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三九年剛參加革命時，就在武城縣宣傳隊工作了一年多。那時，因為敵情嚴重，所以，晚上常住在清河縣。偶爾來到武城的農村演齣戲劇、舞蹈。不久，我又調到了冀南第六軍分區宣傳隊，這時，也曾不斷到武城去過。
一九四二年初，部隊進行精兵簡政，因為我家長都住在武城河西一帶，我二哥劉捷又在武城縣公安局工作，所以軍分區宣傳隊的指導員就把我和我的兩個侄女劉玉長、劉淑長一起送到了武城縣前書村我祖母、父母和大嫂住的地方。因為夏津的老家敵人占居，被敵人抄了家，所以全家人逃到了武城河西隱居。
在書村住了不久，抗日政府送我和侄女到東橋上村抗日高小讀書。學校只有一位袁老師，當時我就住在他家，袁老師全家人對我都很好，待我如親閨女一般。不幸的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敵人的「大掃蕩」開始了，把學校給衝散了。在跑「掃蕩」時，我和大侄女劉玉長，跑到了半壁屯，天就黑了，也把我們渴餓的不會走路了。多虧一個老大娘把我們救到家裡，藏了我們三天三夜，後來讓她討飯的弟媳又把我們送到了孝蘭村，這才找到了我的全家。老大娘的老伴叫鞏保太，老大爺勤勞樸實，磨豆腐維持全家生活。這一家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終生難忘。
一九四三年初，抗日政府又在南陳庄給我們找了一所小學，老師姓劉，是早年北京大學畢業的學生。他自選古典文學教我們，在劉老師的教導下，我們學習了「孔雀東南飛」、「陋室銘」等文章，還教我們作文，寫大仿，這是我童年學習最幸福的三個月。
不幸，五月初，叛徒趙大下巴，帶領縣城的偽軍和警察所長周杏村來南陳庄，將我和我的大侄女劉玉長，還有抗日縣長戚伯黎（戚夯）的女孩戚淑華一同撲了去。到了偽縣政府內，偽縣長吳寄普審問了我們三個小孩，當時，我們只說是南陳庄人、念書的學生。他瞪着三角眼，很陰險的說:「不知道你們是誰，會抓你們嗎?」敵人把我們關進了電話總機室，讓聽電話的女職員看守着我們，敵人逮捕我們，是為了把我們作為小人質，目的是叫戚縣長和我二哥劉捷前來投降，寫信說:「不投降就把三個孩子交給日本憲兵隊殺掉。」哪裡知道，我二哥劉捷和戚縣長回信卻把漢奸縣長痛罵了一頓，並且說:那三個孩子我們不要了，願殺就殺，願砍就砍，抓去孩子叫大人投降，是痴心妄想。
敵人的陰謀破產了。加之我們的地下工作者和縣敵工站的營救，敵人不得不把三個孩子放了。九天後，我們回到了南陳庄，劉老師病了，學校也停了。從此，就結束了我在武城縣的兩次學校生活。這兩處學校共讀了半年書。
之後，組織上把我和玉長送到了運河東津浦線上的平原縣。這時，我在二地委當了一名交通員，為了工作的方便，我剃了光禿，裝成男孩，麻痹了敵人，完成了送信任務。
武城縣的老師、同學、房東和人民群眾，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我終生忘不了武城縣，在我的小說中，許多地方都寫到了武城縣，武城縣是我童年不平凡的生活源泉重要的一部分。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六日於石家莊
著名女作家劉真
劉真，女，1930年1月生，原名劉清蓮，山東夏津渡口驛鄉太平庄人，中共黨員。1939年參加革命，在部隊曾任演員、宣傳員、交通員、創作室主任、文工隊隊長。1952年入東北魯藝學習，次年，進北京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歷任中國作協武漢分會專業作家，中國作協第三、四屆理事，河北省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協河北分會副主席。1990年旅居澳大利亞悉尼，為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華文作協顧問。1951年開始發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小說集《春大姐》《長長的流水》《英雄的樂章》《劉真短篇小說選》等，散文集《山刺玫》，報告文學集《西天取寶記》，故事集《紅圍巾的旅行——彭總的故事》《參天的大樹——彭德懷的故事》。1977年後發表了《知耕鳥》《黑旗》《婚禮》等中短篇小說。在海外發表回憶錄《回首再望》《我在文壇三十七年》，中篇小說《神農架的日本少女》及隨筆、散文多篇。《好大娘》獲兒童文學三等獎，《我和小榮》獲兒童文學一等獎，《一片葉子》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春大姐》被改編成故事片。2005年，獲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金質紀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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