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羽強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報》以「全國高校招生會議提出今年招生意見」為題，向全國人民宣布了「恢復高考」這一重大消息。我怎麼也沒想到，自己居然還能參加高考。
時光回到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革」運動爆發，那年我小學畢業，時年12周歲。因為停課鬧革命，初中、高中、大學不再正常招生。學業戛然中止，內心有些失落，按我的學習成績應該能考上初中的。
再回溯到1960年，那年正是國家三年「自然災害」的始年。我還未滿六周歲，就被幼兒園老師認為比較聽話而送入小學（其實是頂了一個低能兒的缺）。我懵里懵懂地就成了小學生。
依稀記得，上學的前夜，媽媽給我縫了個抽繩書包，又翻出大姐穿舊的大襟上衣和一雙花面布鞋叫我穿上。這份穿着很不着調，引得路人猜測，這小鬼頭是男孩還是女孩？
班級同學中我年齡最小，加上營養不良而瘦小孱弱，經常遭同學的欺負。看別人從口袋裡掏出馬鈴薯、芋頭之類炫耀，我只能獃獃地望着，任饞涎流出嘴角。
飢餓是那樣的不堪忍受，記憶至今都無法抹去。我最害怕冬季，冰雪天缺衣少糧，時常飢腸轆轆，渾身發抖。手腳被凍僵，還長出紅腫的凍瘡，上廁所褲帶解不開，考試時筆也拿不住。我喜歡夏天，長長的暑假裏，只需要一條短褲衩就能外出瘋玩。上樹捉鳥、下河游泳、餓了到農民的地里偷挖番薯吃，渴了就喝井裡的涼水。
那個年代，生存不容易，吃飽穿暖是一種奢望。
小小少年，很少煩惱，眼望四周陽光照；小小少年，沒有吃飽，他的煩惱增加了。這是德國電影《英俊少年》中的一首插曲，我改一下詞就像極了我的少年時代。
飢餓限制了上進的想像力，小學二年級時我差點就要留級，直到老師來家訪警告，這才驚醒了我心智。給我最大推動的一件事發生在1963年3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主席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報上又連續發表了《雷鋒日記》。幼小的心靈中突然駐入了一個完美的榜樣。我開始摹仿寫日記，尋找做好事的機會。家附近有一座橫跨苕溪的拱型通濟橋，看到拉雙輪車的工人上坡很不容易，我就在車後當推手，用盡吃奶的力氣把車推上橋頂，然後望着雙輪車飛快地下坡。當做好事的日記被寫上學校黑板報並被班主任表揚時，我內心得到很大的滿足。做好人好事的那種榮譽感瞬間就萌發了（長大後才明白，好孩子是大人誇出來的）。
進入到五、六年級的時候，國家的經濟狀況有了好轉，我的學業也有了很大的進步，連續兩年當上了班級的學習委員。
按正常情況，1966年的小升初是理所當然的。然而，人生無常，上學無望。
從1966下半年到1969上半年，近三年輟學在家，親眼目睹了社會的動蕩。從最初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大辯論唇槍舌劍到大批鬥血雨腥風，從造反有理、抄家遊街到打倒走資派，從文攻武衛、荷槍實彈到兩派開戰、橫屍街頭。剛從小學出來的我，只覺得「革命」眼花撩亂，「造反」慘無人道。我和一群看熱鬧的屁孩一起，快樂地穿梭在馬路小巷，把拾撿來的傳單去四處散發，把宣傳欄上層層疊疊的大字報撕下來，拿回家當引火柴燒。
然而，有一次差點闖禍。我們正在揭大字報，突遇幾個造反派，將我們仨按倒在地，說我們是「紅暴會」派出的小特務。不容分說，我們被死拉活拽地關進「省聯總」總部（餘杭工人文化宮）的一個小房間里。門被反鎖了，好在有窗，我們趁天色漸暗沒人注意，從窗口爬出，逃之夭夭。
當武鬥發生時，會聽到密集的槍聲。無知而無畏的我們，這時候卻做着一件非常冒險的事，就是去現場尋撿留下的子彈殼。小夥伴中誰收集得多，誰就牛叉。後來發現解放軍的打靶場也有彈殼可撿，我們的子彈殼越積越多，然後把打子彈殼作為輸贏的遊戲玩。我的投擲技術不錯 (用自己的子彈殼擊中二、三米遠的對方子彈殼），贏得「腰纏萬貫」，洋洋得意。
直到有一天，老實厚道、對黨忠心耿耿的父親（手工業聯社的負責人）也被「炮轟」「火燒」，並上台陪斗。那段時間，全家蒙羞，父親沉默着不說話，日子過得很沉悶。我這才覺得「革命」不好玩了。
回想起來，「文革」讓我們停學在家，耽誤了上學的時光。但是，離校三年的社會生活，卻又讓我得到另樣的人生歷練。
我家是城鎮居民戶，全家有奶奶、爸媽和兄弟姐妹八口人，因為父母的工資收入不高，養活全家也是相當不易。14歲的哥和12歲的我，自然成了家庭中的新生勞動力。
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我們租借了一個菜園子（估摸有二、三百平方米）。一年四季，暑往寒來春復秋，我們在這片小小的土地上種植各種當季蔬菜瓜果，從育苗到施肥澆水、從治蟲到做草人驅鳥，儼然似兩個菜農。一茬又一茬的種植物成熟收穫，不僅為家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蔬菜和食物，還能在鎮上小菜場里出售我們的農產品。這樣做時常會被「紅袖章」驅趕，好在我們沒有固定攤位，打一槍換個地方，避免了被沒收的風險。
不光是種菜，我們還養雞、養鴨、養豬，摸螺螄、挖河蚌、抓青蛙，但凡可以果腹或賣錢的東西都不會放過。收穫雖有，但也遇到過不小危險。有一次去苕溪和內河相連的水閘處摸魚，此處水深二、三米。我一個猛子紮下去，突然感覺有一股暗流把我衝進閘底，一時心慌，以為被溺水鬼纏身了，身子怎麼也浮不出水面，幸運的是我在水下摸到了木製閘板，用力攀上才出了水面。假如沒有這塊閘板，小命兒就嗚呼了……
當時在鎮上有各種各樣的「小工」可做（一天能掙一元左右的錢），如挑沙，挖土方，搬窯燒磚、搓掃帚絲等等。
記得有年酷夏，我和小夥伴一起去一家釀酒廠檢驗酒甏。大批的空酒甏堆成小山一樣，我們赤腳在滾燙的缸甏上敲敲打打，根據聲音判斷，找出破甏，然後移挪出來作為計件勞務報酬。沒想到這是份有技術含量的活，我在「甏山」上一腳沒踩穩，造成酒甏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塌下來，人也隨之滾落，連摔了幾個跟頭。人受點皮肉傷倒是無妨，摔破的酒甏可是要賠錢的。
這活沒法幹了，但還得解決賠錢的問題。管事的工頭給我一副水桶，叫我去百米遠的運河挑水，把百來斤的河水倒進裝有60度白酒的大酒缸里，稀釋至30度左右。這是體力加酒力的活，兌水少了，酒精度數偏高，兌水多了，酒精度偏低，全憑舔嘗幾口作判斷。反覆幾次下來，酒勁上頭，人已跌跌撞撞，哪還有力氣再去挑水。（從那個經歷中，我知道自己天生不會喝酒。）
餘杭南湖有個水稻良種場，每到「雙搶」季節，就會招募鎮上的閑散人員去割稻插秧，我也參加過類似「僱工」的隊伍，去掙點辛苦錢。起早摸黑、揮汗似雨，為了趕進度，一不小心鐮刀割了左手食指，血流如注，這傷疤至今還清晰可見。
經歷過多種「小工」後，我覺得自己的小身板確實不行，體力勞動絕不是強項。我盤算着人生要有一技之長才能有點出息。於是，廚師、理髮師、攝影師進入我的視線。
夢想萌發後，就千方百計地去接近熟悉這些個行業。首先我買了一套手工理髮工具，逮着幾個小夥伴就作免費試驗。光頭、平頭、西發，無師自通地駕輕就熟，竟然有了點小名氣。再買了一本杭州名菜小書，依樣畫葫蘆，過年時在家裡做出了西湖醋魚、糖醋排骨等高檔菜肴，父母很驚訝，直誇我有當廚子的潛質。照相機自然是買不起的，我只能偶爾借或租用一下，光圈、速度、聚焦，認真琢磨操作下來，很快找到了感覺。掙的錢不多，我卻敢去文具店買膠捲，照像紙、顯影、定影劑，在紅布包裹的紅色暗室里，洗印、放大照片。我自信地認為，當我有錢了，我成為攝影師是完全可能的。
其時，一個更大的夢想在我腦海里浮現……
「文革」初期，餘杭中學的圖書館被紅衛兵搶劫一空，很多圖書流失民間，我哥也收羅了一些藏在床下。我像發現了寶藏一樣欣喜不已，只要有點時間就悄悄躲在雜物間里看小說。奧斯特洛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司湯達的《紅與黑》、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等等，一本接一本看，彷彿進入了文學的大宮殿，一天不看小說就魂不守舍。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高爾基的自傳小說《我的大學》。高爾基中學輟學，沒有上過大學。我似乎找到自己的對標，高爾基能夠成為蘇聯偉大的文學家，我是否也可以做做文學夢？
當然，那時我理解的文學就是小說，而小說不就是虛構故事嗎？
於是，我開始給街坊鄰居的小夥伴們講故事。起始是講一些自己看過的或道聽途說的偵探故事，以主人公自殺還是它殺作懸念，慢慢地分枝散葉，設下重重疑點，吊足了聽眾的胃口；有些故事有原小說的基礎，再作些適當發揮，分成幾個章回娓娓道來；有些故事屬於即興創作，往往只有噱頭開場，而沒有合理收關。即便如此，我也成了小夥伴們心目中的故事大王。夏夜納涼，我被孩子、大人們圍繞着、催促着、伺候着，天天開講連續劇。作為交換條件，我平時要做的一些體力雜活（如挑水劈柴之類）就由忠實聽眾自願代勞了。
我有點小小的創作衝動，心裏暗自思忖，我或許能成為一個「說書人」。為了講更多的故事，我四處借書閱讀，古今中外的小說都有涉獵，雖囫圇吞棗，卻鍛練了短暫強記的能力。
那幾年，儘管物質生活貧乏，但我的精神生活還是很充實的。頗有「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看小說書」的快樂。
1969年（本該我初中畢業），被稱為「新三屆」的小學畢業生一起進入了初中年級。當時的班級是以部隊連排編製，我所在的班是「二連一排」。
在校期間，思想政治課放在首位，主要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語錄（最高指示）。每周開「學習講用會」必須人人發言，於是學會了寫「新八股」的套路文章。在「三忠於」「四無限」的口號下，我們唱忠心歌，跳忠字舞，不經意間，我學會了很多歌舞節目，被選進了學校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除了當舞蹈演員，還學習二胡、小提琴、楊琴等多種樂器。我們經常上街、下鄉，甚至去部隊演出。我覺得自己對文藝很有興趣，算是個有文藝細胞的人。
1969年的冬天，餘杭縣東風越劇團（當時已改名為「縣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來學校招收演員。經過初試、複試幾輪考核，我居然被選中進入縣劇團。這可是一份有正式身份的工作（縣裡特批演員指標），眾人羨慕不已，我自然喜出望外。
如果沒有意外，我將在縣劇團里實習一年，然後開啟我的演藝生涯。
「文革」前的縣劇團是女子越劇團，在打倒封資修的浪潮中，越劇被迫停演。取而代之的是演京劇「革命樣板戲」（所謂八億人八個樣板戲）。劇團從唱越劇改為唱京劇，本身難度很大，而且嚴重缺少男演員。當時的口號是「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上」，有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樣的豪邁。
我們新進入劇團的幾個小演員很被重視，但更被折磨。文戲、武戲一起訓練，所謂：四功五法，即「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畢竟是十五歲的體弱少年，對這些嚴格的功課訓練實在是不太適應。清晨五點起床，在劇團後面空地上吊嗓子，午後在小排練廳練武功（稱為「毯子功」）。記得練過拉霸、雲手、踢腿、小翻、空翻、竄毛、搶背等戲曲武功。劇團也真是揠苗助長，想用最短時間把我們訓練成文武小生。
幾個月後，我就上了舞台，在京劇《紅燈記》《沙家浜》中充任鬼子乙、新四軍戰士甲等龍套。
意外還是發生了。
在《沙家浜》第九場「奔襲」中，新四軍戰士數人要彈跳（竄毛加搶背）翻越一道圍牆。我排第二個跳躍，動作正常發揮，越過圍牆肩背落地。豈知，我還未起身，後面的戰士提前了兩秒鐘跳躍進來，一頭撞在我的背部，我大叫一聲，瞬間倒地不起⋯⋯
戲還沒演完，第十場「聚殲」的音樂驟響，我側躺在側條幕內，感覺呼吸就要停止了！
擔架送我去了醫院，x光片顯示脊椎輕度挫傷，左肩背部嚴重內出血，所幸沒有癱瘓的危險。卧床休息兩天後，我請病假回家，媽媽看我背部大面積的烏青和隆起的大腫塊，瞬時眼淚流下：「兒呀，你不是當戲子的命，趕緊辭了回家吧！」
母命不可違，儘管我內心十分猶豫，但還是打了報告申請離開劇團。臨別時，我戀戀不捨，流淚辭別。我的指導老師說，「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當個好演員真的是要千錘百鍊的。這話千真萬確，但我當了逃兵。
重返學校已是1970年的夏季，城鎮戶籍的初中畢業生正面臨「四個面向」的分配（農村戶籍的同學回鄉）。和1968年的初中、高中畢業生上山下鄉「一片紅」有所不同，70屆的初中畢業生有面向工廠、農村、邊疆和建設兵團的不同分配名額。
1970年9月初中畢業，前排左一為本人。
我選擇去邊疆，主動報名要求去黑龍江和內蒙古接壤的大興安嶺地區當林業工人。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沁園春·雪》讓我心旌蕩漾，小說《林海雪原》的場景也讓我心馳神往。我哥哥在下鄉當知青不久便參軍到了部隊，為了支持我去天寒地凍的北方，他從部隊寄來一條綠色軍用毛毯。行裝都準備好了，只等出發的號令。
然而，兒行千里母擔憂，我媽背着我找了學校工宣隊長，說我家已有下鄉的大兒子，並且還是軍屬，是否可以考慮就近分配去浙江建設兵團。領導果真聽進去了，在分配去大興安嶺的名單里劃掉了我的名字。嚮往幻滅，我真的很失落。說好一起去的幾位同學，甚為我遺憾，有的還譏笑我太軟弱、太沒有主見了。
接下來就只能選擇去建設兵團當戰士了。「兵團」的名字很好聽，我們都以為是有部隊編製的准軍人隊伍，所以報名的人很多。有一天，一位穿軍大衣的領導來學校動員並介紹了兵團的建制和工作待遇情況，聽了後才知道，所謂的兵團是解放軍裁軍後，組建的半軍事化的農墾農場。即將成為兵團新戰士的我們，要去的地方是蕭山瓜瀝，主要的使命是圍海造田。
會上這位軍官還發佈了一個消息：浙江兵團即將組建全省最大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他希望有文藝才能的學生積極報名，通過考核後可以成為兵團的文藝戰士。
因有在縣劇團當演員和學小提琴的經歷，我就大膽地報了名。幾天後，學校通知我去浙江建設兵團總部（杭州小車橋大院，國民黨陸軍監獄原址，現在是望湖賓館）面試。院子里擠滿一大群文藝青年，聲樂組、舞蹈組、器樂組分幾個場地考試。我報的是器樂組，看到報考的大都是二胡、笛子、琵琶之類，而我是小提琴。記得測試是拉一首自選曲和一首指定曲（《我的祖國》）。考完後，老師說：「你填張表，是否錄取會發通知給你學校的。」
從老師平靜的臉色上看，我感覺錄取可能有點懸。
在家等待通知有點心焦，眼看着分配去兵團的同學馬上要出發了。我有點納悶，怎麼就沒個確切的消息呢？
接下來熱熱鬧鬧地送走去邊疆的同學，又送走去兵團的同學。我形單影隻，不知去向。我媽媽寬慰我：「兵團宣傳隊不錄取也好，你就在家做待業青年吧。」
我只能去學校向領導問情況，工宣隊長是位從部隊轉業到工廠的幹部，他笑呵呵地對我說，我們商量過了，兵團就不讓你去了，你留校待分配。我頓時詫異，「待分配」是啥意思呀？
過了兩天的一個晚上，我的初中班主任唐亦振老師來我家，（碰巧我不在家）他和我媽媽說了件讓我意想不到的事。
此事，是接縣文教局的通知，餘杭中學立馬要開辦一個高中班（僅一個）。經嚴挑細選，我已被選中進入高中班。原因有三：一是家庭政治條件好；二是本人學習成績好；三是有文藝才能。唐老師說，兵團文宣隊已經錄用了，但本校也有文宣隊，且急需文藝骨幹，推選上高中就不必去建設兵團了。
原來如此。然而我並不開心，明明可以走上自食其力的工作崗位了，卻不經我同意，硬是被關閉在校園裡（當時的心情是多麼希望離開學校去社會自由飛翔）。但老師和我媽的意見高度一致：大意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現在想來，這是我人生命運的一次轉折。
1971年初至1972年末，作為全校唯一的一個高中班，我們的成長得到學校的高度重視（配備了最有水平的班主任和任課老師）。也就是在這個階段，我們認認真真地讀書，像模像樣地學工、學農、學軍。每學期都有期中和期末考試，學習成績好的同學被人羨慕而受到尊重。我擔任了語文課代表和班級文藝委員，各科成績（除了英語）都在優秀之列。有了比較好的學習氛圍和老師的鼓勵，我對讀書越來越有興趣。
1971年上高中時。
1971年發生了兩件震驚中外的大事件。一是美國總統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到達北京。基辛格的首次訪華「7·16」公告的發表，開啟了中美關係的新階段。二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三叉戟飛機外逃叛國，在蒙古溫都爾汗墜落，機毀人亡。「9.13」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破產。此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葉劍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開始出現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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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標誌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程的開始。當時的說法是「小球帶動大球」。那年9月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應邀訪問中國，談判並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
為什麼在這裡說中國和美國、日本交好的事？因為印象特別深刻。我有從不理解到理解的過程，這是我通過學習辯證法（高中有政治課）得到的哲學啟蒙，我領悟世界萬物都是在變化中的，好事、壞事都會隨着內因和外因的變化而變化。曾經的敵人也可以和談，從而化危為機，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我感覺到國家的對外方針政策正在發生積極變化，我們年輕人是否迎來了好時代？
轉眼到了1972年底，我又面臨高中畢業分配的關口。那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還在執行中，畢業後去插隊落戶的概率依然很大。記得一群城鎮戶口的同學，在晚自修時議論畢業後的出路時，情緒有些低落，有人說了句「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不料，話被傳了出去，差點被當作反動分子看待。可見當時階級鬥爭的觀念還是很強的。
人生就是這樣，當你對前途不抱有希望的時候，生活往往會給你意外的驚喜。畢業前夕，突然傳來一個好消息。杭州市革命委員會決定在全市（含市屬縣）擇優招收1972屆高中畢業生500名，擔任中學實習老師（時稱小老師）。
1972年12月，後排右三為本人。
說來也是事出有因。
從1966年中斷了高考，到1969年恢復中學招生，各大中學幾乎沒有新入職的教師，師資隊伍已是青黃不接。杭州市決定從「文革」中的首屆高中班中選拔家庭出身好、學習成績優秀的畢業生充實教師隊伍，雖說是權宜之計，但確也是用心良苦。
幸運之神降臨，我將成為一名中學教師。上山下鄉的擔憂雲開霧散。
由於當時全國「事業編製」凍結，「小老師」只能以「公辦代課教師」的身份任教。一年實習下來，還是等不到編製，導致大家情緒不穩，曾集體到「市革委會」門口靜坐，要求重新安排正式工作。有關部門迫於無奈，答應不想當老師的人可以分配去工廠。當時產業工人遠比中學教師吃香，所以大多數人興高采烈棄教投工，成為工廠的正式工。也有一部分人願意繼續任教，等待正式編製的下達，我是其中之一。
就這樣，從1973年春到1978年秋，我做了六年的中學教師。正式編製硬是沒等到，卻迎來了意想不到的恢復高考的驚喜！
1975年，在任教的中學校園。
高考的消息如同晴天一聲響驚雷，一石激起千層浪。考？還是不考？人生道路的選擇題放在了眼前。心亂一陣之後，我給自己作了權衡：不考，因為我是城鎮戶口，已經有了穩定的教師工作（每月工資32元外加糧貼1.5元），屬於中等收入人群了。況且我在學校很受領導重視，學生也非常喜歡我的講課，假以時日，入黨轉干升職，前程可期。要考，因為我想改變當教師的職業。
為什麼要改變教師職業呢？說來是有緣由的：初中時的我被選去縣劇團當小演員。因為天天吊嗓加上發聲方法不對，以致咽喉部經常發生化膿炎症。有一次竟然持續多天高燒而失聲。由此落下個慢性咽喉炎及聲帶息肉結節的頑症，只要連續說話或唱歌半小時以上，我的咽喉部就會產生難以忍受的乾澀和疼痛，繼而聲音嘶啞、音量變小。
當了教師後，因為用嗓太多，咽喉炎症一直沒能治癒。當老師沒有一個響亮的嗓音，那真叫一個痛苦。我想如能考上大學，我就可以改行不當老師了。當然，上大學不僅可以改變職業而且是光宗耀祖、出人頭地的事，虛榮心也強烈誘惑着我。
記得是1977年11月的下旬，高考報名後，要參加文化水平測試（初試），考試的科目就語文數學兩門。在此之前的一個月，我參加了縣裡組織的「「中學語文老師文化素質測試」，在那次考試中，得了餘杭區(縣屬區)第一名，這給了我一種必勝的信心。幾乎沒有什麼準備，就進入了高考初試的考場。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複試名單下來（並沒有公布分數），我的名字居然出現在考區的榜首，我着實有點得意，內心充滿「金榜題名」的期待。
1977年秋，在苕溪岸上。
1977年12月15日，全省高考正式開始，我第二次走進考場。如今已經記不清政治、數學、史地的題目了，只記得語文的作文題《路》。是寫記敘文呢，還是寫議論文？來回推敲時間已過半，我還在琢磨這是條「實路」還是「虛路」？
「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便就成了路」在腦海里揮之不去，於是就往議論文的方向走，自圓其說地講道理，兜兜轉轉湊字數。
鈴聲響了，結論來不及寫完就被收卷了。最有把握的語文可能讓自己失望，最擔心的是上不了分數線，我這個所謂的「中學語文老師」的面子往哪裡擱？
世上總有喜出望外的意外，幾周後參加高考組織工作的一位同事悄悄地告訴我：「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先聽哪個？」我心裏一陣狂跳：「先聽壞消息吧。」對方說：「因為你在報考材料上填的職業是中學教師，所以縣裡的政策解釋，你只能錄取師範類院校的志願。」「那麼好消息呢？」我問：「恭喜你，已經進入錄取大名單了，但是還有20%的淘汰率。」我心裏又高興又擔心。之前我的志願里沒有填任何師範的院校，會不會就在20%淘汰率里了呢？
我了解的淘汰規則是：政審通不過、體檢通不過以及成績夠不上所選學校或志願。還真的不知道公辦教師只能報師範類學校的政策規定。事實上「公辦代課教師」就是個語義矛盾的名詞。兩個定語，說「公辦」就是正式教師，說「代課」就是非公辦教師。我在報名表上填的「中學教師」就是希望沒有歧義（自認為我是公辦教師）。
事後，我去縣文教局討說法。一位管人事的幹部翻了下全縣教師名冊，慢悠悠地說：「你的個人檔案都在文教局的名冊里，這說明你是公辦教師啊。」我說：「代課教師又作何解釋呢？」對方回答：「現在上面暫時沒給事業編製，所以叫公辦代課教師，這樣的教師不同於民辦教師，工資是縣財政發的，人員是不能流失的。」
「公辦代課教師」，真是一個時代的奇葩，一個多麼讓人費解的身份啊！我算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1977年的寒假裏，我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
沒有「中舉」，心理壓力越來越大，在學校里學生看我的眼光也有點異樣，在同學朋友間，有一些善意的勸慰：你成績是好的，只是志願沒填好，明年再考吧。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迷茫無助的時刻，我只有向媽媽傾訴。媽媽沒有上過一天學，但她的智力和處事能力遠勝於一般有文化的人。我和媽說，我只能考師範，畢業後還是當老師，再說上大學期間是沒有工資收入的，還要家庭負責生活費。媽媽呵呵一笑：「你考上大學了我可以再養你，考師範不是蠻好嘛，畢業了說不定你會在大學當老師，我擔心的是你考不上呢！」媽媽輕輕鬆鬆的幾句話，我感覺出了其中的分量。
僅過半年，1978年《全國高校招生意見》發佈，全國統一高考的日期定在7月20日至7月22日舉行。我決定再一次上高考試場。
1978年的高考已經有了全國統一的政治、語文、數學、史地等科目的複習提綱，雖然內容浩瀚，但有範圍劃定，知識要點明晰。我的有利條件是，1978年的上半年，學校領導決定讓我擔任高中畢業班的班主任，也就是說，我將負責高中畢業班最後一個學期的複習考試，同時迎接高考。和自己朝夕相處的學生一起複習考大學，其實是有很大壓力的。雖然心裏暗暗下了再上考場的決心，但我還不公開聲稱一定會參加高考，故作瀟洒，給自己留點餘地。
就這樣，我白天在學校給學生複習上課，晚上在寢室里自己補習備課。那時候，很多人選擇了高復班聽課，而我一天也沒去過高復班，一方面羞於和年輕人同教室複習，另一方面我覺得邊學邊教的效果遠勝於在高復班的複習。
這真是我自己發現的學習訣竅：頭天晚上自己試着看書解題，記住重點要點，第二天我把這個過程在課堂里講一遍，又向學生們提問一遍，這樣就強化了知識記憶，複習的效率很高，這真是我當教師的優勢。
直到上了大學，我還是採用這種方法，每到考試的前夜，我都會召集部分同學一起來交流答題要點，我主動要求擔任主講，把考試要點逐一表達，腦子裡就有了清晰的思路，當然也會有遺漏的地方，同學們會及時指出，這樣又補了我的盲點。我的考試秘訣是：看一遍不如讀一遍，讀一遍不如寫一遍，寫一遍不如說一遍，說一遍不如討論一遍。這樣一個過程下來，考試十拿九穩。我以為考試就是一種速記能力的發揮（尤其是文科），短時間裏要記住大量的知識點，掌握好的方法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1978年7月20日，星期四，天氣晴朗，高溫酷暑。全國統一命題、統一時間的夏季高考正式開場。這是我第三次進入高考試場，考場設在離我家千米左右的餘杭中學內，那是我上初中、高中和擔任過實習老師的母校。出發前，在家裡地上鋪一張篾席，讓自己躺在冰涼的地面上，安靜地休息片刻，考前腦袋裡裝着太多的題目，一興奮就彷彿會把答案晃蕩出來，我知道冷靜沉着是必須的。按規定開考十分鐘後就不允許考生進場了，而我就在這十分鐘的間隙里，最後一個閃進考場。
如今考試的過程幾乎淡忘了，但有一位同考讓我至今不忘，那是坐在我前排（第一排）的一位高個子男生，穿一身沒有領章帽徽的軍裝，估計是名退伍軍人。也許軍人的手特有力量，他的筆在和桌面試卷的接觸中發出「嗒嗒嗒」的聲響，像極了在發無線電報，這不停歇的聲響讓我心煩意亂，我舉手示意監考老師，希望這位考生的寫字力度能稍微輕些。第一次有點奏效，但過不了幾分鐘，「嗒嗒嗒」聲又充滿了我的耳際。走出考場時，我笑問他，你這樣答題會不會把試卷戳破？他笑而答道：「寫字下筆重是我的習慣，不發出聲音我就不會寫字了。」伴隨着這樣的節奏聲，我居然抗住「音頻干擾」，考完一場又一場，最後一場好像是英語，儘管英語分不進入總分，但我也還是進了考場，坐我前排的仍然是那位仁兄，奇怪的是，他手下「「嗒嗒嗒」聲竟然沒有了。結束的鐘聲一響，大家興高采烈地擁出考場，似乎人人都考了高分。緊綁的弦終於放鬆下來，我順便問了前排的同考是什麼感覺，他說，這英語好難啊，我是下不了筆啊！
我的高考終於有了結果，紅榜貼在大街上，過往的行人羨慕地讀出一個個榜上的名字。媽媽喜笑顏開，不斷地跟人說：我們周家先輩出過狀元道台，我們老家住的房子是「旗杆牆門」，院子里的旗杆真是豎得高，那叫書香門第啊！
1978年的10月16日，我哥和弟幫我扛着行李到杭州大學中文系報到。
1978年10月16日，到杭州大學中文系報到。
在辦理入學手續的行政樓前，我竟然遇到了這位依然穿着軍便裝的同考者，我倆興奮地握着手，感覺像是井岡山會師一般。據他說，我們的考場錄取率很高，25位考生就有我倆考上了大學（後來知道78年高考文科錄取比率是125:1）。這位仁兄就是杭州大學中文系78級專科班的同學，他叫王青平。
圓了自己的夢，遂了媽媽的心，我頓時感覺自己是個孝順兒子。是啊，如果沒有媽媽在我初中時勸我離開縣劇團，初中畢業時，堅持不讓我去大興安嶺支邊，而讓我上了1970年的「文革」第一屆高中班，如果沒有媽媽苦口婆心地勸我不要去軍墾農場當「戰士」，而要讓我去做「公辦代課教師」，我怎麼可能在高中畢業六年之後，和我的學生一起走進高考試場呢！媽媽是最懂得感恩的，她時常說：我們家出個大學生是鄧小平的政策好。
大學畢業時，系裡的領導悄悄告訴我要做好留校當老師的準備，我真是遲疑了好一陣，最後做出了放棄當老師的決定。離校前夕，我請吳熊和老師寄語，吳老師笑眯眯地說：記住孟子的名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天回想起來，我聽了媽媽的話，也聽了吳先生的話，儒家思想左右了我的大半生，恐怕餘生還將持續……
【迴音壁】
任曉崗：羽強兄的考前經歷端的是千迴百轉！時代的洪流在身邊卷出一串串奇形怪狀的命運旋渦……真是令人喟嘆。
曹布拉：羽強兄的青少年經歷曲曲折折，千迴百轉，引人入勝，像是一部十分精彩的電視連續劇。從他後來的成就來看，原來這深厚的底子是在少小時打下的。可見人生並沒有什麼僥倖，人家早就多多的付出了，所以才有現在的收穫！
金健人：沒想到羽強兄還是真正的百家子弟啊。廚師、理髮師、攝影師還不足奇，最想不到的是還當過演員，如果不是被人傷了，可能就一直唱到老了。不過羽強的嗓子並不怎麼好。印象最深刻的還是租用二三百平米的菜園子，那可將近半畝了，可以種菜外賣了。令人羨慕！怎麼還吃不飽呢？看來種菜技術也不怎麼地。最巧合的是與王青平同考場，還同入杭州大學中文系，同任職班長。如果沒有王的重手筆噪音干擾，說不定後來會去別的大學，那就好多故事要改寫了。
錢志熙：周班長上大學前的經歷真豐富，農、商、藝、教都從事過，寫得波瀾起伏，從時代大背景中寫出個人命運。他對母親敬與愛，更令人感動！母親對我們真的非常大。套句話，每個成功的兒女後面，都有一個好母親。上次立漢兄的文章，也寫出了這一層。「有一次去苕溪和內河相連的水閘處摸魚，此處水深二、三米。」苕溪在我心目，一直是詩一樣的存在。周班長的文章，一下子把我拉到它的岸邊。[強]。
呂立漢：羽強兄是我進杭大見到的第一位同學。報到那天晚上，我從半道紅下車後，一路輾轉問路步行至杭大中文系，在傳達室，就遇上了他。我說我的鋪蓋在政治系，怎麼走？他很熱情，說帶我去，我連聲道謝。到政治系我倆差不多走了個把小時，真有些精疲力盡。原來是方向反了！等於說我們倆沿着後來晨跑的路線兜了一大圈。那晚兜圈途中，我倆聊了許多，而其熱心待人的品格也在入學的第一天就讓我有了深刻的體會。[呲牙]。
金樹良：想起的是歲月，記錄的是歷史。羽強兄以自己豐富的經歷，不糾纏歷史舊帳的格局，為我們講述了他是怎麼一步步從那個時代坎坷的道路上走來。讓我們這些捧着茶杯、端着酒杯的老頭老太們又聽到、看到了一個個精彩的屬於我們自己的真實故事。
最讓我為他後怕的是因為撕大字報回家當引火柴而被抓的描述，還好只是被當作「紅暴會」派來的特務，又機靈地逃離險地。要知道，在那個年頭撕大字報是隨時有可能被按上一個「現反」的名頭的。那就不僅僅是被關黑屋，還可能被遊街批鬥，嚴重的話還有可能被「無產階級專政」。
我的一位高中同學，就因為在寢室里隨手在一把蒲扇上寫了「打倒」兩個字，然後被革命警惕性很高的同學發現：在「打倒」的背面剛好是偉人的名字。於是立馬把他從家裡抓回學校，關押批鬥。呵呵，此事一直到文革結束才算不了了之。羽強兄算是福大命大逃過一劫，我們也才有了這麼一個好班長[微笑]。
陳建新：沒想到周羽強也是五百個「小老師」啊。我們年級有三個，另外兩個是孔小炯和尤煒祥。不過你高考前生活還真豐富，當過小演員，又干過小老師，這生活的多彩不僅有助於你考大學，也有助於你後來在電視台的工作。與王青平同教室高考也是奇遇。後來居然成為兩個班長。[偷笑]。
張玲燕：沒法想像寫字下筆重到像發報，那個速度怎麼來得及完成考場答題啊？
呂立漢：當讀到高考坐你前排的那位穿軍裝的考生時，我猜測可能就是王青平，我知道他是餘杭的。王青平研究明末清初小說，剛畢業那幾年聯繫較多。
周羽強：王青平高考前是杭州無線電廠的工人，因該廠地址在餘杭上文山，所以他參加了在餘杭鎮上設的高考點考試（屬地管理）。
呂立漢：羽強兄比我年長一歲，童年時期艱苦歲月生活點滴的回憶，感同身受。人民公社食堂化，就是吃不飽，餓肚子。1960年，我同一院子的堂叔因偷吃「米泔」而被抓住，導致他蒙羞服毒自盡。那時啥都吃，連觀音土都吃。野菜之類有：野田菁、長毛草、苦葉菜、龍衣頭等。糠餅很香，但吃後不易排泄，麻煩很大，我父親遭此麻煩，是我親眼目睹的。我7歲（1960年）那年生日，總希望能吃到一碗麵條、粉干之類。但母親給我吃的是一碗高粱湯糰，這可能是家中最好的食品了。高粱湯糰偶爾吃吃，感覺不錯。吃多了，就不好吃。所以我們那裡說吃高粱湯糰是：第一餐關門吃；第二餐開門吃；第三餐請人吃。
金健人：周羽強是班長，陳亞敏是副班長，這當班長的公私兼顧，把與副班長的工作關係發展成了家庭關係。我當時是勞動委員，會對他們的有些舉動感覺奇怪，後來就明白了。近水樓台先得月嘛，人之常情，世之常態。不過，有次聊起來羽強對我曾經當過燈泡的功勞矢口否認，讓我有點小不滿。
張玲燕：@金健人 要說電燈泡，我才是 。有一段時間，我和小吳彧分別是兩個班的勞動委員。每周檢查衛生，二班我一個，一班吳彧，周班長和陳班副三個。一開始陳班副亞敏姐見了我，深谷幽蘭般地不好意思地抿嘴一笑，周班長可不，他一副公事公辦的架勢，跟我說吳彧年紀太小了，我們倆幫着點。我開始還真的以為大哥、大姐心疼小吳彧，說不要緊的，你們回去看書好了，吳彧我會幫她的。因為我和吳彧同寢室一年，兩人頭頂頭睡了兩個學期。吳彧稱我都是大姐姐、好姐姐的，欺負誰我也不會欺負小吳彧吧？但周班長好像對我一百個不放心，以後每周檢查衛生，兩個大哥哥、大姐姐風雨無阻準時到場。不過我從來沒有在周班長面前為曾經的電燈泡請過功，居功不自傲，這一點我比你做得好。
周羽強：健人是勞動委員，吳彧是檢查寢室衛生的生活委員。
方一新：@凌凌 你偶當幾次燈泡當然不必請功，我們班這麼多人當過你和建新的燈泡，大家什麼時候請過功了。[偷笑]。
鄭廣宣：這個電費得付。[偷笑]
方一新：啊，燈泡，照亮他人，電費自理。[破涕為笑]
周羽強：@書劍 @凌凌 哈哈哈，我從來沒有感覺到有人為我倆當燈泡，我似乎也不需要有燈泡。至於有人自以為是燈泡，那我也沒意見，不要說我不領情，反正電費我不會付的哦。[憨笑][憨笑][憨笑]。
吳存存：羽強師兄是我們的老班長，也是我們三組的大哥。記得入校時知道他做過中學老師，多才多藝，長得很帥，組織能力強，很喜歡開玩笑，小組活動時總是擔任專業攝影師，我們小字輩都是仰視他的，相比之下自慚形穢，惟恐太近了會亮瞎了我們的眼。畢業不久又知道他在新聞電視界幹得風生水起，已居高位，更加不敢接近。2012年紹興同學會是畢業幾十年後第一次見到他和亞敏師姐，承他們厚意坐了他們的車從杭州去紹興，一路上相談甚歡。我驚訝他們都幾乎沒什麼變化，還是那麼相知相愛的一對，感覺十分感動和溫暖。今讀師兄的回憶錄，才知道他也經歷過那麼多的艱難和挫折，不然我大概會一直誤以為師兄生來就是養尊處優的天之驕子的。[憨笑]。
沈瀾：周班長在我心目中總是樂呵呵的樣子，沒想到也經歷過諸多挫折磨難，那年代的求學之路真是各有各的坎坷啊。周班長多年的教師生涯，在大學四年也有用武之地，周班長曾組織我們去慶春門小學幫助孩子好幾次，因為周班長有經驗，孩子們好像都挺喜歡我們的。幾年前在同學會上再見到周班長和亞敏大姐，在圖書館門前拍照時，周班長說要和大姐在當年拍過合影的地方再來一張，語氣充滿愛意，讓我印象深刻。
與慶春路小學三年級學生的合影（右側，最後獨自一排為周羽強）。
呂立漢：@沈瀾 早幾天還跟羽強兄聊起此事呢。我們班與慶春門小學結對長達四年。這事是羽強班長發起的活動。為此，我們班團支部還獲得了杭州市先進團支部的稱號。羽強兄至今還與那個小學班級當年的老師和學生有聯繫呢。
童國樑：@周羽強 周班長帶隊，與慶春門小學結對，這事辦得好。作為主事者，你是應當把這個故事完整地寫下來。
方一新：一班在羽強班長和兩位團支書的帶領下，跟慶春門小學結對幫助，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沈衛東：周班長在我們組，大學四年的印象就是大哥，既是年長多歲的兄長，又是班級里的領導，說什麼事都是指令性的。[呲牙][呲牙]。看了文章才了解周班長的青年奮鬥史，一樣的曲折，一樣的追求上進。記得讀書時有一次和另外兩位同學一起去他在餘杭的家裡玩，那張拉小提琴的照片就是在他家拍的，只是不記得他說起過劇團的經歷。[呲牙] [調皮]。
岑寶康：@金健人 周羽強進劇團的事我知道。他曾跟我說起，他們排練《智取威虎山》時，楊子榮與欒平對質，一個說，天王蓋地虎，另一個答，寶塔鎮河妖；一個又說，怎麼臉紅啦，另一個回答，精神煥發；照理，接下去一句是，怎麼又黃啦，可能那個欒平一時興起，順勢追問，怎麼又紅啦；不愧楊子榮，歸陣不亂，沉着應答，精神再煥發！[呲牙]。
方青稚：羽強班長溫文爾雅，說話有條有理，一直以來是個白面書生人設，沒想到自幼生活經歷如此豐富曲折。作為班樹，40多年時前的大學時代的印象似乎是李玉和，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變成楊子榮？羽強班長長得比較正能量，所以容易聯想到當時樣板戲當中的這兩個正面人物。
林柔吟：周羽強同學的高考回憶，將他的曲折遷回、精彩紛呈的人生展現出來，特別是從事文藝工作的經歷，更是別樣人生，我是真羨慕，能經歷這樣的人生多不易啊！
方一新：羽強兄的高考前回憶文章，文筆生動，跌宕起伏，像讀章回小說一般，印象深刻。它又把我帶到了那個特定年代：1966年，那年羽強兄小學畢業，而我剛讀小學三年級，有一天走在大街上，突然看到「打到全國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的大幅標語，劉的名字上還打上了叉叉，驚詫萬分！後來才知道，讓國人災難深重的「文革」開始了。
文章所述各種經歷，除了農活外，大多是我從未體驗過的：做小工，練手藝，講故事，學樂器，當演員，經歷之豐富，令人嘆為觀止。實際上，這些境遇和歷練，為羽強兄日後從事的工作、取得的成就作了很好的註腳。從文中可知，城鎮里的多子女家庭（羽強兄似乎兄弟姐妹共5人），生活並不富裕，好在子女懂事，如羽強兄年僅12歲，就跟長兩歲的哥哥一起，租菜園種菜，除保證自家食用外，還偷偷外銷，為父母分憂，正所謂「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此外，摸魚遇險，演戲被撞，也都驚人心魄，好在最終都逢凶化吉。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其羽強兄之謂乎？羽強兄有位好母親，「聽媽媽的話，別讓她受傷」，一定是支撐羽強兄克服各種艱難險阻的強大的心理支撐。
呂立漢：羽強兄的考前經歷曲折豐富，幾個大的人生轉折點有母親把關，很是幸運。我四年大學基本上都是羽強兄給我理髮，水平不錯！[強]。
周羽強：我母親確實家教很嚴。她今年已94歲，生活自理，不要保姆。我們幾個子女到現在還經常聽命受教。
林柔吟：有這樣母親真是大幸。
鄭廣宣：周公羽強大作拜讀。老同學的文筆自不待說。至於其經歷，俄羅斯那個老頭是這麼講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們的俗語說，「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從那個年代過來的我們的同齡人，誰都有一本只有自己知道的苦難史，所區別的只是苦難的呈現方式不同罷了。好在羽強能苦難中找樂趣，無望中存期盼，曲折中有方向，特別是有一個好媽媽，總能在其迷茫之時給出明確的忠告，不僅能為周公最後考入大學給予助力，更為日後周公的輝煌奠定基礎。貴為周公，也不能少了家中慈母。
大學期間，我與周公羽強接觸還是比較多的。當然，多數是為了年級或班級的學習和工作，互相之間，不可能像文章所寫那樣袒露，也不可能有那樣深入地交流。在中文系讀書，周公的學習成績是挺好的，現在才知道，他有自己總結的行之有效的學習考試方法。記得有一年我跟陳建新也曾一起為考試合夥複習，效果不錯，但那時好像已經是三年級了。不像周公羽強，一直來對學習和考試駕輕就熟，故而那幾個「三好學生」也在情理之中。
畢業後，羽強分配到廣電機關，1983年上半年省人大機關搬到長生路，與廣電很近，曾與羽強互相串門，聊聊各自的近況。下半年我就調到了浙江教育出版社，就很難碰到羽強。後來就只能在電視節目的末尾，看到羽強的署名，知道他已經到了浙江電視台。再後來，偶爾看一次CCTV全國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羽強已是評委。好像是在杭州舉辦西湖博覽會期間，羽強寫了一首有關西湖的歌，感覺挺不錯。
周羽強：我似乎沒寫過關於西湖的歌。使命所然，我的出名作留給嘉興「南湖」了。歌曲《紅船向未來》經中宣部、中央文明辦等十大部委評選，入選全國愛國歌曲100首。此規格的主旋律歌曲，浙江僅一首。
陳建新：周羽強成為浙江電視台領導，他普灑的雨露也曾經到我頭上。有一次余秋雨來做節目，好像是九十年代，周台長邀請我給這台訪談節目寫一個串台詞。我從未乾過這玩意兒，勉強為之，周台長不以為陋，用了上去。因此我也唯一一次見到了余秋雨，還幫我很多學生手上的《文化苦旅》請他簽了字。至今我仍然認為余秋雨這部散文集很好，謝謝羽強兄！
杜文慶：俺們一班的老班長周同學長得帥自不必多言，關鍵氣質風度又特好，儒雅溫和，很有親和力，很有領導者魅力。而且面容顯得嫩，顯得年輕。原本以為他之所以不顯老，是因為自幼生活優裕，未經受磨難。讀過周班長上文後，才知他一路走來，也是坎坷不平。他高考前曲折的經歷，大學畢業後事業的成就，無不向世人詮釋了，機遇留給有準備的人，留給有天賦有異稟的人！
童國樑：羽強兄在青少年時期也有那麼多的不幸和苦難，但是，仍然頑強努力，培養出堅毅、仁愛、擔當、好學的優秀品格，及出色才華，後來造就了輝煌業績。在成長過程中，他母親的引導和幫助起了很大的作用。周母我也見到過。那是1980年5月的假期，我、立漢、衛東，一起到餘杭強哥老家。周媽媽忙裡忙外，熱情周到地接待我們。那年羽強的兄長的孩子剛出生不久，全家正沉浸在喜悅之中，我們也感到格外高興。餘杭之行，留下美好而難忘的印象。在此再次謝謝強哥母親及家人們的熱忱款待！
周羽強：@童國樑 謝謝抬愛！在大學期間我們都是很好的學友，不揣淺陋，邀請到我餘杭家裡做客。國梁兄的高大個兒，我媽還有印象，曾問我，他分配去哪裡了？我說去寧波法院了。此行是在四十二年之前了，時光荏苒，記憶猶新。[握手][憨笑]。
吳朝騫：杭大中文78級的高考回憶一波接着一波，零星的細碎的片段構成了離我們不遠的歷史畫卷。我覺得羽強同學的文章歷史感特彆強，信息特別豐富，如實再現了40多年前的一幕幕場景。周羽強同學小學讀完遇到「文革」停課，輟學在家好幾年，因為揭大字報差點遭遇不幸,很有鏡頭感。
「文革」時我讀小學，那時都停課了，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我很愛去，那就是溫州「燈光球場」。溫州兩派鬥爭很激烈，但開始是文斗，有一句話叫「大鳴大放大辯論，還有革命的大字報」，可見大字報是比較重要的輿論陣地，燈光球場鋪天蓋地，貼滿兩派的大字報。我一有空就跑燈光球場，讀着還散髮油墨之香的大字報。內容除了各種觀點的辯論，就是揭發對方所要保護的領導幹部的政治、經濟乃至生活問題。有趣的是大學畢業後分在機關，大字報的主角好多還在崗位。
大字報的更新，一個是來自對方大字報的覆蓋，剛貼上就有人有意拿新的大字報覆蓋，不免有拉扯搶奪的小動作。一個是撿破爛的人撕掉當廢紙賣，如羽強兄拿去當柴火的不知有沒有。大字報也是生財之道，確如建新兄所說，我沒有溫州人的經商之才，否則早已成為著名商人了。
羽強兄小學畢業三年才讀初中，這個情況溫州也有，好幾屆小學畢業生一起讀初中，就像恢復高考後的十多屆學生一起讀大學。
再是獨特的經歷也有趣。我就學時，代課老師都是老三屆的高中畢業生。高中畢業後也有同學去代課，基本上是通過各自途徑和門道謀取，溫州肯定沒有成批招收代課老師的做法，不然我也有可能呢！
對周同學的藝術細胞非常佩服，又是小提琴又是唱戲劇，都專業演員了。可是在大學裏比起馬華、徐敏、任平等著名演員，你絕少登台一展歌喉啊！很希望在下一次年級聚會中，有周班長的彙報演出。
張玲燕：@吳朝騫 看大字報我比你方便，我走出家門就在黃岩縣城主街道上，那段時間看紅衛兵潮起潮落，看大字報欄下撿破爛的穿梭其中，看革命口號一茬換一茬，牆上的廣播站也從人民廣播站改成革命造反廣播站。什麼「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什麼「是可忍孰不可忍」，還有眾多的樣板戲，很多詞彙不是從大字報欄看來的，就是從高音喇叭上聽來的。[偷笑]
張玲燕：張扣林、徐小洪、任平、倪集民、何一楓、李瑜、陳建新，還有在「小老師」編製的周羽強、孔小炯、尤偉祥……我很佩服你們，我們很多人是為改變命運、更具體來說是為謀一個職業而高考，而像你們這樣有工作的人，一般都不會那麼辛苦地丟下當時很穩定的工作來複習，你們真的是為愛好而高考。佩服你們！[抱拳]。
陳建新：你列舉的我們這些有穩定並且較好的工作考上來的，我們前七人都帶薪上學，唯有周羽強、孔小炯和尤煒祥沒帶，主要是五百個「小老師」沒編製，造成工齡不夠，其實都應該帶薪讀書，被杭州市教育局害了。他們考進來，要比我們更難，畢竟需要家庭財力支持才能讀下來。
周羽強：杭州市政府在1984年才正式確認500名小老師的工齡（1972年畢業分配時算起），但時過境遷，上大學時不讓我們帶薪，明顯讓我們吃虧了！
張玲燕：@周羽強 有文件工資不補發嗎？
張玲燕：我指的是工資可以補發的呀！
張玲燕：哦，只是承認工齡，這個和知青一樣的。
周羽強：還不一樣，「青年教師」是拿財政工資的。但不再糾纏歷史舊賬了。
張玲燕：嗯，躋身500名之一，就很了不起，都是當年杭州的小秀才啊！[強]
陳建新：周羽強和我同齡，我們到了三年困難時期剛好六七歲，真是要吃的時候，餓肚子的體驗刻骨銘心啊。
許賀龍：萬萬沒想到，像周班長這樣濃眉大眼膚白身高的大帥哥，居然也曾有餓肚子的經歷！也萬萬沒想到，像周班長這樣當年我們羨慕嫉妒的對象，居然有曾有輟學、為生計而發愁的經歷！可見那個年代是多麼不堪回首。
周班長的故事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娓娓道來，既講述了他獨特而坎坷的人生經歷，也總結了他對時代、對人生的思考感悟，讓我們收益良多。他多才多藝、出類拔萃的能力和好學上進、從善如流的品德令人敬佩！
我也有兩件小事與周班長的經歷類似：一是下河摸魚，膝蓋被落在水下的犁刀劃破，留下了傷疤至今仍在；二是小學期間作為學校的故事員，給別人講故事鍛煉了自己。[呲牙]。
張玲燕：我下鄉的時候曾經參加縣文化館組織的故事員培訓班，回來後每逢大隊開社員會大會，我就先上台給大家講故事。當時怎麼會想到，講故事的經歷鍛煉了我的語言表達能力，為我後來當老師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偷笑]。
許賀龍：我當故事員時正在批林批孔，記得有好幾個故事就是諷刺孔老二的，現在想起來是對至聖先師的大不敬，真是罪孽呀！[偷笑]。
張玲燕：我也差不多這個時候，但社員們更喜歡我講108將，我就給他們講水滸。我現在想來，對孔子好像沒有內疚的，當時照本宣科講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我真的胡說八道了。[捂臉]。
朱承君：羽強兄記憶力超群，細膩的筆觸娓娓道來，少時經歷有着電視連續劇的意蘊，更兼多才多藝，能拉一手好琴，還理一手好發。[強]。
魏丁：周班長的高考前經歷，好多的峰迴路轉，小說一樣。真是豐富的人生。中學語文教師素質測試的餘杭區的第一名，有筆誤，那時候沒有餘杭區，餘杭縣第一名？
周羽強：餘杭縣當時就有臨平、餘杭、塘棲、三墩、瓶窯五個區。我是餘杭縣餘杭區餘杭鎮人。當時行政區劃就是：縣、區、鎮。1977年時的餘杭區是縣屬區。
沈衛東：我記得咱們周班長的曾用名：余強，是對餘杭的一種紀念吧？
陳建新：他媽媽早就認為自己兒子是餘杭最強的，故取名余強。[偷笑]。
鄭廣宣：他爸起的名字好不好！[偷笑]
方一新：有個細節我比較好奇，羽強兄到釀酒廠打工，「工頭給我一副水桶，叫我去百米遠的運河挑水，把百來斤的河水倒進裝有60度白酒的大酒缸里，稀釋至30度左右。」這樣用運河水稀釋了酒，就銷往市場的嗎？[疑問]。
周羽強：@方一新 河水（自來水）兌高度白酒，酒廠都是這樣做的。 工人們說白酒能殺菌，喝了絕無問題。
曹布拉：我在公社酒廠看工人用井水兌剛榨出的酒（約八九十度），邊兌邊用一支溫度計一樣的東西測度數，兌到60度左右就算成了。
周羽強：@曹布拉 是這樣操作的。因計度計較值錢，不讓挑水工來用，我先以口舌測試，差不多了，師傅再用計度器確認。
方一新： 看來高度白酒用水勾兌是慣例，我是少見多怪了。好吧，還是喝白開水最放心。[偷笑]。
個人簡介：周羽強，男，1954年9月生於浙江杭州， 1982年畢業於杭州大學中文系（本科）。中共黨員，國家一級導演（正教授級），曾任浙江電視台文藝部主任，台副總編、副台長、藝委會主任、浙江影視集團董事長、總經理。浙江省音樂家協會副主席，浙江省電視藝術家協會主席團委員，浙江省電影家協會、攝影家協會、書法家協會、戲曲家協會會員，浙江廣播電視研究院研究員。1999年獲中國德藝雙馨（百佳）電視藝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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