雜誌之一，而毛澤東也深受這本書的影響。
當時的毛澤東滿腔熱血，是個極有抱負的有志青年，他一直希望能夠走出湖南這個地方，到更加廣闊的世界去看看，世界那麼大，中國總能夠在黑暗中摸索到一條出路的。
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中國流行起了一股「出國熱」，不少有志青年都希望能夠到美國等國家走走看看，學到更多的科技知識和先進思想，回來報效國家。
為了支持這些青年們的想法，毛澤東和蔡和森、何叔衡的人在湖南長沙，成立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的革命團體新民學會。
蔡和森
1918年，毛澤東接到了一封來自北京的來信，是他在北大任職的老師楊昌濟寄來的一封書信。
信中楊昌濟十分懇切地表示，法國正在中國招收工人，如果想要出國勤工儉學，這會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這對於新民學會中的其他人來說，無疑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好消息，毛澤東第一時間就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湖南想要留學的學生們。
沒過多久，他就帶領着20多名學生千里迢迢趕到了北京，找到了楊昌濟老師。
在楊昌濟的安排下，毛澤東成了北大的圖書管理員，每日沉浸在書海中，等待着前往法國的時機。
然而當前往法國的機會終於擺在自己面前的時候，毛澤東左思右想之下，竟然拒絕了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原來這段時間，他在北大的圖書館中接觸到了不少此前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書籍，他認真的閱讀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等書籍。
在閱讀這些書籍的時候，他不由得想起了一年前拜訪胡適時，胡適曾對他說的話。
身為一名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文科老師，胡適卻說：「要想尋找一條能夠拯救中國的路，不一定要出國留學。」
正是因為胡適的「提醒」，毛澤東最終決定，放棄出國的機會，留在國內，觀察國內的局勢，並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的發展道路。
1920年在給老師周世釗的信中，毛澤東也曾這樣表示：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這兩個字，在有些只是一種『謎』，胡適先生和黎邵西先生都深以為然。
所以毛澤東沒有選擇出國留學，而是留在了國內。
當時也有人勸他考取北大，可是毛澤東並沒有參與過北大的考試，甚至連考取北大的想法都沒有。
雖然是從北大的教師，可是毛澤東從來沒有以北大學生的身份自稱過，無論是胡適、楊昌濟還是周世釗老師，毛澤東從來都是秉承着十分尊敬的態度，虛心向他們求教，只是毛澤東向來是一個很有主見和想法的人，學習和思想的區別，他心中一直有一桿衡量的秤。
最終他並沒有考取北大，而是逐漸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他在創辦的《湘江評論》中宣傳新思潮，對當時的各種思想，都進行過分析和評論，就連胡適的實驗主義也有所涉及。
這樣的做法得到了胡適的大力支持，早期的毛澤東和胡適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志同道合，胡適不顧反動軍閥的迫害，堅持支持《湘江評論》，支持毛澤東的工作。
1920年，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的「驅張運動」得到了行之有效的成果之後，還特意給胡適寫了一封信，說明了湖南一片大好的形勢，可見毛澤東當時和胡適的關係，可以說是相交極深。
可是隨着共產黨的建立，毛澤東和胡適之間的關係開始有了裂痕，胡適從美國留學歸來，堅持認為，只有學習美國的模式，才能夠讓國家得到發展，他並不支持共產黨的思想理論。
毛澤東曾嘗試向胡適宣傳共產黨的思想理論，然而胡適卻並沒有將毛澤東的話放在心上，他一向不支持馬列主義，認為共產黨的做法是暴力革命，一生信奉進化論和改良主義的他，無論如何也不願意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
但是毛澤東從「五四運動」中走來，又接觸過社會最底層的民眾，親身經歷一切的他最明白，中國需要的是什麼，需要改變的是什麼。
因此在經過一系列的洗禮之後，他堅定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成了一名共產主義者。
雙方就這樣分道揚鑣，開始漸行漸遠。
主張一點一滴對國家、社會進行改良的胡適，開始和國民黨越走越近，他雖然並不支持國民黨的獨裁，卻又認為只有國民黨才是國家的正統，在這樣的思想的驅使下，胡適和毛澤東的思想出現了更大的偏差。
胡適甚至試圖勸毛澤東等人放下武器，作為第二大政黨，參與和國民黨的競爭，單純的參與政事活動。
這樣的想法和共產黨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馳，胡適的這個想法自然也遭到了毛澤東等人嚴厲的拒絕。
胡適雖然表示自己並不願意加入國民黨，參加政治活動，但是在當時的外界看來，胡適儼然已經站在了國民黨那邊，成了共產黨的對立面。
一直到抗日戰爭結束之時，胡適依舊堅持自己的想法。
早在1945年4月之時，胡適就被任命為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而共產黨方面的代表則是董必武同志。
毛主席知道這件事之後，特意寫信向胡適問好，並授意董必武，盡量爭取胡適對共產黨的支持。
儘管雙方的立場發生了變化，但是他對胡適依舊是十分欣賞，希望他能夠看清局勢，認識到只有共產主義理論能夠救中國，畢竟毛主席曾毫不避諱的向美國記者斯諾表示：「我在師範學院念書的時候，最喜歡讀的就是《新青年》，我非常佩服陳獨秀和胡適的文章，他們一時成為了我的楷模。」
4月22日，董必武在接到毛主席的指示之後，特意和胡適就中國的問題進行了一次交談，然而這次徹夜長談卻並沒有起到什麼作用，胡適依舊固執己見，還按照和董必武談話的基調，寫了一封電報，寄給了毛主席。
然而胡適的這封信並沒有得到毛主席的回應，因為毛主席當時正在為了重慶談判的事情忙碌，他和周總理等人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這次談判上，因此毛主席雖然收到了胡適的信，卻並沒有給予回復。
得知國共兩黨談判之時，胡適無疑是極其興奮的，他認為這次談判很有可能是雙方關係的「拐點」，或許共產黨真的能夠按照他的想法，成為第二大黨。
可是他的這個想法還是過於天真，且不說共產主義思想所包含的意義，就算是蔣介石，也是無法容忍共產黨的存在的，從蔣介石出兵圍剿我黨之時，就足以見得他的心狠手辣。
因此重慶談判結束沒多久，隨着國民黨撕毀雙十協定，解放戰爭由此而爆發。
歷經幾年戰鬥，解放戰爭最終以共產黨的勝利告終，國民黨敗逃大陸，此時胡適面臨兩難。
毛主席念及舊情，同時考慮到胡適在文學上的作為，還像勸他留在大陸，繼續擔任北大校長和圖書館館長，不要再跟着國民黨到處跑動。
胡適的一名學生知道了毛主席的意思之後，便主動找到胡適，向他傳達了主席的意思，胡適聽到毛主席希望他留在大陸的時候，確實有過片刻的猶豫，可猶豫過後，他忽然笑了笑，感嘆道：「人家，信我嗎？」
留下這句話之後，胡適於1948年乘坐蔣介石的專機去往了南京，又在1949年去往了美國。
新中國成立之後，遠在美國的胡適並沒有太大的反應，他蝸居在卸任駐美大使後在紐約租賃的一間小小的公寓中，他的生活過的並不算愜意，甚至還有些窮困潦倒。
而毛主席也依舊沒有放棄爭取胡適回國的工作。
1956年，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的記者曹聚仁到北京訪問的時候，毛主席十分熱情地接待了他，他請曹聚仁給胡適寫信，請他回北京看看，結果再一次被胡適拒絕。
儘管胡適始終沒有醒悟的意思，但是毛主席對於胡適在文學上的造詣卻是十分中肯的，他在和一些哲學工作者談論到紅學的時候，對比蔡元培的觀點，轉而認為胡適的觀點要更合適一些，可見毛主席確實是十分惜才的。
但是胡適對毛主席又是什麼看法呢？從一次採訪中就能夠看出來。
那次採訪中，記者曾向胡適問道：「作為毛澤東的老師，您對他有什麼看法呢？」
胡適顯然沒有想到記者會問出這個問題，他猶豫片刻，說道：「我並不能算是毛澤東的老師，他只是北大的圖書管理員，並非學生，以他當時的水平，是考不上北大的。」
胡適的這番話很快就傳到了毛主席耳中，但是毛主席對此沒有過多理會，因為他很清楚，胡適的態度無非是不願意和他們有太多的牽扯。
但是這句評價是否中肯，恐怕就只有胡適自己知道了，因為毛主席的好友羅章龍在後來說明了毛主席沒有考取北大的緣由。
羅章龍是毛主席在北大的校友，對於毛主席在北大的事情更是再清楚不過，儘管毛主席沒有上過北大，卻依舊是當時風靡一時的人物，不少學生和老師都相當欣賞個圖書管理員。
羅章龍在知道了胡適的評價之後，表現的有些憤怒，他表示：「毛澤東之所以沒有考取北大，根本不是因為考不上，而是因為他很有主見。」
原來毛澤東年輕的時候考慮的就已經十分長遠了，儘管他十分尊敬北大的老師，可是他認為北大的課程太過腐朽，不是救國救民之道，北大並不是他最好的目標，毛澤東這才放棄了考取北大。
可見毛主席並非是沒有實力考取北大，而是自己選擇了當時他心中最適合中國發展的道路。
如果像胡適一樣，僅僅看學術能力，而忽略了這個人本身的才能，在那個時代顯然是不合適的，都說時勢造英雄，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能夠帶領中國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才是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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