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類學博士的畢業論文,寫的是中國小區里的保安

2025年08月31日22:20:17 歷史 9370

一個人類學博士的畢業論文,寫的是中國小區里的保安 - 天天要聞

2025年7月28日,廣東惠州星河冠譽府的物業保安團隊在小區內巡邏。(視覺中國/圖)

保安,顧名思義,是為了保衛安全而存在的。在小區里,發生突發傷人事件時,保安似乎應當沖在一線。何襪皮一開始也這麼想。她是公眾號「沒藥花園」的創始人,因為分析真實犯罪案件而受到關注。她的另一個身份,是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文化人類學博士。

何襪皮的博士論文選題,就有關中國小區里的保安。2017年-2018年,她在上海一個擁有一百多棟高層住宅、居住人口一度多達6萬人的大地小區進行田野調查。這時,她才發現,現實並非如此。

和保安們吃飯時,她聽到他們提起2016年發生在小區里的一起情殺案。何襪皮隨口評論,如果你們那天早趕到,或許可以救下那個人。

「開什麼玩笑,我們怎麼可能阻止一個殺瘋了的人?他手裡有刀,我們手上什麼都沒有。」一位保安說,「我連試都不會試。」

她又問其他保安,如果下次再遇到這樣的情況,會怎麼做?

「當然是跑啦!」有人說。還有人說,自己會在逃跑前先報警。

當然,保安們遇到這類突髮狀況的概率並不大。「天網工程」於2010年後在國內各個城市發展起來。之後,中國城市的犯罪率開始下降,而小區保安的數量仍然在上升。為什麼當環境變得更安全,保安規模還在不斷增長?在她看來,其背後是中產階級對社會地位與財富的不安全感。

以下是南方周末記者與何襪皮的對話。

搬石墩、清運垃圾、「敲群租」

南方周末:怎麼想到去研究保安?

何襪皮:我對犯罪研究一直都很感興趣,對治安數據也比較關注。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市的犯罪率其實很低。根據官方報告,2016年中國的兇殺率是每十萬人0.62起,世界上最低之一。相比之下,2015年美國的這一數字是4.88。此外,從2012年到2016年,中國的重大暴力犯罪下降了43%。

既然中國城市很安全,我就產生了疑惑,為什麼中國有那麼多的小區保安?保安每天的工作跟治安有多大關係?中國小區里的保安,在全世界範圍來看都很特別。

南方周末:你在美國上學時,看到的社區是什麼樣的?

何襪皮:我一開始住的是研究生宿舍,起伏的山坡上散落着一棟棟房子,沒有圍牆,任何一個外人都可以走進公寓。我居住過唯一有治安措施的,是一個有門禁的小區。整個小區是敞開的,只是每棟樓下有門禁。但在我居住的城市從沒見過小區保安。

在美國,只有少數封閉高檔小區才雇得起24小時執勤的保安。這些保安通常接受過擒拿、急救和使用緊急設備的培訓,即使沒有配備槍支,也會攜帶警棍、胡椒噴霧和手銬一類的工具。這跟中國不一樣,如今在大城市,不管是高檔小區還是老破小,保安都是標配。我有位親戚住在上海的里弄,即便沒有物業,居委會也會給他們請保安。

南方周末:在大地小區的實習生活和你的想像一樣嗎?

何襪皮:我最初挑選大地小區作為田野調查的地點,是因它混亂、危險的名聲「聞名而來」。我以為這一年會遇見許多危險的突發事件,並從中觀察到保安如何履行安全職責,但實際情況與我設想的大相徑庭。

剛到大地沒兩天,物業想讓工程車開進一條原本禁行的道路,需要緊急搬走設為路障的三個大石墩。保安隊長阿德帶着兩名保安趕到。每個石墩都有兩三百斤,兩個人都很難抱住。保安絕大多數時間都在為搬石墩這樣的瑣事忙碌。

南方周末:實際上,在突發事件中,保安是什麼樣的角色?

何襪皮:在大地小區,保安在入職前簽訂的安全責任書里明確要求保安「不傷害自己,不傷害別人,不被別人傷害」。遇到危險時,不鼓勵他們正面對抗犯罪,而是要求他們打電話報警。

保安們大多沒有接受過擒拿格鬥的訓練,也不被允許攜帶任何武器。2014年,上海一名保安因為班長當著其他保安的面訓斥自己,用刀刺死了班長。後來許多保安公司吸取教訓,禁止保安在監控室和宿舍中保存任何危險工具。遇到危險時,小區保安只需要撥打110和119。我了解到最近幾年,一些新小區會給保安配備盾牌和防暴鋼叉。

南方周末:盾牌和防暴叉都是防禦措施,保安沒辦法進行主動攻擊。

何襪皮:這其實也體現了對保安的不信任。另外,對保安公司來說,如果保安出現人身傷害,是要賠償的。在大地小區,保安公司一個月的利潤只有一萬元左右,如果發生意外,意味着會賠掉許多年的利潤。我今年才知道,現在有些保安公司會強制性地從保安的工資里每月扣掉30塊錢,給他們買意外險。他們要是受到傷害,就由保險公司理賠。

南方周末:那在保安的工作中,除了搬石墩,他們還要做什麼「瑣事」?

何襪皮:比如,一些家庭在裝修後會把大量建築材料堆在樓梯間不處理,大地小區的保潔團隊大多是體力較弱的老年人,物業通常會讓保安來清走這些垃圾。再比如,2017年共享單車還比較熱,儘管小區門口貼着禁止共享單車入內的告示,但每天依然有上百輛車進入小區。於是,有兩名保安在每天晚上搜尋整個小區,把這些單車扛上板車,分批運到小區外面。

南方周末:這些事聽上去都不應該是他們分內的事,為什麼他們會願意做這些工作?

何襪皮:問題是,在大地小區每天都有很多屬於公共區域的體力活需要完成。除了保安,還有誰可以使喚呢?保安的職責範圍是模糊不清的,到底應該對業主的哪些需求和緊急情況作出回應,很少有人能作出明確說明。正因為如此,保安公司、業主、物業和居委會常常跨越界限,要求保安們承擔更多安全服務以外的雜活。

最明顯的就是「敲群租」。2016年群租房整治活動剛開始時,街道辦事處需要保安隊派四五名保安參加例行的「敲群租」任務。 這項工作很費體力,需要每周工作4個半天。街道辦曾經許諾給每名保安每天50元報酬,但這個承諾一直沒有兌現。這些保安雖然很失望,但也沒有人問過街道辦。

我問過一個保安,怎麼沒去問問?他的答覆是「反正我們也沒什麼損失,只是花了時間」。他們會低估自己的時間和勞動的價值,而業主、物業和街道辦可能也有同樣的思維方式:保安的時間和力氣不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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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襪皮。(受訪者供圖/圖)

男性、年輕、強壯

南方周末:你書中提到了2017年大地小區保安的變化:物業從直接聘用上海本地人當保安,變成了外包給保安公司,而保安公司聘用的幾乎全是外地保安。本地保安和外地保安有什麼區別?

何襪皮:大地小區分東區和西區,東區保安從2014年就變成了外包,西區則在2017年發生變化。2017年,西區一個五十多歲的本地保安值夜班時突發心臟病去世,物業賠償了家屬70萬元。之後,物業索性把西區也外包給保安公司了,這樣以後若再發生諸如此類意外,就由保安公司賠償。

本地保安多是55歲以上,甚至60歲以上。他們大部分人就住在大地或者附近小區,和業主們有相似的社會經濟背景。物業只付他們上海最低工資標準2600元,但要給他們交社保。他們法律意識比較強,基本上沒什麼紀律性,也很難被管,每天工作8小時,享受帶薪病假和法定假期。

我在東區的文武保安公司做田野調查。在東區,外包的保安每天工作12-13個小時,每周工作7天,全年沒有休息日。如果他們因病或私人事務請假一天,那一天的薪水會被扣。

南方周末:本地保安逐漸被外地保安取代,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何襪皮:中國第一家保安公司1984年12月在深圳蛇口成立。這是一家全民所有制企業,由警察張中方向當地政府借款10萬元創辦。後來,政府允許物業公司從市場招募保安,但不允許民營資本進入這個行業。2000年前後出台的政策規定,保安服務公司只能由公安機關獨資開辦,而公司負責人則往往由公安局中層幹部兼任。

直到2010年,《保安服務管理條例》施行,默認市場向民營資本開放。從那時起,保安公司開始跟公安局脫鉤。興起的民營保安公司為了接項目,紛紛去各個小區推廣,承諾更低的價格、更好的服務。物業公司從利潤最大化、管理省事、減少風險的角度考慮,紛紛選擇把保安外包出去。

南方周末:你在書里提到一個觀察,保安年齡是保安公司提供服務的標準。

何襪皮:在文武公司,服務標準全都按照年齡劃分。a級別的保安是35歲以下,b級別的保安在35歲到45歲之間,c級別的保安在45歲到55歲之間。

文武公司在大地小區執行的是c級別標準。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人都符合條件,在40名保安里,總是有不少保安的年齡超過55歲。

保安隊長阿德認為他進入保安行業能迅速晉陞正是因為他的身高,一米八八,當然他也足夠年輕,二十多歲。他會安排一些年紀大的,或者是身材瘦小的保安值夜班,因為覺得晚上物業經理和業主不會注意到他們的年齡。

南方周末:性格、學歷這些不會成為考量的因素嗎?

何襪皮:阿德面試新保安時最關心的就是求職者的年齡和體形。工作經驗、教育背景、性格、心理素質甚至犯罪記錄在招聘過程中較少受到關注,甚至被忽略。

2018年,25歲的小亮晉陞成了班長,他說話聲音很輕,略有些結巴。一個年輕人哪怕不具備領導一支中年保安隊伍的強勢性格和魄力,但只要年輕且身體達標,就可能會被選為班長。在大地小區,無論保安如何頻繁更換,大多數人都在45歲以上,而白班和夜班的班長始終不超過30歲。

南方周末:為什麼年齡和身材這麼重要?

何襪皮:業主們會認為這是小區檔次的最直觀體現。如果保安是年輕、高大、帥氣的男性,就意味着必須要有高昂的物業費,才能支撐得起聘用他們,那這多半是個高檔小區。反過來,業主們認為,如果大門口全是老年人,這就會拉低小區檔次,也影響了房價。業主是不是真覺得年輕人更能保護安全,我從現實訪談中的感受是,這是其次的。

20世紀初,索爾斯坦·維布倫提出了「炫耀性消費」的概念——休閑階層通過消費來展示他們的權力、財富和地位。而炫耀性消費的本質,在於浪費時間和資源。業主對年輕高大保安的需求,也有炫耀性消費的心理在裏面,因為在一個老齡化的社會,在願意從事保安工作的階層中,這種資源變得越來越稀少、昂貴。

南方周末:在中國,保安的社會認可度並不高。年輕人為什麼會願意當保安?

何襪皮:一方面他們的學歷大多不高,很難找到其他工作。另一方面,長期當了保安以後,這些年輕人的反應速度、專註力會被慢慢消磨掉。很多人習慣當保安以後,就沒法去送外賣了。送外賣意味着要爭分奪秒,隨時保持對道路安全的警覺。

當然,保安行業里,年輕人的流動性會大很多。因為小區離火車站很近,有些人為了節省旅館錢,到了上海以後,當天就可以住到保安宿舍,可以一邊當保安一邊找其他工作,等找到其他工作,有可能馬上就跳槽離開了。

表達恐懼是一種地位的象徵

南方周末:你在訪談業主時,很多人都談到了要增加保安的數量。他們有什麼理由?

何襪皮:很多人在名義上把這類需求歸於對犯罪的恐懼,但我訪談了幾十個業主,在詢問他們介意的小區管理問題時,他們幾乎一致提到的是:群租;設施老舊,缺乏維護;停車位不足。

業主覺得需要更多的保安,希望小區可以實現真正的封閉,我認為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不希望外面的人進來蹭用小區里的設施,譬如綠化、停車位等等。

如果在網上搜索,有關大地小區的怨言大多關於房價。業主覺得,房子買來不便宜(價格在500萬元到2000萬元不等),但後來它成了周邊的價格窪地,他們認為這全是物業導致的,小區亂、群租率高,讓小區臭名在外。保安也是物業管理中很重要的一環。

南方周末:所以他們對保安的需求也並不完全是對犯罪的恐懼?

何襪皮:他們期望從封閉小區中獲得的安全感並不僅僅是人身和財產的安全,更重要的是維護資產價值和社會階層地位的安全。在大城市中,大部分中產階層家庭的最大一筆資產就是在房產上,大部分人還為此背負了數十年的貸款,房價的起伏很可能決定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

舉個例子來說,房產銷售有一個規律:購買大戶型豪宅的富有業主更傾向於購買純大戶型小區,而不是大戶型和相對便宜的小戶型混合的小區,一方面是因為前者居民數量更少,另一方面渴望居住空間里的人都出於同一社會經濟地位,也就是書中說的純凈性。所以保安多、嚴守的大門不僅有利於保證小區內部的設施不被外來者使用,而且一個年輕高大的保安團隊本身也是一種對業主社會經濟地位的體現。

南方周末:你在文章中很有意思的一點,當你問保安有沒有恐懼的時候,他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何襪皮:人們總在關注中產階級居民對小區治安的擔憂,卻很少有人問保安,「晚上值班會害怕嗎?」即便有人問了這個問題,他們也很可能不感興趣,甚至覺得好笑。他們往往會回答:「這有什麼好怕的?」「上海很安全。」「大地很安全。」

很多研究表明,居住在安全社區中的人們比居住在危險社區中的人們更容易感到恐懼。美國的統計數據顯示,比起中產小區的居民,低收入階層更有可能成為暴力犯罪和入室盜竊的受害者。而這個階層對失去居所和生計的恐懼超過了對犯罪的恐懼,使得他們極少表達對空間安全性的訴求。

對社會治安、食品安全的擔憂,是在中產中流行的話題。但如果你去問農民工階層,會發現他們真正擔憂的是自己的養老問題,是出門打工跟家人長時間分離的問題,這些更基礎的生存問題是他們憂慮的,但他們不太會說出來。而中產的恐懼更容易被放大,在互相交流中進一步強化。

南方周末:為什麼保安擔憂的事,那些更基礎的生存問題不容易被大家關注到?

何襪皮: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他們本身可能缺乏表達技巧和經驗,另一方面,他們認為自己處在最底層,沒有資格表達感受。

中產階級很少在公開場合談話中暴露自己對社會地位和財富積累的擔憂,而轉化為表達對犯罪的擔憂。因為他們知道,談論對犯罪的恐懼可以讓自己戴上受害者身份、獲得道德優勢,同時要求更多保安和更嚴守的大門,有利於房價。

而低收入階層沒有可以替代恐懼的表達,於是他們選擇了沉默。在某種程度上,表達恐懼成了一種地位、一種象徵、一種會員制身份的象徵。

南方周末:這種狀況有可能被緩解嗎?

何襪皮:人類學家卡羅琳·漢弗萊認為,我們感到恐懼是因為我們知道有些人一無所有、陷入絕望,從而可能鋌而走險;要想讓「他者」停止以讓我們害怕的方式行事,一個有效的辦法便是看見和承認他們表達包括恐懼在內的所有情感的權利,並給他們賦權,讓他們免於絕望。

當被恐懼階層對生存的恐懼被看見,當「他者」被接納為「我們」的一員時,焦慮感才能真正得到緩解。對於一直擔憂從社會經濟階梯上滑落的中產階級來說,生存和尊嚴都能得到保障的小區保安是他們緩解焦慮的良方。

南方周末:你訪談的保安現在還有聯繫嗎?他們現在在做什麼?

何襪皮:有一些我還能聯繫得上。有的保安把孩子供到大學,覺得不用再努力賺錢,和一家人在一起更重要,於是就回到老家,也有保安轉行去送外賣。保安隊長阿德現在加入另外一家其他城市的保安公司做區域經理,每天的工作是去各個小區裡邊拉項目。

書中提到的一直為找女朋友發愁的小亮,去了一個更高檔的小區當隊長,一個月能拿八千多元的工資。他跟我說,當隊長又怎麼樣?還是個保安,在大城市還不如拿3000元的大學生好找對象。他面臨兩難——現在三十多歲,在上海找不到女朋友,在老家縣城裡又找不到工資接近的工作。我每次問他,他都說肯定要回老家了,再不回去就「完蛋」了。但這麼多年他還是走不掉,因為工作機會在這裡。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提到的小區、保安公司與保安皆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韓謙

責編 錢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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