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九鳳
2002年9月25日下午，突然傳來周爾輝逝世的喪訊。那一夜，我淚眼模糊，總難入眠：周爾輝是開國總理的侄兒，省廳級幹部。
我和周爾輝雖只有幾年的交往，但感情卻已經達到了「無話不可深談，無寶不可示看」的程度。特別是1997年３月4日和1999年9月2日他與我的兩次長談，至今記憶猶新。如今他走了，我將回憶整理出來，還用他生前談話的口氣，作為對他的紀念。
淮安解放後，奶奶指着畫廊里周恩來的畫像對我們兄弟倆說：「這就是你們伯伯，他如今在共產黨里當『大官』了。」
我們周家是在清代道光年間遷到淮安定居的。是伯伯的曾祖父和二曾祖父兄弟倆在淮安駙馬巷買房定居的，並不是社會上說的是伯伯的祖父、二祖父。
伯伯的祖父周駿龍，後改名攀龍和起魁，號雲門。他從「學幕」當師爺到當知縣，一直在當時淮安府轄區內的海州（今連雲港）、阜寧、安東（今漣水）、桃源（今泗陽）和山陽（今楚州）一帶任職。雲門公有4個兒子，依次是周貽賡、周貽能、周貽奎和周貽淦。因周家是個大家族，按大家族的排行分別為四、七、八和十一。貽能就是伯伯的父親，貽奎則是我的祖父。所以有很多人問我：「你們和總理家到底是什麼關係？」在這裡，我想說得更清楚些：我是伯伯的嫡堂侄兒。用老家淮安話說，我父親恩碩和伯伯是「緊堂」兄弟。
我爺爺周貽奎，字煥臣，小時雖讀過一點私塾，卻因身有殘疾而難有作為。在當時周家兄弟紛紛外出謀生時，他只能孤守淮安駙馬巷老宅，與二曾祖父周俊昂的遺妾王氏（後來我們都喊她亞老太）以及我父親恩碩等一起，過着缺衣少食的艱難生活。
一家數口人長年累月連肚子都吃不飽，哪還有錢給祖父請醫問葯？四爺爺偶爾從外地寄回些銀票，也只是杯水車薪，難以養家糊口。由於貧病交加，我爺爺年僅41歲時就離開了人世。
我爺爺的去世在伯伯周恩來1918年1月8日的旅日日記上有這樣的記載：「我身在海外，猛然接到這個惡消息，那時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沒了知覺的一樣。」第二天，伯伯又接着在日記上寫道：「想起家中一個要緊的男子也沒有，後事如何了法？這幾年來八伯同八媽（這是周恩來以十一叔嗣子身份對周貽奎的稱呼）的苦處已算受盡了，債務天天逼着，錢是沒有，一家幾口子飯是要吃的，當也當盡了，賣也賣絕了，借是沒處借，賒是沒處賒，不要說臉面是沒了，就是不要臉去向人家要飯吃，恐怕也沒有別的地方去要。八伯這個病雖是老病，然而病到現在何曾用一個錢去醫治的呢？簡直說是窮死了。」透過伯伯的這一字一句，我們可以想像到當時我家的生活已經艱難到何種程度！
我爺爺去世時，他的獨生子、也就是我的父親周恩碩才十四五歲，難以撐門立戶，因此一家人的生活格外困難，後來不得不步着伯伯的腳印，和恩溥、恩壽等兄弟先後都去了天津，靠四爺爺生活。
我父親返回淮安不幾年，抗日戰爭就爆發了，地方黨組織怕伯伯的親屬們慘遭敵人毒手，通知我們全家轉移到我外公陶家所在的林家碼頭避亂。我外公家也很窮，住不下我們四代六口人，只能在一個牛棚里棲身。父親沒住上幾天，被淮寶縣抗日民主政府選為縣參議，但不久就在任上失蹤了。祖母幾乎哭瞎眼睛，帶着媽媽找了一年多也沒找到。後來聽說是被湖匪水霸害死了。一家人只有依靠奶奶乞討來的粥飯度日。
1948年秋，淮安城解放了。淮安縣文化館的宣傳畫廊里第一次張貼出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和周恩來等黨和新中國領導人的大幅畫像。我奶奶牽着我和弟弟擠到畫廊前，指着周恩來的畫像對我們兄弟倆說：「這就是你們伯伯，他如今在共產黨里當『大官』了。」直到這時我才知道，我們有這麼一個了不起的伯伯。
1952年，政府將幹部由供給制改為薪金制後，伯伯讓我和奶奶去了北京，把我留在北京讀書。當時，北京專門辦有幹部子弟學校，是專門培養烈士、高級幹部子女的，條件是相當好的，但伯伯沒有讓我上這樣的學校，而是讓我上普通的二十六中。這所學校原來是私人辦的，叫匯文中學，各方面都比不上幹部子弟學校。
我們那時上初中就住校了，伙食有兩種，一種每月9元，一種每月7元。幹部實行工薪制後，伯伯全部承擔起了我的學雜費、生活費。他沒有讓我吃9元一月的伙食，而是吃7元一月的，防止我們從小養成特殊化和產生優越感。伯伯、伯母一再叮囑我，無論是領導談話、填表格還是同學之間交往，都千萬不要說出與伯伯的這層關係。伯伯說：「你要是說出和我的關係，人家知道你是周恩來的侄兒，就會處處照顧你、遷就你，你就會逐漸產生優越感。這樣，你的進步就會慢了。」
1954年，我從二十六中高中畢業後，考上了北京鋼鐵學院。入學不久，就有人知道我和伯伯的關係了。
「不是說你入黨時組織上搞政審到淮安調查才發現的嗎？」這是社會上流傳很廣的事，我忍不住發問。
「你是研究我們周家的專家，你也相信？」
「我還不能稱專家。但這事從1977年起就在我們淮安人民群眾中傳開了……」
「其實不是那麼回事。」周爾輝深情地回憶說，「在日常學習、生活中，我確實沒有忘記伯伯的叮囑，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我和伯伯的關係。但是，你想，我在伯伯身邊念了七年多時間的書，中南海出、中南海進，同學、老師誰沒有長眼睛和耳朵？還有，那時考大學搞政審，一個經常出入中南海的人身份還搞不清嗎？所以，我的身份在上北京鋼鐵學院不久就已『暴露』了。」
1959年，我從北京鋼鐵學院畢業，被學校留下，在教學研究科工作，主要任務是搞教學改革調查和研究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問題。那時年紀輕，工作還是十分投入的。
伯伯因為我婚禮的事在黨小組會議上作過「自我批評」
1961年暑假前，我向北京鋼鐵學院打報告，要求把未婚妻孫桂雲調到北京來，然後結婚。當時北京鋼院正在籌辦附屬小學和幼兒園，很需要教師，組織上很快就幫我辦好了全部調動手續。暑假期間，我把桂雲接到北京，住在西安門的一家內部招待所，房價每天1.5元。我選擇伯伯有點空閑的時候，就帶桂雲一起到西花廳見伯伯、伯母。伯伯見了桂雲，笑着點了點頭，沒有說話；伯母拉着桂雲的手，問長問短。當我們告訴他們，我倆都是黨員，打算在7月1日黨的生日那天舉行婚禮時，伯母用商量的口氣跟我們說：「改在2號吧？2號上午你們伯伯有半天的休息時間呢。」我們當然點頭同意。
伯伯永遠都是忙碌的，他難得有半天的休息時間。我們的婚禮都是伯母一手操辦的。1961年是我們國家連續三年天災人禍的最後一年。那年發給一個人一年的計劃供應布票只有1尺6寸，領結婚證的人憑證可以另外優惠8尺。我把這一丈多布票湊到一起，給桂雲買了一條時髦的連衣裙。那時，像這樣的時髦貨在淮安商家櫃檯里還找不到。伯伯、伯母送給我們4件結婚禮品：一塊「松鶴長壽」的織錦；伯伯穿過的一件短袖襯衫和一條長褲；一條半新半舊的格子床單；再就是一對花瓶。現在只有「松鶴長壽」的織錦還在，衣服、床單用舊了，用壞了，早已不知去向。一對花瓶也在生活中不慎打碎了。因為當時我們沒有文物意識，也想不到這些東西留下來的紀念價值，沒有當「寶貝」收藏起來，現在想起來，真感到可惜。
7月2日那天，伯母把在北京的周家親屬都通知到西花廳，在淮安的我母親和弟弟爾萃都沒有通知到北京。我就穿着伯伯穿過的短袖襯衫和褲子，桂雲穿着那件新連衣裙。參加我們婚禮的有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大革命時期的革命烈士孫炳文的女兒、後來是伯伯乾女兒的孫維世，還有龍飛虎的兒子龍小虎等，北京鋼鐵學院、伯伯身邊工作人員也都派了代表參加。吃飯時，兩桌擠不下，小孩子只能站在大人中間。大家有說有笑，喜氣洋洋。飯後，伯母又安排所有參加婚禮的人合影留念。伯母讓我和桂雲坐中間，伯伯也高興地坐在我身邊，童小鵬、孫維世他們反而站在後邊。伯母一邊張羅一邊高興地說：「桂雲呀，我和你伯伯結婚時，可沒有這麼多人，也沒有這麼熱鬧呀！」
我們的新房就布置在西花廳東廂房。房裡有一張木床、一張木桌、兩把木椅。床上鋪着伯伯、伯母送給我們的那一條格子床單，床裡邊牆上掛着那幅織錦，被裡和被面還是我們從淮安帶去的。這樣的婚禮是不能和現代的年輕人相比的，即便在那時，也算簡樸的。但是，後來我還是聽說伯伯為我婚禮的事在黨小組會議上作過「自我批評」，說爾輝婚宴的錢雖是自己掏的，但也不應該搞那麼「大」的場面，希望同志們不要向他看齊。
本來桂雲是帶着調令、戶口遷移證、組織關係、轉移介紹信、糧油供應關係轉移證明等一應手續到北京和我結婚的。不過這些事伯伯事先都不知道。結婚幾天後，我和桂雲又一次被伯伯、伯母叫到身邊，我就向二位老人說了桂雲工作調到北京的事。伯伯聽了以後說：「噢，那麼容易呀？要是人家不接收呢？」我想，那怎麼可能呢？因為北京鋼院領導已經答應我把桂雲安排在鋼院附小，她在淮安是小學教師，到北京還當小學教師，沒有任何特殊照顧。
原來，就在我們舉行婚禮的那天，伯伯就和鋼院代表談了話。他婉轉地批評了鋼院領導：「照顧夫妻關係當然可以，但是，為什麼不能從大城市往小城市調，而偏偏要往北京擠呢？」鋼院領導接受了伯伯的批評，沒有收下桂雲的戶口等所有「關係」，讓桂雲還回淮安去。
伯母怕我們想不通，過了沒幾天，她來到我們新房，語重心長地對我和桂雲說：「娃娃呀，因為有你們伯伯，你們在辦別人難辦的事時比較容易。可是，這是你們伯伯決不允許的。就以這次桂雲戶口遷北京來說，你們伯伯是主管全國壓縮城市人口工作的，他更要帶頭執行這項政策。」我們夫妻都能理解伯母的話，暑假一結束，桂雲就揣着調令愉快地返回了淮安。
1962年，桂雲懷孕了。我覺得既然伯伯不同意桂雲往北京調，我就該調回淮安，好就近照顧她。我便利用一次伯伯、伯母都在場的機會，把自己的想法說了出來。伯伯一聽笑着贊成了，但他當即卻對我說：「不過現在不許辦手續。」我茫然不知所措。伯母告訴我：「到時會通知你的。」事後我才知道，伯伯又讓秘書到有關單位進行了調查，怕我是被「特殊照顧」調回家鄉的。在確信沒有受到什麼特殊照顧後，我就在那年暑假調回到淮安中學當教師。
我調回淮安中學當教師，伯母給淮安縣委寫了封信，要求縣委必須做到兩條
淮安是我的故鄉，我是喝淮河水長大的，對淮安有着特別的感情，回家鄉工作也有着說不出的高興。
2002年5月2３日，也就是周爾輝去世前一天，筆者在淮陰師範學院參加「2002·中國淮安吳承恩《西遊記》國際學術研討會」時，碰到了1962年在中共淮安縣委辦公室任秘書的徐忠同志。會間休息時閑談，徐忠還清楚地記得周爾輝當年調回淮安時鄧穎超特意給淮安縣委寫了信。信上說，她代表周恩來要求縣委在爾輝調到淮安後做到兩條：一、不能因為爾輝的調回，擠走他調回單位的任何一位工作人員；二、不能因為爾輝與我們的關係在工作安排等問題上給予任何特殊照顧。
周爾輝也回憶說，伯母過問後，縣委也回了信：爾輝調動屬正常調動，沒有任何特殊因素；他到新單位只是個普通教師，沒有安排任何職務，也沒有其他任何照顧。這樣，我就在淮安縣中學當上了「教書匠」，一直到「文革」結束。
（未完待續）
責編：張欣羽
編審：鄭國偉
製作：王喻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等。侵權必究。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