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後一尊精神偶像

大變局夾縫中的精英

文 | 張宏傑 來源 | 鳳凰

01

歷史往往有着許多的機緣巧合。咸豐二年（1852年）六月，曾國藩被朝廷派往江西擔任鄉試主考官，並獲准考試結束後可回鄉探親。當他行至安徽太和縣小池驛時，接到了母親江氏已於一個多月前去世的消息。清廷強調「以孝治天下」，要求官民「移孝作忠」。於是，回鄉守制壓倒朝廷公務，曾國藩立即換服奔喪，由九江改道西上。行至武漢，得知太平軍正猛攻長沙，他便從岳州（今湖南嶽陽）上船改走旱路，取道湘陰、寧鄉，經過近一個月的旅途顛簸勞頓，好不容易回到故鄉白楊坪。這段非同尋常的奔喪經歷，使得長期處於和平環境中的曾國藩對戰亂有了親身感受，對太平軍的排斥異教、搗毀孔廟、焚燒書籍等文化虛無主義產生了切膚之痛。

就在曾國藩回籍守制的短短几個月之內，太平軍勢力迅速擴大，兵鋒所指，各地清軍或一觸即潰，或望風而逃。他們占岳州、取武昌、下南京，攻城略地，如入無人之境，大有席捲全國之勢。朝野一片驚慌，咸豐帝清醒地認識到，清廷所倚重的國防力量——八旗、綠營，早已不堪平叛重任，不得不加強興辦民間團練的力度。所謂團練，又稱鄉兵、練勇、鄉團、民壯等，是地方鄉紳自行籌辦的臨時性武裝組織。作為正規武裝的一種補充，團練負有守衛家鄉故土之責。

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丁憂在家的曾國藩接到一份清廷讓其幫辦湖南團練的諭旨。作為一名科舉制度的受益者、清廷器重的政府官員，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恢復封建道德倫理秩序，是他的職責與義務所在。然而，作為一介書生，要他馬上轉換身份帶領一群以農為業的普通鄉民，與清廷正規軍都難以對付的太平軍拼搏，其結果只要稍稍想想，就會讓人心驚膽戰。於是，曾國藩寫了一份奏疏準備請辭諭旨。

沒想到奏疏正待發出之時，好友郭嵩燾受湖南巡撫張亮基委託，從省城長沙匆匆趕赴曾家，力勸曾國藩出山:「今不乘時而出，拘於古禮，何益於君父？且墨絰從戎，古之制也。」曾國藩「本有澄清天下之志」，郭嵩燾的一番話也對他觸動很大，但奏疏已擬，礙於面子，一時難以改變主意。郭嵩燾見他猶豫不決，又搬動其父曾麟書出面勸說。如此一來，曾國潘心頭的所有疑慮渙然冰釋——既可保全桑梓，又屬遵循父命，可謂忠孝兩全也。

中國近代歷史的洶湧河流，也因曾國藩這一人生的重大轉折，拐了一個大彎。

咸豐帝當時令其興辦團練的在籍政府官員共100多人，只有三人戴孝任命，可見敢於任事者少之又少。曾國藩能夠脫穎而出，自然不排除偶然的機遇與幸運，但更多還是在「人為」——他的確有着不同於常人的超越之處！

曾國藩在京任官十三年，不僅「飽更世故」，且視野自比一般人更為開闊，謀略也高於當時的普通政客。出任湖南團練大臣後，他認為必須對團練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將過去不離家園、不離生產、不食於官的地主武裝改編為離開故園、脫離生產、「糧餉取諸公家」的職業兵，才有可能收到與太平軍一決雌雄的效果。在巡撫張亮基的支持下，曾國藩將湖南各地的團練齊聚長沙，改為官勇，統一管理，完成了「募勇成軍」的第一步設想。

第二步，便是「練勇為兵」，將倉促召集在一起的農民，練成一支真正的能打硬仗的軍隊。他認為一支軍隊是否具有戰鬥力，將領的選任至關重要:「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而後可以言戰。」他規定的選將制度十分嚴格，將「忠義血性」放在第一位，然後是「廉明為用，簡默樸實，智略才識，堅韌耐勞」。為此，曾國藩一反古代兵家論將、選將之法，大量提拔書生為將。湘軍將領中，有名有姓可以考證的書生出身者佔58%。在紀律方面，曾國藩下決心改變過去「兵不如匪」的形象，強調義理教育，嚴肅軍紀，並親自創作了一首白話詩體的《愛民歌》：

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百姓被賊吃了苦，全靠官兵來做主。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頭，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伕來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館……

曾國藩的遠見卓識，還在於他初創陸師之後，又大力籌辦水師。清廷固然也有水師，但久已廢弛，根本不能進行任何水戰。太平軍在益陽、岳州獲得大批民船後，便建立起一支強大的太平軍水營。定都南京後，則完全控制了千里長江的水營權。有鑒於此，曾國藩認識到非創辦一支力量強大的水師不可。可他一無資金、二無技術、三無人才，真是傷透了腦筋。而沒有水師，要想與太平軍爭雄，不過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話而已。最終，曾國藩硬是憑着一股韌勁，一步步頑強地施行自己的計劃：先是購買釣鉤之類的民船進行改造；後奏請到一筆四萬兩的餉銀設立製造總廠，自造戰船；然後花重金從廣東購置大批洋炮，最終建立起一支擁有大小戰船361艘、大小火炮470門、在技術與裝備上大大超過太平軍的內河水師，真可謂「赤地立軍，別開生面」。

02

作為一名從未經歷戰陣的書生，曾國藩自出山第一天起，就已作好不計成敗得失、不顧安危禍福、拋卻身家性命的準備。正如他在給江忠源（湘軍初期統帥）的一封信中所言:「大局糜爛至此，不欲復執守制不出之初心，能盡一份力必須拚命效此一分，成敗利鈍，付之不問。」

在征剿太平天國的歷次戰陣中，曾國藩兩次自殺，多次留下遺囑，隨時作好自殺效命的思想準備，真可謂提着腦袋「幹革命」。正是這種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影響了後代無數熱血青年。

1860年6月，曾國藩奉命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在決定駐守地時，他從展開的地圖上一眼便看中了群山環繞的安徽祁門。他認為祁門東連浙江，南達江西，既可有效地節制兩江屬下的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四省，周圍又有天然大山屏蔽，是一個理想的軍營駐紮之地。及至實地勘察，卻發現情況並非如此。祁門地勢形如釜底，僅一條官馬大道、一條蜿蜒小徑、一條極窄的小河與外界相通，如果這三條出路被切斷，祁門便是一處兵家所稱的絕地。曾國藩後悔不該匆匆作出駐紮祁門的決定，可奏摺已上報朝廷，只有硬着頭皮暫且住下。

幕僚們則紛紛勸說他及時離開祁門，另尋合適之地。正在這時，上諭已經到達，曾國藩認為隨意更改決策會給自己的剛剛接任造成極其不利的負面影響，於是便一意孤行，沒有採納幕僚的建議，並對再三勸諫的李鴻章厲聲斥責不已。

戰事瞬息萬變，不久，曾國藩的祁門大營便遭到了太平軍威脅，兩度陷入險境。1860年11月30日，李秀成部將劉官芳率大軍攻入安徽黟縣羊棧嶺，離祁門大營僅60華里。而曾國藩身邊只有3000士卒可用，他已寫好遺囑，準備隨時戰死疆場。幸而李秀成的目標並非進攻祁門大營，只是借道羊棧嶺而已。

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後，同僚及部下都勸他放手大幹，儘快進軍東南，而他則堅持將進攻重點放在安慶。他認為只有拔掉安慶這顆「釘子」，才能以上制下，反客為主，掌握兩軍對壘的戰爭主動權，最終達到圍攻天京（即南京），徹底消滅太平天國的目的。為了實現自己的戰略構想，曾國藩緊緊圍住安慶不放。太平軍為解安慶之圍，先是直接救援，結果被湘軍擊退，而後又施行「圍魏救趙」的軍事行動，陳玉成與李秀成同時進軍湖北。即使在武昌危如累卵的情形下，曾國藩也不為之所動，不肯撤安慶之圍增援。面對曾國藩如此堅韌而強勁的「定力」，儘管安慶城內的太平軍將士苦苦堅守，洪秀全、李秀成、陳玉成等太平天國高層領導人也多次設法營救，但歷經兩年之久的安慶戰役終以太平軍的徹底失敗而告結束。

安慶陷落，太平天國都城天京的最後一道堅固屏障被清除。千里長江門戶洞開，曾國藩完全掌握了進攻太平天國的戰略主動權，湘軍揮師東下、圍困天京、剿滅太平天國不過是遲早的事情罷了。

03

1861年8月21日，咸豐帝病逝，年僅6歲的載淳繼承皇位。兩宮皇太后與恭親王奕訢聯手發動宮廷政變，清除以肅順為首的「贊襄政務大臣」集團。兩宮垂簾聽政後，慈禧一改咸豐帝慎用漢族將領的成規，上台僅12天，就任命曾國藩統轄蘇、皖、贛、浙軍務，四省所有巡撫、提督、總兵以下各官，均歸其節制。兩個月後，又加賞他協辦大學士銜。

位居人臣之極，曾國藩驚喜之餘，更多的是疑慮與擔憂。「皎皎者易污，嶢嶢者易折。」身居高位，他沒有半點自傲自大，反比過去更加勤勉謹慎，唯恐無意間招致禍患。他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當時就有不少權臣向慈禧進言:「楚軍遍天下，曾國藩權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勢。」

1864年7月19日，曾國藩率軍攻入天京，失去控制的湘軍士兵為報久困城下、死傷慘重之仇，他們逢人便殺，遇財就搶，見屋即燒。與清朝整整對峙長達11年之久的太平天國心臟之所在，就這樣成為湘軍的一處發泄之地。

天京陷落，也就意味着剿滅太平天國的目的業已實現，曾國藩的「事功」也由此而達至峰巔。本該揚眉吐氣、高興陶醉的他，卻面臨著一連串新的操持、疑懼、憂心、困惑與煩惱。

攻克天京，原以為清廷會加功封賞，而實際上曾國藩得到的卻是接二連三的嚴責與警告。如果說口頭的或書面的指責尚能忍受，那麼軍事上的防範之舉，曾國藩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就在湘軍合圍天京之時，清廷以種種借口調動其他軍事力量，在長江中下游屯兵布防。清廷意圖昭然若揭，針對的已不是太平軍，而是對清王朝忠心耿耿的曾國藩了。一旦湘軍輕舉妄動，就會遭致其他清軍圍攻。不僅如此，清廷還暗中支持左宗棠的左系湘軍脫離曾國藩，與其分庭抗禮，以收內部瓦解之功。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歷史常以驚人的相似重複上演過去的一幕幕悲喜劇，達到事業頂峰的曾國藩同樣不得不面臨中國古代歷史的盲點與困局。

擺在他面前的道路無非三條:一是起兵反叛清朝，問鼎中原；二是保持實力，維持現狀；三是裁撤湘軍，自剪羽翼，以明心志。

此時的曾國藩如若反戈一擊，只要他打出「驅除韃虜、恢復漢人江山」的旗號，草擬一封類似於《討粵匪檄》的《討滿清檄》，振臂一呼，必能起到豪傑景從、天下歸心之效。

這天晚上，剛審完被俘的李秀成進入卧室休息，就有30多名湘軍將領集於前廳「逼宮」，要求曾國藩接見表態，打到北京奪下「鳥位」。他良久不語，後命人取來筆墨，寫下一副對聯:「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就在眾人呈出咋舌、嘆息、搖頭、頷首、呆然等各種表情之時，曾國藩早已擲筆而去。

要說龍袍加身對他沒有半點兒誘惑，肯定是一句假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國人內心深處都有着濃厚的帝王思想，只是有人表現得十分強烈，有人沉隱於潛意識之中。一生謹小慎微、臨事如履薄冰的曾國藩，不得不猶豫再三、權衡不已。當初出山的目的是什麼？難道僅僅在於為清廷效命打江山？否，他是要恢復中華傳統文化，也就是2000年來一以貫之的儒家主流思想。但作為理學家的他，曾以要挾咸豐帝並伸手要官要權而遭致多方攻詰，如果再行起兵，不更將自己推向不忠不義、虛假偽善的境地嗎？曾國藩當初出山想得最多的，是為道義而戰，為使命獻身，沒想到還真的修成了正果。

曾國藩以一個道學家的身份處事，似乎顯得枯燥古板、面目可憎、索然無味，但他也有幽默生動、妙趣橫生、精彩紛呈的一面，特別是有着一股內在的人格魅力。李秀成被俘後，面對着嚴刑拷打、威逼利誘，始終堅貞不屈，算得上一條錚錚漢子。可曾國藩一來，情形就急轉直下了，他不僅每天撰寫被人譏稱為投降書的《自述》，還向曾國藩表明心跡，願收羅30多萬太平天國余部，聽命於曾國藩，為他反滿復漢當皇帝效犬馬之勞。

然而，曾國藩放棄了這個中國近代史上可能會改朝換代的機會。

如果從宿命論的角度來言，這便是華夏民族的劫數——所謂在劫難逃也。

當然，如果曾國藩推翻了清王朝，那他也就不是歷史上的曾國藩，也不是我們今天所知道、認識、評說的曾國藩了。

曾國藩最終採取的策略，連保存實力的意圖也沒有，而是大刀闊斧地自剪羽翼。以他的本意，原想將湘軍全部裁撤掉，後經人勸諫提醒，才保留了約兩萬嫡系精英，一則北方捻軍正盛，湘軍還有可用之處；二則只有以實力作後盾，才能真正保住自己的利益地位不受侵犯、身家性命免遭傷害。

擁有重兵之人，要麼問鼎皇權王位，要麼被人打敗擊潰，像曾國藩這樣主動裁剪、自行解散，自古以來還比較少見。那些因他而起的後代軍閥，由湘軍分出的淮軍，由淮軍領袖李鴻章而栽培的袁世凱練出的新軍，由新軍而分化出的一大幫大大小小的北洋軍閥，真可謂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北洋時期，各路軍閥為了一己之利相互混戰，給中華大地帶來的深重災難，真是罄竹難書。這是「始作俑者」的曾國藩所沒有料到的，同時也更加反襯出他的高風亮節與不同凡響。

04

越過峰巔，曾國藩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清軍悍將僧格林沁親王追剿捻軍，反被捻軍擊敗全軍覆沒，朝廷不得不再請曾國藩解困。接旨後他愁腸滿腹、心緒不振，再也沒有出征太平天國時的熱血與激情了。他擔心的不是捻軍難剿，而是清廷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同時，曾國藩過早裁撤湘軍也使得這次出征缺少可用之兵，不得不依賴李鴻章的淮軍。

親臨戰場後，曾國藩很快就針對捻軍飄忽不定的特點，制定出堅壁清野、劃河圈地、重點設防、以逸待勞、以靜制動的克敵方略。可那些調來的淮軍，雖出自湘軍，但將領皆由李鴻章提拔任命，對曾國藩並不怎麼「買賬」，在執行命令時常表現為消極拖延與暗中抵制。於是，曾國藩下令時必得事先徵求李鴻章意見，然後由李鴻章將命令傳達給淮軍將領。這樣一來，軍令要比實際軍情落後半拍，常常貽誤戰機，致使曾國藩剿捻一時難有突破性的進展。於是，他再度受到他人的攻訐與參劾，同時也遭到了清廷的嚴厲申飭。

曾國藩心灰意冷，只得奏請開缺。

兩年艱辛坎坷的剿捻行動，結果卻落了個無功而返，曾國藩自然臉上無光。令他多少感到欣慰的是，學生兼幕僚李鴻章接過剿捻這支「接力棒」，並依照他制定的軍事方略，終於完成了他的未竟之業，置捻軍於死地。

如果說剿捻失敗僅僅是聲望受挫的話，那麼處理天津教案，則將曾國藩推到無法化解的矛盾與糾紛的「風口浪尖」，落了個「漢奸」、「賣國賊」的罵名。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源於一個年僅19歲、以迷藥誘拐幼孩的罪犯武蘭珍。他被人扭送官府後當堂供稱，是教民王三將他迷入法國天主教仁慈堂，然後由教堂提供迷藥，命他誘拐孩童，並稱拐一人即付洋錢五元。消息傳出，天津士紳、民眾群情激昂，義憤填膺，近萬人不約而同齊聚仁慈堂外，要求逮捕主犯教民王三，並將仇恨情緒轉移到傳教士、修女及一切外國人身上。

一個由罪犯提供且未經核實的謠傳，竟然使得天津士民深信不疑，並成為「炸藥包」的「引信」，其實深層根源還在於民間長期以來對教堂一些捕風捉影的胡亂推測與以訛傳訛。

負責調查處理此案的法國大使豐大業依仗西方強勢文明，根本不體察了解中國的「國情」與「民情」，他盛氣凌人地視黑壓壓的圍觀群眾為無物，橫蠻暴戾地向清廷官員開槍，擊中天津知縣劉傑的隨從高升，從而釀成了一起血案。百姓懼怕清廷官員，清廷官員懼怕洋人，可百姓並不懼怕洋人，他們一擁而上，當場打死豐大業及其秘書西蒙。「引信」點燃了，嗞嗞作響，隨後是「炸藥包」發出的驚天動地的爆響:憤怒而失控的民眾燒毀瞭望海樓教堂、仁慈堂、法國領事館以及十幾座英美耶穌教堂，並殺死了沿途遇見的所有外國人。

天津教案引發的衝突持續了四五個小時，事涉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國，他們一面聯合向清廷抗議，一面麇集軍艦示威天津海面。

在這種困窘萬分、危急四伏的情勢之下，曾國藩受命處理天津教案。他接到手中的，無疑是一隻滾燙的山芋。豈止燙手，簡直就是各種敵對勢力不謀而合地糾集在一起設下的一個陷阱、製造的一個悖論、打下的一個死結。表面看來，對立者只有洋人與清廷兩方，實際則分為四個錯綜複雜的層次，除洋人與清廷外，還有士大夫與百姓。這四個集團有着各自不同的認識、觀點與利益，都希望通過曾國藩獲得利益的最大化，稍不如意，他就會成為眾矢之的。也就是說，指向他的四種力量，除了希冀與索取外，沒有哪一種會去理解他、支持他、幫助他。曾國藩不可能讓所有敵對集團全部滿意，也不可能置某一集團的利益全然不顧，這就決定了無論天津教案處理結果如何，他都免不了要成為祭壇上的一隻「替罪羊」。

曾國藩受命臨行前，又一次寫好遺囑。到達天津後，明知凶多吉少、事不可為，但仍周旋於各方，儘可能地憑一己之力，妥善解決爭端。經過一番調查了解與案情審訊，他很快寫出了一份完整的調查報告，指出並無教堂拐騙人口、挖眼剖心、誘污婦女之事，並詳細分析了之所以產生種種謠傳的原因。在此基礎上，曾國藩頂住法國公使要求處決府縣抵命、清廷嚴厲催逼及兇手或藏匿難緝或無人招供等多重壓力，作出了自己的判決：府縣張光藻、劉傑革職發配；判處20名兇犯死刑，29名充軍流放；賠償（包括撫恤）白銀497000餘兩；派特使前往法國道歉，表示中國願與其「實心和好」。

判決方案一經公布，兩國四方頓時一片嘩然。法國政府因其提出的條件打了折扣，導致國內不滿，以至於想調兵前來重理教案，後因普法戰爭爆發，法軍分身無術，才勉強接受了判決；清廷雖認為「當時事勢，舍曾國藩之所辦，更無辦法」，但為了取悅國人，不得不擺出一副強硬姿態，造成一種朝廷似乎對曾國藩的方案持有異議的假象；老百姓則大罵曾國藩為「漢奸」、「賣國賊」；士大夫們一個勁地攻擊不已，特別是那些「清議派」，更是不依不饒，主張嚴懲曾國藩以謝天下，還有人寫出一副對聯譏諷嘲笑曾國藩：「殺賊功高，百戰餘生真福將；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那些詆毀他的天津士民以及貶斥他最甚的湖南同鄉，全屬不知外情內形，跟着瞎起鬨而已，「津人毀之，湖南尤毀之，及詢以津事始末，無能知之者」。

其實，曾國藩要做一個民族英雄並不難，他本是一個血性之人，也可以將洋人抗議置若罔聞，不問青紅皂白地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激發廣大民眾同仇敵愾的愛國情懷，號召國人「戰至最後一兵一卒」。

如果曾國藩這樣做了，肯定會成為輿論與大清國的民族英雄。他知道這樣做會給自己帶來利益與好處，可他不願「弋一己之虛名，而使國家受無窮之累」，是以一種「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無畏與擔當，化解了一場危機與戰爭。曾國藩清醒地認識到，當時的大清帝國，剛剛結束第二次鴉片戰爭、平息太平天國與捻軍起義，國力之孱弱已到了極點，一旦與洋人開戰，並且是面對七個西方強國，其結果會怎樣？必定是「全局瓦裂」，分解成為西方列強希望看到的一塊塊殖民地。況且天津教案的主要過失在於中方，曾國藩只能在諸多不利條件下減少損失，爭取更多的民族生存與發展空間。

縱觀中國歷代戰爭中的所有主和者與談判者，最後無不落得個漢奸、賣國賊的嫌疑與下場。封建專制集權政體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天無二日、唯我獨尊，沒有多元化，沒有兼容並蓄，沒有平等共存，只有征服屠戮、臣服朝貢。

05

曾國藩對國內外形勢能有較為清醒的認識，主要得益於由他一手促成的洋務運動。

在剿滅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他認識到取勝的關鍵，很大程度在於武器之精良。於是，曾國藩先是奏請咸豐皇帝支持湘軍購買、裝備西方新式武器，然後自己在安慶建廠製造火藥、子彈，又創辦軍械所製造洋槍洋炮。中國沒有主動向外國學習的傳統，曾國藩創辦中國最早的現代軍工企業，算是開了一個先河。由生產彈藥、造槍造炮，爾後又製造蒸汽機，建造輪船軍艦。軍械所先由安慶遷往南京，改名為金陵機器製造局，後又遷至上海，建成江南製造總局。隨着規模不斷擴大，一些相應的配套設施與發展需要的機構也在逐步完善。比如辦洋務就得依靠新型人才，曾國藩慧眼識珠地引進了徐壽、華蘅芳、容閎等一大批精通西方洋務的精英。隨着洋務實踐的深入，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便顯得十分重要，曾國藩組織大量人力物力，籌建翻譯館、印書處，通過外人口譯、國人筆譯的形式，翻譯出版了以機械製造學為基礎，涉及算學、化學、歷史、地理、礦物學、天文學、博物學、醫學、法律學、製造船學、水陸兵法等領域的西方大量科學著作，不僅培養了自己的科技人才，奠定了近代科學基礎，對近代思想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康有為、譚嗣同等人正是從江南製造總局的這些譯書中開始了解西學、認識西方。

早期洋務運動中，曾國藩有一項可謂高瞻遠矚的規劃，那就是選送幼童赴美留學，為中國培養真正的西學人才。自古以來，只有日本、朝鮮等國派遣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從未有過堂堂天朝大國派遣人員遠赴外夷學習之先例。可以想見的是，此項「中華創始之舉」會受到多大的非議與阻力。曾國藩雖未見到這項計劃的最後施行，儘管留美教育過早夭折，但其先進的教育思想功不可沒，成為日後大規模留學運動的先聲與基礎。另外，他選派的120名留美幼童，湧現出了鐵路專家詹天佑、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外務部尚書梁敦彥、民國總理唐紹儀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各種專業人才。

曾國藩的洋務運動思想，其中最令人稱道的是學習西方而不受制於西方。清廷曾出巨資向英國購買船炮，組成了一支由英國皇家海軍上校阿思本為總指揮、英國海軍官兵600餘人為僱員、大小船隻共八艘的中國現代化艦隊，以幫助鎮壓太平天國。時任清朝海關總稅務司的英人李泰國未經清廷同意，與阿思本簽訂私下協議。該協議認定阿思本不僅為艦隊總司令、所有官兵聽其調遣任用，而且除接受中國皇帝的詔令外，不接受中國其他官員命令，即使皇帝命令也由李泰國轉達，而李泰國對中國皇帝的命令又擁有否決權。面對英人控制中國軍隊的野心，積極支持購買艦船並打算將這支艦隊的指揮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曾國藩，為避免日後產生喧賓奪主、受制於人乃至其他不堪設想的後果，不得不採取「斷臂」措施，馬上上書朝廷，要求即刻解散阿思本艦隊。清廷為此白白損失了66萬餘兩白銀，但從維護國家主權的長遠利益出發，這又是十分值得的。由此也可看出，曾國藩背負「漢奸」、「賣國賊」的罵名是何其冤枉！

06

曾國藩之所以毀譽有加，與其行事難脫干係。在湖南長沙幫辦團練時，他堅決鎮壓各地會黨組織，對那些抓來的所謂會黨（實則農民），動不動便「就地正法」，顯得相當殘忍。他成立的審案局在短短四個月之內，便「立予正法104人，立斃杖下兩人，監斃獄中31人」，這還不包括他指令湖南各縣就地處死的92人。湘軍攻陷安慶後大量殺俘、佔領南京後燒殺掠搶等殘暴行為，曾國藩也負有不可推卸之責。由他倡導實行的軍隊私有，最終演變成北洋軍閥的地方割據勢力，相互間長期混戰不已，弄得國力衰竭、民不聊生。追根溯源，曾國藩顯然難逃其咎。

就個體生命而言，曾國藩是一個相當矛盾的統一體。他嚴肅刻板，卻又顯得幽默風趣；他推崇仁愛，卻濫殺無辜；他提倡清廉，卻對部下的貪贓枉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擁有一支虎狼之師，卻以愚忠自剪羽翼，結果受制於清廷……特別是面對先進的世界文明大潮，曾國藩以其遠見卓識，奮然投身其中：第一個上奏提出「師夷智以制船造炮」，第一個造出輪船，第一個派人出洋購買成套「制器之器」，第一個提出「官商督辦」，第一個上奏提出派遣留學生計劃……然而，在向西方學習的同時，他又是一個相當守舊之人，他所堅守的傳統文化，並非全是精華，有很大一部分屬於應該丟棄的糟粕。比如對西醫沒有正確認識，子女請西醫給夫人看病，他心中便十分不快；對厘稅徵收工作，他堅決反對按照西方的科學管理方法進行；他主張引進翻譯西方自然科學，但對其政治制度、思想體系方面的內容，卻視而不見。

曾國藩與普通人並無二致，一樣有着七情六慾，有着善惡兼具的本性。難得的是，他總是嚴格要求自己，剋制內心私慾，壓抑人性中惡的一面。他小時候心胸並不寬容豁達，睚眥之仇必報；也非老練沉穩之人，稍有成功便沾沾自喜；心氣浮躁，常與人爭強好勝……這些不足，日後都被他在修身養性的功課中以堅韌的毅力一一克服。

他篤信理學清心寡欲，可妻子歐陽氏經常患病，他內心便十分羨慕妻妾成群的同僚。一次赴宴見到進士同年的美妾，不禁心猿意馬，「目屢斜視」，回家後聽見卧病在床的妻子呻吟不已，心緒更是煩躁不已。等到夜深人靜之時，曾國藩開始反省，不由得嚴厲責罵自己「真不是人，恥心喪盡，更問其他」。他平素有抽水煙的習慣，煙癮極大，後意識到吸煙的危害，便開始戒煙。可戒煙的痛苦令他萬般難受，戒煙中期時有反覆，最後咬牙下定決心，經歷三次戒煙，才終獲成功，後半輩子的30年間，再也不抽。「截斷根緣，誓與血戰」，

曾國藩在成就一番偉業的壯志激勵下，始終在理念與慾望相互鬥爭的困境中掙扎不已。他立有「三戒」，即：

戒煙、戒妄語、戒房闥不敬

寫有「三字箴」，即：

清字箴曰：名利兩淡，寡慾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

慎字箴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

作有「五箴」，即：

立志、居敬、立靜、謹言、有恆。

「一日三省，慎之慎之！」他以「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為座右銘。他曾言道：「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學，人誰得而御我哉！」他將自己居所命名為「求闕齋」，取意於求缺於他事，求全於堂上。他給自己規定，每日必須做到12條：

敬、靜坐、早起、讀書不貳、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門。

哪怕戎馬倥傯，他都堅持每天寫日記，並且寫得相當細緻。記下白天的一切，也就是不斷反省、不斷改過、不斷求知、不斷前進的過程。他的精神核心可用一個「誠」字予以概括，誠心、誠敬、誠懇、誠篤、誠樸、誠實、誠摯，腳踏實地，不投機取巧，不做苟且之事。沒有誰去要求他、苛責他，可出於修身養性、自我鍛鑄的內在生命自覺，他為自己訂立了一系列必須遵循的規矩，並且嚴格施行，將這些良好的人生習慣一堅持就是一輩子。

曾國藩留給後人一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毅力格外堅韌。隊伍從衡陽剛拉出來不久，接連打了幾次敗仗，幕僚在寫給朝廷的奏摺中如實供述，稱湘勇「屢戰屢敗」。曾國藩審閱時，當即揮筆改為「屢敗屢戰」。四字仍在，但位置一經調整，那種不服輸、不氣餒的剛毅氣魄頓時躍然紙上。

曾國藩謙和內斂，以退為進，韜晦有術，從不張揚，沒有半點文人的狂傲之氣。在清政府的猜忌、地方大吏的排擠中求生存，在多重勢力的夾縫中求發展，為人行事不得不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謹小慎微，「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時時刻刻、事事處處不忘適可而止。

曾國藩常以林則徐為榜樣，提倡節儉，要做一名清官。他穿的是又短又小的馬甲；睡的是布被草席；不食煙酒，每頓飯通常只有一個菜，「決不多設，雖身為將相，而自奉之嗇，無殊寒素」，因他每食僅菜一品，時人諧稱為「一品宰相」；隨身之物只有兩口小木箱，沒有一件珍玩貴物；哪怕位居兩江總督之時，家眷仍維持鄉居生活狀況，每天晚上，全家長幼女眷全在油燈下紡紗績麻。

就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所追求的「三立」而言，曾國藩將道德轉化為一種內在人格令人敬仰不已；留下的書信之類的文字，從中見到的多是金玉良言；唯有事功一項，卻是爭議多多。

曾國藩的一生，將社會人生的道義看得太重，主動承擔的責任太多，而中西文化的衝撞又將他撕扯得太痛，時代激蕩的風雲對他的要求太高……如果以當代的休閑生活觀視之，曾國藩一輩子，活得實在是太累太累了！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回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午飯後至署內西花園散步，突感腳麻，一個踉蹌，身子向一旁歪斜。陪同散步的兒子曾紀澤與隨從趕緊將他扶住，夾着他繼續前行。不一會兒，曾國藩全身就開始抽搐不已。曾紀澤趕緊叫人搬來一把椅子，讓他坐在其中，然後抬入大廳。在一片驚呼聲中，家人全都圍了過來。曾國藩已不能說話，僅三刻後就與世長辭，走完了他61歲的人生旅程。

曾國藩雖然使得清廷軍事大權下移，抽空了滿清政權根基，但就當時情形而言，清朝的確仰賴曾國藩而得以苟延殘喘。因此，清廷獲悉曾國藩死訊，舉朝震驚，輟朝三天以示哀悼。又追贈太傅，謚號「文正」，入祀昭忠、賢良二祠，並於湖南湘鄉、江蘇南京建立專祠，予以少有的殊榮。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響的風雲人物，中國本土最具勇敢堅毅的改革家，中國歷史上最具完善人格的士大夫，中國傳統文化最具理想的化身，曾國藩的離世，象徵著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尊精神偶像的消失。

聖賢已逝，大儒已亡，真正意義上的儒學已然進入末世，而本質意義的西學欲進入中國卻破門而不得入。一個偉大的轉型時代，按說早該到來卻如難產的嬰兒仍掙扎於母腹之中，使得中國近代歷史前行的步履，變得那麼迷惘而惶惑、彷徨而猶豫、蹣跚而踉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