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延安時期，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一系列黨史文獻集，推動全黨學習研究黨史、深化馬克思主義教育。毛澤東之所以親自主持這項極為重要的工作，有着如下深遠考慮：統一全黨思想，為召開黨的七大作思想準備；總結歷史經驗，為分清是非曲直提供素材；轉變黨的作風，為實現理論上的徹底性和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打好基礎。編輯黨史文獻集以及全黨隨之展開的大學習，促使全黨「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為後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和通過奠定了認識基礎、提供了方法論指導，推動了黨的正確作風的樹立，加快了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和黨的理論創新步伐。
中國共產黨自創建時期起，就有編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傳統，而集中編輯出版多部黨內文件集、黨史資料集供全黨學習討論和提高思想認識，以利更好地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向前發展，則是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自延安時期開啟的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這些黨史文獻集，反映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探索過程，凝結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結晶。梳理和探究延安時期毛澤東親自領導並主持編輯一系列黨的歷史文獻集的基本情況、深遠考慮及其重要作用，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曆程。
一、毛澤東主持編輯黨史文獻集的基本情況
延安時期，我們黨如何為全面抗戰指明正確方向，如何真正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系統地教育全黨，如何堅持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保證黨的團結統一、把黨建成能夠承擔起歷史重任的「一個偉大的群眾性的黨」，成為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因此，在1938年召開的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的任務，大力倡導有條件的中國共產黨員都要把研究馬克思主義和研究民族歷史結合起來，並向全黨發出學習研究黨史的號召，在黨內掀起了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開展這樣的學習運動和教育運動，必須要有教材。為此，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了一系列黨的歷史文獻集和思想理論集，包括《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農村調查》等等。這些文獻集各有內涵，重點突出，特點鮮明，大體可分為三類。
(一)政治文獻類
《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屬於這一類，被毛澤東稱為「黨書」。
編輯《六大以來》始於1941年上半年，當年12月正式出版，用的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名義，實際上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工作。他對每篇文獻都進行了認真審核、編排，還對某些文獻的題目作過修改，使其更加醒目。考慮到文獻類別不同，毛澤東按專題和時間順序相結合的方法，將收集到的文獻資料分為政治問題、組織問題、軍事問題、鋤奸問題、職工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宣傳教育8個專題；考慮到閱讀對象的差別，毛澤東還分別編成了彙集本和選集本兩套版本。文獻內容主要包含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反映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產生、形成、危害及其被糾正的文獻；一部分是反映我們黨當時一系列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關於全面抗戰路線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的制定與形成的文獻。這部文獻集編輯完成後，中央書記處將其定位為「黨的秘密的歷史文獻」，作為黨的高級幹部學習與研究黨史的主要材料。
編輯《六大以前》，是《六大以來》的延續。延安高級學習組成員在研讀了《六大以來》以後，產生了研究黨史的濃厚興趣，很多同志向中央提出了系統研究黨史的要求，提議像編《六大以來》一樣，編一本反映六大以前情況的黨史資料書。毛澤東也認為，全面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僅有《六大以來》是不夠的，還必須深入了解黨的六大以前的情況。為此，中央決定編輯《六大以前》，從1942年初開始，由陶鑄和胡喬木協助毛澤東着手編輯。《六大以前》收入的主要是黨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鄧中夏、惲代英、趙世炎等人的文章，同時還收入了黨的二大、三大、四大的會議文件，全國勞動大會的宣言、決議、通告，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決議和列寧、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論述等，比較系統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從建黨到黨的六大這一歷史時期的革命歷程。這部文獻集出版後成為研究黨的早期思想和實踐發展過程，特別是總結大革命時期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的重要參考文獻。
1943年決定着手編輯《兩條路線》，是在前面兩部文獻集的基礎上進行的。毛澤東在編輯《六大以來》過程中，閱讀到了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及以後黨內出台的一些充滿教條主義和「左」的傾向的文件。鑒於當時黨內對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存在的一條「左」傾錯誤路線認識還不夠清晰，毛澤東針對相關文件寫了一篇批駁王明等人錯誤指導思想和主要政策觀點的長文，即《駁第三次「左」傾路線(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在寫作這篇長文的過程中，毛澤東深切地感受到有必要針對王明的錯誤路線給中國革命所造成的巨大損失，編輯一本關於黨的路線的專題學習材料，將反映正確和錯誤這兩條路線之間鬥爭的文獻綜合起來，發給全黨同志，讓大家從這些文獻中結合各自的切身體會去進行分析和比較，從而認清楚哪條路線是正確的、哪條路線是錯誤的。這部文獻集出版後，成為延安整風時期黨的高級幹部學習的重要文件。
(二)經典作家論述類
系統地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黨的歷史經驗，是延安時期毛澤東向全黨提出的一項重要任務。為此，在1941年9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書記處會議上，集中討論了如何使全黨幹部掌握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以及如何使黨的組織達到真正的統一和團結等問題。編輯經典作家相關理論著作的任務，也提到日程上來。這期間，中共中央決定由毛澤東等11人組成編輯委員會，編輯馬、恩、列、斯反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言論，要求高級幹部「除研究馬恩列斯著作外，同時研究六大以來的中央文件」。毛澤東還特別提議：「中央研究組一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一方面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為此，他親自主持編輯《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和《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等重要文獻集。
《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摘錄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理論與實際、唯物辯證法、國際經驗、民族特點、革命傳統等方面的論述共40篇。這部論集側重解決思想方法問題，出版後成為延安時期幹部必讀文獻之一。
《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論中國》主要內容是列寧、斯大林以及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論著和重要文件，對於讀者認清中國革命問題，包括中國革命的性質、特點、未來革命政權和革命前途，認清資本主義侵略、瓜分中國的罪行，明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等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三)調查研究類
毛澤東親自編輯的《農村調查》文獻集，就屬於這一類。《農村調查》彙集了毛澤東保存的自1927年大革命時期至1934年離開中央蘇區這期間他撰寫的有關農村調查的報告等材料，共收入文獻14篇。在編輯過程中，他曾於1937年10月為該書寫過一篇序言，1941年在延安正式出版時他又寫了序言二和跋。毛澤東一再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而編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幫助黨員幹部找到一個如何了解情況、研究問題的方法，倡導全黨同志加強調查研究。1942年整風運動展開後，《農村調查》作為22個整風文件之一，下發全黨。
上述黨史文獻集，不僅在當時起到了巨大的指導作用，而且在後來對推進黨的事業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黨史研究與學習提供了寶貴教材。
二、毛澤東主持編輯黨史文獻集的深遠考慮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花那麼多的時間、那麼大的精力，親自領導、親自指導甚至親自主持、親自動手編輯這些黨史文獻集，不僅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甚至在世界政黨史上都比較罕見。之所以這麼做，與我們黨面臨的極為複雜的內外環境和嚴峻形勢有關。中國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中國共產黨面對着更為嚴重的內外困難。在外部，日本侵略軍在堅持滅亡中國的總方針下調整侵華策略，停止對正面戰場的大規模戰略性進攻，將主要力量用於打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對敵後抗日根據地加緊推行「囚籠政策」，並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國民黨方面雖然繼續抗日，但態度日趨消極，反共傾向則日趨增長。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製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導致團結抗戰的局面出現嚴重危機。而在我們黨內，一些同志對以往發生的「左」的和右的錯誤，還沒有統一的、深刻的認識，嚴重妨礙黨制定正確的鬥爭策略。基於對當時抗戰形勢的深入分析和對奪取抗戰勝利以及中國革命事業發展的深遠考慮，毛澤東決定親自主持黨史文獻集的編輯工作。
(一)統一全黨思想，為召開黨的七大作思想準備
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這些黨史文獻集，首先是為了統一全黨思想，在即將召開的黨的七大之前把黨的思想統一到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上來，統一到符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旗幟下。關於這個目的，胡喬木這樣說過：「編輯《六大以來》，我想是為七大作準備。」
籌備黨的七大，醞釀已久，準備時間也很長，但由於各種複雜原因未能按最初計劃召開。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中央在1937年12月23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就曾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準備委員會，負責大會的籌備。儘管這次大會一再延期，但統一全黨思想認識的工作，卻是毛澤東始終關注的一個重點。因為只有統一了全黨認識，才能建成「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才能承擔起領導全民族堅持抗戰並取得抗日戰爭最後勝利的艱巨任務。
就在黨的七大長時期籌備期間，各地代表陸陸續續到達延安。而這個時期在黨內上下都還存在各種與我們黨的性質、宗旨不相符的錯誤思想傾向。因此，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建黨20周年之際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要求「全黨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同時，為徹底解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三種不良作風，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党進行整風。當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先在高級幹部中進行整風，黨的七大的召開被再次推遲。在這期間，毛澤東明確提出，大家在研究「理論與實際聯繫」的問題時，「請各同志看六大以來的文件。關於理論方面，暫時以研究思想方法論為主」。可以說，號召深入學習研究黨史文獻集，就是為了統一思想、達到整風效果。正如中央書記處指出的：「此種研究的性質是整風的深入與高級階段，其目的是使幹部提高認識與增進統一團結，並為將來討論七大決議作思想準備」。中央要求各根據地黨組織的高級幹部要「很慎重地組織這一研究」。編輯這些黨史文獻集，對統一黨內認識、統一全黨思想、進一步增強黨性和增進黨的團結，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些工作為黨的七大的召開，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
(二)總結歷史經驗，為分清是非曲直提供素材
我們黨成立以後制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都記載在不同時期黨的文獻中。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這些黨史文獻集，從深層次上講，是為了深入總結黨的經驗教訓，讓黨內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得以直觀、快捷且深入地明辨黨的歷史上的是非曲直。
胡喬木在回憶這段歷史時曾說，之所以要發動延安整風運動，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消除王明路線的影響，通過批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種形態的主觀主義，教育全黨幹部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具體問題」。
深入地總結經驗，就要敢於直面黨的錯誤、挫折並善於從中吸收教訓。毛澤東主持編輯的黨史文獻集所反映的，正是中國共產黨從建立到20世紀40年代初這一歷史階段。在這期間，我們黨既取得了了不起的勝利，也經受過許多挫折；既出現過「左」的錯誤也出現過右的錯誤，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錯誤，給革命根據地和白區革命力量造成極大損失。遵義會議後，黨的路線已經走上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但對曾經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危害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還沒有來得及從思想上進行認真清理。為此，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明確指出：「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的必要。」而《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文獻集，收入的文獻資料就比較充分地反映了黨成立以後的歷史，從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左」傾教條主義者們都幹了些什麼，明白哪條路線是中國革命的正確路線。編輯這些黨史文獻集，就是要先從改造黨的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的思想入手，對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和其他各種錯誤認識進行一次徹底地總結和清算。大家研究分析這些黨內原始文件後，就容易分清是非曲直，也能更好地總結經驗教訓。正如毛澤東所說：「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大家才承認十年內戰後期中央領導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可見，只有「算歷史賬」，才能把問題搞清楚。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當下的和未來的事情辦得更好。
(三)轉變黨的作風，為實現理論上的徹底性和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打好基礎
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這些黨史文獻集，從深層次上說，也是為了轉變黨的作風，讓黨內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養成一種徹底的馬克思主義作風，從而不僅促進實現理論上的徹底性，而且有助於實際問題的解決。
延安時期所要解決的黨的作風問題，體現在方方面面，但主要反映在三個關係問題上，即如何處理理論與實踐的關係、黨與群眾的關係、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關係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於革命勝利關係極大。僅以在處理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上存在的問題來看，毛澤東清醒地看到了當時黨內存在的理論脫離實際的問題。在延安整風以前，黨內突出存在的錯誤作風是教條主義，其主要特點是：不從實際情況出發，而從書本上的個別詞句出發；不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認真研究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過去和現在，而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若干個別詞句生搬硬套到中國來當作教條。這種作風的結果，就導致教條主義者所謂的「理論」和實際脫離，他們的領導和群眾脫離，他們自以為是、自高自大、夸夸其談，害怕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些作風對黨的自身建設和中國革命的發展進步極為不利，轉變作風勢在必行。
編輯黨史文獻集，是毛澤東促進黨內作風轉變的關鍵一環。從這些文獻集中可以看出，在理論上轉變作風，毛澤東特別針對的是那些犯教條主義錯誤的人，批評他們披着「馬列主義理論」的外衣，仗着黨組織所給予的「政治聲勢和組織聲勢」，以所謂「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等武斷詞句領導和指導我們的黨，完全扭曲了黨的理論，歪曲了黨的歷史。在實踐上轉變作風，毛澤東特別針對的是那些採用「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毛澤東在編輯《農村調查》時，特別批評他們「『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認為這些「沒有經過周密調查」的「欽差大臣」們是沒有能力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的。
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當黨的作風發生根本性轉變後，黨才能真正實現理論上的徹底性，才能真正提高黨內的理論素養，也才能真正提高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能力。因此，毛澤東決定編輯黨史文獻集特別是理論研究類文獻集，為的就是改變黨內理論脫離實際的狀況。比如，編輯調查研究文獻集，是為了推動廣大黨員幹部學會深入實際開展調查研究，「真正實行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培養行動的理論家」。正如毛澤東深刻指出的：「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三、編輯並組織學習黨史文獻集的重要作用
延安時期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黨史文獻集並號召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深入學習這些文獻集，對促進全黨的思想統一、組織團結，對奠定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的認識基礎和方法論原則，對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深入傳播、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及其理論創新，對形成和弘揚我們黨的優良作風，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啟示。
(一)引導全黨「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取得全黨性的思想高度統一，並走向成熟，是在成功地進行延安整風運動之後。毛澤東強調：「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他指出，《六大以來》等黨史文獻集的編輯和全黨的大學習，使「同志們讀了之後恍然大悟，發生了啟發思想的作用」。這無疑對引導全黨統一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麼思想統一到哪裡去呢?自然要統一到正確的思想上去。通過學習研究這些黨史文獻集，黨內同志逐漸認識到，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的毛澤東思想，才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因此，對黨史文獻集的學習研究，有助於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正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說：「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幹部、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結果，必將給黨和中國革命帶來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之下，必將使中國革命達到徹底的勝利」。
(二)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和通過奠定了認識基礎、提供了方法論指導
在重大歷史關頭及時總結黨的歷史經驗，並對黨的歷史問題作出決議，是我們黨自延安時期探索形成的統一全黨思想的有效舉措。《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通過學習研究黨史文獻集從而達到思想統一後，才有可能審議通過並定稿的。《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黨內重要文獻集的編輯出版和廣泛學習，為我們黨全面深刻地總結歷史經驗奠定了重要文獻基礎和思想認識基礎，也為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準備了重要條件。這個時候的黨，已經團結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在這樣的基礎上，《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了我們黨對待歷史問題的一個根本原則，即：「我們黨關於黨內歷史問題的一切分析、批判、爭論，是應該從團結出發，而又達到團結的，如果違背了這個原則，那就是不正確的。」同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還明確提出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號召全黨「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出發」，思想必須「符合於客觀的全面的實際情況」等等。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毛澤東主持編輯的歷史文獻集和思想理論集，就難以有黨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產生。
(三)推動了黨的正確作風的樹立
自延安時期起，中國共產黨人真正養成了理論聯繫實際等馬克思主義的正確作風。但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之前，這些作風並沒有完全樹立起來。以調查研究方面的文獻集發揮的作用為例。毛澤東編輯的調查研究材料和中央有關提倡調查研究的系列文件印發後，以前存在的那種「沒有經過周密調查」就胡亂指手畫腳的「欽差大臣」們，才從此沒有了市場。這些有說服力的重要文獻集的編輯和在全黨的廣泛學習，使教條主義者們漸趨失勢和失語。黨內同志學習了這些黨史文獻集後，深刻明白了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講的道理：「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繫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廣大黨員幹部通過深入學習研討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的這些黨史文獻集，對我們黨轉變工作作風，對形成新的學風、文風，都有巨大的推動作用。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基礎，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政治報告時，充滿信心地作出判斷：「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
(四)加快了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和黨的理論創新步伐
毛澤東主持編輯的黨史文獻集，使全黨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進一步認清了什麼是真馬克思主義、什麼是假馬克思主義，從而提高了學好用好符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自覺。延安時期，為了真正學好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共產黨不僅成立了專門從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的延安馬列學院編譯部，成立專門從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的各類學習小組和研究會，而且還創辦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馬列研究院、中共中央黨校等30多所幹部學校。在這樣的氣氛帶動下，延安以外的解放區和國民黨統治區許多幹部和進步知識分子也掀起了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熱潮，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進一步廣泛深入地傳播。這對形成既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又了解中國實際並能把二者結合起來的黨員幹部隊伍，從而奪取中國革命事業的偉大勝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毛澤東還特別提醒全黨同志，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要善於「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毛澤東所說的「創造些新的東西」，實際上重點就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正因如此，延安時期特別是黨的七大後，我們黨真正實現了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事實雄辯地證明，「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作者：萬蕊嘉，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鄒衛韶，韶山毛澤東圖書館副研究館員；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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