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波娃：敦煌文獻中的唐太宗

唐代第二位皇帝太宗（李世民599-649，626-649在位）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太宗在國家管理制度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確切地說，歷經國家四百年分裂後，他非形式上而是實質上統一了中國。中國歷史上他被認為是中國最偉大的統治者，其「貞觀之治」成為其後繼者效仿的典範。

公眾意識中任何歷史人物形象都是在特定時代形成的。時間不可能一致：一方面，歷史人物的作為不可能滿足所有社會群體，但可以觸及國家常規傳統矛盾；另一方面，人與社會也在發生變化，部分客觀因素（如社會經濟狀況、國家意識形態的基本狀況）對統治者形象的形成、權力觀、個性、理念以及見解的觀點發展，對公眾意識的形成產生着一定影響。

因此，注有唐太宗名字的敦煌文獻成為有價值的史料，因為有助於了解：

（一）地方權力機構及官員對最高政權和統治者的理解；

（二）下層及國民層對最高統治者的切身感受。

在此方面，唐太宗歷史規範性的和俗化文藝性的形象認知得以明確區分並反映於兩種Dh-11656號和S.2630號敦煌文書中。

一、Dh-11656號文書對唐太宗歷史人物形象的理解

對唐太宗歷史作用的理解通過Dh-11656號文獻得以實例說明，該文書是唐、五代時期敦煌周邊一所地方學校使用的教材。

（一）Dh-11656號文書的性質

Dh-11656號文書，殘片較小，題為《五常》，是兩個被摺疊成雙層的冊子，規格為27.5x14厘米。紙張雙面保存着61行用楷書字巧妙工整重抄的從2個到16個字的文本。紙張厚實，呈淺棕色，其中部分地方精細的線條清晰可見。雙面紙張下端部分已遺失，29行不同程度地完整保存着。20世紀80年代，文獻得以恢復。

此外，文本有統一標題並由同一手筆重抄，按照內容文本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包括四個或五個範疇類別，這些範疇以中國儒家傳統教育為解釋依據。文獻中提供了「仁」「義」「禮」「智」的類型解釋，文本中的解釋不包括第五個類型「信」。該文獻的第二部分，從第40行開始「智」的解釋，是唐初黃門侍郎王珪（570-639）上奏唐代第二位皇帝太宗的諫疏，以及准奏的最後批複。類似的諫疏亦出現於著名政治論著——吳兢（670-749）的《貞觀政要》，包含有太宗與朝臣就德治問題的對話。Dh-11656號文獻中，除王珪本人之外還提到其他太宗的近臣——張公謹（594-632）、高士廉（575-647）、侯君集（卒於643）及魏徵（580-643）。

2008年，Dh-11656號片段中最有意思的內容引起了蘭州大學教授陸慶夫先生的注意，他進行了假設：失傳的《太宗實錄》就是該文獻最直接的來源，因為《貞觀政要》作者引用了這一文獻作為起源。

（二）Dh-11656號文書提及的太宗皇帝對朝臣的態度

中國史料肯定唐太宗的諸多治國才能，其中包括其選擇賢能大臣的能力、聽取不同觀點意見以及獨具洞察力以作出必要決定的能力。公元626年即位時，唐太宗對近臣們提出如下言論：「人慾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借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唐初為了實現統一，戰亂時聯合起來的大部分人聚在太宗周圍。除實幹才能之外，太宗大臣所具有的可貴品質——在戰爭與和平年代已屢次證明的對太宗的個人誠信，將這些人聯合在了一起。皇帝本人展現了對朝臣的關愛，還頒佈了為忠臣歌功頌德的特別法令。記載於歷史論著中的大量事實，反映了開明君主唐太宗對功臣的尊重。太宗沒有避諱朝臣時常夸夸其談，仿效歷代明君，表現出了他對安順臣民的深深敬重。太宗眾多的朝臣都成了傳奇人物、世代承襲的中國國家活動家典範。有關他們以及偉大皇帝唐太宗的傳奇，在形成於女皇武后（684-705）統治結束以後、完成於710年的政治論著《貞觀政要》中得以肯定。

通過上報奏摺文本和朝見，許多初唐時期的朝臣提出了不同的鮮明的政治觀點。讓絕大部分朝臣信服自己的觀點，主持朝野爭端與談判，在中國始終被認為是大政治家顯著的不可剝奪的特性。朝臣們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援引亘古不變古典著作中的歷史先例和情況以及君主政權制約性因素，宣揚謀略以及最終的審慎並使皇帝採納符合貴族需求的措施。中國朝臣在輔佐皇帝時形成了一種固有的特點：時常列舉負面例證，反例通常比正例更多。朝臣允許大膽言論、直言不諱的比喻以及坦誠的教訓，這樣他們就體現出了儒家的為官原則：「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堅毅的勇氣、行動的能力是忠臣「角色」必要的屬性。反過來，對皇帝而言，對約束性訓誡慣常的低容則是重要品質——從一方面來說，無懈可擊、至高無上的皇位；從另一方面來說，嚴格恪守中國政治文化中臣民生命和利益與君主純粹的從屬關係。

在王珪的諫疏文本中，除了他本人，所有這些品質完全為四個提到的朝臣張公謹、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所固有，他們每個人都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三）Dh-11565原文書恢復與錄文

Dh-11565原文得以根據《貞觀政要》和記載於兩部唐正史中的王珪傳文本恢復。

記載於Dh-11565號文書的王珪的言論，與《貞觀政要》中的王珪諫疏文本非常相似：

二年，進拜侍中。時房玄齡、魏徵、李靖、溫彥博、戴胄與珪同知國政，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眾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舊唐書》王珪傳文本與此稍微不同：

時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眾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新唐書》王珪傳亦大同小異：

>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為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眾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征。至潔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帝稍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己所長，謂之確論。

收入《貞觀政要》唐太宗准奏的批複也讓我們恢復該文獻所缺的文字：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恆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這段摘錄的價值在於，在它的說明下，我們能夠部分恢復Dh-11656號文書丟失的文字：

(1)五常

(2)仁，仁者忍也。忍者慈也。仁慈者壽。凶暴

(3)者亡。以育物為志，將屈己為懷。□□

(4)不棄於親疏；陰德唯勤於肺腑。□□

(5)先於修德，樂莫樂於好善；修身□□

(6)子之本，立德名孔氏之規。積

(7)聖，積禮以名明其敬，積

(8)責［足］□［軌］貞松一寸，抱

(9)然。凌霄萬丈，非林之朴，何

(10)馨，如秤之平。強不輒望弱，終

(11)而苟免，見利而苟得。蘊冰壺□□□

(12)心，削饕餮而為其行。非仁不忍，非□□。

（13）義，義者宜也，宜者順也。順人倫而保其□

（14）宜品庶而欲其安。名不苟布，財不

（15）苟望。抱泉之性，蘊明月之情。如玉

（16）之貞，似鏡之明。四知之財高棄，

（17）五教之寶深藏。須展斷金之誠，方知

（18）抱玉之德。每憐禁臠，仍念同衾。

（19）采葵之道昭然，顧貧之交朗著。

（20）割薦表志，伐樹申情，終無掃□

（21）譏，故有烹雞之佇，顯懷五德鳥□□

（22）始終。暢仁子之誤死生，弘王孫之□□□

（23）思齊；見愚自省，眾德以［嘉］□□□

（24）禮，禮者履也，履者行也。

（25）先敬他人，上行下效，夫唱妻隨；慮無不

（26）敬謂之行，常存其意謂之德。九拜之儀

（27）既明，百王之范修然。雖聞一跪，不失三

（28）公。仁者，仁其道，愚者棄其源，豈效

（29）戎夷之則，終休鳥獸之規。非禮無以

（30）辨其人，非禮無以祥其德。如菊斯馨

（31）如水斯清。修其先進，而美後姿，有

（32）禮有義，無怨無憎；不遺宿諾，豈

（33）致生冤？既進人而無虧，終退人

（34）而無失；薰蕕不同器，明暗不同義。

（35）智通筌謂人，智英明謂人惠。顏回子問

（36）穆項托，昭然秉朗曜之明，存存天機之

（37）斷。德在如龍之封，志顯似凰之棲。智

（38）者，惠也，惠者辨也。行雲不足以障金烏，

（39）翠岑不足以遮玉兔。珠光尚制，智光

（40）難蔽。不出其戶，須罄其誠。畫匡大

（41）國之權，霄暢天河之術。龜鏡人倫，

（42）出將入相，志公志忠，有張［公謹在。］

（43）抱楊柳之儀，形懷松柏之□□□

（44）之於政，可與賓客言，有高士［廉在。］

（45）唯忠唯孝，懷武懷文，剛而能□□

（46）而不猛，有侯君集在。弼諧［左］［右？］，

（47）燮理陰陽，思啟沃於帝心，調鹽

（48）梅鼎鼐，兢兢業業，為臣恐劣，

（49）慮君不及於堯舜，有魏徵在。

（50）蹙蹙諤諤，鳴玉鏘鏘，揚帝道於□

（51）風，闡皇王之威德，有臣在。

（52）［陛下用人］如此，何憂四夷不賓，□

（53）國不化。社稷必安，子孫故無□□

（54）太宗聖顏頓悅，登命［史］□［王］

（55）珪諫詞編入史記，更

（56）耳。太宗謂侍臣曰：「［自古］

（57）帝王多以任情喜怒，［若喜，則枉］

（58）賞無功；若怒，則枉殺無［罪］。

（59）天下敗亂，莫不緣此也。卿等□

（60）有小過，切須極諫，不得畏［懼］□

（61）不言耳！」

（四）《貞觀政要》政治論著作為教材

唐代中國當地學校的教學內容早已成為世界漢學深入研究的主題。特別是在鄭阿財教授和朱鳳玉教授合寫的著作中關於出自唐敦煌莫高窟經庫的教學書籍與眾多不同系統的分析和評論（2002）；日本學者伊藤美重子（2008）和中國屈直敏教授（2011）不久前的學術著作對歷史因素對敦煌教育狀況的影響進行了研究（2011）。將複雜的歷史、哲學、政治內容文本列入地方學校教材擔負著使命並符合古代和中世紀中國教育體制的特性。如果歐洲的體系研究中，教育主要是作為兒童和少年走向成人社會前的準備，那麼在中國的教育體制中，最初形成的教育目的是自我完善，即繼續教育，為實現這種教育不存在年齡限制，而自我完善過程本身（＝教學）會持續人的整個一生。顧明遠先生提到：「中國古代教育從總體來講，只教育學生做人，不教育學生做事；只教學生從善，不教學生求真。但不能不說與中國的傳統教育價值觀，最重倫理道德」。

由孔子引入的「為自己而學」（古之學者為己）與「為他人而學」（今之學者為人）之間的區別，反映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自我意識中自給自足（人格主義）和強大社會取向的結合。據此規範的個性教育以及職業生涯開始前的準備同樣要求掌握公共管理原則。

一般情況下，中國教育過程的目的不僅在於對常識教學和基礎知識的掌握，同時也在於對士人成為高級官員、朝臣、政治家的理想具體標準所必須的道德品質的培養。根據孔子教曰「修己以安百姓」。聖人、賢人都是中國古代推崇的最高理想人格。由孟子引入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儒家把培養「內聖外王」的君子作為教育的最高目標。也就是說，只要通過教育，修身養心，人人都能達到聖人的境界。中國古代教育以培養士大夫、君子、聖人為最高的教育目標，事實上也就是培養統治者人才。

中國教育變成了國家機關招考官員最重要的工具，這成為中央集權國家初期的政治體制複雜化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種個人自我提升，明晰的政治尺度隨着教育與接納被保存了下來，接受教育被視為實現管理活動的中間環節。

中國教育有政教合一的悠久傳統。歷史上有明確記載，從西周開始就設有官學。由朝廷直接管轄的為中央官學，歷代官府按行政區域在地方設置學校為地方官學。政教合一最明顯的特徵是教育與選拔人才相結合，具體表示在科舉制度上。科舉考試的內容歷代不同，但始終以《四書》《五經》為主要內容。

因此作為中國的教材，除了經典著作，歷史和政治論著被廣泛用於教學。與之相關的是識字分類和知識分類教材，在教育過程中，各種勸諭性材料（品行分類、德行分類）以及歷史和政治論著得以使用。

正如所知，《貞觀政要》在北宋時代進入科舉訓練，Dh-11656文獻年代屬於唐代，所以這篇文獻研究對中國教育史有價值。

在科舉制度盛行時期的唐代，詳實的教材獲得了廣泛的推廣。在這種情況下，政治論著《貞觀政要》文本介入邊疆地區的地方教材，當然是中國唐朝高水平學校教育的證明。

二、S.2630號文書對唐太宗形象的切身感受

並非只是歷史傳統，有關唐太宗的俗文化傳統也在公元7世紀中葉開始形成了。迄今發現的敦煌著名作品是變文體小說《唐太宗入冥記》，該著作大英圖書館基礎文獻編目S.2630藏品。

S.2630號文書反映了對唐太宗個人民俗的看法。民眾的切身感受中，以前的統治者唐太宗是關於脫離地獄情節變文的主人公。地獄之旅題材的寫作一直是諸多國家文學的組成部分，地獄題材主人公參見荷馬《史詩》及維吉爾的《埃尼阿斯紀》。更為豐富地獄之旅題材的中世紀歐洲文學，其中包括描寫地獄之旅題材最著名著作但丁的《神曲》。許多世紀以來，這一題材存在於東方文學創作傳統中，包括阿拉伯、波斯、印度、蒙古和中國。正如我們所知，有關去往佛國地獄之旅故事中，最古老的故事是關於佛陀弟子目犍連（目連）的印度傳說，3世紀被譯為漢語。

《唐太宗入冥記》變文內容早已成為各方面的研究主題。王慶菽先生（1889-1974）曾有校錄，收入《敦煌變文集》中，其後徐震堮先生曾兩次有校記四條。潘重規先生在《敦煌變文集新書》中亦有校記。劉瑞明先生有《〈唐太宗入冥記〉缺文補意與校釋》。郭在貽、張湧泉、黃征合撰之《敦煌變文集校議》亦有《唐太宗入冥記》補校。1990年代陳毓羆先生繼續校補的工作發表了最新的《唐太宗入冥記》校補。不久以前項楚先生整理出版了《唐太宗入冥記》新注。研究人員多次對文本《唐太宗入冥記》的複雜性和多樣性進行了描寫。

本文書還受到國際漢學家的關注，1960年魏禮（A.Waley）英文翻譯文在倫敦發表，孟列夫先生研究俄藏Dh-50號文書而指出這即為《唐太宗入冥記》佚失的部分，與《敦煌變文集》中刊載的殘卷不相符。後來，本不正者以繩正之，提到Dh-50號文本是講經文殘片可與Dh-949、Dh-951、Dh-1583號拼接。

唐太宗懿旨閱讀《大元經》，表明《唐太宗入冥記》創作於武則天在位時期。正如所知，《唐太宗入冥故事》在唐代早已流傳，今得見最早的記載為張鷟（660-740）《朝野僉載》，以文言形式敘述太宗入冥受審後還陽之經過。宣稱自己是周王朝「皇帝」，武則天試圖締造全新的最高集權。唐代興起的歷史變革成為新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因此看來，變文《唐太宗入冥記》中特彆強調的唐太宗玄武門之變謀殺其兄弟的重大過失，成為唐王朝締造者之一謀權奪位廣泛政治鬥爭戰略的部分。據此《唐太宗入冥記》可認為是在中國民間信仰的影響下歷史資料被修改為民間文學的一個例證。玄武門之變乃此類故事設計太宗入冥之重要元素，另外，這一故事經過長久傳衍過程，被采入明代小說《西遊記》中。

除敦煌文獻中這一片段外，還有版畫（拓本）《唐太宗溫泉銘》（P.4508）。此外，唐太宗形象在莫高窟（註明年份為642年）的220號洞窟壁畫以及莫高窟103號洞窟（東側）（文殊菩薩與中國皇帝）壁畫中亦有所呈現。另外，亦可推測，在我們莫高窟第45窟主洞中環繞在宏大雕塑四周的佛陀，也體現了唐太宗的外貌特點。

結論

在不同歷史時期以及不同國家歷史共性中，君主形象的理解成為主題，總是扮演着相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統治者形象的作用被理解為全面結合，甚至是由其締造的最廣泛的聯合；另一方面，這種形象理解的特殊性成為具體歷史時期社會、政治以及經濟觀念發展重要的尺度。敦煌文獻顯示，唐太宗是世俗宗教人民意識的一部分，其形象也成為中國傳統俗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為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來源：《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十號（2016.03）275–284頁